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勞務協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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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津冀勞務協作可以滿足河北省與京津的雙重需要。河北省是一個人口大省、農業大省，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解決就業。2009年底，河北省總人口7034．4萬人，按當年城鎮化率43％測算，農村人口40O9．6萬人。據2008年初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摸底測算，全省有農村勞動力2833萬人，按現有生產力水平計算，農林牧漁業生產只需要1000萬左右的勞動力，扣除在當地從事農村二、三產業的700萬勞動力，仍有1100多萬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向外轉移就業。從河北省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看，發展勞務經濟，對農民來講成本低、見效快、收益大，可以說是當前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最為現實的一個辦法。2009年，河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515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251元，農民工資性收入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2007年的40％提高到2009年的43％。全省勞務收入達到902億元，占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41．3％，勞務收入已成為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來源⋯。同時，京津對農村轉移勞動力需求旺盛。京津人力資源市場分析數據顯示，2009年京津新增崗位需求157．2萬個。近年來，京津地區對操作、服務等崗位的需求呈逐年上升趨勢，2009年占到當年需求總量的81．5％(比2008年提高3．12％)，達到128．27萬人，這些需求可以為河北省農村轉移勞動力提供大量工作崗位。
2．理性選擇的結果使京津成為河北省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首選地。以京津為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目標地，是農村勞動力進行收益、成本分析，并與其他可能輸入地比較之后的理性選擇結果：一是京津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乃至最低工資標準都大大高于河北省內城市；二是河北地處環京津的地理位置，與京津交通便捷，交通費用少，轉移成本較低，適合目前以兼顧土地的“兼業式”和每年往返的“鐘擺式”流動方式為主的轉移方式；三是京津地區歷史上一直就是河北外出農民打工的重要去向，已經形成了社會、人際網絡，便于利用已有的資源尋找工作崗位；四是京津冀同屬燕趙文化脈系，文化背景的相近使得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更小，外出務工人員更容易融人當地文化社會；五是2006年、2007年河北省分別與京、津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搭建起區域合作框架，使河北省農村轉移勞動力可以獲得更加便捷優惠的信息、培訓和用工等服務。與河北省內城市相比，在交通和文化背景大致相同的情況下，京津發達的經濟和較高的收入水平使外出農民獲得崗位的機會更多、預期收益更高；與東南沿海等地相比，京津又具有交通便捷、費用低廉、生活方式差異小、可以獲得更優惠服務的成本優勢，因此，京津必然地成為河北省勞務輸出的首選目標地，京津冀間開展勞務協作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二、制約京津冀勞務協作的重要因素
1．京津地區低技能要求類崗位因就業質量低下對河北農村富余勞動力缺乏吸引力。根據對京津2008-2010年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分析，近年來京津勞動力市場上供求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以北京市2009年第四季度為例，該季度最大匹配人數為73959人，最大職業匹配率為0．31，表明有高達69％的崗位匹配不到合適人員。這些招人難的崗位多數屬于對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如保安、營業員、話務員、餐廳服務員等。造成低技能要求類崗位招人難的首要原因，是低下的就業質量明顯缺少對河北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吸引力。與低技能要求相伴隨的是，這類崗位同時還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基本沒有什么福利待遇，缺少職業發展前途。如北京市2009年第四季度用工缺口排位第一的餐廳服務員和廚工，其承諾月薪最低價僅為當地最低工資標準800元，其當季求人倍率為9．90，表明近十個崗位需求才有一個求職者。近年來，河北省落實多項惠農措施，農民務農收入增加，到京津務工的吸引力相對減小。以2007年為例，全省發放糧食直補、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生態家園富民工程補貼、測土配方施肥補貼、退耕還林還草補貼等涉農補貼40億元，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強，糧食增產，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務農收入增加。而京津地區給出的工資缺乏吸引力，還要付出拋家舍業的成本，兩相對比，用農民的話說就是“在家好歹干點啥都能掙點錢，不去受那個罪”。此外，河北省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的范圍有所擴大也影響了流向京津地區的數量和比例。從歷史上看，河北省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有農閑時節到京津地區打工的傳統，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到京津地區打工更是成為河北籍外出務工人員的首選。但是，近年來，河北省就業總量的40％左右卻流向了其他地區，京津務工人員占省外就業的比重呈穩中有降的趨勢。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周邊的山東、遼寧等地區經濟發展強勁，產生大量用工需求，加之河北省內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使河北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可選擇目標地擴大。與到上述地區務工相比，隨著國內交通的快速發展以及打工者舉家外出比例的增加，京津地區低技能類崗位低下的就業質量對外出人員不再具有特殊吸引力，京津地區作為河北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打工首選目標地的歷史優勢逐漸喪失，進一步促成了京津地區低技能類崗位一人難求的局面。
2．農村轉移勞動力素質較低無法勝任高技能崗位。在京津勞動力市場上低技能要求類崗位招工難的同時，高技能要求類崗位也遭遇了同樣的招工難題。目前，京津地區對技術工的需求總量大于供給，且主要集中在對中、高級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上。以2009年天津市為例，當年全市中級技能勞動者需求缺口16．3萬，高級技能勞動者需求缺口9．9萬。從求人倍率看，在總體求人倍率為0．72的情況下，技師和高級技師的求人倍率分別高達1．83和2．09，顯示出企業對高技能、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強勁且無法從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中得到充分滿足。與低技能要求類崗位招工難的原因不同，造成高技能崗位招工難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者不愿干，而是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技能和素質偏低，達不到這類崗位的要求。2009年，河北省農村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學、初中的比重分別是1．5％、23．7％、58．7％，三者之和高達83．9％，而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13．3％、1．9％、0．9％，三者之和僅為16．1％。從取得證書情況看，2009年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河北全省共有l0．28萬人取得初級職業資格證書，2．02萬人取得中級職業資格證書，0．23萬人取得高級職業資格證書，0．56萬人取得技師或高級技師資格，顯示勞動力文化和技能水平均較低。通常，勞動力的文化水平難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提高，因此，培訓就成為提高勞動力素質最快捷有效的途徑。但是，培訓經費不足等多種原因造成了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工作還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在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農村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獲益與付出不對等對培訓會帶來負面影響。付出與收益對等是基本的經濟學規律，也是社會公平的要求，但是，在京津冀之間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問題上顯然還遠遠沒有實現這種對等。農村轉移勞動力為流人地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據測算，一個農村轉移勞動力一年給流入地創造的價值大約25000元，而他們自己至多拿走了8000元，剩余的17000元即70％都留給了流入地。而流出地為農民工付出了基礎教育費用、承擔了技能培訓費用、承擔了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公共財政支出。與流出地相比，農民工為流入地做出的貢獻更大，理應由流入地承擔大部分培訓的責任。但在現行培訓模式下，流入地基本沒有將農民工納入城市職工教育體系，流入地社區也沒有給轄區內居住的農民工提供就業幫助指導、生活法律常識、公民道德素養等方面的培訓，用工單位給農民工培訓的比例也很低。顯然，流入地政府和企業在享受農民工做出的貢獻的同時，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這種不對等的權利義務狀況，短時期的表現就是使得作為京津勞動力重要來源地的河北省因培訓經費嚴重不足而無法通過培訓來實現農村勞動力技能的快速提升，使京津冀在高技能崗位上的供需難以對接；從長遠看，必然會影響到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順利實施，這是京津冀經濟一體化中政府所不能不考慮的事情。
3．開展勞務協作的組織、人力、信息支撐不足。目前，河北省與全國一樣，還沒有設立村級勞動保障機構或專職人員，鄉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及其勞動保障協管員是最基層的勞動保障工作機構和人員。“上邊千條線，底下一個點”，各級領導部門布置的千頭萬緒的工作最后都要由鄉鎮勞動保障所來貫徹實施，他們僅靠一兩個勞動保障協管員承擔著全鄉所有勞動保障職能，要負責全鄉鎮平均約25個村、21000居民的所有勞動保障具體事務，僅僅應付繁雜的日常工作已疲于奔命，而有些地區的勞動保障協管員還是兼職，不但無法拿出更多精力來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就是現有日常工作也難以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信息網絡建設是勞動力市場的基礎性工作，準確的供求信息對勞務輸出和培訓起著預測、引導、監督的作用。從當前情況看，支撐京津冀勞務協作的基礎信息搜集與信息合作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從輸出地看，存在農村轉移勞動力信息網“基礎層”空缺的問題。我國勞動保障信息網的結構是：由鄉、鎮、街道勞動保障所、縣(區)勞動保障局、市勞動保障局、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五級構成；每一級負責向上級提供本級所轄區域內的勞動和社會保障信息，同時向下一級傳遞來自上一級的信息。由于鄉、鎮、街道是整個信息網絡的最下一級，在它之下既沒有設置專門機構也沒有專門工作人員，因此，原則上要由它直接負責搜集全轄區范圍內每個勞動力的就業和社會保障信息。但由于轄區內人EI眾多，受經費、編制限制，工作人員非常少，根本不可能親自完成這項工作，只能靠村里上報數據。村里又沒有設立專門的勞動保障機構和人員，就只能由村干部根據自己的“估計”、“猜測”上報，各級政府依據之作出決策。可見，現有的農村勞動力信息網是缺層的，并且缺的還是確保信息質量的“基礎層”。這也就無怪乎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數量各種說法有時差距很大，而結構、去向、流動等情況心中更沒底了。從輸入地情況看，京津也沒有設立對外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專門監測、分析、動態跟蹤機構，企業的用工需求以及實際招用情況主要依靠企業上報及培訓或職介機構的信息，對用工單位的真實情況不甚了了，也沒有專門機構和人員對各種來源的信息進行處理，沒有據此做出用工趨勢預測和培訓規劃，更談不上建立起機制化、常規化的京津冀勞務信息合作機制了，總體來說對來京津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情況底數不清。這種“粗放式”信息管理模式，不利于京津冀勞務協作的開展。
三、加強京津冀勞務協作的對策建議
1．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質量。由前面分析可見，河北(也包括其他地區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愿到京津去從事低就業質量的工作，主要不是思想問題，而是農民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理性選擇，是農民對低質量就業用腳投票的結果。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提高就業質量，讓他們在京津工作能夠得到公平的工資、享受到應有的福利、受到社會的尊重和城市的接納，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愿意為京津的現代化建設奉獻自己的力量。
2．加大政府和企業的培訓投入。調查發現，農村勞動力提高技能所需培訓費用主要是由農村轉移勞動力自己負擔，這大大制約了他們的培訓積極性。農村轉移勞動力不是培訓的唯一受益者，培訓的受益者還包括企業、社會。培訓受益者的多元性決定了培訓經費也應當由受益各方共同分擔。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人力資本存量和城鄉就業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城鄉協調，有助于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且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于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對農村的歧視性政策。因此，政府應在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經費中承擔較大份額，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的投入力度。農村富余勞動力培訓還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所在企業創造更多價值。因此，企業作為受益者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可以通過向使用農村勞動力的企業征收稅費的方式促使其履行義務，使企業投入占到培訓經費的1／3左右。
3．開展京津冀培訓協作。一直以來，京津地區從河北輸入的外來勞動力最多，河北籍農村富余勞動力為京津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輸出地的河北對輸出勞動力的許多投入都由作為輸入地的京津收獲了，而且京津的發展確實也已經離不開外來勞動力了。按照付出與收益對等的公平原則，京津地區理應對此有所補償，這種補償可以通過政府對輸入勞動力進行培訓投入的方式來進行，也可以由京津冀三地共同建立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基金，用于來京津工作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培訓。京津冀三地還應該在信息合作的基礎上開展培訓合作，制定統一的培訓規劃，統一使用培訓基金，并在培訓后的技能認定上互相認可。
4．設立村級勞動保障協管員。開展京津冀勞務協作離不開組織與人力支持。建議設立村一級勞動保障協管員，每村1名。考慮到人員的編制和工資問題，可暫時由現行的大學生村官來解決。從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看，目前很多地方的大學生村官并沒有具體工作職能分工，往往是村里臨時有什么事就指派他們去做。這樣既不利于大學生能力鍛煉，也無法發揮出更大作用。明確大學生村官的工作職能為農村勞動保障協管員，可一舉多得，既使大學生村官有了明確的工作職責，不至于讓大學生村官制度流于形式，又在不增加現行編制、工資等制度成本的前提下，填上了農村勞動保障網的“缺層”，由他們負責村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其他勞動保障工作。等將來條件成熟了，再設立村級專門的勞動保障機構和人員。
5．建立京津冀區域間信息合作機制。建立制度化、常規化的京津冀信息合作制度，定期開展政府間各個級別的信息對話，商討出現的問題以及即將開展的工作等。建立農村富余勞動力輸出地和輸入地勞動力信息庫并互相對接，動態把握勞動力的流動就業情況。首先，建立輸出地村一級農村勞動力信息資源庫，為每一位農村勞動力建一個檔案，詳細登記其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戶籍所在地、培訓和獲取證書情況、就業時問、就業地點、就業崗位、薪酬保險、離職原因、離職去向、就業意愿等基礎信息，并以月為單位隨時更新，從而為決策部門把握農村勞動力資源的真實情況打下基礎。同時，還可以通過京津冀聯網，隨時查詢每一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經歷、就業情況和流動情況。其次，建立京津勞動力需求信息庫，為在京津工作的農村勞動力每人建一個檔案，詳細記錄來京時間、就業企業和崗位、薪酬社保、外出途徑、培訓和技能、離職原因和去向、勞動糾紛、就業企業各種信息、農民工家庭基本情況、本人受教育程度等，并以月為單位隨時更新內容。定期匯總、分析輸出地和輸入地信息，提供京津冀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準確數據。開展政府勞動主管部門與高校間的合作，設立京津冀“河北勞動力轉移就業監測研究基地”，由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資金中撥付基地支持費用，利用京津冀高校經管類專業學生畢業實習和社會實踐的大量時間、人力以及高校專業教師的研究特長，長期、持續、動態地調查跟蹤京津企業的用工需求，并做出企業微觀層面的用工需求預測分析，在此基礎上做出京津地區勞動力宏觀需求預測及培訓和輸出建議。此舉既可解決京津企業用工和政府勞動力市場需求監測分析所需的大量人力、時間、專業人員，又可以少花錢多辦事(比起大規模調查花費微不足道)，還可以創造大學生與企業相互了解的機會，幫助大學生打開就業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