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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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問題，就必須首先要回答諸如人們為什么會喜歡持有貨幣，貨幣為什么會具有價值，特別是法定貨幣——由政府發行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本身毫無價值的貨幣符號為什么具有價值，貨幣價值又是如何體現出來的這一系列貨幣現象的基本問題。這樣就必然要對貨幣理論中貨幣功能觀的演進進行梳理與評析。采用這樣的研究視角進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來劃分，可以回歸到通貨膨脹是一基本的貨幣問題這一本質，為理論模型的改進與優化，特別是根據中國現實約束條件，建立適合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論框架以及基于中國經濟數據的實證研究，提出明確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國情的對貨幣的認識以及對現實更逼真模擬的約束條件，同時也為評價各種模型的優劣，各種計量結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種最基本的準則。
理論上對貨幣的認識，分為兩類，一是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對貨幣的認識，二是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對貨幣的認識。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圍繞貨幣的交易媒介、價值貯藏和計量單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們的貨幣需求和貨幣的價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觀基礎，沒有從個體的效用出發，這樣就無法對個體在預算等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行為進行研究和分析，從而也就無法對作為宏觀基礎的個體進行推測和判斷，所以缺乏微觀基礎的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就適當解決了這一問題。Sidrauski(1967)在“貨幣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貨幣引入到效用函數中，雖然并未解釋為什么貨幣直接就能夠給人們帶來效用，但由于持有貨幣能夠產生直接的效用，而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貨幣余額的下降，從而引起個體效用的下降，故通貨膨脹必然會對個體造成福利成本。這一事實意味著，無論通貨膨脹是預期還是非預期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幾乎沒有對于非預期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難度是在于非預期通貨膨脹本身的不確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無法觀察其轉變，我們設想采用這樣一種方式，對非預期通貨膨脹作出一種轉化，轉化成類似于訊息費用、執行費用一類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一種局限條件，在原則上可以客觀地衡量其轉變。把非預期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約束限制條件來處理，從而就可以把非預期通貨膨脹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納入到現有的理論框架和計量模型之中，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仍然是針對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這樣，我們就可以分別從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和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從各自對貨幣的理解來建立研究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邏輯主線，并沿著這條主線，來認識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與其研究的發展。
二、問題的提出
經濟理論中，最有爭議、最難理解的一個概念就是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對通貨膨脹，經濟個體被迫改變持有貨幣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在傳統分析中，很多觀點都認為這種效率損失，即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實上，人們卻對通貨膨脹顯示出普遍厭惡。由于面對通貨膨脹，經濟個體最直接的改變就其持有貨幣的經濟行為，這樣，雖然在一般公眾中，沒有提及在通貨膨脹時經濟個體為管理他們的貨幣余額要耗費的額外時間和成本，放棄貨幣的便利性所帶來的影響，但對于經濟學家，卻有必要對這些額外耗費的成本，這些效率損失重新進行再認識。
三、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發展
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開始，一般都沿用了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對貨幣需求運用消費者剩余分析，認為通貨膨脹就像是對貨幣征稅，那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上方之間的面積，只不過，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為零而已，這樣，在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中，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就是貨幣需求曲線下方區域的面積。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貨幣需求函數形式，首次用積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歐洲惡性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隨后，圍繞Bailey的方法，許多學者也提出自己的見解。Marty(1967)就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會隨著通貨膨脹的提高而加快，而且產出也會隨之增長，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產出增長且貨幣流通速度與通貨膨脹率呈線性關系時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Barro(1972)重點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變，認為通貨膨脹提高了人們的交易成本，人們會加快支付的頻率，也會減少使用貨幣來進行交易，而轉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煙)，在重建貨幣需求曲線后，重估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Mussa(1977)則放棄了Bailey等人對貨幣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畫，而集中在貨幣具有的計量單位、價值標準的功能上，認為只要價格和工資收入的調整是需要實際成本的，那么通貨膨脹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估計，都是從貨幣功能觀出發來研究的，尤其是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它們之間的傳承也是對Bailey的貨幣需求曲線下方求積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現實的模擬。但不論怎樣發展，這種估計也只是一個籠統的總量概念，在個體效用損失與總體福利成本之間是缺乏內在邏輯聯系的，而且它也只考慮了貨幣市場的均衡，是一個局部均衡的估計。局部均衡估計通常會有偏小的結果，在認識貨幣理論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評估貨幣政策變化的效果上，也無法給出一個清晰的分析。這些缺陷，歸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傳統宏觀貨幣理論缺乏微觀基礎造成的，隨著貨幣理論研究從宏觀轉向微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估計也就轉向到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的一般均衡估計了。
四、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發展
結合具有微觀基礎的貨幣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補償改變理論(CompensatingVariation)”：經濟個體為了生活在一個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續通貨膨脹環境下，人們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損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補償)，這種對收入改變的測度就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測度，這完全符合經濟學關于理性經濟個體最大化選擇行為的假定，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時，也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采用消費者剩余分析的一個有力的補充和說明。
Leach(1983)繼承和發展了Barro(1972)對交易的認識，認為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內在的價值。通貨膨脹改變了商品的需求和勞動力的供給，因此也就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福利獲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個體效用函數，具有微觀的特征，但對貨幣的引入卻是通過對商品的間接征稅，這是一個過渡性質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較早正式采用微觀貨幣模型和補償改變理論的學者，認為貨幣的持有要歸因于現金先期約束(Cash-In-Advance，CIA)，這種通過現金先期約束引入貨幣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們認為消費是一個受到現金先期約束的現金商品，閑暇和投資是信用商品，設定個體的效用來自于消費與閑暇：分別為第t期的消費和閑暇，β為折現率，E0為在初期獲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條件期望值，A為常數。在消費的現金約束和預算約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數，運用Kydland(1987)的計算方法，通過補償改變理論對福利成本進行了一般均衡估計。這種方法比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過對個體效用函數的細致刻畫和約束條件的完整考慮，對社會經濟環境進行了充分的認識和模擬，估計出的結果也就更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擴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觀貨幣模型進行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標準典范。設定個體的效用來自消費和閑暇，受到現金約束和預算約束，隨后又建立了市場中間商、商品生產者的約束，認為通貨膨脹扭曲了這三個市場參與者的邊際決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貨幣余額，而且也要用閑暇來替換一部分市場勞動，還要從商品生產中分散一部分生產性資源轉移到金融中介服務，這些就構成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這種分析考慮了眾多參與者的行為，從多個方面考慮了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來評價一些貨幣政策。
現金先期約束限制了經濟主體的交易機會，于是許多學者又開始尋求其他的微觀貨幣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Jones等(2001)通過考慮最佳貨幣數量指數(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計量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則運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時間(Shopping-Time)模型，通過假設持有貨幣能節省購買時間，因此提高了閑暇水平這一途徑來引入貨幣。設閑暇函數為lt=φ(ct，mt)，個體的效用來自消費和閑暇：為持有的實際貨幣余額，從而得到英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Wolman(1997)設計了一個分段的交易時間函數h/(mt/ct)，當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時，h(mt／ct)=Ω，Ω是一個非負常數，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時間，當mt／ct小于一定值時，h(mt／ct)是減函數，這個設定和早期的存單理論是一致的，通過個人持有貨幣的邊際收益應該等于邊際成本，來求得貨幣需求曲線，再由補償改變理論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詳細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計出英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尋介理論(SearchTheory)強調了貨幣的交易功能，貨幣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了它解決了“雙重欲望巧合的困難(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點不同于以往的貨幣微觀模型，它并不是從效用假設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從交易過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尋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實際。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貨幣尋介理論估計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對貨幣尋介模型的擴展研究上，更詳細地研究了各種交易行為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貨幣微觀模型進行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學者根據實際狀況，從其他的一些持幣動機來進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畫了在一個收入波動且沒有保險的經濟環境里，個體為平滑自己的消費而持有貨幣，設定個體的效用僅來自于消費，再設定了一個關于就業、失業的一階馬爾科夫轉移概率矩陣，在預算約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數，得出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為：是貨幣需求函數的半彈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貨膨脹時的貨幣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持有貨幣的自我預防動機，而不是常規的交易動機，成功解決了個體在不完全市場、面臨失業風險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的不同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理論模型，其區別的實質就在于對貨幣本質的不同認識，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論模型的基礎——貨幣微觀模型也不盡相同。那么，各種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實證結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實證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貨膨脹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訂了他的估計，利用MIU模型，估計出的福利成本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時為GNP的1%，如果考慮5%的折現率和2.5%的GNP增長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凈現值就高達GNP的40%，以1995年美國的數據計算，就是29000億美元，用Lucas的話來講，“這確實是真實的貨幣”。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當英國的名義利率從6%到2%時，凈福利增加大約占到GNP的0.22%，若折現率為5%，GNP增長率為2.5%，凈福利增加大約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國的數據，相當于600億英鎊，這比英格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規模的兩倍還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經濟運行狀況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當名義利率從14%到3%時，會產生大約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單獨考慮二戰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則會達到GDP的0.4%，這和他們對加拿大的估計(0.35%)和美國的估計(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較了不同計算方法的估計結果后，得出由10%通貨膨脹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計應為GNP的0.85%～3%，若以美國1994的GNP計算，則在580億-2040億美元之間。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尋介模型，得出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為GDP的1%～5%，對于一個中等收入的美國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來講，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啟示
國內，謝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術的情況下模擬了貨幣需求，探討了此條件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計算。陳利平(2003)在一個引入消費攀比的交易時間模型中討論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龔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給出的帶有人們對社會地位的追求和對消費品及投資品有現金約束的模型的基礎上分析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陳昆亭、鄭文風(2007)分別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對中國通脹福利成本進行估計。陳彥斌、馬莉莉(2007)運用消費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了計算和比較。
要全面系統地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我們可以沿著已梳理好的傳統的和具有微觀基礎的貨幣理論，根據它們對貨幣的不同認識，確定一條貨幣功能觀的演進路徑，沿著這條路徑，結合它們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理論上的測度定義，就可以建立從在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計，到在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計的理論框架與計量模型，以這樣的研究視角，再根據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就能進行適合中國特點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國家采取何種調控通貨膨脹的政策對福利成本有何種影響，為宏觀決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與收益，與國外的相關研究進行橫向比較，還可以為目前經濟冷或熱、通脹好還是緊縮好的理論討論中，給出一個效率損失的衡量標
摘要]通過梳理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和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從各自對貨幣的理解來認識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與其發展演變，可以確定一條研究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邏輯主線，沿著這條主線，就可以建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理論框架與計量方法，從而可以展開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問題的研究。
[關鍵詞]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