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旅游交通設施與食宿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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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峨眉山游客驟增，客觀上推動了峨眉山旅游交通與食宿設施之改善。戰時，出入峨眉山的旅游路線，以重慶、成都、樂山三個城市為主，水陸皆備。游客登覽峨眉山以滑竿和揹子為主。旅客選擇食宿縣城或山中，其中，縣城旅館、飯店數量有限，山中則主要仰賴寺廟，各廟之食宿各有特色，價格隨海拔不同而略有差異。

[關鍵詞]抗戰時期；峨眉山；旅游交通；食宿設施

引言

抗戰軍興，大批省外人士內遷四川，四川由此成了其日常生活與休閑旅游的活動中心，這當中，以峨眉山之吸引力最大，遷入川省之外人“早已久仰峨眉山的大名，所以到了四川，差不多都要到峨眉山一游[1]。”隨著峨眉山游客暴增，客觀上促進了峨眉山旅游交通的發展，也推動了峨眉山食宿業的興起。

一出入峨眉之交通路線

抗戰時期，出入峨眉山的旅游路線，以樂山、成都、重慶為中轉，水陸皆有，可供時人選擇路線和交通工具尚屬靈活。由成都至峨眉山。從成都汽車南站出發，途經雙流、新津、彭山、眉山，最后抵樂山，整個行程“搭八時開行之蓉樂公路快車，一人一坐，勉稱舒適，車行頗快，中途尚少耽誤。一百六十公里，狂奔八小時即到[2]。”到了樂山后，再由樂山至峨眉。又有三條路可走，水路約一百里，系逆行，頗為危險，因此，少有人走水道；陸路有二：“一取道蘇稽符文鎮到峨眉縣凡八十里，代步只有肩輿，大半日時間可到，輿資約二元；一則取道于馬路，由嘉定至夾江七十里，可搭汽車車費二元再由夾江至峨眉縣五十里，乘黃包車，車費八角，時間三四小時，即到達，故往來旅客，大都取道馬路也[3]。”1938年，字林西報記者W.Lewisohn曾自駕汽車由成都至峨眉山，沿途“有公路可通，路以碎石鋪筑，至為優美”，據其推測，“此或系二年前蔣委員長曾留居山上數月之故。惟沿途所經橋梁，均系木制，松裂多孔隙，為狀至險[4]”。由重慶赴峨眉。有水陸兩途可選，

“（一）水道，由渝上輪三日可抵樂山及峨眉。

（二）陸道，由渝到永川經榮昌隆昌。……則由隆昌乘輿經牛耳渡大山鋪抵自流井，又經榮縣而至嘉定。由渝到嘉定陸道計八百里，又嘉定到峨眉縣八十里，路資至少需洋二十元。若由渝到成都，汽車二日可到，需費二十元，由成都到峨眉半日可到，需洋十一元。共計三十一元[5]。”及至1945年往來，峨眉山的旅游交通已較為完善。去程由重慶出發，經成都、峨眉、峨山，回程經嘉定、宜賓至重慶。其中，重慶至成都計450里，特快汽車票價93150元。二日準達。成都至峨眉縣，計150里，熱季有專車駛行，普通車票價23700元。一日可達。峨眉縣至嘉定，計110里。乘滑竿較為簡潔，一日準達。嘉定至宜賓，熱季有小輪行駛，一日可達，票價上艙27500元。宜賓至重慶，輪船直達，需時二三日，票價房艙82400元[6]。

二登覽峨眉山之選擇

峨眉山之路徑素來以險峻著稱，游客攀登多選乘滑竿或者背子。根據時人的體驗，從事滑竿和背子的人皆屬當地農民，他們平時在家種地，及至旅游旺季或有人預訂才從事此工作。其中，“滑竿為簡便之肩輿，通常以二人肩之，用竹竿及竹塊縛成”，“揹子則為木制，以一人負之”，“游客乘滑竿或揹子上山，如遇巉險之處，仍以步行為宜。然如遇年老之游客，憚于山行者，則可于縣城動身時，雇力夫三人或四人共抬一滑竿，則亦可不行一步，安然至頂。揹子除載人外，多屬負物之用，惟每揹不得過六十斤。遇重則行遲，并虞其顛躓也。游客如雇用力夫過多，則例有夫頭隨行。夫頭專司管理夫役及照料行李之責，不負肩抬及攜帶行李等事。計每十名夫役以上應用夫頭一名，二十名以上者二名，余類推[7]。”雖有夫頭隨行，管理這些人，卻常有游客受其敲詐。時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吳景洲等三人，雇滑竿登山，當時縣政府對于滑竿即有規定價格，以防輿夫敲詐，但因當時縣城剛發生火災，政府無暇顧及，故輿夫未遵規定之價，最終，“三日程，每日人九十元，以余（吳景洲）身重用三人，趙李二君則兩人”，之后趙李二君亦改用三人，“余所乘滑竿之輿人，以趙李二君身較余輕，而亦改用三人，意不滿。乃由一最少年者發難，謂‘不可勝任’，求增一人”，“彼意在增價，或多得一人，便游息耳，呶呶不休，故作傾斜之狀，以相恫脅[8]。”更令人驚異的是，還有女性從事此種體力工作。1937年，幾位初中畢業的女學生游峨眉，至抬轎不至的地方，一行人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上山，此時，“來了幾個拳粗臂大，筋強力壯的女人，一齊向我們要求：‘先生，要上山嗎？我們揹你，五角錢一位。’”起初，幾位女學生甚為懷疑，經過交涉，最終同意讓她們背上山[9]。

三旅游住宿之分布

抗戰時期，旅客由重慶、成都或者樂山搭乘交通至峨眉時，已是下午或者傍晚，當天往往難以直接攀爬峨眉山，需次日一早啟程爬山，因而，當日多借宿于峨眉縣城。據《峨眉導游》顯示，1937年，峨眉縣城共有五家旅館，分別是東正街之集賢旅館，育賢街之育賢街，北正街之乾元旅館，江西街之義利旅館，南正街之泰源官棧，價格大體在二角上下[10]。峨眉山因山高路長，游客來回至少需要三日，方可游完，因此，尚須在山中留宿數夜。“山上是沒有旅店的，峨眉旅行社在清音閣廟里有個招待所，其他全是在廟里寄宿”。據統計，峨眉山各寺廟的容客量（如表1）。盡管，峨眉山上少有專營住宿的旅館，到抗戰時期，因游人驟增，峨眉寺廟的“房間同旅館一樣的編有號數，也分上中下三等，小和尚就等于旅館里的茶房，買手紙、雞蛋、泡茶、倒夜壺，一叫就來[11]。”儼然成一種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山中各寺住宿條件又存在差別。時人游覽峨眉山，多旅居清音閣、九老洞、洗象池、華嚴頂、洪椿坪等寺廟。清音閣“環境優雅，食宿便利，旅行社房舍整潔，置有沙發，每餐有臘肉鮮雞，餐宿各取千元，與成都當時物價相比，尚相因半數。惟上面寺樓設置較差，為便利四方朝山之男女居士休息之所。”九老洞“全廟里非常精致，干凈得很，陳設也非常的好，設備也多，僅僅棉被絮一項，就有兩百多牀，有些好的客房，都不知了沙發，而且特別請了很好的廚子，專門燒菜，所以九老洞的菜蔬，是全山出名的，達官貴人，很多在這里休息或是避暑”。洗象池“食宿齊備，客堂布置精雅……堂側新建樓房數間，設置精雅……新房新床新蓋，宜于安寢，但仍像連夜一樣，雖無臭蟲蚊子，而跳蚤擾人，卻未例外。”華嚴頂“為峨山上下之食宿站，有服務處，有和尚飲食，葷素俱備。”洪椿坪“布置非常整潔，屋里雖然已經沒有人住，但是沙發、書桌、床、一切東西，都仍然安放得很好[12]。”

四旅游飲食之選擇

抗戰初期，峨眉縣城飯店數量有限。據統計，可供選擇之飯店總計六家，分別是縣正街之嘉賓、鶴軒、春記面館、香積飯館，江西街之三峨飯館，東正街之安樂館，價格為五仙至三角不等。不過，在1943年6月，峨眉縣城發生大火，“全縣城付之一炬，城里不曉得到那年才可恢復！？”此外，山中各寺之飲食又有各自的特色。游人可根據各自喜好而選擇，“以備暑計則宜住九老洞，洗象池，華嚴頂，因其氣候適宜，設備亦佳也；若欲臨高瞰遠應住金頂，臥云庵，接引殿，洗象池，華嚴頂；山上素食最佳者推九老洞，面點則以龍門精舍為美。葷食只有清音閣招待所，報國寺外之飯店中等處，其他有面點無菜飯[13]。”經過峨眉政府的整頓，寺中飲食皆有規定。大體而言，寺中“伙食分為三等。較大之寺宇，價皆一律，如次：上飯（每餐每人）一元，（每人二餐一宿）二元；中飯五角，一元；力夫三千文，三角。以上各寺膳宿費，亦非一成不易者，蓋寺宇之大小不同，招待互異，故游客給資亦有差等也。”不過，“如果你是朝山燒香的居士，那嗎，另外就要你出功果，功果的多少，自然由你個人的發心，但是少了，和尚還是要求你增添的[14]。”峨眉山全山寺廟的食宿價格，亦根據寺廟不同高度而略有差異。具體而言，“第一段，由保寧寺至純陽殿一餐二角，一餐一宿四角，二餐一宿六角。第二段，由大峨寺至清音閣一餐二角五仙，余照上推算。第三段，由大路白龍寺至蓮花寺，由小路牛心寺至遇仙寺，一餐三角，余照推算。第四段，由洗象池至金頂及萬佛頂一餐四角，余照推算。”及至抗戰時期，其食宿費漲價不少，“寺中均系素食，住宿以人數計算。其價目有懸牌定價者，有隨客付給者，南門外招待所，及清音閣招待所則系葷食，住宿則以房間計算，且有一定價目。各列于后：各寺院一餐一宿價約二十二元，另食一餐約十二元，未懸牌定價者可照此付給金頂登運輸不便，應多付一二元。峨山招待所雙鋪房間，價八元至十元菜飯每客十一二元。”總體而言，“清音閣以下的價格，要比城里貴三分之一，清音閣到華嚴頂洪椿坪這一帶，要比城里貴二分之一，九老洞洗象池以上的十里路以內，比城里要貴三分之二，山頂一帶，要貴一倍，因為山上的東西，全是由山下運上去的。

五結語

抗日戰爭為峨眉山旅游業的興起帶來大批游客，客觀上推動了峨眉山旅游交通與食宿設施之建設，是峨眉山近代旅游業興起之表征。但是，峨眉山既有的服務設施并不能完全滿足日益增長的游客需求，導致飲食環境、住宿條件差強人意，這實際上暴露了峨眉山游客容量與實際承載量之間未能平衡的關系。可見，抗日戰爭，既是推動峨眉山旅游業發展的機遇，也是制約峨眉山旅游業發展的阻礙。

作者:繆清清 單位:成都文理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