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學科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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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文館“西學”、“經學”、“文學”到《文心雕龍》

清政府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之后，從當時的政府到民間，科學的介紹與引進成了最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學（即西方各種自然科學）的引進首先通過政府教育的權力得到實現，于是現代學科、現代教育與現代大學在幾乎同時興起。陳平原認為，“對于現代學術而言,大學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過大學的教育體制與“權力”實現了對于傳統知識體系的“規馴”，從而走向成熟的現代學科體系。古代文論從傳統知識譜系的“詩文評”走向一門正式系統的學科首先也是伴隨著這種教育體制的權力得以實現的。在洋務運動時期，為了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興辦各種軍工廠，照抄西方先進技術。有鑒于此，洋務派設立譯書局，著手系統地翻譯西方技術，培養翻譯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當數1862年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其后全國范圍內設立了諸多類似于同文館的機構（比如廣州同文館、上海同文館），為當時的各種制造局翻譯西方技術，培養外語人才。然而技術復制“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P526）。因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于是在1867年京師同文館正式設立“算學館”與“天文館”，至此，官方對于西方學科的引入完全開始，而現代學科體系也開始了其歷程。為了讓那些西學者不致喪失民族文化，也為了適應現代學科的教育，傳統的經史之學最先開始了學科化“規馴”的歷程。比如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就言：“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根據當時其他地方學校的課程設置來看，傳統的經史之學雖然還沒有真正的學科化，但在西學的影響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與文學批評學科的設立則要等待所開創的高等教育時代的到來。盡管新政失敗了，但對于科學的倡議與教育體制的改革卻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從1895年清政府下詔廢除科舉制到全國改書院為學校，其時的教育體制中，西方自然科學的學科設置更為合理，傳統知識體系也開始分解成各個學科在大學堂得到設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了“文學科”這一概念。盡管最初的“文學”還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但相對于傳統的“經史之學”而言已是很大的進步。1884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考試》中談道：“凡文學分其目為六科：一為文學科，凡詩文、詞賦、章奏、箋啟之類皆屬焉。”鄭所提出的“文學”實際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學科，它與同文館教育中引進的各國語言文學相對。后孫家鼐于1896年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明確說道：“三曰學問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館，西學所教亦有算學格致諸端，徒以志趣太卑，淺嘗輒止，歷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也。今擬分十科……五曰文學科，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孫家鼐的看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館雖然已經引進了西方學科，但設置還不科學，因此京師大學堂要設置更為科學的學科體系，不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社會學科；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將的傳統經學與文學區別開來，并且各自獨立，這對于文學的學科化與現代化意義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亂的“文學”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藝學堂章程》中的課程設置對于文學科是這樣規定的：“輿地志泰西近史名學（即辨學）計學（即理財學）公法學理學（即哲學）政學（西名波立特）教化學（西名伊特斯）人種論。”盡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學科規定似乎更為合理。1902年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對于文學科的規定如下：“文學科之目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雖然對于“文學”還有些模糊，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所設置的文學學科已經基本上包括了現代大學中文系所含的“語言文學”與“外國文學”。只是古代文論真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要等到民國時期北京大學的建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論學科的設置首先是在西方學科體系下“文學概論”的規馴中誕生的。1913年頒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將“文學門”分為八類：國文學類、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言語學類。

其中“國文學類”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解字及音韻學，爾雅學，詞章學，文學史，史，希臘羅馬文學史，近世歐洲文學史，言語學概論，哲學概論，美學概論，論理學概論，世界史。”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學科，但在西方各國文學中所包含的“文學概論”已經為古代文論的誕生做好了準備。1917年，“北京大學文、理、法科本、預科改定課程一覽”中將大學文科本科課程“分為哲學、文學、史學三門”。其中“文學門“”通科”中有“：文學概論（略如《文心雕龍》、《文史通義》之類）、文學史、西洋文學史、言語學、心理學概論、美學、教育學、外國語（歐洲古代語及近代語）。”至此，古代文論盡管包含在“文學概論”之名下還沒有名之稱，卻有了名之實。至此，“古代文論”作為一門學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當時黃侃在北京大學所講的《文心雕龍》。縱觀整個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文論作為學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學各個學科“規馴”的結果，而且這一過程是完全通過各個教育機構與體制的不斷演化和轉變而形成的。然而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論”還得經過二次“規馴”，即經過科學化的“規馴”。

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對古代文論的二次“規馴”

古代文論通過高等教育的不斷完善，最終在西方各種自然學科的規訓下完成了學科建制，但它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就文學的學科建設而言,接受科學知識和崇尚科學精神至關重要,關系到這門學科研究范圍的明確和知識體系的建構,并涉及新的文學觀念與思想方法”。從這個層面而言，科學的觀念與方法是古代文論成為學科的“立法”依據。盡管古代文學、文學概論、西方文學等一道成為北京大學的學科，但是彼此之間卻在不斷地抗衡斗爭。起初在京師大學堂內就有“桐城古文派”與留學派之間的不斷論爭。待到民國時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本著“兼容并包”的原則，“任陳獨秀氏為文科學長，一時新文學之思潮，又復澎湃于大學之內，因與浙江派不相容，而沖突以起”［。至此，通過陳獨秀等人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繼承了黃遵憲與梁啟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揚“科學”與“民主”精神，通過“整理國故”運動與“科玄之爭”，最終為古代文論的學科獨立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在新文化運動中，由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為了新文學的發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傳統文學這一障礙，對之進行猛烈的攻擊，稱之為“死文學”，甚至將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學”即白話文學的發展需要更廣闊的空間，其實就根本而言，在于為科學的進一步推廣掃清障礙。正如陳獨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又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因此，就“文學革命”的本質而言，在于清除傳統文言文不符合科學思維的不利因素，進而提供一種可供科學言說與表達的全新語言工具即白話文。在前面提到的各個譯書局翻譯的過程中，新學科的翻譯就已經出現了許多新名詞；進而在近代不斷譯介國外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的過程中，文言文對小說等敘事文體的言說已經顯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適等人那里，西方科學思維背景更使得他們看到文言文與科學之間、傳統直觀的詩詞曲與邏輯線性的敘事文學之間存在著莫大的鴻溝，于是他們提倡新文學必須打倒舊文學。由此便首先對語言下手，企圖連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關于這一點，“文學革命”之前的梁啟超早就說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學之進步也。以現在之文字，學現在世界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煩難也，以之字，常用者不過數千，原不為難，難者其文法之組織耳。語言與文字，分而為二，其結果自不得不為紙的學問。蓋吾國之文字，乃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學也。歐美各國，亦有古文今文兩種。古文惟用于經典，研究科學，絕不用之。”后來何天爵總結說：“近世科學昌明，文字日趨于平易，即如現時，所譯各種科學書，其文法之構造，多有仿效外國者。其名詞之引用，固無論矣，蓋循進化公例，不得不爾。”深受西方科學思想影響的胡適，之所以說文言文學是一種“死文學”，主要在于它是不規則的，不符合科學邏輯，而“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這種觀點與梁啟超的如出一轍。于是乎更有甚者，錢玄同主張：“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后來高玉在總結胡適的文言觀念時也充分注意到科學等觀念對于胡適白話文運動的影響：“‘科學’、‘民主’這些新名詞既是新詞匯,又是新思想,接受了這些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接受了這些新思想。”因此，“新文學革命”時期對于白話文的提倡并不單單是一種階級的平等或一種現代文化訴諸語言的啟蒙，而是自近代以來科學思維對于傳統文言的一種總清算。對于提倡白話反對文言的科學主義背景，倒是那些所謂的“守舊派”看得更為透徹。如著名翻譯家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說道：“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其實林紓所言正與胡適所認為的文言不規則、沒有科學性與邏輯性相符。而傳統文人由于缺少科學知識，所以“止能作幾篇空架子的文”［。因此，五四學者認為科學不但能改進文法，還可以豐富文學的內容。總之，“科學的作用，不但可以擴充國文的內容，并且可以鍛煉國文家的頭腦”。白話文的確立在某種程度上確立了一種白話文的科學性，即清晰確定與邏輯規則的觀念。白話現代語言體系的確立、傳統文言體系的放逐，不僅直接促進了文化的現代轉型，同時也導致了傳統文藝觀念與話語規則的缺席。而作為古代文論則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評、無邏輯規則的審美性①而脫離活生生的語言現實，退化成一種于現實無任何意義的舊知識，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對之進行一種“國故的整理”了。至于說“整理國故”運動，實質上是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承續，因此，從觀念與方法上而言，科學范式開始直接作用于傳統知識體系，為整理傳統文化提供了某種切實可行的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運用是在舊文學被“革命”而顛覆成為“死知識”之后的二次“規馴”。在中體西用思想體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學對傳統知識的規訓是第一次，它還屬于集體無意識的行為，缺少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因而很多學科是有名無實。而通過“整理國故”，古代文論在二次“規馴”下即將繼承一種有效的科學觀念與方法。“自近世科學興,求學者無論若何知識,均必納諸科學規范。于是科學疆域不僅限于天然事物，舉凡人類思想行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材料雖殊，精神固自一貫。今日研究古籍者，欲持此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俾成科學。”實際上，從1921年暑期胡適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所做的《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到1923年代表北大國學門同人為《國學季刊》雜志所撰寫的《發刊詞》提出整理國故的三條途徑，以及1924年1月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班所做的《再談談整理國故》的演講中,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并且提出了具體操作規程。在他看來“，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于是，當時在胡適等人的帶領下，傳統的一系列知識體系都在科學的懷疑中“重估一切價值”，實證主義的方法也在那時傳統知識領域得到廣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證當中形成了《哲學史大綱》以及“新紅學”等。當然對于國故的科學方法也曾遭到“國衡派”等人的反對，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義”之流，很難抵擋科學主義思潮在知識領域的進攻。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知識體系包括古代文論開始重新構建學科體系。然而胡適所提倡的“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還僅僅是現代科學體系的一個方面。其實“科學”的觀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學》雜志與1923年爆發的“科玄之爭”中得到了最徹底最清晰的呈現。在1915年的《科學》創刊號中，任鴻雋就指出：“科學者，智識而有統系者之大名。就廣義言之，凡智識之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井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智識之關于某一現象，其推理重實驗，其察物有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據此任鴻雋認為，凡通過演繹而有體系的“智識”都可稱為科學，這是廣義的科學；就狹義的科學而言，則專指通過實證與實驗而建立起來的自然科學。后來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陳獨秀說得更清楚：“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與其說叫作“科學的最大效用”，還不如叫科學對人文學科最有成效的“規馴”。這樣看來，文學，包括文學批評，必然要求科學化的處理，否則它不能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至于科學的方法，無外乎包括兩種，即胡明復所說：“兼合歸納與演繹二者，先作觀測，微有所得，乃設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復作實驗，以視其合否。不合則重創一新理，合而不盡精切則修補之，然后更試以實驗，再演繹之。如是往返于歸納演繹之間，歸納與演繹既相間而進，故歸納之性不失，而演繹之功可收。”由此看來，胡適所宣揚的“科學方法”實乃是歸納之一種，實際上是科學興起之后在社會科學中所形成的“實證主義”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還有另一種更為高級的方法即演繹法，卻是在“整理國故”中所未能廣泛運用的。而對于它的強調主要在于它對后來的所謂的“純文學”、“文學”、“文學批評”等觀念的極大影響。也正是從演繹的高度，古代文論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它首先依據某種觀念而演繹出一個精密而富于邏輯的體系，然后才根據實證主義的方法形成具體的材料。對于科學的歸納與演繹的借鑒為古代文論構成獨立而科學的體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論保障。

文學批評的學科獨立

有了現代科學的白話語言，古代文論進入了學者的象牙塔，成為研究的對象，而不再與鮮活的現實、語言、創作有任何關聯。隨后通過整理國故運動與“科玄之爭”所確立起來的科學觀念與方法開始直接作用于傳統知識體系。古代文論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呼之欲出。然而按照西方“文學”學科的體系而言，“文學批評史”首先就面臨著概念與知識體系上的尷尬。正如王國維早先所說：“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國人之所長，寧在于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而古代文論相對于科學而言表現更為糟糕。正如后來朱光潛說到的那樣：“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煉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現在寫文學批評史，有兩大困難。第一，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里披沙揀金去。第二，得讓大家相信文學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并非不根的游談。換句話說，得建立起一個新系統來。這比第一件實在還困難。”然而有了前面學科的示范性效應，不管傳統的“詩文評”如何凌亂不堪，科學的觀念與方法總能解決問題。這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所相信的科學的力量。再者，當時進行文學批評的學者們幾乎都接受過西學的影響。比如郭紹虞在《我怎樣研究文學批評史的》一文中提到時人“大都受西學影響，懂得一些科學方法，能把舊學講得系統化，這對我治學就很有幫助”。正是在科學的影響下，郭紹虞先是接受了當時盛行的“進化論”理論，對文學批評的歷史進行了初步的總結，并發表《文學演進之趨勢》（1927）與《賦在文學史上的位置》（1927）。雖然這還不屬于一個學科所要求的文學批評，但科學觀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獲得了某種啟示與力量，為其后來寫作《文學批評史》提供了某種信念。更為重要的是從郭紹虞開始，古代文論對于科學觀念與方法的運用越來越成熟，也使得古代文論這一學科走向獨立，最終完成了科學對之進行的改造而獲得一種體系性、學科性。關于這一點，接下來通過對當時非常有代表性的兩部《文學批評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顯地發現科學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這便是郭紹虞與羅根澤所撰的著作。首先郭紹虞在第一章開門見山地提到文學批評的歷史狀態：“有人說，的文學批評并無特殊可以論述之處，一些文論詩話以及詞話、曲話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統的材料，不是記述聞見近于史料，便是講論作法偏于修辭；否則講得虛無縹緲，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錯！的文學批評確有這些現象。”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印證了學界一直在科學視域下對古代文論缺乏科學性與邏輯性的評價，另一方面也印證了朱自清所言文學批評史的艱難。然而深受西學影響的郭紹虞前所未有地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郭紹虞先是運用他先前接受的進化論觀念將文學批評整個歷史分為“演進期”、“復古期”與“完成期”，接著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學”批評的范圍與體系進行描述。

對于古代文論而言，最難的莫過于尋找“文學”的定義。而郭紹虞所接受的文學觀念則是當時非常時髦的“純文學”觀念，因此不難發現，在后邊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顯地貫穿著這一線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按照現代學科體系而言，科學首先要做的是設定一研究范圍，否則不可能成為一獨立學科。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學界將郭紹虞的《文學批評史》定性為古代文論取得學科獨立性的標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紹虞這本書為古代文論這一學科奠定了相應的研究范圍、研究方法與體系。而先前陳中凡的《文學批評史》雖有其名，但因缺乏現代科學體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門獨立的學科。盡管“他們對古代文獻極為熟悉，而在撰述文學批評史時使用的材料，以及編寫時所使用的筆法，仍深受傳統的影響：除了詩文評部分外，不出歷代文苑傳、詩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關論述；他們介紹這些材料時，大都隨文敷演，略作闡釋，這對后人來說，自然覺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夠細致了”。其實周勛初所說的“新意”實質上就是缺乏一種科學性與系統性。后來郭紹虞的學生羅根澤出版的《文學批評史》將科學的觀念與方法貫穿得更為透徹。在他第一章“緒言”中就著手進行概念的區分，以求獲得科學的“文學”觀念，找到“文學”本質。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響下將文學批評體系化為“狹義的文學批評”與“廣義的文學批評”，即“狹義的文學批評只包括文學裁判，也就是只包括批評的前提和批評的進行兩段過程。廣義的文學批評，不只包括文學裁判，而且包括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也就是包括批評的前提，批評的進行，批判的立場，批評的方法，批評的錯誤，批評的批評，批評的建設七段過程。我對文學界說，采取折中義，但對文學批評界說，則采取廣義”。

其中對于批評方法的運用最為明顯地表現出科學的因素，即根據森次巴力所總結的方法體系，如主觀的方法、客觀的方法、演繹的方法、歸納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鑒賞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歷史的方法、比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而且最為重要的是，羅根澤認為“，我們研究文學批評的目的，就批評而言，固在了解批評者的批評，而尤在獲得批評的原理；就文學而言，固在藉［借］批評者的批評，以透視過去文學，而尤在獲得批評原理與文學原理，以指導未來文學”。羅根澤所說的批評原理與文學原理正是文學批評與文學原理的本質性所在。而對于本質的追求實質上是科學理性意義上的規律，也是科學歸納的目的所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羅根澤時刻不忘在其中貫穿他的批評觀念與文學觀念，并且適當地穿插進當時流行的文學思潮（自然主義等）對之進行現代化闡釋。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氏的文學批評史相比郭氏而言，不僅范圍更為清晰明確，而且方法更為精細，具有一種嚴密的邏輯體系，完全符合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概念。通過仔細分析不難發現，盡管是借鑒森次巴力的體系，但還是非常明顯地體現出科學化的觀念與方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學界關于科學化觀念的影響往往置之不談，而是多半說到當時通過翻譯而來的“純文學”觀念對之所產生的影響。然而即便是當時從國外理論所翻譯過來的“純文學”的觀念實質上也是早已被科學的觀念與方法所“規馴”了的。關于這一點，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語堂早就看到了：“我們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學的物質主義如何侵入人文科學，及大學教授如何由觀感的錯誤，想抄襲摹仿自然科學的方技法寶，出賣人文科學。礦石或動物的研究自然無所用其良知。

因為，自然科學只需要客觀及外乎倫理的態度。在偷襲科學方法而應用于人文科學之時，他們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為真科學了，就把那外乎倫理的客觀方法整個搬過來。但是不加藏否的態度在自然科學是一種美德，在人文研究卻是而必是一種罪惡。”因此，所謂的“純文學”實質上通過“科學的方法告訴我們：我們要研究一種對象總要先把那夾雜不純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確的，或者近于真確的，本來的性質”。而通過科學的觀念與方法而來的“真”的文學觀念注定了現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必然選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與文學理論。綜上所述，古代文論在西方自然科學各個學科的引入中漸漸地被“規馴”為一門學科，成為現代大學教育與研究體系中的一門知識體系。然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古代文論首先在科學的“白話文運動”中將傳統批評的土壤徹底斬斷，使之成為一門“死文學”而歸入歷史檔案。

隨后通過“整理國故”與“科玄論戰”，已經死去的文學批評再一次接受科學觀念與方法的系統改造，基本上成為一門科學性的體系性的獨立學科。然而很遺憾的是，文學批評史的建構卻忽略了這一點，致使出現很多問題，直到現在也無法解決。當然在當時科學主義的大潮中他們也不可能看到這一點。由此，關于“失語癥”的論爭似乎在古代文論的歷史建構與獨立成科的過程中早已注定，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只不過被科學的權力話語與“規馴”長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本文作者：周仁成曹順慶本文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