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匯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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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經濟失衡帶來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但是人民幣匯率變動與貿易差額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單純的人民幣升值不會解決全球貿易失衡問題｡我國在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時,應注意尋求最佳的政策組合,積極推進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人民幣升值;匯率形成機制
一､匯率調整義務的觸發機制:全球經濟失衡
2005年全球經濟面臨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經常賬戶的巨額逆差,從2000年的4160億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億美元;二是亞洲國家經常賬戶大量順差,對美貿易順差,2005年達到了3500多億美元｡而美國的2005年對華貿易逆差達2016億美元,因此當今世界的經濟失衡與中美兩國高度相關｡中國匯率改革在這種形勢推動下展開,2005年7月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之路,確定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實現更加平衡的經濟發展｡
經濟失衡美國方面原因:(1)儲蓄率下降是造成經常賬戶逆差的主要原因,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美國的經濟增長,形成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2)投資儲蓄戰略的變化,經濟快速增長刺激了投資支出擴張,收入與資產價值快速增長擴大了消費,減少了儲蓄,引起了儲蓄與投資狀況的關系惡化;(3)美國以貨幣資金為基礎的儲蓄戰略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戰略轉移,促進了經常項目赤字擴大與儲蓄率的下降｡
中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是匯率的問題,且包含其他多種成因:(1)對投資的過分依賴,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動性弱;(2)對出口的過分依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國民實際生活水平提高較慢;(3)缺乏可持續性,經濟增長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來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與質量較差,消費增長慢,一直在生產的體內循環｡而且非科學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給我國帶來了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
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發現美國的經濟結構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具有長期性,且取決于世界經濟與貨幣制度的演進趨向,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對于世界經濟的沖擊具有短期性與非制度性的特征,因為其實際上是世界經濟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領導者｡2006年基金組織提出解決世界不平衡問題的“聯合戰略”,要求美國壓縮財政赤字,增加國內儲蓄,日本和歐元區加快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和擴大國內需求｡
二､內生性的匯率調整義務
(一)匯率正?；?/p>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影響外匯供求關系及匯率變動,具有推動本國貨幣匯率走強的效應,但外匯儲備的增長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與匯率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決定一國貨幣匯率的基礎是兩種貨幣購買力或兩國物價水平,即購買力平價理論｡我國經濟的一個悖論是經常賬戶順差與FDI持續流入的長期并存,表明本國儲蓄相對于投資是過剩的,即應輸出儲蓄,同時吸引大量的FDI｡意味著在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融資時又將國內高收益率的投資機會提供給了國際資本｡RMB低估是一個重要原因,抑制了對進口品消費,增加對FDI誘惑｡RMB價值回歸,是實現以本國儲蓄為基礎發展經濟,替代依靠外資發展經濟的關鍵｡
RMB相對低估源于美元的貶值,不是RMB匯率的主觀操縱,體現了釘住匯率機制的內生性不足｡國際大循環中,匯率不僅是體現為直接的兩國關系,也間接反映一國貨幣在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元的貶值不應是RMB貶值的免責理由｡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觀經濟政策的外部影響也越來越大,應在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的努力中承擔相應的義務｡事實上我國的匯率改革也伴生著國際社會對我國政府央行維持名義匯率穩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風險｡RMB匯率的讓步,對世界經濟的穩定有積極的意義｡
(二)匯率穩定性
《基金協定》賦予了成員國對于自己已確定的貨幣平價予以改變的權利,附錄C第6段規定:“成員國除非為了糾正或防止出現基本的不平衡,不應提出改變其貨幣平價”｡成員國從事的影響外匯匯率的行為目的不是調節國際收支才是被允許的｡但成員國建立平價制度要有共同的標準,不能以黃金或任何一種貨幣為實行或恢復外匯固定平價制度的共同標準｡成員國在改變平價制度外匯匯率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約束條件是為了維持國際金融制度,特別是匯率制度的穩定｡另外賦予一個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制度中央貨幣的職能,勢必使該貨幣發行國取得優于其他國家的地位,等于從法律上認可了該國貨幣的特權及其與他國貨幣的不平等競爭,承認了國際貨幣制度安排與一國的經濟發展､金融政策聯系在一起,這不符合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及各國平等發展的國際義務要求[1]｡
美國早就堅持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并非穩定的匯率制度,而是匯率的穩定制度,它指出浮動匯率可以是穩定的,特別是在匯率變動和匯率危機頻繁發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匯率調整義務
(一)匯率調整與可持續發展
匯率體現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同時還是一種經濟杠桿,不但能改變我國經濟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之間的關系,也影響國內外價格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匯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匯率高估對經濟增長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匯率政策本質上是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與長期的經濟增長質量之間進行權衡,階段不同,匯率政策的選擇不同｡目前國內資源相對于經濟增長的需求已捉襟見肘,為解決經濟發展的困境,需發揮匯率的杠桿作用,匯率改革的目標是改善貿易條件,提高經濟增長的可持續能力｡
(二)匯率調整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行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創造外匯的制造業快速發展并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不能創造外匯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而匯率實質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價值之比｡如果缺乏匯率價格杠桿的調節以及稅收､用地等方面對制造業政策傾斜的糾正,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不平衡發展格局反映到外匯市場上是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的增長｡進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業機會多源于服務業,在兩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務業在吸納就業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惡化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同時通過就業方面作用傳導對于消費能力產生了消極作用｡所以匯率調整有利于遏制經濟過熱現象,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匯率適當提高有助于服務業發展｡
(三)匯率調整與貨幣政策獨立性
1993年我國的匯率為5.762,RMB匯率處于市場高估的狀態,當時出于對匯率穩定的追求,使匯率作為政策工具的外部經濟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擾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負面效應是:(1)央行調控貨幣供給量主動性下降,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困難加大｡(2)以外匯占款為主渠道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貸款的沖銷方式給國內造成資金供給的結構性失衡,給經濟結構的調整帶來困難｡
浮動匯率制度有利于國際貨幣金融市場的發展:(1)可防止國際金融市場上大量游資對硬貨幣的沖擊;(2)可防止某些國家外匯儲備貨幣的流失,浮動匯率制度下,國家是沒有義務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用外匯儲備貨幣去買進被拋售的本國貨幣,不會出現國家外匯儲備貨幣大量流失｡
1994—1997年從央行干預實證可看出由于體制原因,我國利率與匯率之間的關聯度并不大,沒有完善與健全的匯率與利率調節機制,成為利用利率手段調節貨幣市場進而調節外匯市場的嚴重阻礙｡國內短期資本流動是政府最難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匯率靈活性的場合,此問題解決須依賴于財會政策的緊縮和增長匯率的靈活性,須利率市場化與匯率的彈性化,真正實現利率變動—資本流動—匯率變動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四)匯率調整與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內涵包括了靜態金融資本的國際流動與動態金融風險發生效應機制的同化｡全球化進程中,要求各國盡量實現貨幣的自由流動,但實現貨幣的自由匯兌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國家要具有有效而靈活的調控國內國際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合理的匯率機制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匯率的市場化更能體現實際的匯率趨向,應建立RMB的實際匯率政策,以銀行與企業之間通過競價形成市場匯率為基礎建構匯率形成機制｡
固定匯率制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這就是所謂的三元悖論,而現實是這一矛盾已經使很多國家放棄了單一的固定匯率制｡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促進儲備的更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資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勵經濟增長和福利實施｡因此我國應加快匯率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
基金協定一方面要求成員國實現貨幣的自由流動,一方面又限制成員國的本國貨幣成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基金協定第30條(f)規定:“自由使用貨幣是指被基金指定的一成員國的貨幣……”由于可自由使用貨幣能從國際上載運利潤回國,所以發行此種貨幣的國家集團為了獲得壟斷利潤,是不愿意增加利益分享者的｡金融全球化為各國提供了一種可能,一成員國的貨幣在滿足了“在國際交往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匯市場上被廣泛交易”兩個條件,以獲得實際上的國際貨幣地位,以分享金融全球化的利益[2]｡
結論:匯率不僅具有比價屬性,還有杠桿屬性｡人民幣匯率調整需滿足以下條件:(1)促進國際收支自由流動,滿足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2)保持國內的經濟健康發展與物價的相對穩定,對資本項目的適當管制關注名義匯率的穩定性;(3)保持國內經濟結構的均衡性,增強發展的可持續能力｡
參考文獻:
[1]王貴國.國際貨幣金融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220.
[2]楊松.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