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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禮儀與和諧社會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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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禮儀與和諧社會的關聯

          追溯歷史,我國傳統禮儀當為儒家所開創,儒學最重要的經典《十三經》①里有三部是論述禮儀的,即所謂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至西漢之后,禮樂文化的經典被先后列入官學,成為古代文人必讀之書。我國歷代統治階級對“禮”的作用推崇備至,從歷代的經史子集中都體現了“禮”的重要地位。誠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是以禮治為核心,并是集禮儀、禮制、禮教、禮器、禮學等諸方面內容為一體的文化集合體,在其初期既是一種法律制度,又是一種儀式和規范,因而為維護社會的穩定,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古籍《左傳》中記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荀子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①也如古人所云:“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②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社會,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略無外乎有三:“禮治”、“德治”、“刑罰”。中國傳統禮儀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不容忽視,它確保了中國長期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促進了從古代到現代的社會經濟發展,傳承、保留以及創造了中國燦爛的文化,并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態以及文化心理結構。應當說,“禮”在中國經各朝代的更替和社會演變,已逐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體系及行為規范,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

          當代中國社會禮儀文明的缺失

          中國社會正經歷一個蛻變的階段。我們看到,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競爭機制的強化,給中國社會注入了極大的生機和活力,但宏觀環境的變化,也帶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

          (一)“禮”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失范近年來,隨著對外開放步履的加快,中華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由于精神文明建設滯后,道德、法制尚不健全,而適應這樣一個社會狀況的道德、精神體系尚未及時建立,致使人們在思想及價值觀上產生混亂,即社會精神、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真空”和“無序”狀態,從而使現實社會中出現禮儀文明缺失的現象。據一項對京、滬兩地市民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行人在大街上無視紅綠燈、亂穿馬路經常發生率為43.3%;騎自行車不遵守規則的經常發生率為43.9%;乘坐公交車不遵守排隊和先上后下秩序的經常發生率為37.3%③。確實,公共場所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踐踏綠地、損害公物、污言穢語的不文明現象在當下普遍存在;即使在學校這么一個傳遞精神文明的場所,其不文明行為也比比皆是,如學生不懂得尊敬師長、尊重他人,與人交往缺乏最基本的禮儀知識。應當說,這些不文明現象,有悖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崇尚的禮文化精神。而確定無疑的是,在致使社會出現種種不良現象的諸多負面因素中,國民缺乏最基本的禮儀素養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一現象不得不令我們深思。

          (二)“禮”在當下被賦予功利化色彩不容忽略,在一場洶涌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受到崇尚物質生活的價值觀的猛烈沖擊,社會上涌動著一股“物質至上”和“精神失落”的暗流。一直被中華民族視為美德的“拾金不昧”、“尊老愛幼”、“互相謙讓”、“助人為樂”等優良傳統已不多見,而傳統“禮儀”的精神則被賦予了一種功利化色彩,漸漸失去自身道德和精神文明內涵。有學者認為:在當下,“禮”的名目越來越多,其功能作用越來越復雜,比如將“禮”作為某種意義的公關手段,即收“禮”辦事,收重“禮”辦大事;并將人之常情的“禮尚往來”的禮儀交往形式,變成了一種尋求功利的“潛規則”。這種“禮”的功利化趨向,已使“禮”的內涵漸漸變質。應該看到,這種狀況不僅污染社會風氣,渙散民族精神,也嚴重地腐蝕著中國的政治生態,須引起我們國家及政府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三)“禮”在現代教育中的缺位我國至“”動亂以來,禮儀教育一度被中斷,國家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偏于重視和強調公民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卻漠視了禮儀教育。從教育領域來看,一直以來所推行的道德教育僅僅趨于知識和認知層面,注重道德教育的理論化而非實踐化。因而,在具體實施教育的過程中,關于道德文明的大道理灌輸得多,而可操作性的禮儀規范內容講得少,以致大多數學生不知如何將社會普遍提倡的道德要求轉化為具體的個人行為規范,使得我國近些年來的學校道德教育效果不盡如人意。其實,道德和禮儀互為表里,道德是精神及思想意識,也即禮儀實踐的內在要求,而禮儀是具體的實踐,即道德意識的外在體現。例如,尊重他人是道德的需要,但它須借助于禮貌的表達方式,才能體現其道德的情感和要求。傳統的禮教思想認為,只有把外表的禮儀修養與內在品格修煉緊密結合,融入人的一生,才能造就身心俱佳、品行皆優、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因此,禮儀與道德、法律乃是人生的三尊守護神,皆應為人們所遵守的規范。因而,可考慮將傳統禮儀納入學校的德育教育中,以禮儀規范學習的可操作性,切實提高在校學生的綜合人文素質,促進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操培養和人格的完善。以此推論,“禮”的教育功能是不可缺位的,并且它還具有特殊作用,即可彌補道德教育之不足,彌補法律之缺憾,其功能為其它教育所不可取代。

          (四)發揮“禮儀”修身功能,重構和諧社會我國正在構建“和諧”社會。顯然,“和諧”社會乃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公共道德,呈現出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我們知道,體現禮儀精神的公共道德是社會道德建設的基礎。因此不可否認,在全社會推行“禮儀修身”,是提高公民公共道德水準,實現社會“和諧”的最佳途徑。

          1.“禮儀修身”為中國傳統道德倫理觀。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稱為“隆禮重義”的倫理型文化,可謂“禮”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道德范疇和倫理概念。西方社會是法治的社會,西方各國是靠法律維護社會秩序,以宗教建立個人信仰,而中國卻是將“禮”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制約著人們的思想及言行,并對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價值取向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詩經•庸風•相鼠》中寫道:“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不死何伶?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遠古時代的人們便認為那些不懂禮、沒有禮的人禽獸不如,并詛咒他們早點死去,從道義上對一個不明禮的人宣判了死刑,可見古代社會的禮儀有著強大的道德輿論的震懾力。從中國禮教的發展來看,至春秋時期孔子開始研究禮學,經孟子、荀子及漢初董仲舒的理論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禮學思想,并奠定了“禮”作為國家的制國之本。《禮記》中論述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論,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中還列出了一套完整細致的儀式規定,用以規范社會秩序。傳統禮儀規定,個體外在的儀容、儀表、儀態,要以內在德性為基礎,須有誠敬之心,才會有莊重、恭敬之色。如《禮記》中論述:只有“德輝動于內”,才能使“禮發諸于外”。即古人云:禮形于外,道誠于中。再而言之,“禮儀”的原意是表“尊敬”、“崇敬”之意,“儀”是指“禮”的形式,包括禮貌、禮節、禮賓等,因而“禮儀"是指以美好而恰當的形式表達尊敬之意。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可見,禮儀說到底是一種律己敬人的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的傳統禮儀在歷史上,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道德情操,熔鑄了中國人的習俗觀念,規范了中國人的言行舉止。隨著社會的發展,盡管中華禮儀在不斷的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但其核心仍表現出與本民族的倫理觀念緊密聯系的傳承性。

          2.“禮儀修身”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一個社會文明風尚的形成,須建立在全體社會成員具有較高的文明素質基礎上。我們現實生活中還不乏種種禮儀失范行為的存在,即表現在社會個體成員身上,小至不懂禮貌,不會謙讓;大至行為放蕩,見義不為。尤其反映在一些青少年身上,由于缺乏社會交往的基本禮儀知識,不僅難以進行正常的人際交往,還致使行為出軌,甚至觸犯法律。無疑,禮儀意識的淡漠與缺失,不僅妨礙了社會個體成員的正常發展,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助長了不良的社會風氣,并阻礙了“和諧”社會的推進。如何改變現實中與文明社會不協調的狀況,使全體公民文明素養真正提高。筆者認為,可以按照慣例,采用正面教育、媒體宣傳、輿論監督等方式,但應意識到,這些方式難免是讓國民單向被動的接受,恐怕達不到深入人心、持久恒定的效果;倘若倡導全民以“禮儀”修身,試推斷,禮儀是以傳遞道德價值,切合人們的利益需要,通過潛移默化、循序漸進的自我行為規范,使其得到靈魂凈化乃致道德提升,從而實現由“他律”轉化為“自律”,更能達到事半則功倍的效果。不可忽視,對于注重理性的現代人而言,道德原則的接受、道德他律向自律的轉化,更需要道德主體有發揮自身內在能動性的自由空間,以致無需外在強壓便能奏效。因此,禮儀是以道德本身所具有的足夠理性力量及人文精神,使人們受到感化,從而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自覺按照全局利益、大局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達到由內至外地提升其個人素養、凝聚人心、塑造群體形象的目的,以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3.“禮儀修身”可實現真正意義的“和諧”社會。從古至今,“和諧”一直是人類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因而也是人類價值觀體系中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當今,我國政府基于一個新的歷史高度,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理念。究竟何為“和諧”社會?顯然,社會根本意義上的“和諧”,應體現為人與人的和諧,而實現人與人的和諧,則首先需要人們共同遵守社會公共道德。很顯然,公共道德是建立在維護社會的共同利益、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基礎上,涉及所有公共領域,并為全體社會成員所認同并遵守的行為規范,而公共道德是構成禮儀的核心內容。再就“禮儀”的本質而言,它是人類社會為了維系社會的正常生活秩序而共同遵循的一種行為規范。它既表現為外在的行為方式———禮貌、禮節;又表現為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涵———道德修養。”①因而,“禮儀”應是社會成員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生存、發展,以及實現與各類人正常交往和有效溝通所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任何一個社會成員若不遵守公共道德,不以禮儀規范約束自我,勢必會妨礙他人,擾亂公共秩序,并影響社會的穩定;而作為知禮、懂禮的人,在一定環境中的所作所為,往往能受到社會禮儀規范的行為模式制約,對維護公共秩序,促使社會的和諧自然起到積極的作用。所謂禮儀修身,是以建立人的自尊為基點,以樹立其公眾意識、形成良好的公德為目的,并以尊重他人、誠懇待人為原則,從而令其儀表風范得體、自然、和諧。“禮儀修身”是以社會個體成員對自身態度和行為的不斷調整、改進,促使其在公共社會中自我約束、在人際交往中游刃有余,從而幫助個體成員實現其生命意義及社會價值。應當說,禮儀規范即公共道德乃是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要求,應視為人們必須遵循的社會習俗和行為準則。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②提出,公民道德建設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愛、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可見,禮儀教育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被納入公民道德建設的系統工程之中。在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重新認識傳統禮儀的價值迫在眉睫,它對于凈化社會環境,提升公民文明素質,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當社會每個公民的素質提升一小步時,民族的素質將會提高一大步。

          處于21世紀的中國,隨著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其傳統禮儀文化已為國際所關注。世界范圍內已開辦孔子學院一百多所,禮文化在亞洲也有著廣泛的影響。新加坡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個字美德作為政府必須貫徹的“治國之道”;日本創辦了禮貌訓練學校,對學生進行嚴格的禮儀訓練;即使在當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美國,也從小學的中年級開始設置禮儀課程,極其重視禮儀教育。中國的禮學思想備受西方一些學者的稱贊,20世紀70年代,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就曾發表觀點:要解決21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教。因此,禮儀是人類精神及文化的積淀,我們應抱著尊重的態度重視中華禮文化的傳承,不僅是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保護人類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縱觀中國歷史的進程,以“禮”為核心的社會規范體系維護了國家的穩定,確保了社會的正常運轉,熔鑄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并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根基。但是,由于近百年來我國歷史上發起的一次次對舊文化的批評運動,在摧毀封建文化糟粕的同時,難免致使傳統禮儀文化的精華流失。為此,我們需要加緊對于傳統禮儀文化的修復和重建工作。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夢溪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負責制定各項禮儀,并編撰國家的禮儀大典。筆者認為,繼承并弘揚傳統禮儀文化是中華民族不可推卸的使命,但應慎重地對傳統禮儀內容進行挖掘、分析和整理,可探求現代禮儀與傳統禮儀文化的契和點,合理地整合中西禮儀文化中的精粹,使禮儀的內蘊與中國社會的進程、時代的變革、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以及同當今世界多元文化進行交融,從而向更高的階段科學地發展。綜上所述,對于具有悠久歷史和禮儀文化的中華民族來說,傳承和保留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命脈,建立適應當今時代新型禮儀文明規范,將有力推動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的構建。

          作者:楊丹單位:武漢工業學院人文科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