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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化協調發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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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化協調發展思考

          一、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

          工業化與城鎮化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從工業與服務業的關系看,工業是服務業大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為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商貿、物流等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規模條件,服務業的發展又為工業的結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可以說城鎮是工業化發展的載體。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初中期,工業化在經濟發展中處于主導地位,到了工業化城鎮化的中后期,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開始從工業化向城鎮化轉變,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就河南全省看,當前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中期偏前階段,發展工業仍然是多數地方加快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須明確,當今的工業化已經不是與城鎮化分離的農村工業化,而是與城鎮化有機結合、融為一體的工業化,是以城鎮為依托,以工業集聚區為載體,以特色產業集群和基地為目標,以新城區為方向的工業化。

          二、工業化城鎮化與糧食安全的關系

          工業化水平決定農業現代化和糧食安全水平。工業為農業提供農機、化肥、農藥等現代生產資料,水利、道路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也主要依靠工業,現代設施農業就更離不開工業。改革開放以來,在耕地面積減少、農村青壯年勞力大量進城打工的條件下糧食產量持續提高,糧食畝產從過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現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科技進步。如果我們的工業化水平提高到能夠把大量中低產田改造成高產穩產田,我國的糧食安全是能夠得到保障的。城鎮化同樣有利于糧食安全。城鎮化促進農業的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改革以后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不僅大大增加了農民收入和農業投入,也促進了農村耕地承包權的流轉,擴大了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強化了農民的種糧傾向,顯然比把農民局限在農村更有利于糧食安全。必須樹立系統的糧食安全觀。從全局和長期看,重視和確保糧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業化城市化與糧食安全對立起來,以糧食安全為理由阻礙、遲滯工業化城市化的觀點、做法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長期強調“以糧為綱”,也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預農民的生產經營,糧食安全狀況卻遠遠好于強調“以糧為綱”的年代。這充分說明糧食安全問題不僅僅取決于耕地面積和糧食生產本身,而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從世界范圍看,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與糧食安全正相關,與糧食風險負相關。我國的糧食問題,主要還是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太低,補農帶鄉的能力太弱,農民向城市轉移太少、太慢,農業規模太小。因此,必須在保障基本農田、節約用地的前提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同時加大財政特別是中央對農業的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補農帶鄉的長效機制。

          三、加快經濟發展與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礎弱,人均水平低。雖然經濟總量排全國第5位,但從人H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經濟規模不大的問題仍很突出。河南經濟結構不優、發展方式粗放、企業競爭力不強的問題比較突出,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緊,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就難以提高發展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把加快發展與加快轉變有機結合起來,在發展中謀轉變,以轉變促發展,堅持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四、加快城鎮化與防治“城市病”的關系

          并不是加快城鎮化必然產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的需要,規劃的前瞻性不夠、建設投入太少,導致了“城市病”。城鎮是工業和服務業的載體,加快城鎮化是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須把加快城鎮化進程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升級的基礎工程來抓,大幅度提高城鎮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鎮化統領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鎮化不可回避的突出問題。應當明確,產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發展太快了,需要降下來,而是我們規劃建設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須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問題上,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盡快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資體制,增加城市建設投入,用改革開放發展的辦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

          五、保證建設用地與保障耕地紅線的關系

          三化”協調的根本要求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耕地面積不減少,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其中耕地不減少是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因此,在非農建設用地大量增加的條件下如何保證耕地面積不減少就成為三化協調的關鍵問題。由于城鄉二元體制還沒有完全消除,農村改革還不到位,有利于農民轉讓農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權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導致進城農民工不愿意轉讓農村宅基地,加上農村土地整治復耕的責任落實不到位,利益補償機制不健全,從而影響農村土地復耕。因此,必須確立動態的耕地紅線觀,統籌城鄉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鄉耕地的占補平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