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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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社會資本投資簡單模型描述了若干決定投資的因素。當個人較長時間地居住于某一社區時，他們將愿意更多地進行社會資本投資。他們最初創建并積累社會資本財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從事的職業社會化程度高、具備私房房主資格，都會提升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水平。接受教育和社區同質性也異常強烈地驅動著社會資本的投資。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會資本投資施加影響的特別重要的手段，同時，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種族或道德歧視也是十分有益的。

關鍵詞：社會資本投資模型政府

繼普特南之后，關于社會資本的數量眾多的研究已逐步得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結論：社會資本在眾多領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普特南本人闡述了個人在一定組織內的成員資格和政府效率之間的顯著聯系。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則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對整個國家層面的誠信進行計量，誠信值上升1個標準差就會帶來超過0.5個標準差的經濟增長；珀爾塔等人（Porta，etc，1997）則發現，在許多國家，這樣的誠信值如果上升1個標準差則會帶來0.7個標準差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0.3個標準差的政府腐敗的降低，此外作者還探討了從個體層次上分析的社會資本和個人健康之間的關系。個人在一定組織內的成員資格和自我感受到的愉悅程度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十分清楚的相互作用關系。

挑剔的計量經濟學家可能會質疑這些結論是否能夠完全令人信服，畢竟社會資本作為一個變量同許多重要的無法觀察測定的因素緊緊相連，而這些無從測定的因素又恰恰影響推動著許多可以被觀察測定的因素。假如那些惱人的好挑剔者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么他們就可能沒有理解到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現在我們僅僅處在社會資本研究的起點位置，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已經掌握有充分的事實證明社會資本在許多領域里異乎尋常地重要。

事實上這項研究的不足不在于探討社會資本影響的理論或經驗論證上，真正的不足在于聚焦于社會資本成因的理論總結或經驗論證。如果我們想改變社會資本的水平，我們必須建構一個社會資本形成的相關模型，以及進行經驗論證的載體（相關的規則與網絡的構建確信要與我們的經驗論證相吻合）。與其說普特南和其他學者在這個研究領域未能做出重大貢獻，倒不如說僅探討社會資本的影響其實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逆轉不利局面的作用。

在筆者看來，原有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法在社會資本研究的起始階段實際上妨礙了對社會資本形成原因的正確理解。社會資本幾乎總是被視作一個集合變量：比如說一個特定社區的規則和網絡。然而，做出社會資本投資決定的主體是個人，而非社區集體。所以撇開對起始于個體水平的社會資本的精確分析，我們將難于理解社會資本的形成。

在頭腦中有了如此的假設前提之后，筆者想在本文中做三件事情：第一，試圖對社會資本給出一個個體層面上的分析，它可以被視為現有研究文獻中占據主要位置的社區集體層面上關于社會資本分析的對應部分。接著文章將討論在什么情況下，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會聚合成為社區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在這一部分，筆者會引入一個略為簡單的關于社會資本投資行為的經濟模型，并討論它的經驗含義。

論文的第二部分討論這個模型最基本的含義。我會討論一些支持“個人在社區時間期限的長短對于社會資本投資至關重要”觀點的論據，如個人遷移、私房房主資格、職業的社會化程度、時間機會成本等對社會資本投資的影響。第三部分涉及和政府行為緊密相連的變量（政府行為的出現強烈影響了社會資本的形成）。文章首先討論了社會資本與社會道德異質性之間的聯系。最后，文章討論了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顯著關聯。很自然這又引出了對教育政策的言外之意：假如社會資本的確有價值，而學校教育又在創造社會資本方面扮演著主要角色，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否應該有效地制定執行呢？

當然，這篇文章僅僅是一個對社會資本形成研究課題的簡短敘述（而且主要聚焦于美國），甚至不能完全闡述清楚結論中最關鍵的要素。同時，如果要準確理解社會資本形成的決定性因素，文章也沒能用足夠大量的篇幅強調這項研究為什么需要從建立在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投資模型開始進行。筆者相信文章提出的模型在經驗論證上比較清晰明白，而且能夠成為思考理解社會資本投資行為如何發生的一個十分有用的理論基礎。

一、社會資本形成的經濟學原理闡釋

有人把社會資本界定為規則、網絡以及其它相關的社會聯系方式。筆者認為一個經濟學家思考社區水平的社會資本時，最合適的方法是將其作為一個社區社會資源的計量單位，這些社會資源無疑可以提高該社區整體福利（當然這些社會資源也包括規則和網絡）。

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這些社會資源由于可以解決日常經濟問題而有價值。比如，更有效的社會聯系可以幫助解決公共產品的“搭便車”問題，或者在缺乏明確契約的環境里創建個體間的相互信任（接下來就是通過那些經常進行的關于誠信問題的調查來獲取社會資本的相關信息了）。有人認為社會聯系的直接效應比間接效應作用更為突出，筆者對這一觀點表示懷疑。也許上述的有關表述聽起來與科爾曼和普特南提出的規則和網絡有些區別，但是筆者確信它們是更貼近實際情況，而且是用經濟學家的特有術語清晰準確表達的。

這里還需要提到一個構建在個體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本的定義表述，1904年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一篇文章提到《金碗》里一位女性的“社會資本”，在那里他意指社會資源。事實上，在詹姆斯之后，學術界有可能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社會關系的衡量形式（包括領導氣質，與人溝通及語言的才能）。毫無疑問，擁有這些社會關系反過來會使個體在與他人的社會交往中獲益匪淺。這些定義類似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這樣的經濟概念。由于社會資本建立在個體分析基礎之上，所以稍后我們將探討個人進行社會資本投資的過程。

筆者并不認為以個體為基礎分析社會資本和以社區集體為基礎分析社會資本存在學理上的沖突。與此相反，我相信，對于思考并把握社區社會資本，分析個體的社會資本是必要的。個體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十分相似，所以許多關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理論也大體適用于分析社會資本。如何聚合這些社會資本是研究中最棘手的地方，在什么時間屬于私人的社會勞動技能聚合到一起相互融合并構成更富生產效率的社會勞動？這項研究課題直到現在仍是不怎么清晰明了的。假如一個人花時間精力投資于和別人有效地溝通交流，很顯然他增加了他個人及社區整體的社會資本。假如一個人挖空心思鉆研如何巧言詐騙，他可能僅僅增加其個人的社會資本而損害了社區整體的社會資本。等會兒，本文還會討論如何聚合多重類型的個體的社會資本這樣的難題。文章首先大致闡釋一下社會資本投資過程的經濟學原理。

1.社會資本投資

我們建立一個簡單的投資模型（包含讀者應注意到的大量對比數據），社會資本最好被視為財富變量“S”，它在各個時期都帶來市場和非市場的效益，分別用RM和RN表示。市場效益包括所有能幫助自己更加有效完成工作的社會技能和社會交往，當然也包括獲得工作時起碼應具備的社會技能；非市場效益包括源于社會資本投資而來的內容廣泛的社會回報（也可能是直接的心理愉悅）。假如個人從事的是一份需要與外界聯系異常緊密的職業，那么他的市場效益的回報預期會提升許多。

這個模型表明投資社會資本需要花費一定時間，而這個時間是計入成本的，它應該是一個反映人們以怎樣的速率將自己的未來予以“貼現”的變量。模型還表明社會資本也可能貶值，預計當個人離開社區集體時，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會失去價值，有鑒于此，筆者提出的投資模型考慮并分析了個人離開自己原住社區的可能性變量。

在這些假設前提下，個人的社會資本投資具有相當多的可選擇性。個人對社會資本投資將在某一點上達到均衡，在該點上社會資本的邊際投資成本等于邊際投資效益。當個體流動性增加或人隨歲月的流逝漸漸變老時，個人對社會資本投資會下降；而當社會技能在職業上獲取的社會回報增多或者社會資本貶值率變低時，相應地，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會上升。這些結論并不令人驚奇，因為幾乎任何資本財富都會遵循類似的規律。也許在進行經驗論證時，掌握這些規律將會啟發我們如何預測事物發展方向、如何對事物進行基本定位。

我們預計一條倒“U”型的曲線可以用來描述社會資本和年齡之間的關系：總的來看，當人們年齡增大，社會資本投資總量會有一個積累增多的階段；但到后來從社會資本投資獲利太低以至繼續投資不再劃算，這一時段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變得極少，甚至經常不足以彌補社會資本貶值的損耗。

2.聚合過程：兩種不同類型的個人社會資本

前面引用的投資模型僅僅將社會資本視為具備單一同質的特性。但是把兩種因社會技能不同而導致的個人社會資本分開進行分析對研究是具備相當科學性的：一種是增加整體社區效益，另一種是僅僅產生個人效益。事實上，一些個人的社會資本的產生會降低作為社區集體的社會資本總量。考慮了這兩種類型個人的社會資本的最簡單的模型顯示社會資本的固定部分產生公共收益。前面引用的投資模型作的是一個包含個人和社區集體的社會資本的預期（這也就是說，在預計個人的社會資本和社區的社會資本時，近乎一樣的因素在起作用）。文章將從更多的細節去討論這些預期，但是我們必須思考這樣一種可能性：個體會分別決定他們在投資社會資本（包括增加整體效益的和僅產生個人效益的）的水平，個體作決定前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將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很顯然，個人如果認同社區福利將會促使其增加對社會資本的投資量，具備私房房主資格也會促進這種認同。“溫馨之家”的價值與社區吸引力緊密相連，在某一社區擁有一個家對于個體來說將極大程度地促進他認同社會資本投資帶來的各種積極效應。

長時間在一個社區居住也意味著個體會傾向于加大對社區的社會資本投資。假如個人期望離開這個社區，他會投資培養極具個性化的技能；反之，他會更多地投資于社區的社會資本。此外，還必須注意到一種可能：以往個人居住的良好境況會提升對社區內其他居民的“利他吸引力”，同時可以促使人們投資于一些讓大家都能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的社會資本。

提升社區整體的社會資本的關鍵是必須要有明確的“足量起步要求”。假如僅僅極個別人投資這些項目，那么相應地網絡系統和語言體系都會變得毫無意義。僅僅當眾人近乎同步投資，它們才會變得有價值，效益水平也根據對社區集體社會資本投資的狀況來確定。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假如更多的個人投資于社區集體的社會資本，某一個體從中獲得的回報反而會降低。舉個例子，如果眾人的社會交流更頻繁緊密，充當掮客的二手汽車市場交易商的作用就會減弱許多。

提高社區質量的社會資本的“足量起步要求”特點也使得社會資本復合性均衡成為可能，在思考社會資本決定性因素時經常地涉及到這種復合性均衡。既然存在社會資本高投資、高回報的地方，那么肯定存在低投資、低回報的社區。所有這些類型的社區都處在一種微妙的均衡當中。

社會資本的外部特性和足量有效性相結合導致了“合作投資”的產生，很自然地它為政府干預社會資本投資提供了可供借鑒的范例。當然，私人社區也能嘗試進行自我合作投資。如果該社區擁有一定社會資本的財富，那么這種合作操作起來就會略微容易一些。社會資本按這種方式自我發展的觀點為上文中提到的社會資本的復合性均衡提供了理論支持。道德和語言這樣的異質性等影響合作的因素同樣會妨礙個體對社會資本的投資。假如某些個人具備歧視意識，而且經常沒有興趣在異己的社會圈中交往，那么這種類型的異質性就會使那些具備歧視意識的個體干脆打消進行社會資本投資的念頭。

既然政府有影響、干預社會資本的可能性，那么談論什么是政府影響個人投資決定的首要手段就變得很有價值。顯然政府可以采用影響私房房主資格或社區永久性的措施作為政策工具，但是這些政策工具實施起來成本相當高，而且沒人能保證政府行政行為的有效性。對教育施加影響也許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社會技能首先是在學校培養的話，那么在12年里（大多數美國和加拿大人在公立學校里度過的時間）政府有足夠多的機會去影響并控制社會資本的形成。值得再次提出警告的是政府很可能把事弄糟糕，而不是做好。

二、社會資本和私人動機

文章在這部分敘述的是社會資本形成過程的一些基本事實以及社會資本投資基本模型所引出的一些預期。在這里首先討論的是個人在組織內的成員資格，它可能是在個體水平上衡量社會資本的最佳手段。

有關社會資本的調查文獻主要集中在兩類問題上，第一類是關于誠信的問題，比如它問道“總的來講，你覺得絕大多數的人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或者你原本就不會太小心注意與他人的交往？”第二類是圍繞個人所從屬的非專業性組織的成員資格的問題，集中起來可以將其視為一個變量（總稱為個人成員資格變量），通過研究這個變量我們也可以發現個人所從屬的不同類型組織數目。

1.可預期的財富期限

社會資本投資模型顯示社會資本投資的預期期限如果縮短，社會資本投資量也會相應減少。選擇社會資本投資函數方程式的變量參數（包括貶值率、遷移可能性、余生長短）的理由都是基于這個基本事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去估量社會資本的貶值率，盡管它對于未來的研究是十分緊迫而重要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估計個體可預期的遷移概率去衡量預測未來兩年里個人離開社區的可能性。計量判斷這個遷移變量需要收集個體的年齡、婚姻狀況和家庭成員中十幾歲少年的數目（這些都是預測人們遷移的最可靠因素）。

在格拉澤等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里（Glaeser，etc2000），通過仔細觀察遷移可能性和個人在組織內成員資格相關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存在十分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其統計數據的負相關值為-7.5）。遷移可能性上升20%，個人擁有組織內成員資格的數量就會下降15%.那些具備較高遷移可能性和喪失社會資本的人均不太可能投資于社會資本。還有一點，通過仔細研究個體在社區居住時間的長短確實也能夠估量預測社會資本。

也許社會資本伴隨人的生命軌跡演變的特征更顯著，它隨著人年齡增大而起伏變化。格拉澤等人在2000年的研究成果中認為，40多歲的人愿意成為某組織成員的人數比20多歲的人多56%，比超過60歲的人多60%.年齡和社會資本的關系就像理論所預計的那樣可以用一個清楚的倒“U”型曲線來描述，也就是說人們起初積累社會資本財富，到達峰值后再合理地讓它逐漸損耗。

2.社會技能效益

模型的第二層隱含的意思是那些從事較多社會接觸職業的人更愿意在社會交往方面進行適量的投資。筆者并不十分清楚每個職業的具體社會回報數量。格拉澤等人在2000年的調查研究里形成了一個各職業社會效益變量的目錄單，借助目錄單對各職業的社會性進行排序。事實上，這和我們對各職業社會效益的大致印象十分吻合：社會性最弱的職業是“紡織業編織技工”、“紡織業卷線技工”和“出納員”。社會性最強的職業包括內科醫生、牧師和警察。

非專業社團組織和職業的社會性存在非常明顯的相關性。在社會性最弱的職業里，其人員獲得會員資格的社團組織平均數為1.06，而在社會性最強的職業里，這個數量指標為2.事實上這種關聯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統計學意義。

對于職業的社會性這個變量有人懷有這樣一種擔心：并非社會性的工作導致了組織內成員資格，而是成員資格決定了社會性工作的開展。為了研究這種可能性的實際意義，我們來觀察一下父母親職業的社會性對其子女的影響。這種對社會性的衡量方法既能夠和個人職業的社會性緊密相連，又可以很好地預測個人在組織內成員資格的層次水平。這項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確實是職業決定了組織內成員資格而不是相反的結論。

3.私房房主資格

我們發現私房房主資格和內容廣泛的公民權變量之間存在十分緊密的依存關系。例如，私房房主參加的非專業社團的類型數量平均比非私房房主多0.253個，私房房主比租賃戶多15.3%參加當地的選舉投票。私房房主比租賃戶多出6%參與當地社會問題的解決。私房房主們也必然更多地去教堂禮拜和擁有槍支。

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具備私房房主資格本身不能導致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房主的類型千差萬別，正是這些差異導致了社會資本的投資。理解并把握這一問題首要的方法是必須掌握這些眾多變量的特征，并以此分類（比如孩子數量、婚姻狀況、個體年齡、教育程度等）。私房房主資格對這些變量的影響是深刻的。第二個方法是觀察個體所不能掌握控制的房產市場的若干指標，將其視為私房房主資格的表達形式。這種方法仍然沒有觸及到私房房主資格的影響因素。第三個研究方法是使用德國人分格數據，在那里可以觀察到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檢驗當個體成為私房房主之后是否變成了一個更好的公民。我們的判斷在此得到了驗證。盡管在一段時間里私房房主資格效應削弱了許多，對此可能的解釋是這種私房房主資格效應的發揮尚需時日。

4.時間的機會成本

社會資本投資模型預計時間機會成本的增加總的來看會削減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衡量時間機會成本最理想的工具是個體所獲工資，但工資增加不一定會導致社會資本投資的上升。事實上那些“成功人士”的社會資本投資水平相對較高，這可能是由于社會資本和教育之間的關系導致的，高工資其實也僅意味著高學歷教育的回報。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較高的初始社會技能導致了高工資和高社會資本投資。

電視所扮演的角色正好說明了時間機會成本假設的重要性。普特南認為觀看電視會削減社會資本的投資（putnam，1995），同時也有明確的證據表明觀看電視的時間和社會資本投資變量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盡管筆者曾在別處發表文章認為這種聯系不足以解釋說明誠信問題中的被調查者的“群體傾向”）。對電視扮演的角色較為自然合理的解釋是它創生出另外一種可替換的社會交往活動，投資于社會資本與之相比會高出許多花費。筆者并不知道有什么依據可以說明高工資對社會資本投資有擠出效應，但觀看電視這個事例倒確實證明了機會成本的重要性。

三、影響社會資本形成的其它兩個因素：道德異質性和教育

1.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

毫無疑問，個人多年的所受學校教育是和社會資本聯系最為緊密的。有數據表明，多年的學校教育和個人在組織內成員資格的粗略關聯度為0.34.在《世界價值調查》一書里，格拉澤等人在幾乎每個國家里都發現了一個正相關關系（在美國用任何社會交往的觀察衡量方法都可得到近似的結果），隨著教育程度的加深，去教堂參加宗教儀式的活動的人隨之增多（Glaeser，etc2000）。取得大學學位的人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輟學的人多30%參加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在受教育程度和誠信水平之間也存在極高的相關度（回答關于基本的誠信問題的提問時，取得大學學位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輟學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高30個百分點。）。在社會資本形成過程中，個體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與社會資本的聯系可能是最緊密和最重要的。

當然，對于這個相互聯系的解釋有許多種。例如，如果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意味著在未來擁有更高的起點（也就是對未來有比較高的貼現值）。正因如此，我們就不會對擁有更多人力資本的個體更多地投資于社會資本感到奇怪了。與之相應的，社會資本可能反映相對應的社會聲譽，對于那些聲望較高的個體來說，社會交流可以帶給他更多的心情愉悅。支持這一解釋的事實是在一個國家內受教育程度和個人在組織內成員資格間相互關系要比跨國的此類關系要明顯強烈得多。

然而，筆者對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間相互關系的理解是：對于教育而言，一個具有重大意大的部分就是學習社會技能。學生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學習在一個教育的環境里如何與同輩人打交道。教師也明白無誤地用與社會環境相對應的行為方式培養教育學生（至少教師是站在權威的地位以成年人的面貌出現教導學生）在低年級，學會與人合作是在學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相信同時在校也學習一定的社會技能）。甚至到了大學時代（相對參加工作之后而言），大學生們也花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用于建設性的社會交流活動。事實上，在“博愛會”或“婦女會”里的會員資格后來都次第成為社會資本形成過程的基礎。就連體育活動也常常很明顯地偏向學習社會技能方面。假如學校是社會資本形成的主要地方，很自然地我們就會想到政府影響社會資本的政策應聚焦于學校。可以設想教育政策有許多種選擇，例如撥付教育補助經費，建立扶持公立教育，它們都應當建立在“教育培養社會技能”的理念上。事實上，一旦我們仔細考慮政府在創造社會資本形成外部環境的作用時，對于政府大量介入干預教育活動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認同了。

2.道德和語言的異質性

在社區集體層面上對于創建社會資本，最后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和語言的異質性了。眾所周知，美國人力資本最高的地方是這個國家社會同質性最強的老西北部地區。許多作者認同在這些地方，人力資本的“路德教派效應”或“斯堪的納維亞效應”與這里相對較強的同質性有很大關系。而巴西事實上是社會異質性極明顯的國家。社會道德的異質性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異質性緊密相連，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異質性嚴重削弱了個體社會資本的獲得。

阿勒希納和拉弗拉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全美國在社會參與方面異質性帶來的消極影響（Alesina，LaFerrara，2000）。他們建立模型的意義集中于這樣一個觀點：假如你歧視那些與你不同的人，當這個國家本身就存在較強的異相性時，那么投身社區組織和參加社區交流就變得不那么令人愉悅了。另一種可選擇的解釋是形成社會資本需要合作，而當人們存在極明顯的差異時，合作將變得分外困難。關注異相性的理由恰恰在于異相性的極端重要性。它向人們表達一種不那么令人愉悅的意思：同質的社區可能擁有若干優勢。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意味著政府采取消除不同種族之間鴻溝和道德歧視的措施將得到特別豐盛的收獲。

四、結論

關于社會資本形成的研究對于積極的社會科學探索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會資本來說是一項具有決定意義的課題。建立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模型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本投資簡單模型闡述了若干決定投資的因素。當個人較長時間地居住于某一社區時，他們將愿意更多地進行社會資本投資。他們最初創建并積累社會資本財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他們如果從事社會化程度越高的職業，就會投資越多的社會資本。具備私房房主資格也會提升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水平。假如建立在個體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本模型失效，那么僅有一種可能：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社會資本投資水平將隨著時間機會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接受教育和社區同質性異常強烈地驅動著社會資本的投資。事實上，總的來看，學校教育是影響社會資本類型變量程度最深的單一性決定因素。這種聯系會帶來一定的難題，但是它也表明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會資本投資施加影響的特別重要的手段。相對較強的社區同質性看來也強烈刺激著社會資本的投資，這也許意味著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種族或道德歧視是十分有益的。

參考文獻

R.putnam，1995：“TheCaseoftheMissing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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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esinaandELaFerrara，2000：“ParticipationinHeterogeneousCommunit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5，no3，（August2000）

E.Glaeser，DLaibsonandBSacerdote，2000：“Whatis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