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廣東生態農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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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時期廣東出現了基塘農業、稻田養魚、稻田養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植物農藥防治害蟲等生態農業，還延伸到近現代。本文還初步探討了它們的現代價值。

【關鍵詞】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文化

TheGerminationandModernInheritanceofGuangdongEcological

AgricultureintheMingandQingDynasty

Abstract:IntheMingandQingDynasty,Somekindsofecologicalagriculture,suchasland-poolstructure,fishraisinginricepaddy,duckfeedinginricepaddy,thekillingoforange-pestswithAnts,botanicalpesticide,hadexistedinGuangdongProvince.Asatypeoftechno-culturethatlaststonow,ecologicalagriculturemeansagreatdealthesedays.Itaccordswiththeway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odemagriculture.Itcanmakegreateconomicalprofitstolinktraditionallegacywithmodemtechnology.Ithasaestheticalandinstructivevaluesasatypeofhistoricalculturetobeexploited.

Keywords:ecologicalagriculture;ecologicalagricultureculture

明清時期廣東農業經濟發展最為迅速。這一時期農業技術文化的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生態農業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塘。①但較全面地論述這一時期的生態農業的萌芽，以及將它作為農業文化的延伸形態來探討的文章尚未見。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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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關研究見謝天禎：《明清時期廣東的農業經濟與農業生態》(載《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楊曉棠：《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塘的發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塘生態系統分析》(載《農史研究》第7輯，農業出版社，1988年)、賴作蓮：《試論珠江三角洲?；~塘興起的原因》(載《古今農業》2000年第4期)、賴作蓮：《論明清珠江三角洲?；~塘的發展》(載《農業考古》2003年第1期)等。

一、基塘農業

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基塘農業分布很廣，在當地的農業經濟中占有的地位最為重要。以往學者論述?；~塘甚多。筆者也曾將基塘作為農業工程的一種重要類型來探討[1]。但以往的研究蔗基魚塘注意得還不夠。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2]。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明朝就有蔗基魚塘的出現，其實蔗基魚塘是在民國時期才發展起來的。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由于國際市場的影響，廣東的蠶桑業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廣東機器糖業促進了甘蔗種植業向沒有蔗糖業傳統的順德基塘區擴展，桑基魚塘便向蔗基魚塘轉化。蔗基魚塘成為占優勢的類型。但蔗基魚塘在順德不是完全排擠了桑基魚塘，而是二者并存，農民根據市場需要和產品的市場價格決定基面的作物栽培從而改變基塘的類型。蔗基魚塘的應用促進了基塘技術的創新。如種植桑樹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樹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趨向緊密，而改種甘蔗的時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基面作物變為桑蔗輪作。[3](p6-8)在實踐中，順德農民很好地解決了蔗基魚塘生態系統中的物質交流與循環的問題：一是將蔗葉用作喂魚的飼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態系統的循環，二是加大對蔗基魚塘生態系統外的物質投入。如1950年順德縣龍清鄉的農民郭炎在每畝魚塘加入蔗葉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給蔗田施肥之外，往魚塘投入的還有豬糞、蠶蛹、嫩草、水草(是長在水里的一種野草)、花生麩、蠶糞、米糠，總投入量為9620斤，每畝魚塘魚的產量為470斤，而當時的一般魚塘產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獲得了高產。有的農民還用蟛蜞漚水給甘蔗施肥，用野生的鳳眼蓮給蔗地作綠肥。[4]20世紀的30—50年代蔗基魚塘在技術上才成熟。

從上世紀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魚塘與?；~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據蠶桑業和蔗糖業的市場情況互有消長。但在80年代開始，?；~塘在基塘區已經衰落，蠶繭生產與其它作物生產相比，比較效益低，農民紛紛將?；姆N其它作物，各級政府為了完成國家下達的蠶繭派購任務，給予每畝?；欢ǖ难a貼，而1985年以后蠶桑生產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90年代，蠶桑業已經完全退出，現在基塘區已經沒有?；~塘的蹤影。其實自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廣東的學者包括華南農學院、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的專家都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塘的研究。世紀之交，基塘農業一直是生態農業研究中的熱門話題?；赁r業經過現代科學的改造，出現新的面貌。據華南農業大學學者于2001年在順德、南海、番禺等市(區)的實地調查，目前珠三角存在6種典型的基塘系統模式：精養家魚—草(A)、鴿—家魚—草(B)、鴨—家魚(C)、豬—家魚—草(D)、豬—家魚—特種魚—作物(E)、異地雞—飼料魚—特種魚(F)。這些基塘農業模式具有以下特點：資金投入大、經濟效益高，市場風險也高。其中以綜合養魚模式的經濟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廣。但在基塘的生產過程中畜禽糞便和飼料不同程度存在污染水環境的問題，以及由于傳統基塘技術如挖泥上基面的方法棄置不用，以致魚塘淤淺，基與塘之間缺少物質交流的環節，等等。[6]這是基塘農業在從傳統農業時代向現代農業時代轉型過程中的現象，有必要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方法與途徑加以解決。

二、稻田養魚

稻田養魚在唐代已有記載?！稁X表錄異》記載的新、瀧州相當于今新興縣、羅定縣一帶，直到明代以前是壯瑤族聚居地。這一技術起源于山間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區的低洼田中稻魚共生的生態環境中。珠三角基塘區的稻田養魚與基塘農業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明清南、順的基塘區中，在蠶桑業未占絕對優勢的時期，基塘系統中的魚塘一直有稻魚輪作的方式，如萬歷《順德縣志》卷30《雜志》第九：“負郭之田為圃……圃中鑿池畜魚，春則涸之插秧，大者至數十畝，若筑海為池者，則以頃計。”成書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廣東新語》卷22《鱗語》有一段關于基塘的文字幾乎完全抄自萬歷《順德縣志》，記載基面的圖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說明不論在桑基魚塘或者果基魚塘中都有稻魚輪作，在魚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僅僅是作為秧塘。因為魚塘泥土較肥，利于秧苗的生長，如順德的龍山：“塘于春則播種取秧，于夏秋則養魚，塘基上則種桑，下則栽芋。計其所入，魚桑為重，魚利之興也”①。道光陳炬墀所撰新會《龍溪志略》卷下，記載在新會外海鄉的一口池塘：“秋冬為菇塘，春為秧塘，夏為魚塘，其利甚溥”，這也是用作秧塘的魚塘。不過在南海、順德基塘區，清代后期隨著稻米種植業的衰落以及魚塘需要挖深以適合水利建設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魚輪作基本消失，專門用于養魚。

在盛產四大家魚魚種的西江邊上的高要縣，稻魚輪作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宣統《高要縣志》卷11《實業》記載：“邑人佃塘畜魚，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黃塘、大欖俱魚禾兩利。碌步朗之南塘，廣利之大框亦然”。但當地稻魚輪作的歷史會更早。乾隆張渠《粵東聞見錄》卷上記載：“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漲必遭淹沒。四圍為土堤，留竇出納。漲至，大江之魚入焉；漲退，以竹籬遮竇，使不得出，而魚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雖然沒有說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時節西江的洪水)有否種植水稻，但可以從民國時期記載說明這些魚塘是實行稻魚共作的。民國《高要縣志稿》記載：高要縣的漁業養殖分為人工養殖和天然養殖，前者為魚花塘和大魚塘，天然養殖是塑塘和裝荒塑塘，“塑塘面積至大廣至百余畝，小至十余畝。水深至尋丈，四面有基，基有竇穴以備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斷絕塘魚潛出。收益多半為魚禾兩利”，在種植水稻收獲以后，就放魚池中，“不必飼料，全賴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質。然必賴天雨平勻，乃成豐歲”。[7]塑塘就是《粵東聞見錄》上所記載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進入，塘水常滿，塘中種植的是“能隨波爭高，不受淹沒，稈長盈丈”的耐浸稻品種“深水蓮”②。

現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門、新會等地的低田中，稻魚混作是一種重要的種養方式，或兩稻一魚、或稻魚稻、魚稻魚、稻蝦魚等兩魚一稻的一年三收輪作制，或兩稻兩魚的一年四收輪作制。上世紀90年代初華南農學院的學者已經總結了一整套的稻田養魚技術，推廣到珠三角的農村。在土地整治方面，筑高筑固田埂，開挖魚溝魚坑，并且規格化，選擇高產抗病再生力強的稻種，合理混養多種魚類，建立水體生態平衡，建立魚格塘，培育中型魚苗，將魚苗培育成中魚，水稻收割以后才移于大塘中加快魚的生長。在稻田養魚中也總結了飼養管理的技術。肇慶市廣利鎮低洼地一直有稻田養魚傳統的專業戶，使用了新的技術以后，產生了高于水稻種植農戶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8]

三、稻田養鴨

在珠江口的沙田區中，蟛蜞“歲食谷芽為農害”③。所以方志上將此作為災害記錄，光緒《香山縣志》卷22《祥異》記載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苗”的記載。沙田區防治蟛蜞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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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龍山鄉志》卷4《物產》。

②《高要縣志》卷11《實業》。

③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0《禽語》。

害稻田，一是人工防除，如咸豐《順德縣志》卷6《經政略》記載：清代“順、香田畝蟛蜞山積，蛋婦日率其童稚攜具而捕之，賣于居民以飼蓄鴨，田稼以是不害”。二是養殖鴨群放養于稻田中。珠三角的稻田養鴨，在明代的洪武年間已經開始。萬歷《新會縣志》卷之2《食貨略》記載：“天順中都御史韓雍謂：蟛蜞害稼，鴨可治之。田有遺穗，鴨得食之。稅為軍需，亦一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復僉民之有恒產者，立埠如故，蹂禾失業。致有掠鴨而斗者，于是復革?！奔尉改觊g南海人霍韜《渭崖文集》對鴨埠的興廢過程有較詳細的記載。當時在稻田中大規模地放養鴨群，不是一家一戶的一般農戶所能為，而是由當時的“勢豪”之家進行，明代嘉靖年間香山縣“瀕海為害者有二：曰看鴨船，曰禾蟲船，皆順德大戶。相毆至于殺人者有之。不可以不禁也”①。由于大規模放養鴨群牽涉到農戶、田主、鴨戶三方的利益，如果沒有協調一致的社會行為作為制約，任何一方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從而引發社會沖突，這種有利于生產的技術應用就受到限制。明代嘉靖《香山縣志》卷2《民物志》，萬歷《新會縣志》卷之2《食貨略》都提到了這種技術應用時所發生的社會沖突。大致在明末清初，在這種技術應用的過程中農戶、田主、鴨戶三方已經得到很好的協調了，所以《廣東新語》卷2《禽語》記載“畜鴨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產者為之。凡鴨食人田稻，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民，按名以償，無有敢為暴者?！鼻宕苌侔l生由于大規模放養鴨群出現的沖突，一種良好的協調行為作為民間約定保證了各方的利益，制約著養鴨戶的行為。政府將養鴨地段即鴨埠的課稅用作水利建設，或者教育設施的公益收入。

從文獻看，稻田養鴨不局限于珠三角的沙田區，還見于海南島。光緒間定安縣社德堂村，共10多村議定鄉規，“議六畜縱傷錯者，按傷物之多少議取賠罰”，其中關于養鴨的條款：“議鴨埠各村輪掌，不論大熟，小熟，俱要監期，不許先春。如果欲先春者，眾議外，取租埠錢四千文人廟”。有不服者，“合眾鳴官究治”。[9](p947—948)禁止先春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先行放鴨于田。這一禁令表明了海南鴨埠的習慣做法。而在粵東客家山區，則對在田間養鴨有嚴格的限制。乾隆六年大埔縣的《通鄉禁碑》禁止將鴨和牛亂放牧：“吾鄉耕田，坎高塍小，崩壞甚難修整。踐踏致崩田坎，兼食禾以防谷食，莫若牛牽田為甚”，“鴨……無論食谷種則秧不足，啜禾頭則禾難生，及將熟蹂泥，十倍于啄食，且三勤壅肥，水盡被攪去，致田瘦無收……二者均害農家。既以國課，前屢禁革，日久怠玩，茲通鄉再禁，勒石垂久……如犯禁，鳴鑼公罰，持強呈官究治”。[9](p893—894)可見山區田地細碎，坎高塍小的特點不利于大規模的養鴨業。

在民國時期廣東的農業界沒有對稻田養鴨進行過深入研究，但1935年廣州第一甘蔗營造場在推廣甘蔗害蟲防治法時建議蔗農在蔗園中放養雞鴨以消滅甘蔗螻蛄。[10](p46)在20世紀50年代，稻田養鴨還在沙田區中應用。早晚兩造禾收獲后放養專門吃田中遺穗的鴨群分別稱為早造埠鴨和晚造埠鴨。埠鴨有不同的飼養時期。禾苗生長期間還有“春水鴨”和“西草鴨”(粵語將水田中生長的藻類植物稱為“西草”)，其作用是在禾苗生長過程中放養鴨群于稻田中啄食蟛蜞和稻田中的雜草。秋收之后吃田里遺穗的才是埠鴨。這一時期的農業科學工作者還將稻田養鴨的技術做了總結和推廣。[11]與此同時，由于農藥的應用，使這一傳統的技術開始退居比較次要的地位。1956年鄔祥光研究了廣東沿海蟛蜞生態習性及其防治方法廣東沿海農民6種消滅蟛蜞的方法，僅有一句提到“放鴨啄食：潮田區農民最喜歡養鴨啄食蟛蜞”，文后又提到“放鴨啄食應該盡早，因為蟛蜞開始繁殖時，田問出現的是小蟛蜞，若蟛蜞長大了，仔鴨就捕不到大蟛蜞，這樣會大大影響天敵的作用?！钡髡咚坪醺鼮橥瞥缢幬锓乐蔚姆椒?，詳細介紹了番禺農民創造的米糠拌和六六六防治蟛蜞的方法。[12]1956年廣東農業廳《麻雀、田鼠、蟛蜞、山豬的生活習性及消滅方法》，介紹了對這些動物的防治方法。其中對蟛蜞，提到的方法有藥劑防治、人工捕捉、在基邊筑小基，然后放六六六水溶劑以除蟛蜞、鏟除田邊雜草，用泥巴糊住蟛蜞洞，生物防治的方法是養鴨啄食蟛蜞，不要捕捉青蛙等食蟛蜞的有益動物。[13]

現代華南農業大學的學者深入研究稻田養鴨的方法，將它作為一項具有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生態技術來推廣，已經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應。現在國內不少稻區都推廣這一項生態農業技術，將鴨子圍養而不是放養在稻田中，稻和鴨建立一種共生關系，利用鴨子起到除草、除蟲、耘田、鴨糞肥田的作用，生產出來的大米被稱為“生態米”，市場上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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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香山縣志》卷2《民物志》，日本藏罕見中國地方志叢刊本。

四、黃涼蟻防治柑橘害蟲

嶺南果樹栽培中應用天敵防治害蟲的歷史相當悠久。托名西晉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狀》有這一方面的記載，但其撰寫年代有爭議。這一技術的分布地方可能最早出現在古代廣東柑橘資源品種豐富的地方，而且在柑橘栽培中應用黃猄蟻的方法還可能與嶺南土著熟悉螞蟻習性和嗜食螞蟻的習慣有關。如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卷下記載嶺南的酉長收集螞蟻制作蟻醬招待客人的佳肴。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技術在嶺南延續了很長的時期。宋代莊季?！峨u肋編》卷下記載：“廣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夹∠x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于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俟蟻入中則持而去，謂之養柑蟻”。很明確記載了宋代嶺南園戶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之普遍，以及養蟻戶和園戶之間的依存關系。這一技術在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產地。明代崇禎《肇慶府志》記載：“甘亦名乳柑，產四會上林者冠絕天下。次則高要縣寶查，接近上林，次則桂林以東、新橋以北。跨新興之界稱新興柑，差足比擬，他邑遠不逮也。木性招蠹，鑿取不足，恒畜蟻辟之，邑中歲征以餉貴游，供億甚苦”①?！拌徣　笔侵溉斯し莱?，同時用螞蟻治蟲。在號稱“潮果以柑為第一美味”②的潮州，也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廣中蟻冬夏不絕，有貿蟻者以紙囊盛而飼之，種樹家買取置樹頭，則花果不為蟲蝕，或日收其子為醬食”③。《潮州府志》上記載收養的螞蟻應該就是黃猄蟻，并且從側面說明嶺南收養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技術也和嶺南人對螞蟻的食俗有關。清初《廣東新語》卷24《蟲語》記載廣州附近的橘農使用蟻橋擴大黃猄蟻的活動范圍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這一技術的創新。

民國時期，這一技術的應用也很普遍。1918年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格羅夫等人，發現在廣州附近一個村莊有專門養殖黃猄蟻的農戶，用一塊錢一只蟻巢的價格賣給種植柑橘的農戶。[14](p237)黃猄蟻產于增城客家村的橄欖樹上，陽春、電白也有出產。黃猄蟻論斤出售，除了防治天牛蟲之外，還可以防治多種害蟲，而沒有使用以螞蟻防治害蟲的果樹，即使有果實也會有損外觀。郭華秀除了報道了《廣東新語》上記載的蟻橋的應用以外，還較詳細報道了黃猄蟻的生態習性和橘農用狗腸蟲飼養橘蟻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肇慶四會、陽春、新興地區，在文獻記載具有連續性，而且是柑橘的著名產區。這些地區在古代是嶺南少數民族最為活躍的地區，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還是俚、僚的活動地區，宋元明是瑤族的分布地區。這一技術是否與歷史上活動在這些地區的民族有關，也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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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禎《肇慶府志》卷10《物產》，日本藏罕見中國地方志叢刊續編本。

②康熙《潮州府志》卷10《物產考》，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據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

③康熙《潮州府志》卷10《雜記》。

民國時期的農業科學工作者不僅報道這方面的情況，還深入研究這類天敵防治害蟲的方法。在上世紀的30年代早期，廣州第一甘蔗營造場在推廣甘蔗栽培技術的過程中用圖譜介紹了赤眼蜂等甘蔗螟蟲的天敵等30種，提倡保護益蟲以防治甘蔗螟蟲，建議人工繁殖和利用甘蔗綿蟲的天敵食蚜虻、蠼螋、步行蟲及數種瓢蟲等。但還沒有提出一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華南的學者中，以趙善歡最早對害蟲天敵寄生蜂進行研究，在1931、1936年發表這方面的論文3篇。[15](P101)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農藥防治方法的廣泛應用，天敵防治害蟲法在生產中的實際應用很少見于記載。1955年馮永新等報道新會柑橘病蟲防治，沒有提到黃猄蟻防治害蟲的方法，只介紹了幾種化學藥品如波多爾液、石灰疏黃合劑、六六六等的使用方法。[16]當然，當時的農業推廣部門也有進行過這方面的一些實踐。1956年9月，德慶縣莫村鄉發生了稻縱卷葉蟲和稻苞蟲為害。該縣的莫村推廣站試用山上的黑色大螞蟻進行防治，并推廣到其它的區鄉。該螞蟻生長在松竹和黃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將螞蟻包采集以后，在其找不到食物，并且螞蟻全部歸巢的時候移送到稻田中，每畝稻田放置15—20個螞蟻包。放置螞蟻包時將田中的水放干，并且用竹枝搭橋以便螞蟻活動和捕蟲。將螞蟻包刺破多個洞，利用螞蟻近乎瘋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兇地捕捉害蟲。經過試驗，放置螞蟻包四天之后的滅蟲率可達80％。[17]文獻上關于利用螞蟻防治稻螟蟲的記載，僅此一例。

建國以來，華南農學院植保系在利用天敵防治害蟲方面的研究一直處于國內領先地位，在國際學術界上也有重要的影響。陳永堅在1957年認為，1940年以前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赤眼蜂的質量問題，阻礙了赤眼蜂的推廣應用。作者對赤眼蜂的寄主、赤眼蜂繁殖的環境條件、田間釋放數量、放蜂時間、寄主的所在高度對放蜂的影響、赤眼蜂的種類和防治害蟲的關系、赤眼蜂的繁殖使寄主和蜂的冷藏問題、赤眼蜂人工釋放后的田間效力檢查都做了探討，有利于赤眼蜂的研究從實驗室走向田野。[18]已故著名昆蟲學家、華南農學院院長、院士趙善歡教授長期以來是華農大這一方面研究的首席專家。他培養的不少學生現已成為國內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骨干。

五、植物農藥防治害蟲

廣東人早就觀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劇毒性，如唐時期嶺南的少數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劇毒性①，古代廣東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葉)制造命案訛詐他人②。崇禎《肇慶府志》卷10《物產》記載：狗頸藤，用作毒魚，稱為魚藥；還記載老鼠筋，“置鼠穴可辟鼠”。從對劇毒植物的認識而將其用于作物害蟲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嶺南文獻上沒有這一方面的明確記載，直到清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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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

②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7《草語》。

清代廣東客家山區的農民應用煙骨或煙葉的下腳料防治稻螟蟲。比較早的記載有乾隆《嘉應州志》卷1《輿地部·物產》：“煙草取其筋骨舂末，雜石灰散布禾苗，殺蟲兼滋潤苗根。近則以生煙草杵爛，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種煙草者益眾”。相同記載見于嘉慶《平遠縣志》卷2《物產》，文字稍異，當是后者抄前者?？梢娺@項煙草防治害蟲的技術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后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過的熟煙的煙骨，后來發現了用沒有加工過的生煙，除蟲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煙草的種植面積擴大了。這是因為當時農民認識了煙草具有防治害蟲和肥田的作用，而不是僅僅因為這種作物的市場價值而去種植。清代粵東北和粵北是煙草重要產區，生產煙草著名品種，乾隆《嘉應州志》、嘉慶《平遠縣志》的記載很值得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清代煙草種植業興起的原因。道光《鎮平縣志》卷5《日用》：“糞田：石灰之外加以煙骨……以煙為煙骨，蓋自近始。煙骨者，煙葉之莖曬干斬斷用以糞田謂之塞煙骨。蓋石灰可以殺蠔蛤而煙骨可以死螟螣也。俗以將有求于人而饋送者謂之塞煙骨，亦以先費本錢而望后日收成之利，故戲以為名也”，很明確地提到煙草的肥田作用。并且將這種技術的稱呼用作民間的俗語，可見它的普及程度之廣。

據現代科學的研究，煙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對害蟲有強烈的觸殺作用。把煙骨插在禾苗的根部，使煙草中的尼古丁溶解在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后，稻葉發生苦澀味，螟幼蟲鉆入稻莖就會被殺死，在插煙的有效期內，螟蟲卵不能孵化，同時水稻的鐵甲蟲危害大為減輕。煙草還含有有機質和豐富的養分。煙草含有氮，鉀，磷，與傳統的肥料花生麩相比，煙草的氮、磷都低，但鉀高出花生麩數倍，施于稻莖干，可以使莖干堅實，減少倒伏，抵抗病害。清中期廣東山區的農民在實踐中認識到稻的煙草的肥田作用和殺蟲作用，是符合科學道理的。

民國期間趙善歡《廣東蟲害初步調查報告書》報道：廣東農村有14種土法殺蟲法，其中植物農藥有5種。(1)煙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煙骨舂碎成粉與生石灰混合制成溶劑，防治葉蟲鱗翅目和蛸翅目幼蟲。農民常在圩市上購買煙骨回家制作農藥。(2)毒魚藤(Derrielliptica，Benth)：是30年代才從新加坡進口的。廣州附近的農民將毒魚藤錘爛后，浸于清水中攪拌，噴射于作物上。(3)魚藤(MilletliaparchycarpaBenth)生長于本省的山嶺巖石間，農民以其根錘爛浸水，制作溶劑，用作防治牛的皮膚病，也可殺作物的害蟲。(4)辣蓼草(Polygonumsp)用作熏煙劑。(5)蒜頭與辣蓼草、茶仔頭混合，灑落禾穗上，驅除剃枝蟲。

1954年廣東省農業廳專門推廣殺蟲效果高的煙草品種如粵中的牛刪煙、粵北的金英種，粵西的根子煙，粵東的青煙，這些品種的尼古丁都在3％—7％。此外，農業廳從甘肅引種黃花煙試種，其尼古丁含量在7％以上，生長粗放，適合農民種植。殺蟲方法是將煙草制成粉，混合等量的水以化石灰水，每畝撒25斤，防治螟蟲、稻苞蟲、刺枝蟲等，并有肥田功效。在示范農場試種之后，在中山、新會、潮安、揭陽、廉江的稻區中廣泛應用，用煙葉治螟的稻田，使在稻根越冬的螟蟲減少一半，產量增加了20％—25％。[19]

1959年，廣東省農業廳植檢科推介的植物農藥有辣蓼、大茶葉、大蒜、鬧羊花、羊角扭、老亞膽、煙葉、掃把枝、蓖麻葉、松樹毛、巴豆、茶麩、馬錢子、雙眼龍葉、苦參、苦楝、辣椒、雷公藤、烏桕、假黃皮共20種。[20]

當代植物農藥的研制和推廣是生態農業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華南農業大學植保系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也一直處于國內的領先地位。

六、結語：生態農業的現代價值

生態農業是傳統農業技術中最有生命力的類型，因為它能夠最大限度地協調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能夠很好地協調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這一對矛盾。有的學者對于當代稻田養鴨的技術從日本引進，認為當代農業科學界在這一點上“數典忘祖”。事實上我們不必為此耿耿于懷。墨西哥學者將傳統農業中農民靠本身經驗長期積累起來的，使人和自然界保持和諧關系的農業知識和耕作體系，稱為民族生態學。如果我們從這一視野出發，就能理解為什么稻田養魚等生態農業技術也廣泛地分布于東南亞的稻作農業區、稻田養鴨也出現在日本。稻田養鴨技術在我國古代存在而在近代“失傳”，在當代再引進，只能說明我們曾經在農業發展的技術選擇上對民族生態學不夠重視，只重視農業的發展而不重視農業、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農業的不同類型大都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并且具有很強的歷史延續性，是傳統農業遺產與現代農業科技結合的典范，明清時期廣東的基塘農業和當代廣東的生態農業都說明了這一點。生態農業還有極其深刻的哲學內涵，它源于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更深深扎根于“天、地、人”的農學理論的深厚土壤之中。因此不要僅僅將它作為一種農業技術，而是將它作為有著深刻哲學內涵的歷史文化資源來開發，生態農業就走出了農學的范疇，而顯示出它的審美價值和教育價值。當代廣東農業科學院蠶桑研究所的專家，體會到了基塘農業的審美價值，從而在廣州市花都區營造了一個科研、生產和休閑旅游業結合起來的生態基地?；匾栽搯挝坏目蒲谐晒麨橐劳?，開發出一系列的蠶桑產品和附加產品，并將基塘文化、蠶桑文化、紡織文化、飲食文化、休閑文化結合，以視、聽、味的感覺形態給人們帶來愉悅的享受，使人們在休閑旅游的同時，體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從而受到關于生態農業文化的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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