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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資本視角大學生就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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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資本視角大學生就業論文

          一、理論基礎

          1.心理資本概述Luthans等認為心理資本是個體成長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積極心理狀態,可以有效地引導個體積極的行為方式。[1]它可以被測量和開發,涵括自我效能感、希望、樂觀和韌性四個維度。自我效能感即個體對自身運用所掌握的技能完成一項任務的信心[2];希望即對實現目標所具備的堅強意志與途徑交互認知下的積極心理狀態[3];韌性即從挫折逆境中迅速恢復甚至實現超越的能力[4];樂觀即對消極事件傾向外部歸因,對積極事件傾向內部歸因。[5]國內多數研究者接受Luthans的結構劃分方式,也有部分學者進行了重新劃分。例如,柯江林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將心理資本分為事務型心理資本和人際型心理資本[6];張軒輝將大學生心理資本劃分為為樂觀、希望、韌性、自信和成就動機五個維度[7];周利霞將大學生心理資本界定為愿景、自信、合作、樂觀、韌性和感恩六個維度[8];王蓓、苗元江和蔣蘇芹將大學生心理資本劃分為成就動機、自尊希望、樂觀幸福、責任意識、自我效能、情緒智力、堅韌自強、包容寬恕以及創新能力九維度。[9]本文借助于較為公認的Luthans的心理資本結構劃分方式進行實證研究。

          2.心理資本影響因素研究伴隨著積極心理學與積極組織行為學的深入發展,近年來國內關于心理資本的研究呈現激增狀態,但對心理資本前因變量的探究仍相對匱乏。心理資本的影響因素眾多,涵括個體的生理特征、家庭、組織和社會等環境因素,而大學生并未進入社會生活,其學習成長環境多為家庭和學校,因而個體、學校和家庭因素對其心理狀態和心理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國內有關心理資本的文獻也驗證了這一點。在個體因素方面,饒從權的實證研究表明女生心理資本水平高于男生[10],但付立菲和張闊卻發現在心理資本分維度自我效能上,男生要優于女生。[11]在學校因素方面,國內學者多在年級、專業和學習成績等背景變量下考察心理資本差異。在年級上,和彭燕等研究者皆發現心理資本存在顯著性差異[12],付立菲和張闊進一步證實樂觀維度也呈顯著性差異。[13]在專業上,饒叢權發現文科心理資本水平高于理科[14],但也有學者發現理科生韌性、樂觀水平高于文科生。[15]在學習干部經歷和實習經歷上,饒叢權、戴雪珂、陳俐等學者一致證實這些經歷對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其分維度產生積極影響。[16][17]在學習成績上,諸多學者發現心理資本、自我效能感和樂觀對學習成績的提升具有積極作用。[19][20]此外,陳學軍和章倩的研究表明職業輔導對心理資本存在積極影響。[21]在家庭背景變量下,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展開研究。在是否是獨生子女上,王蓓發現心理資本并無顯著差異[22],但呂兆華發現獨生子女的自我效能感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23]在家庭氛圍與父母教養方面,楊國欣從理論上闡述了民主家庭教育氛圍利于大學生自我效能提升[24],馬偉娜和秦艷發現父母養育方式與中韓大學生自我效能感皆顯著相關。[25]在家庭經濟狀況上,曹杏田和勵驊的研究表明大學生心理資本與家庭經濟狀況無關[26],但潘清泉和周宗奎發現貧困生的心理資本及分維度自信、希望、韌性和樂觀水平均顯著低于非貧困生。[27]在家庭所在地方面,呂兆華發現城市大學生心理資本和自我效能感高于農村大學生[28],而李力、廖曉明發現農村大學生韌性高于城鎮大學生。[29]

          3.心理資本與就業能力研究學術界對心理資本的研究多發生在工作場所范疇內,也已證實心理資本對員工工作績效和工作滿意度具有積極影響,側面表明心理資本是大學生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重要手段。隨著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壓力激增,諸多學者開始探究心理資本與大學生就業的關系。例如,林萍從理論角度闡述心理資本與大學生就業能力息息相關。[30]勵驊、曹杏田和呂兆華則通過實證研究證實心理資本對大學生就業能力具有正向預測作用[31],張瑋等發現大學生心理資本與就業信心存在顯著正相關。[32]通過對現有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研究者普遍認為心理資本對大學生就業能力具有積極影響,而其心理資本影響因素仍存在分歧,亟待進一步研究。且當前學術界關于大學生就業心理研究仍多屬消極導向型,聚焦于貧困大學生或女大學生等特定弱勢群體,多關注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出現的心理問題,違背了積極心理學的發展趨勢。另外,如前所述,心理資本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是代際間物質生活條件差異在精神領域的折射。以前的研究側重于“80后”大學生這一主體,而目前高校的教育主體和未來10年的就業主力將是“90后”高校畢業生。本文順應這一變化,超脫固定群體的局限性,希望通過在明確“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與其就業過程、就業結果關系的基礎上,厘清心理資本的驅動因素,設計促進心理資本培育、提升就業能力的相關策略。

          二、理論模型和調查設計

          1.理論模型根據對文獻的梳理,我們構建了“90后”大學生的心理資本模型。該模型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心理資本及其維度,用來了解“90后”大學生的心理資本水平及其構成;第二部分為心理資本與就業狀態關系,用來考察心理資本對就業過程和就業結果的影響;第三部分為心理資本與相關前因變量之間的關系,用來提煉影響心理資本的關鍵因素,為設計“90后”高校大學生心理資本的培育策略提供依據。具體如圖1所示。依據概念模型及相關的文獻觀點,本文的主要假設如下:H1:大學生心理資本在性別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H2:大學生心理資本在學校層面背景變量(學習層次、年級、學習成績、學生干部經歷與實習經歷等)上存在顯著性差異;H3:大學生心理資本在家庭層面背景變量(獨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家庭經濟狀況、父母教育方式等)上存在顯著性差異;H4:畢業生心理資本對其就業過程(就業決策、就業心理狀態、就業困擾等)具顯著性正向影響;H5:畢業生心理資本對其就業結果(就業狀態、就業速度、就業滿意度等)具顯著性正向影響。

          2.研究量表本研究采用Luthans開發的心理資本量表作為心理資本的測量工具[33],并根據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量表進行修訂。采用Liket五點計分法進行測量,無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試者心理資本水平越高。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將因子負荷量較低的第4題、9題、10題、14題和21題逐項刪除。刪除5個題項后,心理資本量表整體及各維度Cronbach’sAlpha系數分別為0.900、0.787、0.755、0.770、0.735,分半信度分別為0.821、0.768、0.748、0.735、0.761,均在0.7以上,內部一致性良好。經適合度檢驗得到KMO值為0.920,Bartlett球形檢驗顯著性為0.000,提取的4個主成分累積貢獻率較高,因子結構清晰,結構效度良好。

          3.調查設計與實施本次調查從2013年5月20日開始到6月10日結束,以河北省某綜合性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這樣設計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學生來源廣泛。該高校在河北省高教系統有較高知名度,生源分布全國各地,有較高代表性。第二,學科設置齊全。該高校學科涵蓋了國家除軍事學之外的所有門類,專業設置比較齊全,抽樣與比較相對便利。第三,服務調研目的。之所以把調查對象在大一到大四之間進行分配,與分析的目的密切相關。如前所述,本次分析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探索“90后”心理資本狀況對其就業過程和就業結果的影響,這需要對正在尋找或已經找到工作的大四學生進行調查。對大四學生來說,很多人從大四學年的10月份開始尋找工作,簽約高峰主要出現在下一年的四、五月份。沒有簽約的同學也經歷了若干次的簡歷投送和應聘體驗,對就業過程和結果有比較深刻的感受。同時,5月份也是該高校要求學生返校進行論文修改與答辯的時間,學生集中返校,調查實施比較容易。本次調查的第二個目的是了解“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的水平、構成以及探討影響心理資本的前置因素,為設計“90后”高校大學生心理資本的培育策略提供依據。這就需要將樣本范圍擴展到涵蓋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在校大學生,以便使其更具代表性。第四,辦學層次完整,涵蓋了一本到三本的所有類型。調查采取攜帶問卷訪談的調查方式,有利于提高問卷的回收率和數據的準確性。共發放500份調查問卷,回收問卷487份,回收率為97.4%。其中有效問卷475份,有效率達到97.54%。

          三、研究數據分析

          本研究對收集的調查問卷進行整理、編碼和錄入后,運用SPSS21.0作為統計工具進行描述統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回歸分析。

          1.被調查對象基本情況在此次有效調查樣本中,男生共234名,占樣本的49.3%;女生共241名,占樣本的50.7%。一本學生共215名,占樣本總量的45.3%;二本學生共24名,占樣本總量的5.1%;三本學生共236名,占樣本總量的49.7%。大一學生共103名,占樣本總量的21.7%;大二學生共116名,占樣本總量的24.4%;大三學生共95名,占樣本總量的20.0%;大四學生共161名,占樣本總量的33.9%。文科學生共235名,占樣本總量的49.5%;理工科學生共240名,占樣本總量的50.5%。

          2.“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總體狀況數據顯示,當前“90后”大學生的心理資本較為富足,其總分及其各個維度得分均處于中等水平略上(大于理論中值3)。心理資本的各維度中,韌性得分最高,希望得分最低,即大學生韌性水平最高,希望水平最低,具體見表1。

          3.不同背景變量下“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差異分析我們把背景變量分為性別、學校層面、家庭層面三方面進行分析。其中學校層面包括學習層次,年級,專業類別,成績排名等;家庭層面包括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教育方式等。具體見表2。(1)性別變量下“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差異分析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各分維度均未在性別上形成顯著性差異,研究假設H1不成立。(2)學校層面背景變量下“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差異分析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可以發現“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希望、韌性、樂觀分維度均在學習層次上呈顯著性差異,心理資本和希望在學習成績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研究假設H2部分成立。通過Tamhane’sT2事后檢驗,一本學生的心理資本及希望、韌性、樂觀分維度水平顯著高于三本學生。經過LSD事后檢驗,發現成績前5%的學生希望水平和心理資本水平顯著高于成績處于6%-25%、26%-75%的學生和最后25%的學生,學習成績處于6%-25%的學生希望水平顯著高于最后25%的學生。雖然“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在學生干部、實習經歷上并未形成顯著性差異,但在個別維度分析上亦形成顯著性差異。“90后”大學生自我效能在實習經歷和擔任學生干部尤其是班干部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希望在實習經歷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中,擔任學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水平(M=17.8311)顯著高于非學生干部(M=16.5475)。具體分析學生干部類型后發現,擔任班干部的大學生其自我效能感(M=18.0391)顯著高于非班干部學生(M=17.0922),但在學生會干部和社團干部上無顯著差異。最后,經過LSD事后檢驗,發現有非專業相關實習經歷的學生的自我效能(p=0.011)和希望水平(p=0.021)顯著高于無實習經歷的學生。通過圖2可以發現自我效能在專業無關的實習經歷上達到頂點,而希望則在專業相關實習經歷上達到頂點。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高校所授課程與社會需求脫節,獲得專業實習崗位的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可能發現自身所學知識難有用武之地,導致自我效能感下滑。但與非專業相關實習經歷相比,專業相關實習經歷更能幫助“90后”大學生了解就業市場形勢和自身職業期望,從而確定合理的職業目標并掌握實現該目標的方法。因此,有專業相關的實習經歷的“90后”大學生希望水平更高。此外,“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其各維度在年級、專業和接受學校就業心理輔導與否上并未存在顯著性差異。究其原因,可能是當前多數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就業心理輔導,形式化泛濫,并未根據學生的實際心理狀態有效建立解決方案,從而在積累心理資本上功能弱化。(3)家庭層面背景變量下“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差異分析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其各維度在獨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家庭經濟狀況和父母教育方式上皆未存在顯著性差異,研究假設H3不成立。這可能是由于“90后”大學生備受家庭關注,皆從家庭獲到巨大的力量與溫暖,在心理資本形成過程中并未表現出顯著差異性。

          4.“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與就業分析本次研究將有效樣本的心理資本按降序排列,將前后30%的被試樣本分為高分組和低分組,代表心理資本水平的高和低,進而運用卡方檢驗和回歸分析探究心理資本高低對就業的影響作用。(1)“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對其就業過程的影響分析通過卡方檢驗,發現心理資本處于不同水平的“90后”畢業生,其就業決策傾向性上并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389),但在就業過程中心理狀態上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9),研究假設H4部分成立。高分組和中分組的“90后”畢業生的求職心態多為信心十足,而低分組的相對消極。具體表現見圖3。此外,通過對不同心理資本組別與就業困擾進行交叉分析,發現“90后”大學生低分組的就業困擾更傾向于自身原因,高分組傾向于社會因素。這也反映出心理資本高的畢業生歸因風格更為積極,而低分組畢業生本身的心理狀態略消極,自信心不足,遭遇就業困境時更容易將其進行內部歸因。(2)大學生心理資本對其就業結果的影響分析通過卡方檢驗,可以發現心理資本處于不同水平的畢業生,其就業狀態(p=0.176)及就業速度(p=0.302)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進一步進行分析,仍舊有一些有價值的所發現。目前,我國高校將繼續深造和自主創業的畢業生也納入就業率的統計中,而本研究僅考察心理資本對進入就業市場尋找工作的畢業生的就業過程和結果的影響關系。剔除繼續深造和自主創業的畢業生后,高分組、中分組和低分組的就業率分別為45%、56.1%、31.4%,說明心理資本居中的畢業生就業率最高,心理資本偏低的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就業速度上,高分組和中分組的畢業生就業速度多為一個月內,低分組的畢業生尋找工作的速度多為三個月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心理資本高的畢業生,其就業更為迅速和順暢。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分組一個月內尋找工作的比重高于高分組,低分組在半年以上尋找工作的選擇上沒有樣本分布。形成這種反常現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被試樣本容量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心理資本偏高的畢業生對自身期望值較高,對未達心理預期的工作單位持觀望態度,并不急于就業。而心理資本偏低的畢業生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可能一開始就對工作地點、單位性質、收入水平等期望值不高,珍惜每一個到手的工作機會。此外,以心理資本組別轉化的虛擬變量作為自變量,就業滿意度為因變量,對“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和就業滿意度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其通過F檢驗(F=8.508,p=0.001),兩組虛擬變量都就業滿意度形成顯著解釋力。其中,高分組&低分組標準化系數為0.761,中分組&低分組標準化系數為0.584(見表3),表示高分組和中分組的就業滿意度皆高于低分組。綜上,“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在客觀就業結果(就業狀態和就業速度)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對主觀就業結果———就業滿意度具有積極影響,研究假設H5部分成立。

          四、結論討論與政策建議

          1.“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研究結論研究表明,“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較為富足,其分維度中韌性水平最高,希望水平最低。心理資本及其相關維度在學習層次、學習成績、學生干部、實習經歷等方面存在差異。第一,一本學生的心理資本總分及分維度希望、韌性和樂觀水平顯著高于三本學生。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本和三本在社會認同度、學習環境、教學質量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三本學生初入學后心理壓力較大。同時,由于中國文憑“等級”觀念的影響,三本學生的就業機會明顯低于一本學生,這也對三本學生心理資本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三本校方要重視其學生心理狀態的變化,幫助學生建立心理優勢。第二,隨著學習成績的提高,“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和希望水平也顯著提升。這可能由于校內師生較為重視成績,學業優良的學生受到外界的肯定和自我肯定程度較高,成長過程相對順遂,造就了他們積極的心理狀態,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這反過來又促進學習優良者的學習能動性,形成良性循環。而學習不良的學生可能由于多次的失敗經驗而產生自暴自棄等消極心態。這要求學校打破習得性無助,幫助學習不良的學生積累心理資本。[34]因此,學校急需幫助學習不良者進行科學的自我評估,幫助其建立正確的自我認知,熟知自身優勢劣勢從而制定合理的職業規劃,引導其形成正向思考方式,提升心理資本尤其是希望水平。第三,學生干部尤其是班干部經歷可以幫助“90后”大學生提升自我效能水平。這可能由于學生干部尤其是班干部承擔著師生間溝通的橋梁作用,在工作的過程中可以有效提升自身溝通協調等工作能力,較易獲得師生的贊揚和肯定,通過持續的成功體驗保持自信心。第四,實習經歷可以幫助大學生提升自我效能水平和希望水平。這是由于在實習過程中,“90后”大學生可以不斷完善自身知識結構并積累工作經驗。這不僅可以提升自身的實踐能力和辦事效率,通過成功的工作經歷提升自我效能感,還可以鍛煉自身的堅強意志,了解自身職業期望并制定合理的職業規劃,提升自我就業希望水平。這就要求學校和社會為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崗位與學生管理崗位,幫助大學生在實際工作中積累成功經驗,養成自信自強的優良品質。第四,心理資本對畢業生就業過程和就業結果產生積極影響。心理資本高的畢業生就業過程中心態和行為更為積極主動,歸因解釋風格偏于外部歸因,就業速度較快,就業質量更高。這表明心理資本對個人就業過程、就業結果及就業質量產生積極深刻影響,可以作為改善“90后”高校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新手段和新途徑。

          2.政策建議盡管數據顯示高校在“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建設上起主導作用,但現實中的心理資本培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90后”大學生沒有生活在真空中,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培育上,需要在突出高校作用的同時,加強多方配合,借助多方合力,更好地實現心理資本建設的目標。第一,“90后”大學生要自我完善。每個學生要意識到心理資本對自身就業的顯著預測作用,在校期間除了要努力完善自身知識體系外,還要善于累積自身心理資本。一方面,“90后”大學生在校期間要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和社團活動,創造機會提升自我效能感,建立積極的心理狀態。另一方面,在就業過程中,要提高自信心,善于把握就業機遇;端正就業心態,正確認知自我和就業環境,設置合理的就業目標,并為之進行積極的職業準備;構筑積極心理應激機制,以就業過程中的挫折為契機,尋找自身的短板加以完善,全面提升自身競爭力。第二,學校要構建良好的心理資本培育氛圍。首先,高校應將心理資本培育納入到課程體系之中,幫助全體學生在課堂上更為直觀地掌握積累心理資本的方法,并通過多元實踐活動加以遷移和鞏固,促使他們形成主動積累心理資本的習慣。其次,要針對重點群體有針對性地建立大學生心理資本培訓及問題解決機制,著重改善本三學生的心理資本和各維度水平、成績不良者的心理資本和希望水平以及非學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再次,定期組織大學生心理資本狀況和心理健康檢查,并建立心理檔案,及時診斷疏導“90后”大學生出現的心理問題。最后,學校要凈化校園環境,構筑積極校園文化和人際氛圍,為“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培育提供適宜的土壤。第三,父母要發揮好后盾作用,為子女心理資本提升提供情感支持。家庭對個體思想和行為方式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因此,父母一方面要提升自身心理素質,為子女做好榜樣,引導子女形成積極心理狀態及行為方式。另一方面要積極關注子女的心理狀態,在鼓勵子女開發知識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同時積極積累心理資本,拓展綜合素質。第四,社會要構建全方位的支持系統。首先要大力倡導心理資本之于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性,鼓勵高校和家庭企業有效培育大學生心理資本,為大學生心理資本發展創造優良的環境。其次,通過提供充足的實習崗位和高質量的就業服務等手段,增加大學生實踐鍛煉的機會和空間,幫助其通過成功經驗建立心理資本優勢。再次,確保心理教育資金投入,為學校優化心理咨詢教師隊伍及相關配套機制提供充足的物質支持。

          五、研究局限與展望

          受限于研究者人力物力的限制,本研究在對“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及其與就業關系進行有益探索的同時,仍存在諸多不足,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本次調查樣本來源較為單一,均來源于河北省某高校大學生,樣本容量偏小,樣本代表性需要進一步提高。加之本研究通過被試樣本的自我認知來評估其心理資本狀態,可能由于個體認知失衡或主觀故意,造成評估結果與實際情況不符,產生誤差。希望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本取樣范圍,增強抽樣的規范性和研究的科學性。其次,人的心理狀態是動態變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的心理資本可能會發生變化。受限于研究資源和條件,本次調查研究仍舊屬于橫斷面研究,樣本均來自同一時點。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展開長期的縱向研究,跟蹤樣本心理資本的變化,深挖心理資本與就業的關系,為心理資本培育和就業體系的完善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總之,“90后”大學生心理資本對其就業過程和就業結果具有積極作用。大學是個體社會化和人格成熟的重要階段,也是心理資本積累的關鍵時期,關注并培育大學生心理資本尤為重要。鑒于心理資本建設的復雜性,需要學校、社會、家庭和大學生個體建立聯動機制,共同構筑心理資本培育機制,并通過建立大學生心理資本優勢來拓展其就業機會和提升就業質量。

          作者:杜曉靜李慧娟王智紅沈占波單位:河北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河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