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發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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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學習和研究經濟思想史具有經濟學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許多重要功能，這包括更好地理解經濟理論的創造過程，更好地體悟經濟政策因時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養經濟學多元主義科學思維，作為思想基因庫保留被排斥的經濟思想，溫故知新，以及直接作為認識世界的理論和分析解決問題的分析工具等。特別是對于經濟學的范式革命來說，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居于核心地位，它可以為當前經濟學發展中被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特別是經濟學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靈感來源，并從過去的經濟思想中重新獲得建設新范式所需要的材料。
關鍵詞：經濟思想史；經濟學教育；經濟學范式革命；經濟學多元主義
經濟思想史是經濟科學的基礎性學科，但自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相對于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繁榮而言，經濟思想史學科就一直處于衰落的趨勢之中。為了振興該學科，就必須重新認識經濟思想史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本文首先從該學科不斷被邊緣化的現狀入手，提出為什么要重新認識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功用”問題，然后分別探討該學科在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范式革命中的作用，最后則提出：只有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做出創新，它才能在經濟學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1 為什么要重新認識經濟思想史學科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國過去近三十年的時間中，作為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處于平等地位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由于長期受到嚴重忽視，學科發展狀況遠不如西方國家，許多高校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幾乎陷入停頓狀態，例如，除了筆者帶領的團隊外，我們至今仍沒有見到有國內其他學者引用和使用過 2003 年版的英文著作《經濟思想史指南》[1]一書中的材料。目前，該學科在全國普遍面臨后繼乏人的狀態，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為例，其學位點在 20 世紀 80 年代是以經濟思想史學科申報下來的，但到了 2015 年初，該學科只剩下筆者這樣一位年過半百的教師。
在我國，即使是從事經濟思想史教學的教師，也幾乎沒有以該學科為志業的。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狀況與我國略有不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不斷地在增加，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經濟思想史學科領域中幾個專業期刊的創立，如 1983 年創刊的《經濟思想史和方法論研究》、1990 年創刊的《經濟思想史雜志》和 1993 年創刊的 《歐洲經濟思想史雜志》 以及 《經濟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雜志；其二，經濟思想史學會在國際范圍內的成立與擴大，美國經濟思想史學會（U.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自 1973 年成立以來就迅速擴張，成員不斷增加，歐洲也出現了三個活躍的經濟思想史學會，類似的學會也出現在日本和澳大利亞。
[2]但上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發展都是在大學之外發生的，在大學之內，尤其是在經濟學院中，經濟思想史學科不斷地被邊緣化，甚至瀕臨滅絕的境地。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有三個必選的“課題領域”：經濟理論、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此外，還有自選的兩到三個其他領域。但現在呢？經濟理論仍然存在，再加上數學；但兩個歷史學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開設了。[3]著名經濟思想史家馬克?布勞格在久負盛名的《經濟展望》雜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寫到，“經濟思想史的學習和研究備受主流經濟學家的歧視，甚至有時被公開蔑視為嗜古成癖已經不是一個秘密。這種現象并非今天才發生。實際上，過去 30 年以來，提到思想史在現代經濟學中所扮演的角色，論者都不禁對此哀嘆”。[2]海因茨D. 柯茲在“經濟思想史歐洲學會”的 2006 年年會上發表主席講演時也指出，經濟思想史學家已成瀕危物種，該學科被邊緣化由來已久。
[4]近年來，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突顯出經濟思想史以及經濟史學科在西方經濟學界所面臨的生存危機：2007 年，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擬將這兩個學科劃歸到“歷史、考古學、宗教和哲學”分類中，由于遭到經濟思想史學家的激烈反對，這種從經濟學分類中試圖移除掉這兩個學科的動議才未落到實處。但歐盟研究委員會已經將這兩個學科歸類到“人類過去的歷史研究：考古學、歷史和記憶”之中；2011年，經過經濟思想史家的努力，它們才重新被劃歸經濟學科的分類之中。[5]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和歐盟研究委員之所以要將經濟思想史學科劃歸到考古學之類的學科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假說在“思想市場”問題上的支配性影響所致。
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經濟學界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完全市場”，新概念在這個市場中傳播相當有效率，幾乎沒有重要的內容不被人所注意。這種“思想市場有效率”的觀點隱含著這種看法：經濟學界忽略經濟思想史也不會造成損失，因為有價值的概念完全包含在現代的課程之中了。因此，他們通常認為，如果一個人在論文中提到十年前的文獻，那么，這個人的知識結構就是非常陳舊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邁克爾?赫德森在紐約大學經濟學系讀研究生時的經歷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當他想選擇經濟思想史中的生產率理論作為博士論文進行研究時，他的導師告訴他，思想史純粹是浪費時間，“當經濟理論發展到今天的完善狀態時，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們所擁有，那是因為它們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6]最后，他不得不放棄這個題目，選擇了經濟學家們都已遺忘的 19 世紀中葉美國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申?史密斯的經濟思想作為博士論文選題。
自 20 世紀 60 年代初以來，面對經濟思想史學科在西方國家大學中不斷被邊緣化的狀況，不斷有經濟學家提出這樣的問題：經濟思想史學科到底有何具體的“功用”？面對這個問題，一些文章的標題采用了痛苦辯護的論調，討論經濟思想史在現代經濟學中的角色，如斯蒂格勒的《經濟學的過去有用嗎？》；科里（Corry）的《經濟學應該放棄政治經濟學史嗎？》；巴克豪斯（Backhouse）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嗎？》。針對經濟學界對經濟思想史學科存在必要性的懷疑，即使寫出《經濟分析史》的熊彼特對它的辯護也是軟弱的，他說，“在教學方法上有所裨益，獲得新的觀念以及了解人類的思維方法。”[7]博爾丁強調了經濟思想史提供思想素養的重要性：現代經濟學研究所的訓練，若遺漏了經濟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養出有知識而無常識的書呆子。[8]那么，學習和研究經濟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用處呢？
2 經濟思想史學科在經濟學教育中的作用
目前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談到了學習經濟思想史這門課程的兩點基本作用。首先，更好地理解現代經濟理論，更好地理解創造過程。閱讀經濟思想史中的名著和研究某經濟學流派為什么以及如何提出某種理論和政策主張，有助于我們學習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和科學研究的方法，這比單純學習知識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張五常對這種學習方法甚有心得：每遇名師及高手明友，他就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并綜合他們的方法為己所用。張五常談到，有一次，赫舒拉發在課后問他，“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的課，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張五常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9]張五常真是聰明透頂之人！一個人在現實中能碰到的高手非常有限，經濟思想史中卻高手如云，如果你輕信這門課程沒有什么用處的流行說法，錯過學習經濟學大師們心靈洞見和科學創造方法的機會，豈不可惜！
布勞格指出，當論還帶著已解決的過去問題的疤痕、已更正的過去謬誤的痕跡。若沒有從過去傳下來的遺產，我們不可能完全理解這些理論。[10]通過學習經濟思想史，我們可以了解這種經濟學說或為什么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點形成，了解它的提出需要哪些內部和外部條件，這有助于我們了解今天流行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來龍去脈，從而加深對其理解，不僅可以更好地靈活應用，而且還可以發現其不足并加以改進。其次，溫故知新。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會重復，在一個國家已成陳跡的某種學說，如果經濟環境更為適宜的話，往往在另一個國家重新出現。因此，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經濟現象和問題，往往在歷史上或其他地方出現過，而且當時當地的經濟學家們也往往針對它們提出過有價值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比較常見，雖然工業發達的國家向工業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并不完全是后者未來的景象，但由于在發展階段上的不同，發展中國家遲到的發展過程與發達國家已走過的道路具有較大的類似性，曾經在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學說和政策主張就可能會似曾相識地在發展中國家再次出現。
通過學習和研究經濟思想史，不僅可以使我們預見到發展中國家將要面臨的問題，而且可以從過去有價值的經濟學說和政策中得到啟發，針對新的環境，提出新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在筆者看來，學習經濟思想史和在大學經濟學教育中開設經濟思想史課程還具有以下兩種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養經濟學多元主義思維，并避免政策主張上的極端主義。經濟學多元主義是“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核心綱領之一，它倡導在經濟學內部形成多元主義的智力格局，實現不同的方法、理論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競爭，反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壟斷地位。所謂經濟學多元主義，用尤斯凱利?梅基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世界與多個理論”：[11]雖然客觀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卻是由無數個事物、復雜的演化過程以及不確定的未來所構成，因此，由于觀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會呈現出千姿百態，觀察者對它的解釋也就呈現出多樣性、可錯性和不完備性。按照經濟學多元主義的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異端經濟學都是從不同角度觀察經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我們不能像“只有一個經濟學”的教條主義那樣，在贊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同時，否認西方異端經濟學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像這種教條主義那樣否認經濟學的國別差異。就像科學界不能否認生物多樣性一樣，不承認經濟思想多樣性的“只有一個經濟學”觀點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多樣性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而經濟思想史是經濟思想多樣性的豐富寶庫，學習和研究經濟思想史是建立經濟學多元主義歷史觀的基本途徑。正如凱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歷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針對中國經濟學界目前的狀況，經濟思想史不得不承擔起解放思想的基礎性功能。學習經濟思想史，還可以避免在政策主張上的極端主義。從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演變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這些流行思潮的輪回性交替出現的現象，這啟發我們要對這種循環異變保持中庸之道：在政府干預或貿易保護日益強化的時候，要想到終有一天削減干預和保護的時候不可避免會到來；而當自由放任或自由貿易甚囂塵上之時，國家干預或貿易保護的時代遲早要到來。史鑒使人明智，當我們對經濟思想史的演變具有一種通盤思考的大歷史觀之時，它啟迪我們在提出新的經濟學說和制定經濟政策之時，要避免教條主義，避免極端行為。
第二，直接作為認識世界的理論和分析解決問題的分析工具。在 2000 年爆發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中，改革運動的參與者普遍認為，在經濟理論課程之外，經濟思想史、科學哲學和社會經濟史都應成為經濟學的核心課程。通過對經濟思想史中著名學派代表人物名著的研讀，可以直接作為認識世界的理論和分析解決問題的分析工具。例如，劉易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二元經濟理論被稱為“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劉易斯在他那篇經典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開頭就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學派的傳統寫成的，做出古典學派的假設，并提出古典學派的問題。”對于這一點，他解釋說：“從斯密到馬克思的古典經濟學家都假定，或者都認為，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勞動供給。然后，他們研究生產是怎樣一直增長的。他們發現，答案就在于資本積累，并根據他們對收入分配的分析來解釋資本積累。這樣，古典經濟學體系便同時求出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長……”。[12]在新古典經濟學盛行的時期，“勞動力已不是無限供給”，而劉易斯所研究的是人口過剩的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問題，因此“必須完全回過來研究古典經濟學家”。[12]劉易斯的這一理論曾長期被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推崇，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赫爾希曼曾指出：劉易斯“從有關半失業的簡單定理中總結出一套典型的欠發達國家的運動規律，并廣泛介紹國家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13]自劉易斯的理論提出后，發展經濟學家們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出現了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
3 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在經濟學范式革命中的作用
經濟學說發展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經濟學內部一直就存在著不同的研究傳統，即使在同一種研究傳統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研究范式或方法。這就引出了經濟學的發展和科學革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重要特征：新舊經濟學范式或不同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長期并存。在自然科學中，周期性的和激進的格式塔轉變導致了舊的理論軌道被終結并開始一種新的開端。例如，在一種范式的轉變中，科學界從一種人人都認為“天圓地方”的思想狀態轉變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圓形的這樣一種新的理解。這種轉變是在相對短的時期內發生的。但在經濟學中，幾個世紀以來，“天圓地方”與“地球是圓形的”這兩種理論卻一直長期并存，并分別在不同時期占據主流地位。而這兩種理論中的一種在某一時期占據的統治地位往往會導致另一種處于“地下”狀態，甚至面臨絕跡的可能，但當社會經濟環境發生巨變之后，處于“地下”狀態的經濟學理論就會像地下的河流一樣沖出地面，如果它的力量足夠強大，就有可能替代原先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理論，成為新的主流，甚至發生“科學革命”。[14]例如，在前蘇聯“十月革命”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曾占據主導地位，而到前蘇聯巨變和我國改革開放前，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還是西方異端經濟學卻遭到了長期的排斥和批判，而現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卻在俄羅斯和我國大行其道，馬克思主義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又反過來遭到排斥并被邊緣化了。
上述情況說明，經濟思想史在保留被排斥的經濟思想并使之流傳下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熊彼特強調了經濟思想史作為思想基因庫的作用，他認為，由于經濟學在科學發展的連續性上存在雜亂不暢的問題，比如，經濟學中分歧眾多，而且有的經濟學成果可能在中途就被遺忘了，所以，經濟學比自然科學更需要研究本學科的歷史。當然，自然科學史對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重要的，我們可以用物理學史在愛因斯坦提出“波粒二象性”理論上發揮的作用對此加以說明。從 17 世紀以來，在光的理論方面就一直存在著牛頓的微粒說和惠更斯的波動說的斗爭，由于牛頓的權威影響，微粒說在 19 世紀之前一直是占統治地位的主流學說，但到 19 世紀初，由于托馬斯?楊和菲涅耳的努力，波動說得到復興，并發展成為大有徹底排斥微粒說之勢。正是愛因斯坦在量子力學的革命中，把這兩種學說綜合在一起，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量子論。如果物理學界視物理學史為無物，波動說會不會因為微粒說的統治地位而失傳？愛因斯坦如果不了解光的理論史，他會做出這種科學理論的創新嗎？特別是在“只有一個經濟學”———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這種教條主義觀點支配我國經濟學界的情況下，經濟思想史就愈發顯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就為經濟學的革命提供了兩種重要的作用。首先，為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提供必備的建筑材料。正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經典（自然）科學不承認演化和自然的多樣性；現代宇宙觀是在 19 世紀下半葉的生物學革命和 19 世紀與 20 世紀之交的物理學大革命中誕生的，20 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中的復雜性科學革命又進一步豐富了這種新的宇宙觀。但在這種現代宇宙觀在自然科學中誕生之前，一些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工作就已經具有了現代宇宙觀的一些樸素要素和先驅思想。
正如古木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自然科學發展出了一些具有進化論意義的復雜系統，它們所提供的概念框架為社會科學展現了一整套連貫的思想，而這套思想與社會科學領域里的某些由來已久的觀點是非常吻合的”[15]，西方經濟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會科學史中是最豐富的。因此，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并非只是被動地接受現代宇宙觀為之所提供的新范式和新的基礎理論，經濟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可以在其中發揮具有能動性的啟發和推動作用。而且，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要說新的東西，但要使用舊材料，經濟思想史可以為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演化科學新范式的發展提供必備的建筑材料。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從過去重新獲得建設某些新東西的材料。例如，隨著 20 世紀80 年代末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爆發的復雜性科學革命被一些經濟學家接受，他們就帶著一種新的視野重新審視了經濟思想史，1998 年美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對經濟思想史中的復雜性理論的專門討論及其出版的著作[16]就是這方面的例證。根據這些學者的研究，按照復雜性理論的透鏡來透視，經濟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輕視甚至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的學者如巴貝奇等就迅速地從默默無聞上升到顯赫的地位。
該書主編科蘭德還指出，在經濟思想史中，有關復雜性的觀點最有趣的故事與目前西方異端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先驅思想有關，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具有某種接近現代復雜觀的思想。其次，為當前經濟學發展中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或被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特別是經濟學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靈感來源，使其建立在堅實的學說史基礎之上。科學發展史告訴我們，當一個學科在發生危機并醞釀范式革命的關鍵時刻，對本學科的歷史進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學家彭加勒在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物理學大革命中曾寫到，為了預見數學的未來，正確的方法是研究它的歷史和現狀。同樣，不了解經濟思想史，我們也就不知從何創新。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沙克爾說得好：“創新性的理論家需要無情的自信。他必須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認識，他的第一本能就是進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論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許多舊的材料。對于以前理論的虔誠不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鑒傳統的發明將舉步維艱。”[17]例如，情境與脈絡特定的理論和方法（歷史特定性問題）只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才開始又被重視，而這個問題早在 19 世紀 40 年代就被卡爾?馬克思和其他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所認識，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時間里成為經濟理論的中心問題，但在 20世紀 40 年代后被經濟學家們所拋棄，霍奇遜 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無疑將推動演化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這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給予更多的注意并從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許多教益。[17]4
結語：
經濟思想史研究需要做出重要創新我們曾經討論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導致經濟思想史學科不斷被邊緣化的經濟學專業自身的原因：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偏見；經濟學科的專業化過程；主流經濟學對“硬”科學的崇拜；主流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經濟學研究評價標準的變化。[18]在本文中，筆者又探討了經濟思想史學科在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范式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之所以長期處于不景氣狀態，并不能完全歸咎于經濟學家們對該學科的歧視，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所存在的缺陷，阻礙了它在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范式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就使得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的創新成為了它在經濟學發展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在該學科的邊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輝格史觀及其研究方法卻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在近年來才遭到質疑。我們的研究說明，自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1931 年在其史學理論名著《歷史的輝格解釋》中對輝格史進行批判以來，輝格史這個概念在歷史學界和科學史界就成了一個貶義詞。
但是，著名經濟學家和諾獎得主薩繆爾森在1987 年的一篇著名論文中卻貶詞褒用，提倡輝格史方法作為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正確方法。近年來，薩繆爾森的這種觀點開始遭到挑戰，特別是《劍橋經濟學雜志》在 2014 年第 3 期出版了一整期專刊對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輝格史觀及其研究方法進行批判。我們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界有關輝格史方法爭論的反思，澄清了輝格史方法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含義及其缺陷：單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累積發展觀，無視經濟思想史中長期存在的多元化經濟學理論體系及其復雜性問題；由于輝格史觀及其研究方法的支配性影響，經濟思想史學科也嚴重忽視了它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經世致用的重要作用。[19]筆者此前曾在一些論文中對經濟思想史學科如何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做出創新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例如，筆者曾指出，“目前的經濟思想史學科在研究對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統的經濟學說，忽視那些曾經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卻不成系統的甚至還有待于加以總結的經濟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對經濟思想產生和發展過程的研究，忽視經濟思想反過來對經濟政策制定和具體經濟行為產生的重要影響。其三，是對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研究傳統重視不夠。”[20]筆者還提出了經世致用作為經濟思想史學科新的研究目的以及“新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筆者試圖通過推進經濟思想史學科本身的創新，達到該學科在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范式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目的，但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需要有志之士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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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根良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