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會計差異與企業盈余管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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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8－2013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本文運用logit回歸研究了總的稅會差異(BTD)、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與不同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隨著負的總稅會差異(BTD－)與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的擴大，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EM)也隨之增加。進一步研究發現，伴隨企業所得稅會計準則的執行，中國稅收－會計差異逐漸呈分離之勢。且從會計信息需求者的角度而言，稅收－會計差異是識別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一個更為可靠的指標。本文研究為稅務部門更加有效地甄別與管理企業規避稅收的行為，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支持。
1引言
長期以來，稅收與會計兩大系統之間關系密切，由于會計準則和稅法在目標、對象與經濟關系等方面相互矛盾，導致了兩者天然的差異。近幾年，中國新企業會計準則持續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且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企業所得稅法的改革，致使稅會差異逐漸呈擴大之勢(劉行、葉康濤，2012)［1］，這種稅會分離的模式將會帶給企業大量粉飾報表的契機，即同時達到多報利潤，少報甚至使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額度不變的目標(De-sai，2005;龍月娥、葉康濤，2013;Frank等，2009)［2－4］。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研究表明，稅收－會計差異與公司的盈余管理、稅務籌劃行為有很強的聯系。這些文獻的基本思想均為，由于會計準則與企業所得稅法間的先天不一致性，將會導致稅務籌劃行為，即公司管理層當局會利用該種特性來減少公司的應納稅額。如果操縱了部分應納稅所得額，且不會影響公司的會計利潤，那么稅收－會計差異的變化額就成為了避稅行為的最好證據(Shevlin，2001;Desai＆Dharmapala，2006;Plesko，2004)［5－7］。Wilson(2009)［8］與Frank等(2009)［4］的研究均發現，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稅收－會計差異與確定了避稅行為的公司呈正相關關系。事實上，美國學者研究發現(Manzon＆Ples-ko，2002;Mills等，2003)［9，10］，自90年代開始，美國總的稅收－會計差異就有擴大之勢，然該種擴大之勢并不能簡單歸結于制度的變遷;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試圖選取不同角度的指標，以此來發掘、檢驗稅收－會計差異與盈余行為之間的關系，諸如Atwood等(2010)［11］、Guenther(2011)［12］、Blaylock等(2012)［13］以及其他的研究者，遵循Hanlon(2005)［14］提出的研究方法，進一步驗證暫時性差異與會計利潤持續性之間的關系。Weber(2010)［15］、Chi等(2014)［16］以及其他的學者，依照Lev和Nissim(2004)［17］提出的研究方法，探索計稅基礎和未來盈余變動情況下的市場反應。這兩方面的研究已成為稅收－會計差異與盈余管理關系最主要的兩個研究方向。此外，一系列上市公司披露的財務報表數據也從各方面佐證了中國上市公司同樣存在著相似的問題。隨著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改變了原有準則制定的理論基礎，由“收入費用觀”轉為“資產負債觀”。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有利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報表在國際層面的會計信息等效性，另一方面與此同時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也擁有了更多較為靈活的會計政策選擇空間，比如新準則就允許會計從業人員可就某個會計周期內收入、費用的確定，因自我職業判斷不同而有所差別。然而，當企業的管理層有較強的動機來粉飾企業的財務報表，通過利潤操縱扭曲公司實際經營狀況時，他們就可利用會計準則與稅法前述的特性來進行盈余管理，從而就產生了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即非正常的稅會差異(ABTD)的盈余管理行為，從而加大了進行具有投機傾向行為的可能性。
比如，Haw等(2005)［18］和Chen與Yuan(2004)［19］采用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驗證，發現企業管理層往往通過向上盈余管理的手段以獲得股票增發的權利。有一些研究將上述現象產生的緣由，歸結于中國的資本市場缺乏有效的監管與控制，特別是中國證監會(CSRC)沒有盡到其應有的監督與審查的責任，以及缺少獨立審計和相關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法律法規(Lin＆Chan，2000)［20］;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外部審計的問題，從而研究稅收－會計差異中所蘊含的會計信息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錢春杰、周中勝，2007;譚青、鮑樹琛，2015)［21，22］。目前，中國有一部分學者基于稅收－會計差異視角，主要對稅收政策選擇行為等內容進行研究。比如，劉行和葉康濤(2013)［23］研究了企業避稅活動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表明企業的避稅程度與非效率投資額顯著正相關，并且這種正相關關系主要表現為由避稅引發了過度投資。謝香兵(2015)［24］研究結果指出會計－稅收差異、暫時性會計－稅收差異與公司未來盈余增長顯著相關。王亮亮(2016)［25］檢驗了金融危機對公司避稅的影響，以及研究了融資約束程度、外部金融市場環境等對二者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在先前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進一步從中國資本市場出發，以中國2008－2013年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借鑒Phillips等(2003)［26］提出的模型進行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將盈余管理行為依據凈資產收益率所處的區間進行分類，并將稅會差異(BTD)中非正常的部分，即管理層可操縱的部分剔出(ABTD)，進而根據不同的經濟性質將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劃分正負，重點研究不同類別的稅收－會計差異與不同動機盈余管理行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本文試圖探索稅收－會計差異項目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機理，從而提高了企業會計信息的利用程度，以此可揭示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另一方面，本文又進一步對盈余管理動機細化，可為稅務部門更加有效地甄別與管理企業規避稅收的行為，提供相應的理論與實踐的支持。
2研究設計
2.1變量選取關于盈余管理行為的度量，除了通過應計盈余管理估計模型或真實盈余管理估計模型，還有一類研究設計試圖通過盈余分布特征來識別盈余管理行為。比如Hayn(1995)［27］最早報告了盈余的非對稱分布，在文中計算了每股收益與股價的比率(ratio)，并描述出了ratio分布圖。根據該分布圖，顯示在0點附近有一個跳躍，小于0的公司較少，而在大于0的區域附近卻有很多公司。此外，Burgstahler和Dichev(1997)［28］曾提出假設認為管理層有很強的動機操縱報告盈余，以此來避免報告利潤的下降和虧損，并且與預期中全年大規模盈余變動的橫截面分布相比，他們通過記錄業務，提供實際證據表明，盈余為零和微利發生的頻率在盈余管理中極高，同時他們也發現盈余管理水平也呈現出相同情況。結合中國特有的法律制度環境，可知中國《證券法》和2012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分別修改的《股票上市規則》等規定均對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凈資產收益率提出高標準，且有大量實證研究也共同佐證了那些有強烈動機進行盈余管理行為的上市公司財務特征，即其凈資產收益率多集中在0%、6%、10%附近(Myers＆Skinner，2001;Bartov等，2002;Phillips等，2003)［29，30，26］。基于盈余分布特征的盈余管理研究為識別盈余管理行為提供了一項分析工具，該方法一方面可發現公司可能實施盈余管理的環境和特定盈余區域，另一方面可檢測出盈余管理跡象，有利于對盈余管理動機進行研究。本文對中國A股所有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險業)2013年凈資產收益率的分布情況進行了統計。2013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險業)共有2424家，為了排除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的樣本進行了處理，其具體結果如圖1所示。從圖中可知，凈資產收益率平均為7.03%，標準差為8.994，同時該分布圖清晰的呈現出凈資產收益率頻數分布的狀況，可觀察到此分布呈正態分布，且在超過0%、6%、10%的附近出現峰值，這也恰恰驗證了文獻中所提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分布的規律性，即“0%、6%、10%現象”。因此在本文中將凈資產收益率處于(0%，1%)，(6%，7%)，(9%，11%)區間的上市公司視為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的上市公司。為了將研究細化，本文進一步將總的稅會差異(BTD)與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劃分為正的稅會差異(BTD+)、負的稅會差異(BTD－)、正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
2.2模型構建本文借鑒Phillips等(2003)［26］提出的模型，利用上市公司公開財務數據，研究總的稅會差異(BTD)、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分別與盈余管理行為(EM)之間的關系。EM4it=α+β1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1)EM4it=α+β1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2)EM1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3)EM1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4)EM2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5)EM2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6)EM3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7)EM3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8)上述所有變量，除虛擬變量、資產負債率、企業規模外，其他所有變量均除以期初總資產，達到標準化，以消除異方差對之的影響;且對所有數據均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以消除極端值對之的影響。
2.3數據來源本文以中國2008－2013年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①，剔除滿足下述條件之一的公司:(1)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2)2007年12月3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3)所得稅稅率未知，或為0的公司;(4)利潤總額非正的公司;(5)所得稅費用非正的公司。根據以上標準，得出了本文分析的有效樣本，樣本具體的分布與篩選情況如表2所示。其中所涉數據均來自于同花順iFinD金融數據終端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本文的有效樣本為638家上市公司，從2008年到2013年則共有3828(638×6)個樣本。從行業分布來看，可知本文選取的樣本分布范圍廣，除了金融、保險業，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中的13個行業都有所涉及，說明本文的樣本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3實證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從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表2)，可知總應計利潤(TACC)占期初總資產的比例平均為5.37%，這與葉康濤(2006)［31］文中結果相近，說明中國的上市公司并不全部通過操縱應計項目，而是更多的采用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來進行盈余管理，規避該項行為所帶來的所得稅成本，降低了財務報告的信息質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平均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所占期初總資產的比例很低，但是其均值與中位數均為負數，且其標準差很大，達到6.46%，這很有可能是各公司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正負相抵的結果。在本文的樣本中有2085個樣本(占總樣本的54.47%)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小于0，即會計收益小于應稅收益，這也間接反映了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更能代表上市公司的主要情況。表3對總稅會差異(BTD)、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操縱性應計利潤(DA)以及盈余管理行為(EM)進行了相關系數分析。本文采用的是Pearson相關系數，并進行了雙側檢驗。此外，根據修正的瓊斯模型得出的操縱性應計利潤(DA)，在1%的置信水平下，與總的盈余管理行為(EM4)和以避免虧損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1)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與以防止利潤下滑為動機(EM2)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下，與以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3)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說明以應計項目來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可能會存在一定的系統性偏誤，這與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結論相似。
3.2總稅會差異與盈余管理行為由于總稅會差異(BTD)的正負代表不同的經濟含義①，進一步將總稅會差異(BTD)劃分為正的總稅會差異(BTD+)和負的總稅會差異(BTD－)，并將之連同操縱性應計利潤(DA)帶入回歸方程(1)、(2)進行回歸，考察正的總稅會差異(BTD+)、負的總稅會差異(BTD－)、操縱性應計利潤(DA)與總盈余管理行為(EM4)之間的關系。具體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從回歸結果(Ⅰ)、(Ⅱ)來看，負的總稅會差異(BTD－)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這表明隨著上市公司負的總稅會差異(BTD－)增加，其總的盈余管理行為(EM4)也隨之增加，且進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負的總稅會差異(BTD－)較未進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而言，高達3.185倍。即負的總稅會差異(BTD－)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存在以避免虧損、防止利潤下滑和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然而，正的總稅會差異(BTD+)的回歸系數卻不顯著，說明其無法識別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這可能與之數額太小的緣故有關。同時，操縱性應計利潤(DA)在回歸方程(1)、(2)回歸的結果均顯示，其與總的盈余管理行為(EM4)顯著負相關，說明修正的瓊斯模型在識別中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偏誤。這與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結論相似。以上結果與預期的結果一樣，上市公司有足夠強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行為，所得稅會計準則的實施效果得到了驗證，上市公司負的總稅會差異(BTD－)逐漸呈擴大之勢，并受之影響，總的盈余管理行為(EM4)隨之擴大而增加，上市公司公開披露財務報告中會計信息質量的可靠性、謹慎性得到了懷疑。
3.3操縱性稅會差異與盈余管理行為由于操縱稅會差異(ABTD)的正負代表不同的經濟含義，從而進一步將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劃分為正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和負的操縱性總稅會差異(ABTD－)，并將之連同操縱性應計利潤(DA)帶入回歸方程(3)、(4)、(5)、(6)、(7)、(8)進行回歸，考察正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操縱性應計利潤(DA)與各個動機產生的盈余管理行為(EM1、EM2、EM3)之間的關系。具體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從回歸結果(Ⅰ)、(Ⅱ)可知，正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和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說明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無法識別出上市公司以避免虧損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這與樣本中以該項動機界定盈余管理行為的數量有一定的關系，從表2可得，EM1的均值為0.0274295，即表明約有2.74%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以避免虧損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較之其他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其所占比例較小。從回歸結果(Ⅲ)、(Ⅳ)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與以防止利潤下滑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2)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在上市公司中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越大，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出現以防止利潤下滑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2)。平均而言，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占期初總資產的比例每增加1元，則以防止利潤下滑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2)將會增加6.030倍。從回歸結果(Ⅴ)、(Ⅵ)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與以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3)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在上市公司中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越大，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出現以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3)。平均而言，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占期初總資產的比例每增加1元，則以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3)將會增加3.874倍。綜上所得，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將可以有效地識別出上市公司以防止利潤下滑(EM2)和以再融資為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3)。這些無不說明了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呈擴大之勢的上市公司，其更有可能存在這兩種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因此這些上市公司披露出的盈余信息質量，將很可能并不符合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標準。此外，從表5的回歸結果還可知，在不同的置信水平下，操縱性應計利潤(DA)的回歸系數均為負，說明修正的瓊斯模型在識別中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偏誤。這與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結論相似。
4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以中國2008－2013年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檢驗了總的稅會差異(BTD)、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與不同動機的盈余管理行為(EM)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由于會計準則與稅法遵循著不同的原則與目標，且企業管理層在進行盈余管理時可能會面臨權衡所得稅成本的選擇，從而現今這種稅收－會計差異分離之勢可能會給管理層帶來更大的操縱空間。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相對于操縱性應計利潤(DA)，總的稅會差異(BTD)與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更能識別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隨著負的總稅會差異(BTD－)與負的操縱性稅會差異(ABTD－)的擴大，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EM)也隨之增加。即驗證了隨著新所得稅會計準則的執行，中國的稅收－會計差異逐漸呈分離之勢，而從會計信息需求者的角度而言，稅收－會計差異是識別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一個可靠的指標。總體而言，本文研究了稅收－會計差異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機理，提高了企業會計信息利用程度，以此可揭示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此外，本文對盈余管理動機的細化，可為稅務部門更加有效地甄別與管理企業規避稅收的行為，提供相應的理論與實踐的支持。正如查特菲爾德教授曾在他的著作《會計思想史》(1989)［33］中所言，會計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為外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其二為會計信息需求者需求的變化。在社會經濟環境均發生較大變化的現今，如何向會計信息需求者提供高質量和數量的會計信息顯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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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