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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前期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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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前期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1906年起,先后開設了體育科、學習年限為3年的優級師范科和正科(本科)。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借鑒日本的辦學模式,它不僅是四川當時最高的新式學堂,也是當時西南地區第一所包含文、理、師范、醫學、體育等多科的綜合性高等學堂。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確立了高等專門學堂的體制后,為適應省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需要,四川又陸續興辦了一批高等專門學堂,主要有:四川通省師范學堂(1905年)、四川法政學堂(1906年)、四川通省農政學堂(創辦于1906年,后改名為四川中等農業學堂)、四川藏文學堂(1906年創辦,以藏文為主,1907年改名為四川省城官立方言學堂,重點轉向外語為主)、四川工業學堂(創辦于1908年,1910年改為四川高等工業學堂)、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這些專門學堂匯集了優級師范、簡易師范、法律、英法文、農、林、蠶桑、采礦冶金、機械、應用化學、經學、史學、詞章等專業(科),與四川省城高等學堂一起,構成清末四川新式高等教育框架的主體和民國初年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辛亥革命的勝利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也給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1912年民國成立后,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學制系統,規定高等教育機關有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及高等師范學校,各分預科、本科。大學分文、理、法、商、醫、農、工等七科,以文、理二科為主;修業年限大學預科3年,本科仍為3年或4年,專門學校預科1年,本科與大學同,高等師范學校預科1年,本科3年。要求學堂一律改學校[1]672-675,725-726。新學制頒布后,高等學堂紛紛改為學校。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改為四川高等學校(1916年停辦);1912年,四川法政學堂官班與紳班合并,改稱“四川法政學校”,1915年更名為“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設政治、經濟、法律三科。1912年,四川通省農政學堂改名“四川高等農業學校”,設農學科、林學科、蠶學科,后又改名為“四川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四川省城官立方言學堂(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四川省公立外國語學校)、四川工業學堂、四川存古學堂則分別更名為“四川公立外國語專門學校”(設英語科,曾設過法語預科)、“四川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設機械科、采礦冶金科與應用化學科)、“四川公立國學專門學校”(改經學、史學、詞章三科為哲學、歷史、國文科)。1912年7月,四川通省師范學堂改名為“四川優級師范學校”,由原有的優級、初級、簡易三部變為只設優級部,重點培養中學和中師師資。

          1913年春,四川優級師范學校改名為“四川高等師范學校”,設國文部、英語部、數理部,分預科和本科,本科學制3年,預科1年。1915年,又增設手工圖畫和樂歌體育兩個專修科,學制2年。1916年,增設博物部。1916年,為了順應全國國立師范學校名稱統一的要求,經北洋政府教育部批準,四川高等師范學校改名為“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與北京高師、南京高師等其他五大國立高師并列,這是四川教育機關有“國立”之始。為了給該校學生提供研究教育和開展實習的場所,1917年9月和1918年9月還分別開辦了附屬中學和附屬小學[2]35。1916年更名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后,學校發展很快(1916年四川高等學校停辦后,大部分教師并入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據1918年教育部統計,該校當時的專任教師和學生數,僅低于北京高師,名列全國第二;全年經費數名列第四,在北京、南京、武昌三個高師之后。由于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1919年3月,該校也由成都鹽道街搬往“皇城”。19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大學令》。《修正大學令》將大學本科修業年限一律改為4年,大學預科改為2年,并規定設任意兩科者都可稱大學,單設一科者也可以稱某科大學。[1]8291922年,教育部又公布了“新學制”。“新學制”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規定有四:(1)注重天才教育,使優異之智能盡量發展;(2)大學分科系,專門學校可改為單科大學;(3)高等師范學校改為師范大學;(4)大學采用選科制,大學和專門學院可設專修科;(5)廢止預科。1924年,教育部又頒布了《國立大學條例》,廢止了民初頒布的《大學令》和《大學規程》,規定:國立大學設文、理、法、醫、農、工、商等科,修業4-6年,采用選課制;在高級中學未普遍設置之前,國立大學得設預科,修業2-3年。《修正大學令》的頒布和1922年的學制改革,對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了四川高等教育一次大規模的興廢分合與調整,促成了國立成都大學和國立成都師范大學的成立以及五大專門學校的合并,促進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初步發展。1926年,國民政府批準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的一部分獨立,成立國立成都大學(師資、校產、院系設置、圖書儀器實際上主要繼承了四川高等學校),由張瀾任校長。該校到1929年時,已設有文、理、法三個學院11個系。同年9月,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的另一部分也改稱“國立成都師范大學”,龔向農任校長。成立國立成都大學和國立成都師范大學,促動了四川公立外國語、農業、工業、法政、國學五大專門學校。

          1927年上半年,五所專門學校相繼提請改為單科大學,1927年8月,由省長公署和教育廳召集多次會議,決議由五所專門學校合并組建公立四川大學,并通過省長公署與大學院立案。合并后,原國學專門學校、外國語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改名為中國文學院、外國文學院、工科學院、法政學院、農科學院。學校未設校長、而由各學院的學長(1930年以后才稱院長)組成“大學委員會”共同校長職權。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公立四川大學三校的組建,完成了四川高等教育眾水匯流的第一步。設在成都的這三所高校,不僅均為官辦,而且更有兩所為“國立”,這在當時除了北平、上海等發達地區,在國內蓋不多睹,在西部地區更是令人矚目[3]。在川東重鎮重慶,1925年,楊公托、萬從木等在重慶鐵板街創辦了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1936年遷至牛角沱),楊公托任首任校長。1927年1月,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向重慶市督辦公署申請立案獲得批準,這同時也是西南地區最早的藝術高校。

          國民政府成立后四川高校的調整與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初成

          1927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次年頒布了《修正大學區組織條例》。《條例》規定:“全國依各地之教育、經濟及交通狀況,定為若干大學區,每大學區設大學一所,大學設校長一人,綜理大學區內一切學術與行政事項”。1929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大學規程》、《專科學校組織法》,1931年,又公布了《專科學校規程》,規定高等教育機關分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三種。大學分為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八學院。修業年限除醫學院5年外,其余均為4年。大學及獨立學院,得設研究院或研究所。研究所每所設若干學部,研究期限2年。專科學校分工、農、商、醫、藝術、音樂、體育等類,修業年限為2-3年。1930、1931年,國民政府又分別通令廢止大學和專科學校的預科。遵照這些高等教育法規,四川高等教育又進行了新的調整。鑒于當時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與國立成都師范大學“三足鼎立”造成四川高等教育院系重復,經費困難,力量分散,加之1928年1月公布的《修正大學區組織條例》規定每省只設一所國立大學的要求,為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辦好國立大學,從1928年8月開始,四川省政府即指示教育廳開展將三校合并組建國立四川大學的籌備工作。經過籌備,1931年11月9日,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正式合并組建成國立四川大學。王兆榮任第一任校長。國立四川大學成立時,設有文、理、法、教育(后并入文學院)4學院,有中文、英文、史學、政治、經濟、法律、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教育11個系,體育、藝術兩個專修科,本科學生1337人,專任教師178人,成為當時全國13所國立大學之一[2]157。不過,由于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不夠導致四川仍陷于一種半獨立的狀態,當時的四川大學雖冠名‘國立’,實際上仍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學[4]。1935年王兆榮辭去校長后,著名化學家任鴻雋于當年8月接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在任鴻雋的大力推動下,國立四川大學的正規化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到任鴻雋1937年6月離職時,國立四川大學有文、理、法、農4學院,下設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史學、教育學、數理、化學、生物學、法律、政治經濟學、農學、園藝、林學和病蟲害系,四川大學真正實現了“國立化”。除了成都高校眾水匯流、合并組建國立四川大學之外,這一時期四川還在川東重鎮重慶創辦了重慶大學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兩所高校。在重慶設立大學的倡議由來已久。早在1925年冬,巴縣議事會議長李奎安就在倡議籌辦重慶大學。只因四川政局動蕩,經費無著,導致倡議擱淺。

          1929年夏,沈懋德、呂子方、吳芳吉、彭用儀等在成都大學任教的川東籍教授回到重慶,聯合重慶工商界著名人士朱叔癡、汪云松、溫少鶴、李奎安等,成立“重慶大學促進會”,并向駐節重慶的國民革命軍21軍軍長、四川善后督辦劉湘建議籌辦重慶大學,得到劉湘的贊同。經過認真籌備,1929年10月12日,重慶大學在菜園壩楊家花園正式開學,劉湘親自擔任校長。重慶大學在創辦之初,學校以重慶菜園壩為臨時校舍,僅開設有文、理預科,到1932年,文、理預科已招收6個班,學生140余名。1932年8月,開設招收本科生,分文、理兩院,文學院由李公度任院長,設中國文學及外國文學兩系;理學院由著名數學家何魯任院長,下設數學系、化學系、物理系。1933年下半年,又增設農學院,由劉伯量任院長,不久辭去,由蘭夢九繼任。1934年,文學院增歷史系,同年學校遷至沙坪壩。到此時,重慶大學共有3個學院7個系,招收學生18個班,170余人。[5]1934年10月,由于劉湘忙于軍政事務,無暇兼顧校長之職,乃聘請礦業專家,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接任重慶大學校長職務。胡庶華接任重慶大學校長職務后,對學校組織機構、學院進行了調整,重慶大學有了新的發展。1935年夏,重慶大學經教育部核準立案,并將四川省立工學院并入重慶大學,成立電機系、土木工程系、采冶系,原有文、農兩學院則并入國立四川大學。1936年秋,工學院增化學工程系,并建實習工廠,理學院增地質系,另將數學、物理兩系合并為數理系,同時又增設體育專修科,并受四川省政府委托,代辦體育師資訓練班[6]623。重慶大學1936年下半年開學時,全校教職員已達118人,其中教授34名,講師25名,助教13名,職員45名(其中有教授兼任者)。此外,還有3名軍訓教官。1937年抗戰爆發前,學校擁有理、工兩個學院七個系(即數理系、化學系、地質系、土木系、機電系、化工系、采冶系)和一個體育專修科。1935年重慶大學正式成為省立大學(1942年被批準為國立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成立于1936年8月,1937年由省政府報教育部批準立案。該院由1933年8月四川省政府合并川東師范附設的鄉村師范專修科和21軍所設的中心農業試驗場組成的四川省立鄉村建設學院改組而來。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設鄉村教育系和農事教育系(原為鄉村社會系和農事系)。1938年教育部又命令改為社會教育系和農業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首任院長為甘績鏞。國立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創辦后,四川高等教育大規模的興廢分合宣告結束。到抗戰前夕,四川形成了以國立四川大學、省立重慶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和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等高校構成的高等教育體系。①

          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發展的特點及其歷史影響

          (一)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發展的特點

          首先,環境艱難,穩步發展。民國成立直至抗戰前夕,四川長期處于軍閥割據和混戰之中,造成社會動亂,經濟、文化和科學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直到1935年,四川境內各派軍閥劃區割據的時期方告終止,四川全省行政才得以統一。盡管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發展的環境惡劣,但在一批有識之士尤其是廣大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推動下仍取得了穩步發展。如: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全國各省高校學生數比較,四川有學生2415人,位居全國第二。高校教員數四川有220人,位居全國第三。[7]在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國高等師范學校統計中,國立成都高師專任教師和在校學生人數,在全國六所國立師范學校中僅次于北京高師[8]。1918年的統計結果同樣如此,當年全國六所國立師范學校在校學生數,北京高師(681人)位居第一,國立成都高師(388人)位居第二[9]。在四川大學,到1937年時學校規模也有很大發展。當年該校有學生5619人,大學生5051人,研究生25人,專修科生16人,先修班生527人。1937年第一學期時,該校有專任教師413人,兼任教員64人,職員256人。[6]6241937年6月任鴻雋離職時,國立四川大學已開辦有4個學院13個系。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為抗戰時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其次,名家主校,成效顯著。民國前期四川高校,不少大家、名師主校,擔任校長,成效顯著。如1922~1924年,吳玉章擔任成都高師校長,在擔任校長期間,他延聘學有專長的自然科學教師到校任教,聘請了部分外籍人員擔任外語和西洋史教習,派遣教員出國留學,大刀闊斧對成都高師進行改革,在學科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在他的領導下,成都高師的黨、團組織也不斷發展,國立成都高師成了“民主堡壘”、“進步勢力大本營”。1926~1930年,張瀾擔任國立成都大學校長,在執掌成都大學期間,他效仿蔡元培辦北大的方針,主張民主辦校,兼容并包,學術自由,提出“打開夔門,廣延名師”,把四川的“蜀學宿儒”、新派人士和國內外知名專家聘請到校講學和任教,一時成都大學人才薈萃,名師匯集。短短幾年,即在當時全國的國立大學中脫穎而出,卓有聲譽。校內進步師生在他思想自由的支持下,思想活躍,革命氣氛很濃,一時成為“西南一代傳播革命種子的園地”。1935~1937年著名化學家任鴻雋接任四川大學校長,在執掌四川大學期間,任鴻雋提出川大必須實現“國立化”和“現代化”,要實現川大的“現代化”,必須完成三個使命:第一,要輸入世界的智識;第二,要建設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擔負民族復興的責任。為實現這一目標,他任人唯賢,廣延名師,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請到大批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學者;打破學校招收新生基本上只是面向四川局限,將招生區域擴大到京滬、平津、廣東、陜西等地,面向全國廣羅人才,并使川大成為全國大學中較早招收研究生的學府之一。同時大力推行教學改革,發展學術社團,活躍學術空氣,把川大辦得生氣勃勃,使學校迎來了建校以來的一個重要的“黃金時期”。第三,多立成都,布局失衡。民國前期,四川的高校主要集中于省城成都,在其他地區和城市少有分布。如在川東和長江上游重鎮重慶,民國建立之初僅有幾所清末遺留下來的法政學堂,如川東公立法政學堂、重慶官立法政學堂、重慶公立法政學堂、川南法政學堂、川東官弁法政學堂。民國建立后均改稱法政專門學校,并于1914年7月遵照教育部的規定并入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從民國建立到抗戰前夕,相對于20世紀20年代成都高校鼎立、百花爭艷,重慶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創辦有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1所,沒有公立高校。直到1929年才創辦了第一所大學———重慶大學。重慶高校不僅創辦晚,而且數量少,在高校規模和總數、專業數量、社會影響方面遠遜色于成都,專業的設置也較單一。如1934年重慶大學文、農兩院并入四川大學后,重慶大學僅有理工科而無文科;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只有鄉村教育和農事教育兩系,遠無法與成都高校相匹敵。

          (二)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發展的成就與影響

          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既是四川現代化和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四川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首先,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四川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基礎。在清末四川興辦的一批新式高等學堂的基礎上,民國前期經過幾次大規模的高校興廢分合,在抗戰前夕形成了以國立四川大學、省立重慶大學為代表,包括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華西協合大學和私立西南美術專科學校等高校構成,既有公立又有私立,以公立為主涵蓋文、理、醫、法、農、工、教育等多科較為全面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這些高校與清末高等學堂相比,無論是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招收對象、教學方法和管理等各方面,都與清末高等學堂大相徑庭。經過民國建立后的多次改革,四川高校的教育、教學制度、學校規章、管理體制亦逐步趨于完善,初步具有了現代大學的面貌和基本特征,為抗戰時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大繁榮奠定了良好基礎。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奠定了四川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基礎,而且標志著四川現代高等教育的初步成型。其次,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推動了現代四川革命運動的發展。民國前期四川高校不僅傳授現代科學技術,也傳播新思潮、新思想,高校成了革命力量孕育的重要舞臺,為現代四川的革命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和人才準備。早在辛亥革命之時,四川的高等學堂就是同盟會在四川的重要活動場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曾在四川公立外國語專門學校、公立國學專門學校和四川法政學校任教的吳虞對四川尊孔復古逆流進行了迎頭痛擊,他發表了諸如《吃人的禮教》、《說孝》等一系列筆鋒犀利、振聾發聵的著名論文,和陳獨秀、、胡適一起,向封建宗法制度、舊禮教、舊道德發起了猛烈攻擊,喚醒了無數青年,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做了啟蒙工作和輿論準備,被胡適譽為“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和“中國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高校也成了“五四”運動在四川的策源地。“五四”運動爆發后,四川高校師生又率先發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大辦《星期日》、《四川學生潮》、《直覺》、《半月報》等傳播新思潮的進步刊物,為在四川傳播馬列主義,建黨建團,創造了有利條件。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四川高校涌現了張秀熟、袁詩蕘、巴金等優秀的學生領袖人物,集中了像王右木、惲代英、吳玉章、楊闇公、童庸生、廖恩波、劉伯堅、何秉彝、曾萊、陸更夫、茍永芳、楊國杰等這樣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先驅,四川高校成了培養革命者的搖籃和傳播革命火種的重要據點[10]。“五四”之后,四川高校師生以學校為據點,組織讀書會,建立進步社團,辦革命刊物宣傳馬列思想,創建了四川最早的中共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為革命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奠定了大革命在四川開展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四川高校一些師生甚至為革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可以說,民國前期的四川高校為現代四川革命運動的開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最后,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推動了現代四川經濟社會的發展。民國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傳播了新思想,啟發了民智從而促成了四川社會風氣的大變化,而且為四川培養了一大批文學、理學、醫學、法學、農學、工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專業的優秀人才,推動了現代四川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其中不少人才還成長為蜚聲海內外的國家棟梁和社會精英,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都做出過巨大貢獻。除了培養了一大批各專業的優秀人才之外,當時四川高校還積極服務社會。如:1933年四川疊溪發生大地震,大地震后,數月之內小震不斷,1933年底,四川大學組織了川大地震考察團,考察團經過十多天實地考察,獲取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地震成因及未來情況作了預測,返回學校后,考察團整理發表了疊溪地震考察報告,對四川松(藩)、茂(汶)地震提供了珍貴的材料[2]171。1934年5月,四川大學化學系師生組織工業考察團,考察四川各地工業情況,考察歸來后師生整理了大量調查報告,為四川工業發展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建議。1936年4月,四川大學農學院與省建設廳合辦水稻場,試種水稻百余種,并且做雙季稻栽培試驗。后又與建設廳合辦甘蔗試驗場,主要進行蔗種的改良,國外省外良種引進試驗、蔗作指導、蔗農合作、蔗作調查等等[2]188。四川高校通過多種多樣的社會服務,為現代四川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作者:彭澤平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