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俗文化教學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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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自然環境不同，南北宅第的形式、結構不拘、材料也不盡相同。“北方草原居民多住穹廬，黃土高原居民多住窯洞，南方多住干欄，江河湖海地區有以船為屋者。”[4]四合院和胡同是北京的一大文化特色，四合院為老北京典型的民宅形式，其建筑形式、結構和格局所形成的居住環境給人以圓融和諧之感，是平安祥和的象征。四合院多半坐北朝南而建，人們喜歡在院內栽種紫丁香，取“紫氣東來”的祥瑞之意。胡同是每排院落之間留出的通道，分為死胡同和活胡同，前者是封閉性的，只有一個開口，胡同深入居民區并在其內部中斷；后者則是開放性的，兩端開口，連接兩條或更多的街道。四合院和胡同，方方正正，規規矩矩，這是由其地理環境決定的，反過來又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對于非北京地區的學生，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出示圖片，將胡同和四合院與本地特有的傳統建筑相比，也可以與現代高層、密集的建筑相比，讓學生了解北京建筑民俗的同時，感受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時代的變遷產生的居民建筑的差別。

其次是語言民俗。文中有許多諺語，如“破家值萬貫”“、遠親不如近鄰”“、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這些語言反映了京城人民心理特點，這種從容、封閉、中庸而略帶自嘲的生活態度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汪老對這種生活態度的感情是復雜的，一句“真有你的”，“這其中固然不乏贊嘆之情，但同時也表達了對老北京人生活準則的揶揄之意”[5]。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談到了胡同有趣的名字。胡同的命名最初多是由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自發的，根據的是胡同的位置、形狀、所出人物等，經過多年的流傳，最終確定下來。所以，老北京胡同的名稱中保留下了許多土語，富有地方色彩。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原先的“大啞巴胡同”改成了“大雅寶胡同”，“王寡婦胡同”變成了“王廣福胡同”，而“狗尾巴胡同”變成了“高義伯胡同”，這樣做的原因何在？教師可以引領學生進行探究。其實自從民國以來，政府就開始了對胡同名稱的改訂工作，據統計大概有三百多處，大多都是對胡同中有關動物、服飾、職業等名稱做了改動，如“臭皮”改為“壽比”、“煙筒”改為“源通”、“屎殼郎”改為“時刻亮”，可以看出胡同的名稱正在被“雅化”，那些出自民間的命名被官方修正。這種做法是否使民間文化受到沖擊、使民俗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引導下趨于正軌直至消失，需要學生獨立思考。另外文中還有游戲民俗、飲食民俗、禮儀民俗。相對于物質民俗、信仰民俗等，民間游戲民俗以其自發性的情感表現方式而顯示出更為強烈的藝術性和娛樂性，是一種以消遣休閑、調節身心為主要目的的民俗活動。北京人的生活態度決定了其游戲民俗的豐富多彩，喝茶、看戲、遛鳥、下棋，無不表現出他們的雍容自得。飲食方面，醬菜是北京的傳統食物，蘿卜、萵筍、花生等都可以用作材料。

窩頭是老北京的主食，通常由雜糧面粉制作。簡單的食物體現出北京人容易滿足的心態。禮儀民俗則表現為“隨份子”，凡事要合乎禮數。這不禁讓我們想到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中的祁老爺子的那句話“：管天下怎么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學習這篇課文最主要的就是對本文所體現的民俗文化的挖掘，使學生深入了解胡同文化的本質。這種文化是由歷史積淀而成的，又要隨著社會的發展離我們而去。汪老的描寫平淡溫和，對于胡同文化的沒落既無肯定也無批判，而是舉重若輕，將如此重大的文化命題寓于泰然自若的文筆之中，最后輕輕說一句“再見吧，胡同”。而同學們在學完這篇課文之后，對胡同文化的沒落肯定也有著不同的看法，教師可以在學完課文之后組織學生討論：對于老北京的胡同文化，你有著怎樣的情感？對于胡同文化的遠去，你的看法又如何？以民俗文化為主體的教學策略適用于通篇介紹民俗文化的文章，如《端午的鴨蛋》、《云南的歌會》等。

以民俗為線索，疏通文章內容———舉《祝福》為例

語文教材中有些文章并不是以介紹民俗文化為主要目的的，但是民俗作為文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挖掘文章的意義、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故事發展的前因后果，可以以民俗為線索。魯迅的《祝福》寫于1924年2月，是短篇小說集《彷徨》的第一篇，最初發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東方雜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六號上，后收入《魯迅全集》第二卷。小說的主人公是祥林嫂，她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嫁給了比她小十歲的丈夫。丈夫身亡，狠心的婆婆準備把她出賣，她被逼無奈逃到魯鎮魯四老爺家做工，由于寡婦的身份被嫌棄，卻因為肯賣力氣而留了下來。后來婆婆抓她回去，強行把她許給了賀家墺的賀老六。賀老六“有的是力氣，會做活”，祥林嫂為他生了個兒子“，交了好運”，過上了安穩日子。然而“天有不測風云”，賀老六得傷寒死去，兒子阿毛也在春天將去的時候被狼吃掉。經受雙重打擊的祥林嫂孤苦伶仃，失魂落魄，回到了魯四老爺家。可是狠心的人們卻嫌她“敗壞風俗”，冷落她，調侃她，恐嚇她，即使她花光積蓄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依然受到人們的歧視和諷刺。最后，祥林嫂落魄成乞丐，在除夕的鞭炮聲中慘死街頭。然而她的雇主，魯四老爺，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這就是祥林嫂凄慘的一生。

《祝福》是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傳統課文，往往教師在揭示祥林嫂悲劇的根源時，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階級壓迫的說法，認定以魯四老爺為代表的封建勢力是罪魁禍首。這樣的解釋雖有其合理性，卻無法從根本上把握魯迅創作的初衷，也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按照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的說法，藝術家和作品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是藝術品最后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按照丹納的理論，把祥林嫂推向絕境的終極原因，便是由時代精神和風俗習慣攙合而成的社會民俗氛圍。“一個又一個封建陋習，猶如巨大而無形的網絡，魯四老爺及其‘和唱’者們則是居于其中的蜘蛛，他們正是以這張網為屏障，向孤獨無助的祥林嫂頻頻噴出致命的毒汁。”[6]文章的開頭展現了魯鎮舊歷的年底充滿了新年的氣象，到處都是送灶的爆竹，而年終的大典甚為隆重，要“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女人在大典前要掃地、洗塵、殺雞、宰鵝，祭拜的時候卻只限男人出場，這一民俗透露出女人地位的低下，為祥林嫂的悲劇埋下伏筆。祥林嫂出場時是典型的寡婦裝扮：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婆婆找到祥林嫂以后策劃了一起“搶婚”，利用當地的這一習俗迫使祥林嫂再嫁。搶婚是舊時的紹興習俗，一般發生在下層社會，是一些因貧困而娶不上妻的男子的無奈之舉，搶奪的多是喪夫的年輕寡婦，官府對此聽之任之。搶婚的習俗也表明了婦女，尤其是寡婦無力反抗任人擺布的悲慘境遇。

原本祥林嫂的寡婦身份就已讓魯四老爺討厭，而寡婦再婚又寡，便是雙重的不潔不烈，于是他暗暗告誡四嬸不讓祥林嫂在祭祀的時候沾手，“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柳媽等同樣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也拿祥林嫂的再嫁取樂，致使祥林嫂不得不花錢捐了門檻，寄希望于陰間。可見“民間對貞節的崇尚真是達到只有迷信、不顧事實、不講理性的程度，無形中成為人們信奉的宗教，成為控制人們心理、言行的民間風俗”[7]。這些陋俗，支配著魯鎮人們的日常生活，從上層的魯四老爺到底層的祥林嫂，無人不被它們影響。魯四老爺只是一個封建民俗的信仰者和維護者，而不是一個創造者，在這點上他與柳媽等人并無本質區別。所以教學中不能將祥林嫂的悲慘命運簡單地歸于階級壓迫，而應以民俗文化為線索，使學生真正理解祥林嫂是處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封建陋俗的規約行事，輕視婦女、鄙視寡婦、重視貞節的思想已浸透人的靈魂，祥林嫂便是慘死在這種無形的壓力之中。以民俗文化為線索的教學策略適用于民俗文化描寫對全文內容有貫穿作用的作品，如《阿Q正傳》、《邊城》等。

以民俗為點綴，活躍課堂氣氛———舉《林黛玉進賈府》為例

積極良好的課堂氣氛能夠使學生的大腦皮層處于活躍狀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利于新知識的接納與吸收。用民俗文化作點綴是活躍課堂氣氛的好方法。“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是曹雪芹寫于18世紀的一部偉大小說，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以榮國府的日常生活為背景，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悲劇為主線，展現了封建貴族家庭腐朽崩潰的過程，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在藝術上也有高超的表現，可以代表我國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紅樓夢》的部分章回入選中學語文教材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了，人教版中學語文教材中收錄了多篇，尤其在高中語文教材的第六冊中，為《紅樓夢》開辟專章，將《訴肺腑》、《寶玉挨打》、《香菱學詩》、《抄檢大觀園》合為一個單元，可見這本著作對中學語文教育的重要性。《紅樓夢》中的前五回猶如全書的“序幕”，交代了作者的創作意圖、作品的主要人物和生活環境，使讀者一開始就能大體了解全書，不致讀起來漫無頭緒。《林黛玉進賈府》節選自第三回，是全書序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榮國府的女主人對來自蘇州的初次見面的十三歲的外甥女林黛玉的接待，自然引入了賈府的人物和環境。文中“盡管有幾個主要人物登臺亮相，主要故事情節初見端倪，但從整個小說來說，它只是前五回‘大序’中的一部分，主要作用還是為以后的人物活動和情節展開典型環境”，因此，有的教師的教學設計“以環境描寫及其作用為重點進行教學，并以此帶動對故事情節和人物的分析欣賞”[8]。

林黛玉是《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是“金陵十二釵”之首。寶黛的愛情是小說中最扣人心弦的部分，黛玉悲慘結局最能讓讀者嗟嘆垂淚。曹雪芹擅于女性外貌體態的描寫，對黛玉更是做了細致的刻畫。所以有的教師從人物形象入手，通對林黛玉外貌的分析，“將文學與繪畫打通，尋找中國古代小說人物塑造與中國古典人物繪畫之間的共同點”[9]。本文的教學重點無論是在環境還是在人物，若是僅從一面加以強調，難免使學生覺得枯燥難懂。畢竟《紅樓夢》對于青少年還略顯“高深”，在中學語文教材中選入一些章節，是為了讓學生對這部著作有初步的認識，從而激發閱讀全書的興趣。那么如何激發學生的興趣呢？文中的滿族的民俗文化是一個切入點。曹雪芹祖居遼寧遼陽，其祖輩雖然是漢族人，但在滿族未入關前就已經歸屬于滿洲正白旗旗籍；賈家則是清朝的一個滿族貴族大家庭。所以，《紅樓夢》“把滿族固有的禮儀作為創作素材和內容完整地保留在作品之中，并對這個滿族世族大家的禮儀習俗進行了濃墨重彩、不厭其繁的描述，真實地再現了滿族傳統的禮俗文化”[10]。《林黛玉進賈府》中，眾人的行為舉止皆體現了封建社會注重禮節的作風，但深入探究，便會發現滿漢之間的不同，這首先體現在對女性的尊重上。在滿族家庭里，未出嫁的姑娘被稱作“姑奶奶”，地位極高，受到了格外的尊重和禮遇。她們不纏足，行為自由，較少被管制和約束，有更多的機會識字讀書，因而具有較高的生活教養和文學修養，難怪寶玉要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在黛玉進府的場景中，我們可以得出賈府是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世界。女人可以持家，可以自由活動，可以嬉笑怒罵，有屬于自己的晚宴，這在漢族家庭中是很難想象的。所以，教師在講課時，不妨給他們講一下滿族尊重女性的風俗，并提問大家：“滿族和漢族在對待女性的做法上有什么差別呢？”這樣肯定能夠引起學生的熱烈討論，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再如本回中有大量的人物服飾的描寫，寫得花團錦簇，多姿多彩，既顯現出了賈府這個封建貴族家庭的奢華、富貴，也側面表現出人物的一些個性特征，但賈府又不同于當時漢族的一般富貴之家，它又有其與滿族貴族密切的關系，這在服飾描寫上也可以尋覓出一些痕跡，如文中對賈寶玉外出歸來的衣著有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的描述，箭袖，是滿族服飾的標志，這種為了方便于騎馬射箭而設計的“馬蹄袖”，在清人入關以后只臧勝楠：中學語文民俗文化教學的三種策略象征性地有所保留，是有身份者的禮服標志，所以賈寶玉身著“箭袖”可以輻射出其家世地位以及滿清的時代與民俗背景來。教學時就此背景知識略加點染，可使學生感到別具意趣，對環境及人物的理解也會有所拓展和深化。以民俗文化為點綴的教學策略適用于很多含有民俗文化元素的選文，教師可借以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興趣，調動其學習積極性。在我國“，對于語文教學策略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經驗性的現象描述階段，沒有切入深層性的科學化探索，實際上仍然是一個需要深入開拓的奧區”[11]。對于語文教學策略的研究必須打破和超越傳統教學觀念的窠臼，教師在探究普遍的、通用的教學模式之外，應追求策略上的變革。筆者提出的關于民俗文化教學的三種策略，自慚淺陋，誠望同仁們在這方面共同作進一步的探討，使民俗文化教學這一富礦得到不斷開掘。

作者：臧勝楠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