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范文精選

巖陰山腳遺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隊調查發現了巖陰山腳遺址。遺址南北長約150m，東西寬約100m，面積達15000km2(如圖4所示)。遺址所在地現已規劃成銅綠山遺址博物館新館建設場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來，當地村民在此開荒改田，修墳立碑，尤其是近幾年濫采鐵、銅礦石，遺址遭到了嚴重破壞。為配合新館建設，2012年6月至今，我們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發掘前，對遺址進行普鉆，掌握了遺址范圍和文化堆積情況;然后選擇適宜地段布置探方發掘，以盡可能了解遺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點在遺址南區和北區布5×5m探方26個，面積650m2，現已基本完成發掘工作(如圖5所示)。暑去冬來，發掘工作精細嚴謹，初步了解到遺址功能分區和文化內涵。文化遺存的時代主要為東周和清代。在遺址南區和中部已揭露冶煉場和選礦場2處，北區發現圓形探礦井1座。出土了一批礦冶生產和生活遺物，尤其以東周遺跡較為豐富。發現的主要遺跡如下:1)南部發掘區。揭露一處含選礦的冶煉場，遺跡十分豐富。其中有選礦場鐵礦石堆積遺跡1處、硬殼狀遺跡1處、爐基遺跡1處、和泥池2個、腳印35枚、工棚柱洞8個等(如圖6所示)。選礦場位于冶煉場東邊緩坡地帶。在東西長15m、南北寬約10m的紅色粘土上，遺存有1處鐵礦石堆積。經地礦和選礦專家共同鑒定，鐵礦石多屬品位較高的“平爐礦鐵”，目測含鐵量可達40%～60%。由于選礦場遭到晚期人為嚴重破壞，故鐵礦石堆積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圖7所示)。工棚遺跡位于選礦場西邊，有8個柱礎洞，排列有序，據推測是當時冶匠為避雨防曬用木料搭建的工棚。灰坑(垃圾坑)2座，疊壓在選礦場下。灰坑形制規整，平面為圓形，坑底呈鍋底狀。灰坑內堆滿灰褐色土，土質較為致密，含有較多的木炭顆粒和小塊鐵礦石及少量東周陶器殘片，陶器類見有罐、甗。硬殼狀遺跡殘存范圍達48m2，疑似煉渣(如圖8所示)。地層斷面可見該煉渣有3層疊壓，每層渣體呈大面積的薄形硬殼狀，厚0．6～1cm，質地堅硬，灰褐色。3層之間或夾有淺黃色土或灰黑色土，這種硬殼狀“煉渣”為首次發現。經鄂東南地質大隊實驗室對這種硬殼狀“煉渣”進行初步檢驗和光譜分析，發現它以硅化鐵物為主，還含有鋁、銅、磷、鈦、鈣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銅含量0．8%。為了弄清疑似“煉渣”的性質和成因，我們多次請礦冶專家進行現場分析鑒定，但對其認識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說和自然形成說二種。結合地層等關系，我們認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為圓形，呈鍋底狀(如圖9所示)。清理時，池內堆滿揉和過的高嶺土和紅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質粘性大，并夾雜2塊東周陶片，初步推定該粘土用于涂抹煉爐缸內壁，為一種耐火材料。在冶煉爐基旁邊超過10m2的黃土面上，先后發現足跡35枚(如圖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單個腳印(如圖11所示)，又有多個相互踩踏的腳印，彌足珍貴。為了確定足跡真實性，進一步弄清足跡的類別、人體身高、行走姿勢、保存環境等歷史信息，我們邀請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主任法醫師張繼宗教授、足跡學專家劉偉平、武漢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刑偵專家鄭道利等攜帶專業器材赴現場，共同對考古人員發現的足跡進行檢測鑒定。專家們為了盡量原地保護足跡現狀，首先非常謹慎地對考古方法標記的27枚足跡隨機選取4枚(足跡編號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劃的足跡輪廓線條，均露出原始足跡的面貌，結果證明，考古方法發現的足跡真實可信。接著，專家們還在已發現的27枚足跡之間的空白地帶輕刮足跡承載體(即黃土界面)，再次發現8枚足跡(編號為28～35)，足跡總數達35枚。經對上述12枚足跡現場取證，室內對比分析鑒定，確認12枚足跡皆為古人赤足腳印。其中部分赤足腳印完整，部分只能顯示赤足輪廓，有的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長者26cm、短者25cm，從而推測12個足跡中起碼為2人所留存。專家們還根據現在群體足長與人體身高關系推斷，赤足中一人身高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結合部分赤足有重壓痕偏外、橫向移位等痕跡，確定此類赤足者有負重特征反應，反映了當時冶匠搬運什物的勞動場景。2)中北部發掘區，已揭露面積達58m2的冶煉堆積1處，土色呈黑灰色，從發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亂挖鐵銅礦石廢棄的斷面觀察，這層堆積從巖陰山腰向山腳延伸，如此大范圍的堆積絕非偶然，應是若干煉爐長期生產所致。在所發掘探方之中，這種黑灰色堆積層較厚，包含有較多的木炭顆粒和少量的紅燒土顆粒，局部堆積還含有一層鐵礦粉和較多經人工整粒遺棄的小塊鐵礦石。此外，還發現有少量的煉渣(如圖12所示)、氧化銅塊(如圖13所示)、煉爐殘塊及東周陶片等，說明黑灰色堆積層應為東周時期的冶煉后廢棄堆積物，可佐證此地應是冶煉區。3)遺址北區。發現圓形探礦井(編號J1)1座，圓井開口略大，往下漸漸變小，至井底收縮成近長方形(如圖14所示)。圓井口徑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開鑿于高嶺土層，其下1．72m深則開鑿于高嶺石化層。井口周壁有古人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繩槽痕。井內填土可分為3層，出土遺物十分豐富，主要有東周時期陶盆、罐等殘片，還有數十塊鐵礦石、石塊，木炭、竹器殘片、橫向支撐木(如圖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圖16所示)。由于該礦井中的石質層未發現銅鐵礦脈，推測是當時的礦師果斷放棄了探礦井。探礦井遂成為垃圾坑，不久，因某種原因對探礦井又進行一次徹底填平。我們挖掘探礦井時，在相距古井口西邊約25m的高坡處，適逢鄂東南地礦大隊的一座探礦鉆塔正在機械作業，鉆孔編號為2303，最終孔深達1086．52m。據說，鉆孔巖芯因一直未見銅鐵礦層而停鉆撤離。比較古今探礦井孔，勘探結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礦師高超的探礦技術。

對遺址保護區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區內開展專題調查，發現了12處冶煉遺址，不僅填補了保護區文物點的空白，而且初步認識到這里的冶煉遺址都分布于采礦點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頻臨溪湖之畔的特點，這為探討古代采冶結合、就采冶煉、臨水選址的理念提供了實物資料。2)巖陰山腳遺址的初步發掘，發掘出一批東周灰坑、選礦場、冶煉堆積、灰溝等遺存，豐富了對遺址的文化內涵的認識。在遺址上所發現的選礦場遺存，大批高品位鐵礦石及廢石有序的堆積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煉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對礦料進行過一次初選，這樣做不僅減少了礦石搬運成本，而且確保了礦料的質量，反映了古代冶匠嚴謹的選礦程序和嫻熟的選礦技術。3)遺址東北部發現一口圓形探礦井，增添了以往發現探礦井的種類。盡管僅發現一口探礦井，井周壁沒有以往發現的方形豎井常常采用較密集的豎向支撐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圓形井壁對外形成張力的安全性，可節省支撐木用料的認識和快捷鑿井方法均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礦技術的變革和探礦水平的提升。4)多學科協作成為本次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一個亮點。尤其是巖陰山腳遺址的搶救性發掘超出了預期收獲，許多遺存為首次發現。其一，巖陰山腳遺址發掘出土最多的是各類礦石及廢石，生活陶器殘片極少，經地礦專家對出土的礦石進行鑒定，以鐵礦石為主，可作為確定遺址性質、功能的參考物;其二，對新發現的2種疑似煉渣，委托中國科技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秦穎教授等進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鑒定意見一旦給出，可作為判定遺存性質的重要依據;其三，在巖陰山腳遺址南區選礦與冶煉場所發現的35枚足跡，彌足珍貴。經公安部物證中心權威法醫師和足跡專家現場勘測和鑒定，獲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跡信息，這批足跡可能是迄今為止世界冶煉(或選礦)遺址上首次發現數量最多、保存狀況最好、足跡者身份最明顯、時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跡，填補了礦冶考古空白;其四，發掘中十分注意對每個遺跡收集土樣，并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植物考古的博士來現場進行浮選，對少數出土的植物標本做初步的鑒定工作。浮選植物樣本是一項基礎工作，可進一步研究古代巖陰山腳遺址乃至銅綠山一帶的氣候、農作物、植被種類和人們食物組成等方面的內容，可從一個側面揭示當時活動在遺址上的人類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遺址的內涵。因此，下一步計劃將浮選出的樣品委托專門的鑒定機構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學科合作的考古成果，為深入開展礦冶史研究、科學制定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保護管理計劃，提供了新的基礎資料。同時，為了保護好揭露出的各類遺跡，以便將來展示，推進銅綠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申遺”工作，經專家論證，現已暫作回填保護處理。5)結合以往資料和新獲礦冶考古成果，還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啟示:本地區古代礦冶遺存的宏觀探究內容應包括銅、鐵等資源開發的源流、工匠族群來源、掌管銅、鐵的政治集團及銅、鐵資源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貢獻等;除礦冶遺存是我們保護、發掘和研究的重點外，遺址區域內及鄂東南地域的同時性和歷時性，古代工匠居住廢墟、農業生產區、燃料生產地、城址、水運碼頭、墓葬及粗煉銅、鐵輸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錯的鏈條節點，都應列入古礦冶調查、發掘和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些都是復原和展示礦冶文化不可忽視的對象，也是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建成獨具特色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及“申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遺產資源。

本文作者：陳樹祥馮海潮席奇峰張國祥作者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各位專家、朋友們：

大家好！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國家文物局向獲得第四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的學者和單位表示衷心的祝賀！向精心組織此次評獎活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來自國內考古學界的專家評委們表示誠摯的感謝！

夏鼐先生是新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學養深厚，學識淵博，學貫中西，在考古學和文物保護的許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生前以學風嚴謹、實事求是著稱，促成了一大批優秀考古學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獻的稿費作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繼承了夏先生生前的優良傳統，該獎自設立以來，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日益成為國內考古學最具學術權威性的獎項之一。該獎項的評選對我國考古學的學風建設、提高考古學研究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已經舉行的四屆評選活動中，共有37項考古成果獲獎，其中包括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獲獎的成果中，田野考古報告達33項，約占獲獎總數的90％。獲得本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的《鄭州商城》、《桂林甑皮巖》、《西漢禮制建筑》、《舞陽賈湖》、《盤龍城》、《馬橋》、《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發掘和高質量的發掘報告相結合的典范。另外一項獲獎成果——《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雖是出土文獻的整理，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另一類型的田野考古報告。由此可見，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一直是評委們關注的重點，這與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礎工作的作法是一脈相承的。

近年來，國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質量和科技含量、加強考古報告的整理出版、促進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列為工作重點，積極推動考古工作的全面發展。我們注意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的一批考古研究機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一批較高水平的發掘工地和高質量的發掘報告不斷涌現出來，最近我們對考古報告出版情況做了一個初步統計，僅近三年國內出版考古報告專刊就達120余部，近五年考古報告出版的數量已占到建國以來的考古報告數量的40％，與此同時，考古學相關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為了適應新形式下我國考古發掘管理的需要，進一步鼓勵廣大考古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我國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進步與發展，從今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將在田野考古獎之外另設立優秀考古報告獎，旨在進一步推動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和出版工作。這一獎項將兩年評選一次，它應該和“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共同促進文物考古事業的繁榮與發展。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已經走過了八十余年的輝煌歷程。今天，考古學這一人民的事業，更得到黨和國家、人民群眾以及社會各界的空前關注。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新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繁榮和發展共同努力，共同開啟考古學發展的新篇章！

摘要：利用遙感考古能夠從不同的空間、角度采集古代遺存的數據，具有勘探速度快、方法靈活等特點，在現代考古發掘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廣西地區利用遙感考古的案例并不多見，缺乏與當地相適應的遙感考古方法，亟須探索出符合當地考古工作的遙感考古手段。在綜述遙感考古發展歷程的基礎上，介紹了航空航天攝影、機載傳感器、地球物理探測、水下遙感等四種遙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并探討了遙感考古在廣西地區的應用前景。

關鍵詞：遙感；考古；遺址

遙感考古可以在非接觸的情況下采集文物信息，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考古勘探方法。該方法最早從國外傳入，未來應用前景十分廣闊。現如今，我國各地皆有應用遙感考古的案例，但是在廣西地區，遙感考古方法的應用較少。

一、遙感考古概述

遙感考古主要指使用攝影傳感器取得考古遺址的影像資料，再運用計算機圖形和圖像處理技術進行增強處理，并根據廣譜成像規律和遺址范圍內地表狀況的相互關系，對其色調、紋理、圖案及時空分布規律進行研究，以確定遺址或現象的位置、部分和形狀等特征，為科學確認遺址、遺跡奠定基礎[1]。遙感考古分為狹義與廣義兩類，狹義的遙感考古，是對地面物體反射的可見光、紅外、微波或多波段的電磁波信息進行探測、處理和顯示的技術。廣義上的遙感考古，是使用探測器接收地表及地表以下考古遺跡的信息，如電場、磁場、力場、電磁波、地震波、聲能等，再經過計算機處理分析，識別探測物體的屬性及其分布特征[2]。遙感考古發端于國外。早在二十世紀初，英國人就嘗試使用熱氣球升空對“巨石陣”進行拍照和記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考古學家利用航空拍照取得的資料識別暴露于地表的古建筑及遺跡；1931年，國外首次使用熱氣球升空記錄下以色列北部Megiddo遺址的挖掘；1972年，美國地球資源衛星開始采集地球的影像資料，從對地衛星平臺上獲取對地觀測數據。自此，遙感考古方法越來越豐富[3]。我國的遙感考古工作始于20世紀60年代修建三門峽水庫時，當時使用航拍照片觀察和分析水庫周邊古代遺址的分布情況[2]。20世紀80年代末，劉樹人使用我國“尖兵一號”衛星拍攝出一組十分清晰的影像，精準地勾畫了綿延上千公里、覆于大雪之下的“金長城”中的一段[4]。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家文物局把遙感考古列入“九五”工作的重點，計劃在某些省、自治區遺跡較為集中的區域開展遙感考古工作[5]。此后，全國范圍內應用遙感考古的案例逐漸增多，如安徽地質遙感站進行的“古壽春城”遺址遙感考古[6]、中國地質大學使用EIM數據和1∶5000比例尺的黑白航拍方法對四川三星堆遺址進行遙感考古研究[7]以及“南海一號”沉船考古[8]等，在不接觸古代遺址的情況下，研究者們可以多角度獲取光學遙感、雷達數據，甚至高分辨率的衛星圖像。總而言之，隨著科技的發展，在新興的科技不斷被應用于考古領域的背景下，研究者們可以更精確地獲得豐富的考古遺址殘留信息，為考古、科研、文物保護等工作提供重要的一手資料。

二、遙感考古的方法

對于藝術考古得為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各類院校具有不同的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方案，專門學習過藝術考古的教師或者藝術類教師，應該明白該課程的內容與專業之間的關系。比如面對中國畫專業的學生，該課程的內容可以更多圍繞國畫的歷史淵源及出土的文物賞析與評述來展開，一些宣紙材料及顏料的考古知識，也可以作為專門的知識體系予以關聯性的介紹與分析。如雕塑專業的學生，臨摹課程是重要的內容，如何引導學生從技術層面走入文化的傳承與人文歷史領域，使藝術考古課程對雕塑教學有所助益。傳統古代雕塑的臨摹更多的涉及于作品的精神面貌與人文典故的賞析與挖掘，扎實的藝術考古知識體系對于該課程具有重要的學術支撐作用。如視覺傳達專業，核心的教學內容在于二維平面設計與部分三維空間設計的交互式研究與實踐，而平面設計中元素的提煉與挖掘，除要依靠現代設計技巧與理念以外，其最為核心的知識體系依然是對傳統文化知識的認識與解讀，比如對于漢字的創意設計與研究，在藝術考古知識體系中可以增加文字發展歷史方面的學習，以及文字符號衍生之外社會綜合文化知識的解讀與賞析，立體式的文獻內容把握，這可以為設計師提供更為深厚的資源素材，也能為其設計作品提供扎實的文脈支撐；環境藝術專業是與歷史聯系較為密切的專業，傳統建筑構造的知識體系雖在專業理論課程體系中得以傳授和講解，但教材知識體系的更新遠不如藝術考古成果的更新速度快，以靈活多樣的講座方式來講述更多的知識內容，對于完善大學生專業知識體系具有重要的推廣意義與示范作用。再如動畫專業是一個新興的專業門類，其作品無論是素材、內容典故還是表現形式，均可以從歷史的知識吸收到豐富的營養，內容自不言說，十分豐富，形式語言上諸如從漢畫像磚中所提煉的形式語言等，不勝枚舉。作為純藝術類專業院校，開設藝術考古選修課程或者講座課程，能為不同專業藝術教學提供有力的實踐支撐和知識補充。

綜合類專業院校的藝術專業也有以獨立的藝術學院或藝術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與人文社科類系、部并存的，但無論如何，其專業數量和規模、師資隊伍建設等諸方面，均無法與專業藝術類院校相比，其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與專業類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為綜合類院校，我們不能單純依靠藝術類專業的發展來促進其他專業與學科的發展，同樣，我們也要提倡將不同專業、學科的資源合理利用。藝術考古是一個藝術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教學體系，能夠充分發揮我國作為文化大國、文物大國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更多的課程體系都應該有機地結合，促進藝術類專業學生個性化與綜合性的發展格局。綜合類院校開設藝術考古課程，無論在師資配備還是實踐資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難，但作為藝術類學生必備的綜合知識素養，藝術考古可以以講座形式來開設。

藝術考古介入藝術類專業教學，是專業綜合改革實踐中課程體系綜合改革的有益嘗試

藝術考古是介于考古與藝術兩大知識領域間的一個新興學科，是高等藝術院校在長期的實踐教學與科研過程中形成的綜合教研成果，也是綜合知識體系教學改革的總結。該課程體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綜合而成，一是藝術考古與專業知識點綜合理論基礎的講授，使藝術類學生能基本掌握藝術考古學的基礎理論知識，了解國內外相關藝術考古及美術發展的前沿動態，掌握藝術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獨立從事相關科學問題的分析與實踐創作；二是博物館實習參觀與考察；三是藝術素質的培養與提高；四是實踐作品的完善。目前，國內部分高等藝術院校，如東南大學、南京藝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等雖已開設了藝術考古相關課程，但藝術考古教學和其他專業課程的有機融合尚未開展，因此，我們倡導藝術考古本科教學應在藝術類專業院校逐步開設，以充分發揮藝術考古教學的基礎作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藝術考古學教學體系。藝術考古課程介入藝術類專業課程實踐教學，可以促進藝術類專業研究方法、思考方法與實踐創作方法的創新。藝術考古不同于藝術創作，它是一門嚴謹而科學的實踐課程，掌握藝術考古科學的正確研究方法是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對于藝術考古專業人員來說，他們首先重視的是資料搜集能力的培養，實地調研考察能力的培養，對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與評價能力的培養，文獻調查及綜述能力的培養；其次是選題、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創新、追蹤學科發展動向能力的培養；第三是個案、專題研究、綜合研究能力及理論研究能力的培養；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養。在藝術類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藝術考古教學，開拓中國藝術教育的新視野和新領域，建立科學、完整、嶄新的教學思路與研究方法，不僅可以對學科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可以對藝術類學生嚴謹扎實的專業創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礎與學養基礎。嚴格意義上來說，藝術考古研究思路和藝術專業創作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經過收集素材、構思草圖、選題定位、創新提煉、作品成型等諸環節，只是藝術考古更側重于對實物、實證的掌握，以及對歷史專業知識體系的系統研究與挖掘論證，而藝術創作更側重于在觀察基礎上形成獨有思辨能力與創新能力，但藝術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論與實踐創新將促進藝術創作水平的提高。同時，藝術考古課程介入藝術類專業課程實踐教學，有助于引導學生對相關知識體系的探究，也可以對藝術類學生的學科素養、感悟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與提高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比如對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與品牌保護意識的提高，創意文化產業的形成與發展等。多知識領域的融合，也為大學生的就業、創業提供了一些新機遇。原有單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導致學生綜合能力的低下，而寬泛、交叉知識體系的建構，特別是對邊緣知識體系、零散而小學科知識體系的有效組織，能夠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不同專業的價值。當前，中國文化正在面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巨大挑戰與沖擊，中國的藝術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不主動地與其他學科進行合理而有機的結合，就不可能產生更大的藝術成就和科研成就。社會的發展已促使各個學科更廣泛而深入地結合，多學科交叉教學已不是一種“時尚”或“潮流”，而是教育發展必備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藝術考古學教學為硬件條件，對藝術專業教學展開深入的探索，是適應社會需求、促進教育發展的有益嘗試。

結語

藝術考古介入藝術類專業教學的課程體系改革，不是無中生有的武斷推論，而是專業綜合改革中課程體系綜合改革的有益嘗試。我們常常思考藝術教育的方向與未來，許多專業之間、課程之間的壁壘依然存在，打破專業與專業之間、課程與課程之間的壁壘，達到知識體系的完備，是藝術專業教學發展的必備條件。藝術考古與藝術教學交叉的內容結構就是課程體系改革的實踐之一。

“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問題，是考古研究所一個重大課題。在新的世紀，如何將這一課題的研究引向深入，值得我們認真研究，認真思考。“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我所談的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即“國家”或“文明社會”的出現。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