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學反思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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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宏觀經濟學的一般認識

從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結構的角度考察,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既相對獨立又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從宏觀經濟自身特點的角度考察,宏觀經濟學以國民經濟總體和總量作為研究對象,跳出單個經濟主休的微觀局限性,把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等攸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納入研究框架,進而展示出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內容,這對讀者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學習了微觀經濟學之后繼而學習宏觀經濟學,宛如涓涓細水流入大海那樣地順理成章。可能因為西方學生和讀者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的直接體驗者(或是受益者,或是受損者,或是益損相當者),也可能過于挑剔,他們在指責古典經濟學(指微觀經濟學)的理性人和信息對稱假定,以及數學克隆和帕累托最優等的描述遠離現實社會,流露出厭惡情緒的同時,不少人也給新古典經濟學(指宏觀經濟學)打出了低分。這可從發端于2000年6月法國學生以“四個反對”為特征的“后我向思維經濟學改革運動”得到實證。法國學生使用精神病學上的一個術語(autism)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現狀進行了描述。認為它存在自我封閉,缺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社會交互作用,專注于數學幻想,由于有限的和專門化的詞匯所導致的語言損傷,過度迷戀假定和模型等智力缺陷。這種智力缺陷已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中許多重要問題,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向思維”(指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其特點是以自我意識為主去框定研究對象)已經形成自我封閉的體系。英國英格蘭大學教授愛德華•富布魯克毫不掩飾地指出,大學講授的經濟學既沒有解釋當代經濟學現實,也沒有對民主社會中經濟問題的批判性爭論提供框架。多數宏觀經濟學課程研究的是一個“虛構的世界”,遠離現實,阻礙了對許多實際問題如收入不均、貧困、發展中國家、移民、新經濟和生態的研究,甚至發生美國經濟學者奧利維爾•布蘭查德的《宏觀經濟學》(PrenticeHal.l1999)通過提供給學生似乎是來自精確觀察的材料而誤導了學生的事情。顯眼的邏輯缺陷卻被華而不實的假設掩蓋了。

第二,新古典經濟學以主流經濟學和主流意識唯我獨尊。認為在“新古典———凱恩斯共識”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只有符合所謂主流方法的經濟學知識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對不屬于主流派的其他研究成果予以排斥,采取不承認主義,貶稱為“異端經濟學”,阻礙了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多樣化。

第三,過度地使用數學工具,把數學工具當成經濟學課程的目的。經濟學不應以數學工具為核心,如追求約束條件最大化,尋求局部和一般均衡的極值,而應以現實生活的問題為焦點。早在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就嚴厲地指出,必須認識到過度使用數學可能是糟糕的方法,這種方法使那些不斷展現其重要性但卻無法轉化為數學方程式的問題的研究陷入困窘。第四,目前的新古典經濟學主流派仍滿足于對自己研究綱領進行修修補補,教條主義盛行。新古典經濟學存在許多嚴重缺陷和科學性不足,許多觀點已經演化為僵硬的教條,已經對學術自由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阻礙了經濟學的可持續發展。其實,中國經濟學家以其職業的敏感性和立場的特質性,早已察覺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瑕疵種種:(1)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是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具有庸俗性;(2)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根據是唯心主義,具有虛偽性;(3)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工具出現數學過度和數學克隆,引導人們追求只在數學模型中才存在而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東西;(4)新古典經濟學的教學模式出現形式化、教條化以及高估美國宏觀經濟學的教科書的傾向。可見,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學處在巨大的變革壓力之下,它的方法論革命已經到來。

二、學習宏觀經濟學的重要性

(一)新古典經濟學存在合理性和科學性。新古典經濟學經歷了長達300年的發展過程,從與微觀經濟學融合生長到創新發展到獨立發展再到綜合發展,終于登上西方經濟學主流派的寶座,這一歷史長河足以證明新古典經濟學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時,必須看到新古典經濟學有三個進步:第一,它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的必然性,這與古典經濟學的不承認主義相比是一個進步;第二,它承認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這與古典經濟學的不承認主義相比是一個進步;第三,它把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作為研究對象,并制造出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治理,這與古典經濟學的不研究和不治理主義相比是一個進步。因此,我們有理由也應該接納和認同新古典經濟學中合理的和科學的成份,將其吸收,為己所用。(二)學習宏觀經濟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宏觀經濟學要解決的諸多問題,如增加國民總產值和國民收入、充分就業、穩定物價、防止經濟周期性波動和滯脹等,正是中國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節約社會和和諧社會的主要經濟標志。這表明科學發展觀的科學性在植根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時,還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支持。因此,學習宏觀經濟學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提高執行和貫徹的自覺性。

2.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絕對的,發展方式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具有決定意義。因此,我們既要看到在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飛躍的可能性,必須學會抓住時機實現跨越式發展,又要承認“自然是不能飛躍的”,即生產方式和生產力在長時間內和整體上,其更多的發展形式是漸進式的。所以,中國在跨越式發展之后,必須實現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穩定和協調的均衡狀態。學習宏觀經濟學有利于理解均衡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掌握實現商品與商品市場均衡、貨幣與貨幣市場均衡以及兩個市場均衡的具體途徑,實現中國國民經濟總體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學習宏觀經濟學有利于從國民經濟全局和總體及時察覺和發現結構性問題和潛在風險,提高預測和防范能力,以及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政策以應對經濟運行中的正常事故和突發事故的能力。

3.學習宏觀經濟學有利于了解和學習西方在解決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方面的問題的經驗和教訓,提高國家干預的意識和質量。中國擁有豐富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干預的經驗,缺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干預的經驗。在中國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國家干預過度與國家干預不足同時并存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會持續較長的時間。中國有的國民受新自由主義和漢森“混合經濟”模式的影響,發生弱化甚至抵制國家干預的行為。中國是由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過渡型國家,國家干預不僅重要而且必要。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存在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一點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共識。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既存在國家干預不足,也存在國家干預過度。國家干預的關鍵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質量。因此,應著力解決:(1)國家干預的范圍和力度;(2)國家干預的依據;(3)國家干預的方法;(4)國家干預的成本;(5)國家干預政策的評價指標體系。在這些方面,西方的經驗相對成熟和完善,宏觀經濟學中關于國家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及其他宏觀政策等防止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的理論和知識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4•我們相信,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問題,可以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薄弱環節和不足,可以通過一定措施去加強和改進,關鍵在于做到在反思和創新中學習宏觀經濟學。

三、在反思和創新中學習宏觀經濟學

反思屬于哲學范疇。它以唯物辯證法作為哲學基礎,其文化基礎在中國是“儒家文化”,“吾日三省吾身”;在西方是“基督文化”,“反觀自然”。它要求行為主體運用逆向思維和換位思考,跟蹤和監控自身運行的方向、方法和技巧,判斷其正確程度,并據此予以糾正和修正。糾正和修正可以是原則性的或方向性的或全局性的,也可以是技術性的或時點性的或局部性的,目的在于使自身行為產生出最大效益。為了開展好宏觀經濟學教學,需要重點反思四個問題:是否存在錯位現象即喧賓奪主;是否存在教條現象即照搬照抄;是否存在數學克隆現象即數學過度;是否存在反向替代即以“泊來”替代創新。在此基礎上處理好四個關系:

第一,中國經濟主導思想與西方主流意識的關系。正如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占統治地位時,出現了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學派一樣,中國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社會制度和國家及民族利益的差異性,而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因此,學習西方經濟學不是為了把它移植到中國以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不是為了這種替代去創造或者改變中國的經濟條件,而是為了探討在中國條件下(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的哪些觀點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和如何運用。

第二,學習觀點與崇拜觀點的關系。任何理論都由眾多觀點群集聚而成,抽掉具體觀點又要學習理論是很難設想的,可見,學習觀點是掌握理論的前提。這里的爭論不在于學不學觀點,而是要不要把某種觀點當成絕對真理和不可改進的僵化教條。在中國版本的宏觀經濟學書籍中,每一章之前必引一段凱恩斯或薩繆爾森的話作為信條去膜拜的現象并不鮮見。增加就業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防治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是凱恩斯的兩項最基本的對內政策。這兩項政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然而,正如有的西方經濟學家在評價這兩項政策時所指出地那樣:在貨幣主義和財政政策的菜單上并沒有免費的午餐。兩項政策的效果無一例外地都以犧牲勞動者的更多利益為代價。如,緊縮的貨幣政策其在遏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卻是以增加失業或壓低工人實際工資為代價的。再如,赤字財政政策雖然通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取得了增加就業的效果,同時卻加強了資本輸出和國際經濟剝削,將負面效應轉嫁到發展中國家身上。薩繆爾森根據心理原則(即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原因的觀點,故然有獨到的一面,卻又有庸俗和虛偽的另一面,它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及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矛盾激烈化的事實。眾所周知:(1)任何理論觀點都是特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這三要素的產物,而三要素會隨著歷史進程地推移發生變化,可見,一成不變的理論及其觀點并不存在。(2)以心理的標準去作為價值目標取向和價值判斷的依據,是違背勞動價值論的錯誤觀點。(3)建立在心理判斷基礎上的政策不可能成為約束、規范和統一社會所有人行為的準則和標的,也不可能給社會所有人都帶來利益。因為個人偏好是不同的,個人偏好次序它只能指導消費者的個人消費行為,不能成為決定社會政策選擇次序的根據。否則,社會將被迫接受“獨裁”規則,即以獨裁者的個人偏好去統一社會偏好去選擇或制定社會政策,這是現代社會所不能接受的。(4)任何社會的經濟活動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之上。生產關系既是一種利益格局,又是一種制度安排,離開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性質很難對經濟問題和矛盾產生的原因做出正確判斷,并制訂正確的政策。因此,學習和了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及其政策安排,其目的不是為了用“華盛頓共識”統一我們的認識,而是使自己多了一種思維路徑,多了一種選擇可能性,以便從更多更廣的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問題。

第三,運用數學模型與迷信數學模型的關系。數學及其模型的科學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不會因為數學被宏觀經濟學克隆而產生動搖。事實上,工具質量(如數學工具)和理論直覺(指理論原創,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經濟理論觀點主要靠數學工具論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的同步發展在科學進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能因為繁瑣而抵制數學在宏觀經濟學中的運用。但是,據此把數學模型當成裝飾品和“障眼法”,也是不可取的。可見,數學工具本身的科學性與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工具的程度,是兩個既相關又不相同的概念。能夠用數學模型證實的東西不一定是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的東西。“數學是一個好仆人,卻是一個不稱職的主人”,若把掌握數學工具當成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或核心而過度地使用數學,會發生主仆顛倒,反而擾亂了序數關系,導致對宏觀經濟學的置疑。

第四,引進和創新的關系。追溯經濟學說史會發現,在引進和創新之間存在著相互需求關系,即引進需求創新,創新需求引進。一般地說,經濟發達高峰與經濟學繁榮高峰是同步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達,它的經濟理論創新亦多。相反,經濟發展滯后國家對經濟理論引進則多于創新。當后發國家的經濟得到較大發展,當理論引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理論引進國會產生出強烈的創新欲望和沖動。此時,理論引進國會向理論創新國轉變,理論創新國就會反過來從理論引進國引進理論創新。中國經濟學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引進階段,已經到了可以也應該理論創新的新階段。愛德華•富布魯克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是多樣性和創新,而非“華盛頓共識”的最優和機械思維。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學不能成為西方經濟學主流意識的俘虜,不能把經濟學研究框定在“我向思維”設計的假定條件和范圍之內,而忽視甚至忘卻了對中國和世界那些更重要更迫切的現實問題的研究。為此,(1)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科學發展觀的主導地位。(2)以多樣化為動力源。中國國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和要解決的問題及其重點各不相同,中國需要多樣化和創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動力源和新知識源,來自動力結構多樣化和知識結構多樣化。可見,多樣化既是中國經濟學創新的出發點,也是經濟學創新動力之所在。(3)從民生需求中捕捉宏觀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重點、難點和熱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理論的生命力就在于回答實踐中提出的問題,理論發展的主要困難不是答案而是找準問題。鄧小平同志講,什么是理論研究?理論研究就是從問題堆里找出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民生。而中國經濟學家的傳統優勢正是實踐能力強,這也為經濟學中國原創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們學習宏觀經濟學是為了推動中國社會和經濟進步,而不是用其束縛自己的思維和創造性,更不能脫離社會實際去追求只在數學模型或數學公式中才存在的那種“天堂般”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