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起源理論歷史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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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農業起源理論與考古學實例分析，長江下游的水稻栽培發生在野生資源非常豐富的自然環境里，其馴化機制并非饑饉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為了增加美食的釀酒。稻作農業在良渚階段成為主要經濟形態與復雜社會強化剩余產品生產密切相關，良渚酋邦解體后的馬橋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獵采集經濟。農業經濟最終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是野生資源持續減少、人口增長和社會復雜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文章呼吁，中國的農業起源研究要擺脫一味尋找最早栽培谷粒來確定農業起源時間和地點的模式，從人地關系的互動來了解農業起源的潛因和具體進程。

[關鍵詞]稻作起源長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論闡釋

1稻作起源的新證據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報》報道，湖南道縣玉蟾巖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們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將人類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農業起源與人類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為世界考古學的三大戰略性課題，而稻作農業的起源也是中國考古學探索的重大課題。目前我國這項課題的研究還處于實證的層次，即以尋找最早的稻谷遺存來確定稻作農業起源的時間和地點。在闡釋層次上，學者們還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類的創造，它起源于一個中心，然后向外擴散。于是，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印度起源說、東南亞起源說、長江下游說、長江中游說、華南說甚至淮河流域說。

上世紀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學界認為長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縣彭頭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學界又將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長江中游。與此同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縣八十擋、道縣玉蟾巖陸續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達一萬年以上[1]。無獨有偶，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和浦江上山遺址也分別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個問題出現了：稻作起源，何處是搖籃?

2理論與實踐

我國對農業起源的研究和認識基本仍處于國外上世紀50年代的“發現論”階段，認為農業是人類的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是社會經濟的“革命”性事件，因此農業起源的原因是一個無須深究的問題。于是，考古學的實踐表現為努力發現最早的谷物來尋找起源的中心、時間以及傳播和擴散的軌跡。對河姆渡和玉蟾巖發現古老炭化稻谷的認識，就是“發現論”思維的表現。

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學界認識到，農業起源不是發明或一個歷史事件，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于是研究的范例開始從尋找最早馴化的植物種子，轉向探討狩獵采集經濟為何向糧食生產轉變的原因和動力機制。伴隨這一范例的轉變，出現了人口壓力、競爭宴享、社會結構等諸多學說，把農業起源研究推進到更深的層次。目前，國際上比較重要的農業起源理論有以下幾種：

人口壓力理論這一理論最早由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提出，認為農業起源是對人口增長的反應，是在人口壓力下強化勞力投入的結果[3]。美國學者雷丁指出，當一個地區人口／資源失衡時，一般向外移民是代價最小的選擇。當人口接近土地載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難時，會迫使人們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資源，這種轉變會促使形成多樣化的覓食方式和種類多樣的食譜，并必須發明和應用各種新技術來開發和儲藏資源以應付糧食短缺的壓力。農業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他認為，如果沒有人口壓力和資源短缺，馴養動植物的行為被認為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白費精力[4]。

競爭宴享理論

加拿大考古學家海登提出了與人口壓力相左的一種理論，認為農業可能起源于資源豐富且供應較為可靠的地區，這些地區的社會結構會因經濟富裕而相對比較復雜，于是一些首領人物能夠利用勞力的控制來馴養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種，這些物種因為勞力投入比較高，但是或是一種美食或可供釀酒，所以它們只有在復雜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中產生。海登還認為，在農業開始的初期，栽培與馴化的動植物因其數量有限與產量不穩定，在當時人類的食譜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馴化物種是與充饑無關的非主食品種，它們只是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裕的條件下，為了增添美食種類，以便使那些首領人物利用宴享來控制勞力、忠誠和資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論和海登的理論模式有些相仿，美國考古學家索爾在50年代初曾提出過一種“富裕采集文化理論”，他認為，農業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漸或長期減少，而是發生在天然條件非常富饒的自然環境里。其論點是，在饑饉陰影之下生活的人們，沒有辦法也沒有時間來從事緩慢而悠閑的實驗步驟。以選擇的方式改進植物品種以便于人類利用，只能在饑饉水平之上的、有相當大的余暇來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爾認為，東南亞地區就是農業起源的一個理想地區[6]。與競爭宴享理論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論沒有解釋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從事農業這種時間和勞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償失的勞動?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論也許可以作為一種補充。

社會結構變遷理論這一理論注重農業經濟產生的社會基礎，認為農業起源的原因是社會性的，少數群體試圖擴大資源消費來控制其他群體，刺激了糧食生產的出現[7]。隨著社會的日趨增大和復雜，會出現比簡單社會更多的需求。對權力與個人的財富追求，也促進了少數人擴大生產的愿望，特別是在分化日益明顯的社會中。原始社會中的這種增大的需求成為剩余產品生產的主要動力。

從上述幾種流行的理論模式來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實到對不同地區農業起源的解釋時，需要從具體發現做進一步的檢驗。比如，我國華北旱地農業和長江下游的稻作農業的起源應該有著不同的動力機制，因為兩個區域的生態環境和馴化物種完全不同。華北的旱地農業似乎和人口壓力的理論模式比較吻合，而稻作起源則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來解釋更加合理。這表明，農業在不同的生態環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動力機制所激發。對動植物繁殖進行操縱在史前的狩獵采集經濟中應該早就存在，而改變局部環境或選擇利用的物種也是普遍的一種活動，然而從栽培轉向農業，也就是說使栽培作物成為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很可能是環境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作為科學研究導向性的思維，理論的發展導致了多學科的合作和方法技術手段的更新，學者們力圖從技術、物種、生態環境、氣候、社會結構、心理準備等諸多方面的探索來檢驗這些不同的理論闡釋。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發現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轉向從系統論的角度來觀察長時段中人地關系的互動和變遷，尋找和解釋狩獵采集向農業轉變的潛因。這項工作也無法單憑考古學、植物學、地質學、土壤學、生態學和社會學等獨家學科能力所能解決，需要各科領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學觀察

目前我國稻作起源研究存在兩個缺陷：其一，即使考古發現將炭化稻谷時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訴我們農業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實證研究容易變成植物學家或農學家的技術性鑒定工作，不能將它作為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與環境考古及生產工具或遺跡分析結合起來，了解農業如何一步步發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首先，應該把農業和栽培區分開來。農業是指人類生存主要依賴栽培或馴化作物的一種經濟形態；栽培是指人類開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種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現變異性狀就認為是農業起源的證據是不恰當的，因為許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變植物的性狀，即使有些情況下這種性狀發生了變化，我們也不知道它的發生需要經歷多長的時間，近年來對是否能夠通過形態學來分辨野生和馴化作物仍然存在爭議。

從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農業起源研究來看，從人類開始栽培作物到這些作物在人類的食譜中占到45％的比重，經歷了3000多年的漫長歲月。在栽培植物出現和緩慢增長的階段里，人類的生存主要還是依賴狩獵采集，因此不能將這種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來定義農業經濟。

長江下游稻作農業的醞釀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全新世初開始到新石器時代的崧澤文化時期，稻子開始在野生資源富饒的環境里被馴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類食譜中的比例很小，狩獵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經濟形態。第二階段是良渚文化時期，由于社會復雜化的原因開始強化稻作生產，并開始取代野生資源成為主要的糧食來源。第三階段，隨著良渚酋邦的解體，強化稻作生產的社會機制消失，馬橋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獵采集為主的經濟形態。下面我們從考古發現來觀察這一曲折的發展過程。

經濟背景長江下游地區的許多史前遺址均發現了稻谷遺存，在這些遺址中都同時存在大量的野生動植物遺骸。從目前發掘報告所提供的信息來看，動物群利用的資料相對于植物比較完整，下面對各主要階段的重要遺址動物統計資料進行一番比較。

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動物骨骸，計有各類動物61種，其中哺乳類34種、鳥類8種、爬行類6種、魚類10種、軟體動物3種。利用最多的為各種鹿類，數倍于豬的數量。

跨湖橋遺址也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骸，計有各類動物33種，其中哺乳類15種、爬行類2種、魚類3種、鳥類12種、蟹1種。其中鹿類和水牛的數量最多，它們的總數占所有哺乳動物的54％。從哺乳動物的數量變化來看，各種鹿類動物的利用呈上升趨勢，從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數量顯示先揚后抑的利用趨勢，水牛從早期的13％增長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從早期的4％增長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豬的利用則呈下降趨勢，它從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變為9％。在這些哺乳動物中狗和豬被鑒定為馴化物種，而它們的數量在經濟發展中并不呈持續上升趨勢，家豬的數量甚至表現為持續的下降，和鹿類利用的增長正好相反。從遺址動物群總體數量統計來看，豬等家養動物占12％，野生動物占88％。

馬家浜文化的圩墩遺址發現有各類動物20種，其中哺乳動物9種、爬行類5種、鳥類1種、魚類4種、貝類1種。豬等家養動物占15％，野生動物占85％。

上海崧澤遺址出土的動物計有9種，其中哺乳類7種、爬行類1種、魚類1種，豬等家養動物占26％，野生動物占74％。

屬于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蘇州龍南遺址，出土的動物有12種，其中哺乳類7種、鳥類1種、魚類1種、貝類3種。其中豬等家養動物占70％，野生動物占30％[8]。

上海閔行馬橋遺址中良渚時期出土的動物計有13種，其中貝類4種、魚類2種、爬行類1種、哺乳類6種。其中豬等家養動物占56％，野生動物占44％。馬橋時期出土動物19種、其中哺乳類12種、爬行類1種、鳥類1種、魚類3種、貝類2種。豬等家養動物占21％，野生動物占79％[9](圖1)。

水稻稻谷的形態學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處于形態變異和分化的初期，表現為類秈、類粳及中間類型的原始混合體。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約有50％出現有別于野生稻的變異，但是仍然是顆粒小、結實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馬家浜和崧澤時期，稻谷的形態仍不穩定，有偏秈型、偏粳型、亦秈亦粳型、非秈非粳型等多種形態，說明在很長時期里人類對水稻的產量和選種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澤末期與良渚早期，水稻的顆粒開始增大，形態趨于穩定。說明人類加大了選種、馴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態的這種轉變需要多長時間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對野生小麥和大麥從野生到栽培的轉變可能在20到200年之間就可以完成來看，栽培稻的出現大概也不需太長的時間。從袁隆平培養高產稻種的科學實驗來看，培育一種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時段內完成。這反過來也可以證明，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數千年里，水稻形態一直處于不穩定的狀態，顯然是因為人類干預力度不夠。

生產工具生產工具可以折射農耕技術的水準。河姆渡遺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為斧、錛和鑿，它們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頭，可能并非農耕工具。跨湖橋的石器磨制較好，主要是錛、斧和鑿等加工木頭的工具，這和這些遺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桿欄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當多用大型哺乳類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認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認為這種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桿欄建筑的挖土工具。馬家浜和崧澤階段的斧、錛與鑿等石器數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從事一些農耕。

良渚時期，不僅石器的數量增多，而且出現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鐮等功能確鑿的農耕工具。良渚時期的石犁不僅數量多、種類全，且有的器型極其碩大。一般來說，功能專一的器物只有當其使用頻率變得非常高時才會出現。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說明土地的利用開始趨于精耕細作，以提高稻谷的產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種連續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積的耕耘，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并需要勞力的協作。

馬橋時期，石器種類較多，但是數量最多的是錛、刀、鐮和鏃，犁極少。錛個體比較小，應是一種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鐮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從明顯缺乏耕土工具來看，馬橋時期的稻作生產，顯然不是良渚時期的那種組織勞力的精耕細作。良渚和馬橋農業工具的顯著差別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馬橋遺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顯示，良渚時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馬橋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顯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與耕作對蘇州草鞋山馬家浜文化遺址的發掘表明，稻田面積最大不超過16平方米，灌溉系統為水塘和水井兩類。而對澄湖角直崧澤文化晚期稻田遺址的發掘，顯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統有池塘、水溝、蓄水坑、水口組成，高田灌溉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積達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馬橋時期的環境分析表明水域擴大，森林草原拓展，農田萎縮。

4討論與小結

我們想從農業起源的理論對長江下游稻作農業的發展歷程進行一番分析，加深對稻作農業起源動因的認識。從目前的考古證據來看，長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醞釀階段比較符合競爭宴享說或富裕采集文化說。從9000～7000年前的跨湖橋和河姆渡文化開始，人類開始栽培稻子并不標志農業的起源，因為人類的主要經濟形態還是狩獵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類食譜中所占比例幾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來果腹。那么為什么當時不愁吃穿的人們要栽培勞力支出大、產量低的稻子呢?根據海登的解釋，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來釀酒的。他認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釀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類在富裕社會中的宗教儀式和勞力調遣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一說法最近為賈湖的發現所證實，中美考古學家從遺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鑒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釀造的酒類殘漬[11]。當時賈湖遺址和長江下游的環境條件十分相似，野生資源非常豐富。因此，賈湖米酒的證據也為解釋水稻在長江下游悠久的栽培歷史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解釋。

農業經濟成為史前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可能與社會復雜化關系密切，這一考慮比較符合社會結構變遷理論的解釋。良渚時期長江下游進入了早期文明的復雜社會——酋邦，社會等級分化加劇，資源的積累、消耗與分配以及大規模勞力的調遣成為酋邦運轉的重要特點。我們可以從大量玉器的生產與消耗，以及大規模土墩祭壇的營造上，窺視到當時社會運轉的規模。這樣的復雜社會對剩余產品的需求顯然要遠遠超過自給自足的部落社會，而酒類也可能成為社會祭祀活動不可或缺的消費品，因此強化糧食生產自然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我們從稻作生產和家畜的飼養規模上，看到良渚階段比較成熟的農業經濟。這一顯著的變化應該與良渚貴族階層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密切相關，因此農業經濟的成熟與社會結構的復雜化關系更為密切。

到了馬橋時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體。社會結構又退回到了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原來施加在百姓頭上的強化剩余產品生產的社會機制已不復存在，于是在自然資源仍然比較富裕的環境里，溫飽無虞的人們無須再多費勞力來進行密集農耕以增加剩余產品的產量。于是我們看到，盡管馬橋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們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獵采集為主的經濟形態之中。雖然生態環境的變遷和自然資源的逐漸減少可能對人類經濟形態的變化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史前期的長江下游應該是自然資源十分富庶的地區，良渚時期農業經濟與其前后階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從社會復雜化的角度來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發現論”來看待稻作農業的起源已無法解釋這一重要歷史進程。受“發現”或“發明”思維以及現代化農業優越性的影響，會使人們把農業看作是比狩獵采集來得優越的一種技術和經濟形態，一旦這種技術和經濟形態被發現和發明出來，它的優越性就會顯示出來，并會保持持續的發展，自然而然地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

然而，我們從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來看，它更多顯示的是人類群體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環境里，人們更多地傾向于利用野生資源而不是費時費力的農耕經濟。這在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證，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們即使在政府和傳教士的鼓勵下，面對工業化社會產量很高的糧食生產，也是最遲緩和最勉強的接受者。

長江下游在良渚時期農業生產達到了一個高峰，稻作生產成為社會經濟的支柱。這一發展顯然是受社會復雜化的推動，可能并不是人們自發或樂意從事的結果。一旦施加在糧食生產上的社會壓力消失，只要自然條件許可，人們又會退回到相對悠閑的狩獵采集經濟。農業生產最終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命脈可能是在人口增長、野生資源減少和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復雜進程中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從新石器時代各時期遺址中出土的野生動物來看，自早至晚顯示出種類和數量的持續遞減。雖然稻作生產在馬橋時期出現暫時的倒退，但是隨著人口增長和社會演進的長期趨勢，農業便不可逆轉地最終成為人類經濟的主要形態。

我們認為，我國農業起源的研究應該擺脫一味尋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確定最早起源時間和地點的陳舊模式，從史前文化適應和環境互動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經濟形態在長時段中的演變，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農業起源的原因和歷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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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藍萬里．我國9000年前已開始釀制米酒[N]．中國文物報．2004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