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和文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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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是文明孕育和發展的基礎，不同的農業發展階段，哺育出不同的文明形態。

農業的發展通常分為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三個階段，這只是為了敘述方便，實際上三者之間是相互交錯重疊的發展關系。今天現代化農業雖然占主導地位，不少地方還停留在傳統農業階段，極少數地方還有原始農業殘余，即是證明。

不同的農業階段和結構對文明發展所起的影響，比較疏遠而隱蔽，不大為人們所注意，深入地探討，可以揭示出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系。

原始農業常被形容為“掠奪式”農業，說它破壞森林，導致水土流失等等；傳統農業被描述為“循環式”農業，因為它充分利用人們丟棄的有機質廢物，返回農田；現代農業被稱為“投入式”農業，因為它依靠外源能量（石油等）的投入，取代人力和畜力。這種簡單的概括方便但不是很恰當。原始農業的初期，聚落的人口少，刀耕火種所清除的林地，經過一定年份的休息，植被可以恢復正常，并不構成對森林資源的破壞。只是當人口的增長超越了森林資源所能恢復的臨界點，無法恢復，才導致掠奪式經營。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循環利用資源，是由于古代“三才”思想在農業上的運用，即孟子所說的“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用和養要平衡。“三才”是哲學，也是宇宙觀，貫穿于古代政治、經濟、道德、倫理之中。應用于指導農業生產，是一種合乎生態原理的思想。嚴格地說，不是“三才”指導農業，而是原始農業孕育出“三才”。原始人在漫長的采獵實踐過程中，一再反復地發現不論采集或狩獵，都要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否則會遭到挨餓和各種災害的懲罰。原始人是把周圍的動植物甚至非生命的山巖、流水，都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印地安人對此有很生動的描述：“總統（指前總統富蘭克林）從華盛頓捎信來說，想購買我們的土地，但是……我們熟悉樹液流經樹干，正如血液流經我們的血管一樣。我們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們的姐妹；麋鹿、駿馬、雄鷹是我們的兄弟；山巖、草地、動物和人類全屬于一個家庭。……如果我們放棄這片土地，轉讓給你們，你們必須記住，這如同空氣一樣，對于我們所有人都是寶貴的┄你們會教誨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我們教誨自己的孩子那樣嗎？即土地是我們的母親，土地所賜予我們的一切，也會賜予我們的子孫。……我們知道，人類屬于大地，而大地不屬于人類……人類所作的一切，也影響到人類本身。因為降臨到大地的一切，終究會降臨到大地的兒女們身上。……”三才思想不正是在這種樸素的人與萬物融合不分的基礎上抽象出來的嗎。

傳統農業是與封建社會相始終的，隨著傳統農業的發展，三才思想在封建社會里得到充分的發揮，如春秋戰國是傳統農業全面推進的第一個高峰，24節氣和72侯的形成，鐵農具和畜力的應用，大興水利灌溉，實行精耕細作，園圃、畜牧、養蠶等多業并舉，正也是文化上百家爭鳴的燦爛時期。秦漢大統一以后，封建社會完成其金字塔式的框架結構，所謂“天、地、君、親、師”。原始社會里人人平等，無分貴賤，封建社會把人劃分為君、親、師。君處于封建金字塔的頂端，代表天地的意志，發號司令，最高的權威；親代表傳宗接代，核心是孝，“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因為傳統農業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人是絕對地依賴土地，人丁興旺，生活有改進，老人有保障，社會不負責養老；師是社會精神文化遺產的繼承者兼創造者，又是下一代成長的文化教導傳授者。這是一個穩固、靜態的結構。雖然兩千年中屢遭破壞和改朝換代，但是新王朝建立，這模式很快就會恢復。

傳統農業從粗放型發展到集約經營，與人力的投入呈正比，人口的增長自然得到鼓勵，人口增長促進生產的同時，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漢唐盛世，也正是農業大發展時期，這是正面的效應；但人口壓力加強了糧食等物資的消耗，則產生負面的后果。于是陷入了“糧緊→增人→糧豐→人增→糧緊→增人……”的怪圈，唐宋以后的傳統農業，就是在這個圈子里持續發展，把人口從漢初的5000多萬，有起有落，波折的增至清后期的3.4億，依靠的全是太陽能，沒有外源能量的投入，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人口壓力的不斷加重，按人平均的土地下降，傳統農業難免被迫走上圍湖造田，開發山區（特別是明朝玉米甘薯引入之后），超越了環境負載力，重陷原始農業后期森林破壞和水土流失的復轍。當然，問題不全在于人口的壓力，封建上層對農業和農民的橫征暴斂，追索無度，也是破壞用養平衡的極大因素。當人們以驚異的目光嘖嘖稱羨出土文物和地下宮殿的美輪美奐時，往往忘記了農民所付出的沉重勞役和生命血汗代價。

中國古農書從西漢《氾勝之書》到清末楊雙山的《知本提綱》，講述的始終是三才和陰陽五行理論，三才思想至此與現實脫離，無能為力了。農業的不斷衰敗，迎來西方的實驗農學。面對西方文明的沖擊，掀起了“五四”運動反封建文化的高潮。

考古發掘表明，黃河流域的黍粟農業和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是同步起源的。這是與距今8000年前全新世氣候轉暖，北方氣溫較現今平均高2.3℃有關，那時的黃河流域無論植被、湖泊、雨量都很充足，黃土輕松肥沃，易于開墾。交通方面，從東歐到蒙古高原的北半球的高緯度地帶，是連片大草原的騎馬民族游牧文化。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大西北的草原文化圈和黃河中下游的農耕文化圈，不是絕對地隔離，相反，卻有頻繁地滲透、轉化、擴大或縮小。一旦交流斷絕，文化亦必停滯不前，這是歷史一再證明的規律。古埃及和兩河流域起源甚早的天文、數學知識，曾通過這條交通帶，西傳希臘，東傳至中國的西北，中國的天干地支記數，60進位制等，得益于這條交通帶，直至有史以后的漢唐絲綢之路。相比之下，早期的東南沿海，尚處于使用獨木舟時期，對海外的交往尚未充分展開，日本的稻作，遲至中國秦漢時才傳入，揭開了彌生稻作文化的新一頁，告別了此前的繩紋漁獵文化。

黃河中下游在距今2800年以后，氣候轉趨干旱，故黃河流域到戰國時大興水利，實行先進的抗旱保墑“川”畝制和區田制耕作技術，促進了糧食豐收。但持續的干旱化，使河流湖泊水面縮小，原先在新石器晚期即已落腳生根的水稻，不得不逐漸縮小面積，歷代雖然都努力發展水稻，受制于大環境條件，終鮮效果。

歷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溫度冷暖交替變化，在華夏大地上左右著畜牧和農耕交替地帶的消長，也是導致游牧民族和農耕漢族屢發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年平均溫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將向南推延數百里。三國、魏晉、南北朝是歷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時期，這段三百多年里，北方年平均溫度較現在約低1.5℃，草原日漸萎縮，鮮卑拓拔大舉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權，同時也陷入強大的漢族農耕文化、并融化于其中，成為促進文化繁榮的觸媒劑。反之，年平均溫度每上升1℃，象漢唐盛世，強大的漢族向塞外發展，蠶食草原，改牧為農，成功地開發了大量屯田，成就也十分輝煌。但最終的代價是沙漠化的擴大，剩下一些當年的地名，聚居的痕跡，留給后人考察和追思憑吊。從農業歷史地圖上可以看出，幾千年下來，西北農牧的界限，大體上沿長城內外拉鋸。由于氣候的干燥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農耕向西北擴展的努力，總是有限，而畜牧族的多次南下，則不斷同化于漢族，農牧之戰終于不再重演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轉向秦漢時還被視為荊蠻之域地長江流域及其以南。

從漢至唐宋，每次戰爭，都引起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快了南方的開發。故宋以后，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轉移到了南方。元、明、清的政治重心回到北方，但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北人南下，與南人雜居通婚，不單是人口數量的增加，亦改善了人口的素質，給文化和文明帶來新的繁榮。從優生的觀點看，最忌的是近親繁育，最有利的是血緣較遠的基因交流。

漢時關中地區的人口密度最高，達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100-200人，而南方江浙一帶，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區都在3人以下，全國人才優勢當然集中在北方。到隋唐時，南方已大有發展，北南人口之比為7∶3，唐天寶元年時南方人口大增，北南人口之比為6∶5，北方的優勢繼續減弱。到明清時期，北南人口之比便倒轉為4∶6。建國四十余年來，人口全面增長，到1993年止，北南人口之比為3.5∶5.5，北方人口始終沒有恢復到唐以前的領先地位。

從漢至唐，全國人才集中于黃河流域，唐朝共有宰相369人，90%時是北方籍。北宋和南宋是北南人才的轉折點，宋代河南出宰相21人，內北宋18人，南宋3人；宋代浙江出宰相24人，內北宋4人，南宋20人，既是證明。明代宰輔189人，南方籍占2/3以上；明代文魁（狀元、榜眼、探花、會元）244人，內南方占88%，北方占12%；清代博學鴻詞267人，江、浙、贛、皖四省即占75%。人才集中長江三角洲的趨勢，至今未變，如按兩院院士、教授、經濟、科技人員統計，也呈同樣現象（從略）。這種轉移現象，對于分析地理環境、氣候變遷、農業結構、城市分布建設、教育經濟發展水平等與文化交流發展究竟有那些互作關系，是很值得進一步多方面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