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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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華永道關于“不透明指數”的研究報告，引發了本文對會計透明度的進一步討論。會計透明度是一個全面、綜合性的概念，它不僅同時顧及了會計信息自身的質量標準以及實現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方式，而且還豐富了會計信息質量標準和實現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方式，是一套全面的會計信息質量標準和一個進行會計信息全面質量管理的“工具箱”。本還分析了會計透明度的制度基礎，并以我國證券市場為例，討論了實現高會計透明度的方式。

[關鍵詞]透明度信息披起會計準則

引言

2001年1月，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了一份關于“不透明指數”(TheOpacityIndex)的調查報告。該報告以35個國家(地區)為調查對象，從腐敗、法律、財經政策、會計準則與實務、政府管制等五個方面對不透明指數進行評分和排序。在這份研究報告所調查的35個國家(地區)中，中國被列為透明度最低的國家。中國的“不透明指數”為87，位居35個國家之首，遠遠高于不透明指數最低的新加坡(29)和美國(36)。作為會計研究者，我們還注意到:在普華永道“不透明指數”的分項調查中包括了會計準則與實務(含公司治理與信息披露)的“不透明”研究。根據該報告，中國的“會計不透明指數”為86，僅次于南非(90)，會計透明度與其他國家相比有明顯的差距。本文引用該報告，并不表明作者贊同普華永道的研究結論。該項調查至少在受訪者的控制上，存在較大爭議。比如，對中國的調查以普華永道的員工作為主要受訪者，而其他國家的受訪對象為當地人士。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該報告對深入研究會計透明度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

什么是會計(信息)透明度?它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什么?如何將會計透明度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可度量的評價指標?怎樣解釋會計透明度現象和在實踐中把握其度?所有這些都是本文將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會計透明度的研究，能夠對我國未來會計準則制訂和完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健全提供有益的參考，進而增強我國的會計透明度，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一、會計透明度概念的提出:從相關性和可靠性到透明度

會計的目的在于向企業外部主要利害關系人(包括投資者、監管者、社會公眾、雇員、主要的供應商和客戶)提供對投資、信貸、監管或其他決策有用的信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會計信息有助于提高資本、資產和其他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形成契約上的事后(ex一post)解決機制。縱觀會計(信息)的研究發展，經歷了20世紀70和80年代的相關性與可靠性的討論，如年代對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普遍關注，到最近幾年來的會計透明度的研究。

從70年代初期開始，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關性與可靠性的爭論上。FASB的第二號概念結構公告“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被認為是這一問題論爭的集大成之作。該報告從財務報告的目標出發，提出了兩條最基本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相關性(relevance)與可靠性(reliability)。按照FASB的定義，相關性是“導致決策差別的能力”，具體指信息的預測價值、反饋價值和及時性;可靠性是指會計信息值得使用者信賴，它又分為如實反映、可驗證性和中立性。在此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亞、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英國等也先后關注會計信息的質量問題，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國際化流動的加劇，各國會計準則之間的差異、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及相關會計問題引起了人們更多的注意。信息披露制度成為各國證券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確保公平、公開、公正的證券市場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前提。由于各國政體、經濟發展程度、相互溝通等方面的因素，目前各國對會計信息披露尚未形成一致的標準。從技術上看，信息披露的標準主要應從時間、質量和數量上去把握，這三者基本涵蓋了對信息披露行為在形式、內容和范圍上的要求。

1996年4月11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了關于IASC“核心準則”的聲明。在該聲明中，SEC提出三項評價“核心準則”的要素，其中第二項是“高質量”SEC對“高質量”的具體解釋是可比性、透明度(transparency)和充分披露。這之后，SEC及其主席加ArthurLevitt多次公開重申高質量會計準則問題，并將透明度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加以使用。

1997年初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國際性組織在分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時，將東南亞國家不透明的會計信息歸為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聯合國貿發局(UNCTAD)的調查報告直接討論了會計信息披露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3]。該報告認為，東南亞國家很多金融機構與公司的失敗或近乎失敗，其可能的原因有:高負債、私營部門對外匯日益增長的依賴、透明度和解釋度的不足(lackof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透明度和解釋度不足被認為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該報告沒有正面界定透明度，但對關聯方借貸、外幣債務、衍生工具、分部信息、或有負債、銀行財務報表披露等六個問題，比較了東南亞國家會計實務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發現這些國家會計信息披露明顯低于國際會計準則的要求。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披露不足是透明度的一個重要標志。盡管如此，會計透明度究竟指的是什么，它與相關性和可靠性、信息披露概念之間有何關系仍然缺乏一個有效的界定。

二、會計透明度:涵義及概念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le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1998年9月的“增強銀行透明度”研究報告中，將透明度定義為:公開披露可靠與及時的信息，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準確評價一家銀行的財務狀況和業績、經營活動、風險分布及風險管理實務。該報告進一步討論認為，披露本身不必然導致透明；為實現透明，必須提供及時、準確、相關和充分的定性與定量信息披露，且這些披露必須建立在完善的計量原則之上。透明信息的質量特征包括:全面(comprehensiveness)、相關和及時(relevantandtimeliness)、可靠(reliability)、可比(comparability)、重大(materiality)。

按照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定義，高透明度意味著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即企業所提供的信息，使用者能據以準確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風險程度等。換言之，在現有的確認與計量的框架下，通過有效的披露來增強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應當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從目前的各種論述及現有會計準則的要求看，有效的披露應當包括披露更多的信息(即“充分披露”)，還包括以恰當的方式披露恰當的信息(即“相關性”和“重要性”)。當然，上述要求還必須建立在所披露的信息相對可靠的基礎之上。

普華永道在“不透明指數”報告中，將“不透明(opacity)”概念定義為:在商業經濟、財政金融、政府監管等領域缺乏清晰(clear)、準確(accurate)、正式(formal)、易理解(easilydiscernible)、普遍認可(widelyaccepted)的慣例。普華永道在測定會計不透明指數時總共調查了12個問題，它們分別是:山會計準則的一致性(程度)；閉典型的投資者獲取私營部門信息的難易程度；(3)與會計準則有關的不確定性程度；(4)私營部門對會計準則的遵循情況；(5)政府對會計準則的遵循情況；(6)國有企業對會計準則的遵循情況；(7)中央銀行對會計準則的遵循情況；(8)商業銀行對會計準則的遵循情況；(9)銀行向監管機構提供準確信息的頻率；⑽獲取公司現金流量信息的難易程度；⑾獲取公司當前資本結構的難易程度；⑿獲取公司經營風險水平的難易程度。在測定中國會計的不透明指數時，普華永道的員工主要提及以下問題：

我們在本文的開篇就申明，普華永道的調查設計，至少在中國部分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受訪對象不同，因而，最終結論的可比性受到影響。盡管如此，他們所提及的問題對我們理解會計透明度應當包含的內容仍然有幫助。上述7個受訪對象所涉及的21個問題(相互之間存在交叉、重復之處)，可粗略地分為3大類:關于具體經濟事項的會計處理，如應收款項、存貨、固定資產、收入、養老金等的確認、計量與報告問題；關于會計模式問題，如稅法驅動的剛性會計模式、不同企業執行不同的會計準則、不同的權力機構對同一問題存在不同規定等；關于溝通與交流渠道問題，如權力機構和商業團體之間缺乏溝通渠道。

我們認為，會計透明度概念的提出是對會計信息質量標準和一般意義上的會計信息披露要求的發展。會計透明度是一個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的全面概念，包括會計準則的制訂和執行、會計信息質量標準、信息披露與監管等。會計透明度應當包括以下三層含義：(1)存在一套清晰、準確、正式、易理解、普遍認可的會計準則和有關會計信息披露各種監管制度體系，所有的會計準則和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制度是協調一致而不是政出多門、相互矛盾的。這是上表受訪對象涉及最多的話題；(2)對會計準則的高度遵循，無論是公營部門還是私營部門、政府機構還是企業都能夠嚴格遵循會計準則；(3)對外(含投資者、債權人、監管機構等)提供高頻率的準確信息，能夠便利地獲取有關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和經營風險水平的信息。如果說，相關性與可靠性側重于會計信息自身的質量標準，信息披露側重的是實現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一種方式，那么會計透明度則是一個全面、綜合性的概念，它不僅同時顧及了會計信息自身的質量標準以及實現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方式，而且還豐富了會計信息質量標準和實現會計信息質量標準的方式，是一套全面的會計信息質量標準和一個進行會計信息全面質量管理的“工具箱”。

三、會計透明度：一種制度分析

追求高透明度的會計信息既有成本也有效益。對高透明度會計的成本與效益分析，可從一個國家(地區)整體水平和單個企業兩個不同的層次進行。其中，一個國家整體水平的會計透明度，主要取決于該國會計準則及相應法律、法規等的完善程度；單個企業的會計透明度，則更有賴于企業的對會計準則的遵循和自愿披露。

普華永道的研究報告發現，一個國家(地區)的透明度與其資本成本之間存在直接的關系，透明度越高，其資本成本越低。比如，以透明度最高的新加坡和美國為參照，被列為透明度最低的中國，其平均資本成本要高13·16%；俄國的平均資本成本高12·25%。FASB“改進企業報告”也認為，會計透明度與平均資本成本有著直接的關聯。從國際范圍來看，隨著資本跨國流動人為障礙的逐步減少，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而逐利性是資本跨國流動的首要動機，一個不透明的市場，其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相對要低。或者，這一市場取得跨國資本的成本相對要高。從這一角度來看，高透明度的會計信息，成為當前和未來國際資本市場相互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近年來大力推動高質量會計準則，其用意應當在于此。

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維系企業存在的各種契約的訂立、執行與監督，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會計信息。以最基本的契約——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契約為例，這種契約必定在相當程度上涉及到會計信息。由于所有者通常不參與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加之企業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后，經營活動環節相當多，不透明度增高;此外，外部市場環境復雜多變，這一切導致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或者說，對所有者而言，信息不透明程度較高。所有者擔心經營者會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等來損害其利益，而理性經濟人等表明，這種“機會主義”行為總是在發生。在一個有效的經理市場上，經營者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須要讓委托人相信他不會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為了取信于所有者，他們具有主動提供會計信息，以提高透明度、降低會計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動機。實踐表明，得到廣泛采用的財務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就是這一制度安排的結果。為了保證經營者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可信性，企業會聘請獨立的CPA進行專業審計。本森(G·Benston)的研究表明，1926年(在美國SEC強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必須經過獨立審計之前)紐約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公司中，82%的公司的財務報表已經接受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軋

我們說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表明這種契約關系遍及與企業運行相關的全部環節，如企業與債權人之間、企業與材料供應商及產品銷售商、企業內部高級管理者與其下屬之間、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等等。同樣，在這些契約訂立、執行與監督的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現象仍然存在。在一個相對有效的市場環境中，任何有可能機會主義行事去損害契約關系另一方的利益的主體，都存在自愿降低信息不對稱度、提高透明度的傾向。通過提高透明度，將有助于企業的真實價值被市場發現和認可，降低其在市場中運行的各種成本與風險。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市場充分了解并相信某企業，則其在市場中的融資成本相對要低。

當然，高透明度也會為企業帶來負面的影響，如更高的信息提供成本、潛在的責任風險。當一家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不佳、各種經營風險也非常高時，提高透明度的一個可能結果，就是加速該企業的滅亡。企業求生的本能，使得其所有者和經營者都存在著降低會計信息透明度，甚至提供虛假信息以騙取市場信任的利益動機。正因為如此，市場安排末能自動實現高透明度，即便在發育較成熟的美國資本市場上，各種“數字游戲”仍然存在。

四、會計透明度的實現:基干我國證券市場的分析

盡管我們將會計透明度的內容界定為:一套清晰的會計準則；所有部門都高度遵循會計準則；對外提供高頻率的準確信息。但是，追求高透明度可能會潛在性地限制或損害某些相關的利益團體，這些可能受高透明度會計信息影響的利益團體必然會為了自身利益，降低甚至放棄高透明度的會計信息。

普華永道“不透明指數”的報告將調查對象分為高收人國家(地區)、中上收入國家(地區)、中下收入國家(地區)和低收入國家(地區)等四類，分別就會計透明度進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對不同類別國家(地區)考察的出發點和重點差別較大。其中，對低收入國家(地區)側重考察實物證券、雙重簿記、官僚機構、執行情況等；對收入中下國家(地區)的考察重點是匯率、財力、通貨膨脹會計的披露與條款；對收入中上的國家(地區)，重點考察合并(關聯)企業報告、稅務驅動(tax-driven)會計和資產評估;對高收人國家(地區)，主要關注無形資產估價、長期資產補償和各種勞動和雇員福利條款。可見，高會計透明度的實現不是一蹄而就的事情。它的實現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完善會計準則和相應的會計信息披露與監督制度，只是為會計信息高透明度的實現，提供了一種技術上的保障。至于企業及與其存在利益關系的相關各方是否遵守、執行，主要取決于遵循行為所產生的成本和效益的對比。換言之，當執行能達成高透明度的會計準則只是增加各相關利益集團的成本與風險時，可以預見各該利益集團將不會執行這些會計準則。

理論上，影響企業是否執行高透明度會計準則的因素很多，我們姑且將其籠統稱為“會計環境”，它總體包括兩部分:事前的制度安排，誘導企業自愿提供高透明的會計信息。比如，一個相對有效的市場環境會很快識別企業不透明的會計信息，并給予足夠重的懲罰。事后的懲罰機制，使得任何已經提供不透明會計信息的嘗試，會因相關機構的嚴懲而事實上不經濟。

我國資本市場在短短的十多年左右的發展歷程中，暴露了很多會計信息不透明的案例。比如，紅光實業(600083)1997年6月掛牌上市，但當年年末該公司就創下虧損近兩億元的記錄。中國證監會事后的調查顯示，紅光上市前實際上就是一個虧損公司，完全通過虛假會計信息騙取上市資格。如果上市前紅光如實執行當時已有的《企業會計準則》和《股份制試點企業制度》，可以肯定，它將得不到上市資格；同樣的案例還有鄭百文(6008988)，這也是一個完全通過編制虛假會計信息騙取上市資格的公司;類似的案例每年都要發生數起。就這些案例而言，會計信息不透明只是問題的表現方式，真正的原因都是超出會計準則與相關會計信息披露制度之外的，包括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潛在利益激勵、公司沒有真正的治理結構、政府介入過多過深等等。當然，法律責任的缺位使得事后的懲罰機制失去應有的威懾作用，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解釋因素。具體而言，當企業在考慮不遵循現行會計準則、提供不透明的會計信息時，其潛在的收益是可預期的，包括“獲取”稀缺的上市資格、配股資格等；同樣，中介機構也會獲得不菲的收益；從我國截止到2000年底的狀況來看，潛在的風險很低，只有瓊民源的負責人因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紅光的負責人因欺詐發行股票罪而入獄，相關的經濟處罰低，更沒有懲罰性賠償、特別是對中小股東因會計信息不透明而產生的損失的賠償。

實證會計研究也支持這種邏輯推論與現象觀察。ball,RobinandWu對據稱都執行了國際會計準則的香港、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如果只按照會計準則區分，這四國(地區)應當提供高透明度的財務報表；但如果按照當地經濟和政治環境對財務報表提供者所產生的激勵來看，則他們所報告的會計信息將是低透明度的。實證結果支持作者的假設。而ball,KothariandRobin的研究還發現，英美法系國家的會計透明度要高于大陸法系國家。其他很多研究都發現，在會計信息披露與法律責任之間存在非常強的相關性。

概言之，一套清晰、準確的會計準則和相應的信息披露制度，只是為高透明度會計的實現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只有當相關會計環境使得提供不透明會計信息的預期收益為負時，會計高透明度的實現才成為必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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