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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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三四月間，教育部、行政院分別致函國際聯盟秘書處，請求委派歐洲專家來華考察。于是，同年9月，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按國民政府邀請之意，考察團來華是為了幫助“擬定并實施中國政府所頒布的改造中國的計劃，以期促進中國教育制度之改善”［4］1。據此目的，考察團于1931年9月至12月間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縣、杭州、鎮江、無錫、廣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體制、學制系統、教育財政、教學組織、各級各類教育、師生關系等方面情況;并于1932年出版總計15章222頁的考察報告———《中國教育之改進》。該報告檢討中國教育狀況，提出不少改進建議。如考察報告指出中國小學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學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則未重視職業教育。針對于此，報告建議中國政府應推行免費義務教育，在中學開設職業技術課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國高等教育有著不少問題，國民政府痛斥這些問題是造成國家缺乏建設人才的主因，故考察報告第三章對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較重的檢討，篇幅約計58頁。而對考察團的檢討，政府高層和教育界人士很關注。如在考察報告撰述完畢后，戴季陶和朱家驊兩位政要為之作了序，蔣夢麟［5］、任鴻雋［6］、李建勛、羅廷光［7］、廖世承［8］、張佛泉［9］、尚仲衣［10］、黃問歧［11］、章光濤［12］、許恪士［13］等人撰寫了評論文章。從這些文章看，當時政界人士的褒獎較多。如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稱贊考察團提交的報告書“對于各級教育之制度方針與乎其內容之剖析”，有著諸多精到處。［14］教育界人士對考察團開展的考察則提出了批評。如認為考察團僅在中國東部地區作考察，考察范圍有限;認為考察團開展的檢討意在推動中國教育歐洲化。不過，在考察團檢討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贊譽。1933年，署名為“青士”的學人撰文說，考察團提出的意見很有價值，值得參考［15］。同年，李建勛說，除大學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學分制的建議“尚有討論余地”外，考察團提出的其他建議“均為改良吾國大學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當局“照此方策進行，則吾國大學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實上，國民政府在改造中國高等教育時的確參考了考察團的意見。

考察團對中國高等教育狀況的檢討

如前所述，國聯教育考察團重點考察了中國高等教育狀況，并在考察報告第三章中作了檢討。其中，該章第二、三節批評了中國大學分布失衡、高校間缺乏分工合作、課程設置不合理、學分制實施不當、教師聘任不規范、招生缺乏嚴格標準、過于注重講授法、教材內容過于西方化、學生太過放任等問題。第四節提出了設立全國大學會議、促進大學間分工合作、加快發展理工科學校、以考試制代替學分制、規范教師聘任、成立大學教授會議、組織大學統一招生考試、試行大學畢業考試、厘定大學課程標準、編寫本土化的大學教材、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等建議。從這些內容看，考察團較系統地檢討了中國高等教育狀況。值得一提的是，在檢討時，考察團依據國民政府希望加強調控教育及增進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積極引介歐洲教育經驗。如考察團建議由大學教員、大學行政人員、社會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員組成全國大學會議，并由該會職掌“決定各區域應設國立大學之數目及種類”、“大學教育經費之分配，并規定付款之條件”、“校長及教授之委任”、“厘定關于人員之安置，教職員之薪俸與進級”等事務。［4］194－195該建議就把英國設立大學撥款委員會及法國設立大學評議會的作法介紹到中國。［16］考察團建議中國大學取消學分制，實施畢業考試，考試及格的學生“方能畢業”，該建議則與英、法、德各國推行的中學畢業考試制度相近。［17］1－2從檢討的內容看，考察團看出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也有針對性。如考察團對中國大學分布失衡的批評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疾靾蟾嬷赋?中國大學分布“雜亂無章”，東部地區高校過多，而其他區域的學校較少;“在同一區域內常有多所大學，諸大學間亦無合理之分工”。考察團認為，這種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學制度實無從興起”。［4］160－196從1931年的情況看，考察團的批評是正確的。因為這一年，東、中、西部地區分別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過西部各省總和。［18］再如，考察團檢討中國大學課程的問題也是一個突出例子。報告指出:中國大學課程有三點問題。第一，用學分制組織課程，使得課程支離破碎，學生的學習缺乏整體感;同時，一些學生拿滿學分后，即以能畢業為由，“將該學科束之高閣”，不再認真學習。［4］178－180第二，許多大學將某一學科分為“若干不同之學程”，希望把該學科的前沿成果介紹給學生，這使得基礎科目未受到重視。［4］180－181第三，許多大學教材過于西方化，這將使得中國“民族文化必致墮落”，使得學生脫離本國實際。［4］181－184考察團遂建議中國政府應重視基礎科目、推動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團對中國大學招生的批評也很有見地。報告指出，中國大學招生缺乏統一標準。如“被此校淘汰之學生，往往因他校之條件不甚嚴格，得以考入肄業，若再被第二校拒絕，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這種招生辦法產生了嚴重后果。首先，大學為了招滿學生，降低招生標準;這使得教學工作“降格以適合學生所能達到之水平線”，進而大學的辦學質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標準寬松，許多入校學生不合格，他們也不認真學習，學校就無法培養合格人才。鑒于此，考察團提議，中國政府應試行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以提升大學生質量。［4］174－175具體作法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學教師及教育部代表組織一委員會主持”，并由該會“確定錄取標準”;考試上，政府部門把“投考一切國立大學之學生于一處而行之”，或“分大學為數組而行之”;錄取上，“投考學生應敘明其所愿入之大學，考取之學生，則按照各校設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試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學”。［4］204從這些內容看，考察團的提議有著較強的針對性。

考察團來華考察對民國中后期高等教育演進的影響

由于國聯教育考察團認清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若干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有著針對性，故考察團來華考察對民國中后期中國高等教育的演進產生了影響。影響較大者為以下三方面。

(一)推動了民國中后期西部高校的發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國內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討論西部高教。但國聯教育考察團提交報告書后，教育界人士的相關討論增多，并形成兩派。一派贊成考察團的意見，認為應均衡發展中國高校。一派認為沒有必要對中國高校布局作調整，而應讓各地根據自身的物質和文化條件自行發展。［19］而對這兩派意見，國民政府采納了前者，即按國聯考察團的批評，均衡發展中國高校?？箲鹌陂g曾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就于1972年回憶說:針對戰前國聯考察團批評中國大學分布不合理問題，戰時教育部發展高?！白⒁夂侠矸植嫉脑瓌t”，并“將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合成為綜合大學，在后方分區設置;將農、工、醫、商、教育等專門學院由大學分開就各地區需要分別設置”。［20］65戰后出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也說，國聯考察團曾批評中國大學地理分布“雜亂無章”，故戰后教育部對高教資源分布“作相當合理的配備，以奠定整個國家未來教育發展的基礎”。［21］具體來講，1932年后，國民政府采取了兩類措施發展西部高校。其一，為促進大學分布均衡出臺政策。1936年，國民政府頒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國立大學及國立專科學校之設立，應注重地區之需要，以維持各地區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均等，而促進全國文化之平衡發展?！保?2］2871938年，《戰時各級教育實施綱要》規定:“對于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明顯，并謀各地平均發展”。［23］14同年，教育部擬定《專科以上學校分布原則》，規定:國立大學將“就全國地域予以適宜之分布”，師范學院以分區獨設為原則，農、工、商、醫等獨立學院就各省需要分區設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區新設高校。或將遷入西部的部分東中部高校改組，留在西部辦學;或在西部地區新設國立高校，或將西部省立高校改為國立高校，批準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參見表1［25］588－794)。而通過創設，近現代中國大學分布失衡問題紓緩。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較明晰。如貴州省有綜合、醫學及師范三類高校，甘肅省有綜合、師范、醫學、工學四類高校。

(二)促進了戰時大學課程的改革如何解決民國時期大學課程不重視基礎課程和過于西方化的問題，國聯教育考察團的提議與國內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在作《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應行注意各點》的演講時指出:中國大學“每每遷就學生的意見，因把習見的基本功課都輕視”的作法有問題;他建議改革大學課程，促使“大學畢業生具有普通的常識，了解基本的理論”。［26］這一相近表明考察團確實發現了當時大學課程的問題。而針對這些問題，國民政府接受國聯考察團及國內教育界的意見，從1932年開始改革大學課程。［27］大規模的改革則在抗戰時期開展。1972年陳立夫回憶說，鑒于戰前國聯教育考察團批評了中國大學課程“不切中國需要”、“內容支離分裂”等問題，他在戰時主持教育部時，主要從課程標準、科目設置和教材編寫三方面著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戰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的吳俊升也回憶說:針對戰前國聯考察團曾批評中國大學課程過于西方化、不適合中國需要的問題，他協助陳立夫部長整理了大學課程。［28］從戰時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國民政府大體解決了大學課程過于洋化和不重視基礎科目等問題。如1938年，教育部確定了三點課程設置標準:第一，課程內容應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素質，須“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課程教學應“注重基本訓練，先從事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由博返約，不因專門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課程設置應“注重精要科目，所設科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于一種學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養而有融會貫通的精神”。［20］66據此，國民政府隨后出臺各專業必修和選修科目表，其中，有關中國的科目及基礎科目明顯增多。如法學院政治學門開設中國通史、中國政府、中國外交史和中國政治史等科目，理學院氣象學組開設中國通史、中國地理總論和中國區域地理等科目。基礎課程方面，政治學門開設國文、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論理學、哲學概論、政治學等科目，氣象學組開設國文、中國通史、高等數學、微積分學、地理通論、氣象學、地形學、測量學和制圖學等科目。［29］

(三)影響了公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的試行1938至1940年間，國民政府試行公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項創舉。而這也受到國聯教育考察團的影響。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團建議中國政府試行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建議提出即后受到國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種種原因，戰前這一意見未能采納。［30］抗戰爆發后，陳立夫深感戰時“交通困難”，認為戰前國聯教育考察團提出全國統一招生考試的建議在此時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間，教育部試行公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20］67(見表2［25］531－537)。具體作法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統一招生委員會，辦理“制定法規、制定試題、訂定標準、取錄與分發學生”等事宜;各考區成立招生委員會，辦理“報考、考試、監考、閱卷、造送成績表冊、榜示學生”等事宜?？荚嚳颇可?，凡報考文、法各院系，師范學院教育、公民訓育、體育、國文、英語、史地、家政等學系，以及工學院鐵道管理系的學生，須參加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數學、外國史地等科目的考試，以及任選物理、化學、生物一門考試。凡報考工學院各系，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天文、氣象、土木等系，師范學院數學、理化等系的學生，須參加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的考試。凡報考醫學院、農學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質等學系，以及師范學院博物系的學生，須參加公民、國文、英文、本國史地、數學、生物等科目的考試，以及任選物理、化學一門考試。此外，報考體育專業的學生還須加試術科。［17］3－4通過試行統一招考，國民政府初步改變了近代以來大學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質量，“免(除了)考生徬徨歧路兼考數校之苦”［17］3，意義可謂重大。

結語

推動民國中后期高等教育演進的因素有許多。比如:國內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討，各級政府出臺調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戰建國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從本文的探討看，考察團開展的檢討，對1931年以后中國大學分布、課程設置、招生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其實，考察團的檢討還影響到民國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機制、師資聘任、會考制度和訓導制度。如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就是以考察團提出的全國大學會議為“最初構架”的。［31］20世紀30、40年代國民政府審定大學教師資格，也與考察團的提議有關。［20］66總之，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當時，由于考察團產生的影響，以及與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國高等教育的演進呈現出兩點顯著變化。其一，與1931年以前中國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及大學缺乏明確的課程標準，并表現出鮮明的美國模式相比［32］，民國中后期中國大學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與1931年以前中國大學在設校、招生、教學、管理等方面呈現出混亂的局面相較，1931年以后中國大學的發展更有秩序，學校分布失衡問題有所緩解，入校學生素質有所提升，課程克服了脫離中國實際的弊病。

作者：張建中張傳燧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