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統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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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統計分析產生于統計實際活動。最早的統計實際活動出現在原始社會末期，結繩刻契為我國統計的萌芽。進入奴隸社會后，統治階級為了統治國家，征兵、收稅，需要了解人口、土地、糧食、牲畜等情況，統計實際活動得到發展。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多處有“登人”字樣。所謂“登人”，是指古代男女到一定年齡時須在酉長前行成年禮，行禮時命名登記其人，記載入冊。但從夏、商直至西周，都只是數量上的登記和簡單的計算，還沒有形成數量分析，因此，也沒有統計分析。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革，統計思想和統計活動空前活躍，并產生了最初的統計分析。

管仲，名夷吾（約公元前730——公元前645年），曾任齊桓公的宰相40年。《管子》一書著重闡述了管仲的思想，其中包括了管仲大量的統計思想和統計分析。管仲十分重視統計，對統計的作用以極高的評價：不明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經于水。險也。……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機數，不能正天下。”

以上“計數”、“機數”等語，泛指統計。這些話的意思是說，要想管理好國家（“欲舉大事”），得充分地認識國情（“遍知天下”）這些離不開統計（計數），對統計“不明”，國家管理就會紊亂，失去發展方向，（猶無舟楫而經于水。險也”。）

管仲不僅具有強烈的數字概念，而且把統計方法運用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研究，在《管子》這部杰出的經濟理論著作中，使用絕對數，相對數和平均數的地方不勝枚舉。分組法是統計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這一方法由管仲創立。《管子》中，常見把整體現象分割為若干部分作出組間比較和分析，歸納出總體內在數量關系。管仲曾以人口數量為劃分標準，運用分組法來確定行政區劃分標準：“乃別制斷之，不滿卅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卅，卅十為都，都十為霸國”。這段話可列表之：

區劃名稱居民戶數

里100～999

術1000～9999

卅10000～99999

都100000～999999

霸國1000000以上

在《管子》中記載有一段齊桓公同管仲的對話。“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定居。”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四民分業的方法，就是一種主要的分組法。在這里指將人口按類型分組。至今，人口按國民經濟部門分類，基本上是沿用這一基礎理論發展形成的。

管仲善于運用統計數據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演繹出合乎邏輯的結論。例如，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在古代是由國家壟斷的專控物資。鹽稅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之一。春秋時代，諸侯國之間征戰無休，國庫屢屢空虛。為緩解財政危機，通常的辦法便是加重賦稅，致使老百姓怨聲載道，成為誘發政治危機的導火索。作為一國之相的管仲，對食鹽消費作了深入的統計調查和數量分析，他對食鹽消費量作了推算：“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大概）也。”若按“萬乘之國，人口開口千萬也”估算，每月食鹽量可達三萬鐘（一鐘等于十釜，一釜為一百升），即三千萬升。為了減少人民不滿，管仲在巨大的食鹽消費上動腦筋，提出改加稅于民為加價于鹽的辦法，以增加商鹽和利潤，擴大財政收入。由于食鹽消費量很大，對每升鹽加價少許，累積起來便是大數目，比直接向老百姓征加賦稅要好的多。這便是管仲寓稅于鹽的財政措施。管仲分析道：“食鹽之重升加分強（‘重’：價格；‘升加分強’：每升加半錢），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意思是說，每升鹽加價半錢，一釜之鹽就可得五十錢；每升加倍，一釜之鹽就可得百錢。一升如果加二錢，那么“釜二百也。鐘二千，十鐘二萬，百鐘二十萬，千鐘二百萬。”則擁有一千萬人口的萬乘之國”，食鹽月消費三千萬升，按每升加價二錢計算，一月可增收六千萬錢，相當于按人頭稅所得收入的兩倍：“月人三千錢之籍（‘籍’：稅），為錢三千萬，今吾作籍于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也六千萬。”管仲此舉，實乃兩全之策，既緩解了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又增加了財政收入。

又如在《揆地》篇中，管仲用數量分析方法，闡明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農民生活水平的依存關系：“事（農業收成）再其本（兩倍于成本），民無者賣其子（無人賣兒賣女）；三其本（三倍于成本），若為食（不愁吃穿）；四其本，則鄉里給（供應鄉里有余）；五其本，則遠近通（大量余糧流通市場），然后死得葬矣。”

管仲運用調查來的數字，進行分析，探索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多謀善斷、為齊國運籌帷幄，作出了杰出貢獻，使齊國成為五霸之首。

孫武是春秋末期齊國的貴族，后來流亡到吳國，并做了吳國的宰相。《孫子兵法》是孫武以哲學為基礎所著述的一部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其思想、理論對統計分析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直接的貢獻。孫武認為，用兵之道離不開統計數字的計算和分析。在《孫子》十三篇中，《計篇》列為第一。他的原文是“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校，就是調查、分析、探索；情，就是彼我之情。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說，軍事問題是關系到人民生死和國家存亡的大事，不可不細心分析研究，慎重考慮的。應該從敵我雙方的政治，天時、地利、將領和法制五個方面度量，比較其優劣，在掌握全面情況后，校量計算得失，然后才能根據對客觀條件的分析，探索出敵我勝負的科學論斷。

孫子還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將，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意思是說，軍事上有五個相互聯系又相互轉化的范疇。敵我雙方都有土地，有土地就有土地面積大小的“度”的問題，雙方土地面積大小的“度”不同，就產生物產資源多少的“量”的問題。雙方物產資源多少的“量”不同，就產生動員和供給兵卒眾寡的“數”的問題，雙方人數多寡的“數”不同，就產生軍事力量輕重對比的“稱”的問題。雙方力量輕重的“稱”不同，就構成勝敗的物質基礎。從這里可以看出，孫子兵法認為在軍事上統計分析是極端重要的。所謂度、量、數、稱都是計算、核算、比較的意思，孫子認為，要獲得戰爭的勝利，就一定離不開調查、核算與綜合分析。

戰國時期的法家李悝，曾任魏文侯的宰相。他所寫的《盡地力之教》，通過對農民的家計調查，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運用“平均數”和“分組”方法并結合“分數”、“倍數”等相對指標，所作的有理論，有觀點，有情況的統計分析報告。他在文中提出的主張和措施，不僅“行之魏國，國以富強”，而且還成了流傳后世的著名典籍。其全文如下：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以澤邑居叁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之計；人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余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十五石，治田百畝。歲收，畝一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月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之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月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變，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的糴三百石），中熟則余二，下熟則余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