鄉鎮企業的技術獲得及選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鄉鎮企業的技術獲得及選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導言:背景和目標

1978年以來,中國的鄉鎮企業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長,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引擎和最具潛力的部門。據統計分析,鄉鎮企業對GDP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已接近30%。如果說在80年代中期以前,鄉鎮企業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由制度變革引起的農村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重新配置及極度短缺的產出品市場,那么在此后的增長中,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已經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王小魯,1997)。因此了解高速增長中的鄉鎮企業技術的產生、技術的獲得、技術的應用等方面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由于中國的鄉鎮企業在制度安排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制度環境既不同于原有的傳統國營企業部門,也不同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純粹的資本主義企業,因此描述鄉鎮企業高速增長過程中的技術獲得與技術創新問題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中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都是經濟系統變動的外生變量,熊彼特(1942)和庫茲涅茨(1953)首先將技術進步作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的源泉。

此后經濟學家們提供了各種有關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的理論模式。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對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不進行具體的區分,而我們所討論的技術進步更大程度是在新古典意義上來進行分析,即企業的技術進步主要是指企業生產函數的變化,這里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生產函數的變動可能引起要素使用比率的變化;二是企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或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三是發掘了現有資源的新的開發潛力或新的可利用資源。前兩類的技術進步更多地涉及工藝創新,第三類更多地與產品創新相關。當然此三方面的技術進步常常是相互交融的過程,同時這三個方面的變化都會帶來技術水平的提高或生產函數的遷移。鄉鎮企業一方面在創業的前期階段,農民對大工業生產十分陌生,沒有掌握足夠的工業技術;另一方面,許多企業家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鄉村地區又缺乏了解工業技術的技術人才,因此長期以來鄉鎮企業一直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獲得技術,而技術進步或研究與開發則是在80年代后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由鄉鎮企業獨立完成的技術創新,更多地集中在工藝創新方面,產品創新則仍然主要依靠從外部獲得。

為此,此項研究我們將主要集中說明:(1)鄉鎮企業在高速增長過程中技術獲得的基本方式和類型;(2)企業技術的發展路線、模式及技術選擇的基本動力、約束和影響因素;(3)通過個案分析具體技術獲得的過程,分析有關鄉鎮企業這一特殊的國民經濟部門在獲得技術、使用技術、研究與開發等方面不同于其他類型企業的制度安排,以及這些制度安排對于推動中國技術市場發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本報告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個簡單的導言,第二部分說明鄉鎮企業發展早期的技術獲得方式與技術開發;第三部分描述了80年代中后期以來鄉鎮企業的技術演進及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的技術獲得與開發,并作出簡要的效率評價;第四部分談鄉鎮企業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五是簡單的結論與建議。

二、鄉鎮企業的早期發展與技術獲得

1•鄉鎮企業早期的技術水平和技術來源

自1949年開始,中國建立了嚴格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的最主要特征是完全取消市場交易,所有的生產資料及大部分生活資料都由中央政府統一調配、計劃分配。因此在本世紀的后半期,中國農村發展非農產業除了必須面對工業技術缺乏、人力資本儲備不足的困難外,還面臨著計劃經濟體制限制向廣大的農村地區提供工業生產所必須的各種技術和設備的根本性制約。這樣的體制約束可能比人力資本和技術方面的約束更為嚴重。華陽橋公社的第一個工業企業———農機廠建于50年代末期,起初主要維修農具和利用“土高爐”小規模地鑄造小農具。后來逐步增加生產一些由來已久的商品:草繩、家具、金屬制品等”(PhilipHuang,1990)。在50年代鄉村工業開始發展時,中國農村幾乎還沒有近代工業技術,主要以農村傳統的手工業技術為主。60年代的中后期,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推行,一些地區陸續創辦了一些農機具修配企業和其他一些企業,此時一些機械加工技術開始逐漸進入鄉村企業之中。進入70年代,相隨于中央政府積極推行農業機械化的要求,一批簡易工作母機開始進入農村普遍建立的農機具修造企業。在此階段,以農機具修造為基礎的鄉鎮機械工業雛型由此形成。同時為了滿足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的需要,部分有條件的地區開始興辦一批小水泥、小農藥、小水電、小采礦、小鋼鐵及農副產品加工等企業,引進了一批小型設備和技術,同時靠近城市的部分農村地區通過一種類似“分包合同”的方式在與城市大工業產品進行配套生產過程中,獲得了城市工業的技術人才的指導和部分技術設備。①盡管當時進入鄉村地區的設備并不十分先進,甚至可以認為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由于當時市場商品的嚴重短缺,為鄉鎮企業進行早期的原始資本積累提供了市場條件。同時此期間大批干部、技術人員到農村鍛煉及上千萬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農村與城市工業和國家的管理部門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系,使農村具備了更多獲得技術來源的渠道。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隊工業迅速從手工業階段擴大到機械、電子、冶金、煤炭、電力、化工、建材、造紙、紡織服裝等近現代工業部門,這些工業部門的大量適用技術和設備通過各種非市場渠道進入到鄉鎮企業之中,大大緩解了由于政治動亂而造成的市場商品極度短缺的情況。到1978年,鄉鎮工業企業已經擁有金屬切削機床36•4萬臺,鍛壓設備10•5萬臺,各種專用設備125萬多臺套(不包括72萬個棉紡紗綻),主要的生產過程已經從手工操作為主向半機械化發展。這樣的技術演進模式基本一直延續到農村制度變革———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實施之后的80年代中期。經歷了此一演進過程,重點地區的鄉鎮企業不僅完成了初步的資本原始積累,同時其技術水平已經開始從手工業技術向近現代工業技術過渡。

2•早期已成熟的和適用技術獲得的基本途徑和方式

中國的鄉鎮企業產生于計劃經濟的特殊歷史背景條件下,高速成長于一個迅速改革和發展的社會中,因此其早期技術的演進具有獨特的路徑。

(1)中國鄉鎮企業的誕生和發展本身是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在中國創造了一種新的財產關系模式,即過去處于既無談判地位又被屏蔽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農民獲得了控制和積累財產的權利,而正是這樣一種權利賦予了中國的鄉鎮企業無限的生命力。這不僅說明企業家個人比別人更勇敢、更能捕捉到市場機會,同時也與企業家對企業的財產具有更為完整的控制權利,或者說企業產權的排他性比其他的公有財產更強(雖然與私有產權相比這種排他性還非常不完整)。這種產權排他性的實現自然會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密切相關,只是在這里,中國農村的基層政府的行為規則、形成排他性保護的方式與以保護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為己任的西方國家的政府有著很大的區別,這對企業家依據市場規則去推進企業進步提供了最為充分的激勵(陳劍波,1997)。

(2)鄉鎮企業早期的技術實踐反映了中國政府、企業、科研機構之間關系的演變歷史。這一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70年代中期到1984年以前,鄉鎮企業從國有企業及國有科研部門獲得最初的技術支持。在70年代中期,農民辦工業在政策上是不僅不被鼓勵,而且所有技術研究與開發部門都是國有的。農民創辦的企業沒有正規的渠道(如通過計劃配給或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這些科研機構獲得技術。此時的鄉鎮企業一般都是在傳統的產業尤其是輕工業內進行其早期的經營活動,而這些方面的技術在中國工業化的早期已經是十分成熟的了,只是由于我們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戰略,以及政治運動造成的許多國有企業的停工停產,使得一些基本的輕工業產品長期處于短缺狀態,鄉鎮企業正是利用了這一市場機會獲得了發展。企業在此階段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與其說是技術創新和研究與開發的問題,還不如說是如何尋找到獲得技術的途徑問題。因此在這一階段,傳統社會中的血緣、地緣關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過親戚、朋友關系,鄉鎮企業從國有企業和正規部門那里獲得了最初的技術支持。顯然,這些技術支持并不是通過市場來獲得的。也就是說,鄉鎮企業對這些技術服務并不是依據市場價格來支付費用,有的是無償,有的只支付了很少的一些成本。對橫店集團的崛起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陽磁性器材廠,創建于1980年。1980年春節,橫店集團從一位與橫店有親屬關系的磁性材料專家處得知,隨著電子工業的發展,磁性材料很有發展前景,市場供不應求。為了弄清情況,該集團多次向有關部門、研究機構咨詢。同樣通過這位工程師幫助,派出了33人到有關企業學習8個月,支付培訓費4•4萬元。這33個人是從150名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出來,成建制地派到廠家上崗學習,現在這33人已經成為東磁集團公司的主要骨干。企業從籌建開始實際僅用了8個月時間就生產出了產品,一年之內產品已經進入市場(陳劍波,1997)。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簡要總結鄉鎮企業在早期階段技術獲得的基本路徑:(1)技術來源: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城市其他部門。(2)技術獲得:正規系統直接投入;通過熟人與技術擁有者取得聯系。

(3)設備來源:國有企業淘汰設備;模仿自制;聘請技術人員指導自制。(4)生產工藝技術來源:外派人員學習;外聘技術人員指導裝配、調試及人員培訓。

三、80年代中期以來的技術演進及效率評價

鄉鎮企業技術演進的第二個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這期間國家的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僅有了民間的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而且國有機構的人員流動已經得到允許。在所有的生產要素中人力資本是最為重要的,而對于一個正處在發育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相對于其他的生產要素而言,人力資本的流動是障礙最小、成本最低,并可以產生最大收益的生產要素,鄉鎮企業家又首先抓住了這一機會,通過引進人才而獲得了許多新的技術和項目,實現了企業的迅速成長和產業的快速擴張。值得說明的是,在此時的人才流動中鄉鎮企業支付的成本也是較低的,因為所有的人才幾乎都是由國家出資培養的,鄉鎮企業并沒有對這些成本進行充分的補償。這與當時并沒有發育完善的人才市場,難以對并不均質的人才進行價格評價密切相關。第三階段是進入90年代以后,在此階段不僅已經形成了初步的技術市場,而且國家的科研體制也在進行改革。在此時期企業的發展更多地以比較正式的市場行為來獲得技術,即更多地通過市場進行交易。盡管在交易的過程中也有談判,也有企業與科研機構的討價還價,企業與科研機構或大專院校都各自擁有相互選擇的權利,但由于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三資企業對中國的技術交易規則還非常不熟悉,因此鄉鎮企業擁有更多和更大的選擇自由和空間。同時由于市場的不完善,技術交易中的欺騙、投機行為等也對企業參與技術市場的交易活動帶來了相當大的風險。目前鄉鎮企業在技術市場中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一次性買斷,即對經過國家鑒定、技術成熟又具有明確的市場前景的技術,企業愿意出資進行購買;二是合作生產,即對市場還不是非常確定且還不是非常成熟的技術,企業愿意與研究機構共同進行生產開發,這樣一方面可以隨時獲得研究機構的技術支持,也與研究機構共擔風險,共享收益;三是合作開發,科研機構提出研究和開發的項目,由企業出資進行研究、實驗、評定等,成果歸雙方共同所有,共同進行生產;四是企業將成熟的產品向不發達地區和接近資源的地區進行擴散。

1•企業技術路線:勞動—資本比率的下降

據統計,1978—1983年鄉村企業(不含村以下企業,下同)職工人數年均增長速度3•5%,而同期鄉村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年均增長速度為15•65%;1984—1989年鄉鎮企業(含村以下企業,下同)職工人數年均增長速度為12•46%,而1985—1989年鄉鎮企業固定資產年均增長速度為35•1%;1990—1993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年均增長速度為6•53%,同期固定資產年均增長31•11%。也就是說,自1978年以來鄉鎮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的增長高于勞動力增長十幾到二十多個百分點。1978年鄉村企業平均擁有的固定資產(原值)為1•6萬元,而1986年為6•24萬元,1992年則已達22•85萬元。1986年比1978年增長290%,而1992年比1986年增長226•2%。1978年鄉村企業平均勞動資本比率為12•3人/萬元,而到1985年則降為5•53人/萬元,1992年為2•34人/萬元。1986年比1978年下降55•04%,1992年比1986年又下降57•69%。如何來看待這一結果?我們認為有幾方面的問題需要予以說明。

第一,我們認為并非由于勞動力價格上升過快所致,而仍然是資本市場不完善,鄉鎮企業主要以信貸擴張實現增長的投資模式所造成的結果。1978—1984年鄉村企業工資總額年均增長速度為18•43%,1985—1990年年均增長速度為15%,同期全部鄉鎮企業的工資總額年均增長速度為19%。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對912家國有企業的調查,1985—1990年間大型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增長速度為19•2%,中型企業為17%(國有、非國有企業比較研究課題組,1993)。而1978—1984年鄉村企業人均工資年均增長速度為4•27%,1985—1990年為12•52%。這一工資增長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還將下降。這說明鄉鎮企業的工資增長幾乎與國營企業相近,而且鄉鎮企業工資水平要比國營企業低。

第二,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大大提高了鄉鎮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1986年鄉村企業新建項目固定資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為17•51萬元,而平均每個建設項目的投資總額為17•27萬元,到1992年則分別為42•83萬元和26•19萬元,比1986年分別增長144•6%和51•65%。由于每種產品的市場份額在一定時期內是既定的,先期進入市場的企業將首先選擇投資少、回收快、技術簡單的產品來進行生產,由于這些產品技術資本含量都較低,因此進入門檻也就很低,此類產品的市場將很快飽和。后來者希望在現有的市場中分割一份市場份額,必須改進技術,在產品質量或更新換代方面進行投入,這將增加資本投入的規模;或者選擇新的市場空白點,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由于資本技術含量較低的市場已基本瓜分殆盡,因此只能選擇資本技術相對密集的產品進行投入。這也是落后地區難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目前所面臨的是:高速增長對他們而言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迅速跨越資本與技術缺乏的門檻。因此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基本投資邏輯是: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們的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為滿足市場需求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利用初期低級產品生產所獲得的利潤,開始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或大規模投資于新的高技術或資本相對密集的項目,而落后地區則沒有機會象發達地區初始發展時那樣從勞動高度密集的產品開始最初的資本形成,而是一開始就面臨完全不同的市場需求結構,或者說將面對相對更加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產品選擇序列。我們可以看到,80年代中期幾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無論新建或擴建或技改,項目的規模基本相近,四川和云南還遠高出發達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而江蘇和廣東其項目平均規模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到1992年廣東新建項目平均規模擴張了幾乎10倍。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鄉鎮企業發展的區域差異的產生,其原因之一,并不在于初期的投資規模大小,而在于進入市場的時間先后。同時我們也可以認為鄉鎮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市場的變化起了很重要的引導作用。

第三,如果把農村鄉鎮企業(或鄉村非農產業,特別是農村工業)的發展看作國家工業化新的繼起階段,那么鄉鎮企業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一方面是因為工業化的演進有著其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另一方面是在此過程中所有制結構調整所致。有關工業化進程中的一些必然規律已經有了很多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而主要對后一方面的原因進行分析。鄉鎮企業經過十數年的成長,其地位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原來的補充地位上升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地位的變化并不僅僅意味著比率的大小或孰重孰輕的問題,關鍵在于鄉鎮企業已經開始成為國營企業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當鄉鎮企業開始分割國營企業原有的市場時,國營企業便開始陷入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當鄉鎮企業通過國營企業的二手設備逐漸積累其資本,準備進入原屬國營企業的市場領域時,才突然發現我們資本市場的極其不完善,不僅購并難以實現,連資本存量的流轉都需要支付極高的交易費用。當購并的交易費用高到比重新建廠更加昂貴時,鄉鎮企業家們及社區政府自然就會做出他們的選擇。為了能在市場上戰勝資本技術比鄉鎮企業更加密集的國營企業,他們必須投入更多的資本,獲得更新的技術,這自然也就使得他們的勞動—資本比率大幅度下降。也許從全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但這并不是農民或社區、政府的選擇錯誤,而應該將其視為一種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如果沒有這一部分成本的支付,我們不僅無法獲得這一部分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同時也難以推進國營企業制度的改革和效率的提高。

2•企業的創新活動

農業部鄉鎮企業司、國家科委農村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共同對總計4523家鄉鎮企業在1990—1995年間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所作的問卷調查表明:有技術創新活動的企業占樣本的70•7%,其中既開展產品創新又開展工藝創新的占50•4%,僅有產品創新或僅有工藝創新的分別占13•5%和6•8%;從事了R&D活動的企業占34•4%,擁有正式的R&D機構的企業占22%。5年中平均每家企業的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數分別為3•8項和2•5項,而平均每家企業獲得的技術4•7項;企業創新經費支出主要用于購買機器設備,其費用占創新總支出的73•4%,而用于購買技術的費用僅占9•3%。無論是從調查的情況還是從個案的情況看,鄉鎮企業的創新活動在一些成型的、大中型企業中是十分活躍的。一些大型企業基本建立了自己的或者依靠社會的科研機構建立了自己的R&D機構,已經開始根據市場的變化進行產品和工藝的創新活動。在80年代后期大批外資的涌入又為鄉鎮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新的來源渠道。但從一些企業的個案中我們看到,優秀的企業并沒有一味地依靠引進技術或設備,而是在大力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同時進行了大規模的工藝或產品創新活動。當然對于大多數目前還處于發展時期的中小企業而言,創新活動不如大規模企業活躍。這與我們大量缺乏為中小規模企業提供服務的技術中介組織相關。根據一項對中國254家工業企業的調查(Jefferson,GaryH.andothers,1992),80年代以來中國工業技術進步的新產品開發步伐顯著加快。1985—1989年間,樣本企業新產品在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0•2%上升至26•9%。而同期國有大中型企業新產品占總產值的比重由9•2%上升為19•8%,城市集體企業由9•4%上升為26•4%,鄉鎮企業由5•5%上升為38•8%。另外一項對1529家中國工業企業的調查同樣支持了這樣的結論:1980年開始生產的老產品比重國有企業為45•5%,城市集體企業為4•39%,鄉鎮企業僅為22•95%;1981—1984年開始生產的產品比重,國有企業為20•21%,城市集體企業為37•5%,1981—1987年鄉鎮企業為23•17%;1985年以來生產的新產品比重,國有企業為31•21%,城市集體企業為37•5%,而鄉鎮企業僅1988年開始生產的新產品產值已經占到總產值的23•05%(林青松、杜鷹,1997)。顯然在總體水平上,鄉鎮企業在技術創新,特別是新產品的開發速度方面具有相當領先的地位。這與鄉鎮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及具有更為靈活的激勵機制密不可分。

3•效率評價:關于資本要素使用的一個比較

如何評價目前鄉鎮企業的要素使用特別是資本要素的使用?目前一種較為普遍的認識是,面對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及數千萬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鄉鎮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上升過快,鄉鎮企業應該更多地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鄉鎮企業的資本究竟已經密集到了什么樣的程度?由林青松、杜鷹主持與世界銀行共同合作進行的對全國1529家工業企業的調查,提供了一些十分令人感興趣的比較結論(陳永明,1997,林青松、杜鷹主編)。根據此項調查的分析,1984年鄉鎮企業平均固定資產擁有量僅為國有企業的1•03%,而到1990年也僅為國有企業的2•39%(樣本鄉鎮企業該年的數據為160•61萬元)。而從1984—1990年,鄉鎮企業的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5倍多。同期樣本鄉鎮企業年均固定資產投資額也僅為國有企業的3%—4%的水平。但是從資本產出率及資本的盈利能力來看,我們卻看到了令人深思的結論。鄉鎮企業資本產出率遠高于國有及城市集體企業,盡管這一趨勢呈現下降趨勢。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國有企業普遍的虧損狀況,特別是1996年全部國有部門凈虧損的出現,我們認為在近年內鄉鎮企業的資本產出率及資本盈利能力仍將保持高出國有企業的水平。此外,同一項研究在對綜合要素生產率進行測定時,在1986—1990年間樣本鄉鎮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為7•07%,產出增長率的66•6%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長帶來的,33•4%是由生產率的提高(技術進步)帶來的。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1981—1990年間,國有工業企業要素增加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6•7%,而生產率提高對產出增長的貢獻僅為13•3%。事實上在整個改革時期鄉鎮企業總體資本贏利能力高出國有企業40%—80%,同時鄉鎮企業在資本盈利能力和資本產出率之間具有高出國有企業將近1倍的水平。顯然,鄉鎮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及較強的競爭力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迪利普•拉薩等,1997)。相對而言,鄉鎮企業總體的技術水平是十分低的,而近年來鄉鎮企業的技術演進并沒有沿著中性的或節約資本(相對而言資本是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的技術進步路線變化,事實上這是鄉鎮企業根據制度環境及不發達的資本市場所作出的選擇(陳劍波,1996)。正如有的學者(杰斐遜和羅斯基,1997)所指出的那樣:“過渡經濟中的企業面對獨立的技術和制度邊界……在社會主義制度和過渡經濟的關系中,認識一個獨立的制度邊界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制度約束而阻礙了對在技術上可行的許多備選方案的利用。”

四、鄉鎮企業技術演進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目前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尚處于變革之中,技術體制、技術的管理等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流轉的網絡,降低企業獲得技術信息的成本;政府如何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和技術市場的運行規則,以降低企業進入技術市場的風險;如何推進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與科研體制的改革相結合等方面都是我們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但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建立相應的金融支持機構,加速企業技術的更快發展。

1•面臨的新的背景

由于國際金融風波及國內市場普遍需求不足的影響,一方面中央不可能再向大中型國有企業給予過多的特殊傾斜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所固有的體制及歷史重負,國有企業實現更高的增長率顯然具有相當的困難。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部門及中小企業將需要擔負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更大份額的責任。經過80年代及“八五”期間的高速增長以后,鄉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漸重要。1997年鄉鎮企業完成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占到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28%左右。而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1997年接近全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但由于鄉鎮企業制度和機制方面的優勢正在喪失,因此技術水平的落后已經成為其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障礙,連續5年增長速度大幅度回落及虧損面的成倍擴大,已經說明必須從根本上來考慮鄉鎮企業的技術發展問題。分析近年來鄉鎮企業的增長變化,投資增長急劇下降是造成鄉鎮企業技術進步速度放慢,從而導致速度與效益回落的重要原因。1996年鄉村企業施工項目比上年減少6•09%,全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及本年新增固定資產僅比上年增長6•5%和8•7%,與1993—1995年間15%—20%的增長速度相比下降了1倍多。80年代后期鄉鎮企業發展較快的浙江省1994—1995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均在20%以上,而1996年增長陡降為3•69%,1997年1—10月份該省固定資產投資出現負增長,增幅下降到-3•53%。而由于技術水平低下,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在1996—1997兩年間國家對小繅絲、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紙等關閉的“十五小企業”更是直接影響了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據環保部門統計,全國近兩年關閉的6•5萬家治理污染無望的企業大多數是鄉鎮企業。據粗略估計,浙江省在1997年繅絲行業整改中,全省繅絲加工能力從5•4萬臺壓縮至3•5萬臺,僅此一項鄉鎮企業就減產10個億,利稅減少5000萬元,轉崗人員近4萬人。而山西省1997年關閉“十五小”企業2萬多個,直接經濟損失25億元,減少營業收入近120億元。

2•問題與挑戰

我們認為,制約鄉鎮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本是在制度變革的同時能否不斷推進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的速率在相當程度上又取決于鄉鎮企業的投資能否增加。目前鄉鎮企業所面臨的三個最大的問題也恰恰是與投資來源能否大幅度增加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是企業信用狀況普遍惡化,造成銀行貸款風險增加;二是向商業銀行體制轉變的各家銀行開始強化風險意識,改善信貸資產質量,特別是今年開始實行的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將大大強化銀行“惜貸”意識;三是金融整頓(清理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與股權交易或柜臺交易市場)將同時減少鄉鎮企業其他投資來源的獲得。因此,我們認為鄉鎮企業未來技術發展及更快增長面臨以下幾方面挑戰:

第一,銀行普遍“惜貸”將會使信貸資金繼續下降。實際上自1994年實施金融政策調整以來,信貸資金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鄉鎮企業信貸資金來源大幅度減少,這是造成鄉鎮企業投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1996年在鄉村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中,銀行信用社貸款占到24•56%,而1994年則占到28•22%。1996年銀行短期貸款增長17•2%,長期貸款僅增長6•66%,這與1994年分別增長87•9%、24•2%,1995年分別增長35•25%、20•71%相比已經不可企及。為防范金融風險1997年一些地區已經開始將一定額度的信貸審批權從縣一級支行上收至市里。同時,由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及商業銀行體制的建立,銀行會把規避金融風險、提高信貸質量作為首要目標,這就必將形成這樣的局面:一是鄉鎮企業如果不改變原有的代價高昂、主要依靠信貸擴張從而導致大量信貸資金沉淀的投資模式,就難以從正規信貸部門獲得增量的信貸資金,而這將涉及企業產權改革及企業資產結構調整的問題;二是如果銀行無法發現安全、有效的投資機會,顯然“惜貸”將是銀行的必然選擇。這將形成惡性循環,即企業投資模式不改變,顯然無法改善其資產結構以大幅度降低負債比率,造成投資效率下降及信用狀況惡化,而企業投資的低效顯然會繼續推動信貸規模的持續下降,從而難以抑制因投資增長乏力產生的鄉鎮企業增長的繼續回落。

第二,企業信用狀況惡化削弱了信貸增加的基礎。1996年鄉辦企業資產負債比率已達66•93%,其中1/3以上省市的鄉辦企業負債率超過70%以上,同時流動負債占負債總額的比率已經由1993年的78•84%上升至83•16%。此外,企業流動資產負債率已達114•69%,負債總額達所有者權益的1•63倍,企業自有資產已經難以償還債務,如果考慮到企業資產的流動性問題,企業的償債能力特別是短期償債能力已經十分微弱。另據有關部門1997年11月末對6•7萬戶貸款企業的調查,資產利潤率僅為3•4%,低于同期1年期貸款利率。6•7萬戶企業中虧損、關停企業占70%,而77%的虧損企業和48%的關停企業是1995年以后出現的。這些企業中資產負債率超過80%的占55•22%,資不抵債的企業已經占到32•83%。顯然這樣的信用基礎已經無法支撐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投入。

第三,資產市場整頓縮減了其他投資來源。中央已經制定了明確的政策對農村合作基金會進行清理整頓,無疑對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但是由于實施整頓的過程十分復雜且直接涉及城鄉居民個人的利益,不少地區尚處于十分艱難的狀態,可能會對經濟社會穩定造成更多的問題和困難。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的清理大大縮小了一些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優秀鄉鎮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從而進一步減少投資來源。

五、結論與建議

為了實現鄉鎮企業持續的技術進步及高效率的增長,我們認為建立信用擔保機制以增加投資、以推進產權改革充實資本金和改善效率的三大政策可能會起到較為實質性的作用:

1•建立技術發展和技術開發的金融扶持機制。可以在部分產業相對集中的地區(如近兩年已投資上百億元人民幣進行紡織工業技術改造的浙江省紹興地區),由中央與地方政府、當地企業共同投資建立技術發展促進中心,這個中心的職能一方面是為企業的技術開發、技術創新、人才培訓等提供優質服務,同時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項目,爭取亞洲開發銀行及其他金融支持。在可能的情況下建立農村中小企業技術發展促進基金。

2•利用鄉鎮企業發展基金,建立技術改造信用擔保基金,增加技術改造投資貸款的獲得。目前對鄉鎮企業貸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企業規模過小,信用普遍不足,無法成為真正的信貸主體。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建議:轉變鄉鎮企業發展基金的功能,由直接投資或資金融通轉為擔保基金。根據鄉鎮企業法的要求,不少地區自縣以下都已經建立了鄉鎮企業發展基金,過去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直接撥付的周轉金、地方稅增長部分的一定比例等。其使用基本由各級政府確定,有的用于支持鄉鎮企業的流動資金,有的則用于直接投資。鑒于目前鄉鎮企業發展基金已經形成相當規模,我們建議在現有基金的基礎上加上股份制改革之后政府回收的資金(這部分資金在一些產權制度改革演進較快的地區,一個鄉鎮所回收的資金即可達數千萬元),將目前發展基金進行直接投資或間接從事資金融通的功能轉變為從事企業信貸資金擔保的功能,逐步建立鄉鎮企業技術改革信貸擔保基金。這樣做的好處是銀行主要直接面對基金而不用面對眾多的中小企業,同時以這一基金進行作為貸款的抵押和擔保,以確保信貸資金的安全。只有在信貸資金具有較大的安全性保障的基礎上,才能增加和擴大技改貸款,以促進企業產品和技術的升級換代。目前對大多數鄉鎮企業而言,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產業結構的調整已經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否則企業的效益難以得到根本改善。此外在經濟緊縮時期進行技術改造或設備更新將會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投資效率。

3•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及直接融資市場的發育是解決企業技術投資不足的基礎。地方股權交易市場的大規模出現,反映了鄉鎮企業發展中對資本市場迫切的需求。如何建立適合鄉鎮企業特點的股權融資體系,開辟規范的股權融資渠道既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又是需要謹慎、認真地進行探索的工作。我們認為通過嚴格的清理整頓,制定相應的操作規程,保存少數具有資格和符合條件的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進行試驗和總結經驗,以使優秀的中小企業能夠進入股權融資領域,減輕對銀行信貸資金及債務融資需求的壓力,也將能改變企業長期以來僅僅依靠銀行信用進行融資的投資模式。同時通過股權融資充實企業資本金,可以建立銀行信用安全運行的堅實基礎。保留少數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也是確保眾多優秀中小企業實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如果眾多的鄉鎮企業改制后,其職工或其他股東擁有的股權不具有流動性,那么通過股份制改革充實資本金就有可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制約。如何支持這一市場的發展,將是鄉鎮企業未來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