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治安論文：民國治安混亂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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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鵬輝作者單位：青海民族大學

經濟原因

甘寧青地區地處中國邊陲，土地貧瘠，交通閉塞，經濟長期落后于我國東部地區。進入民國以來，甘寧青地區常年戰亂，經濟更加日漸衰退，財政入不敷出。地方軍閥為了擴充軍備便飲鴆止渴，鼓勵民間種植鴉片，甘寧青地區逐漸成為全國最大的鴉片產區之一。甘肅自辛亥革命后，煙苗大盛，隴南、河西走廊及原西寧道7縣，除高寒區不適宜種植外，余皆種植鴉片，多達23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2%。[2]到1935年，據統計，甘肅全省煙田已達50余萬畝。1937年，更增至914667畝，比1935年增長近一倍。寧夏建省后，耕地總面積為1828750畝，煙畝占20萬畝，占總面積11%，而全省煙民14萬，占總人口20%多。[3]鴉片的大量種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農業經濟結構的失調，糧食產量急劇下降。而民國時期的甘寧青地區又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災害，農民僅存的糧食不足以維持生計，便必然會發生大規模的災荒。如1920年12月甘肅發生大地震，死者多達20余萬人，而其中很大比例的人并非直接死于地震，而是由于能用于賑災救濟的糧食等物資匱缺所致。災荒過后，農民又不得不依靠借貸來維持生計，而高利貸者往往趁機抬高利率以賺取高額利息。高利貸的沉重剝削使民眾陷入了越借貸欠賬越多，不借貸則無法生存的循環局面中，而民眾為了緩和自己的痛苦心理，便通過吸食鴉片來麻痹自我，于是就引發了社會風氣惡化、吸食鴉片成風等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落后的經濟基礎在當時特殊的政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下，更加落后。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極其低下，人民最基本的生計問題無法得到保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原因致使社會矛盾進一步的惡化，社會動蕩不安。

民族原因

甘寧青地區長期以來是我國的一個多民族聚集的地方，歷史上民族沖突時有發生，由此產生的歷史積怨越積越深，最終演變成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統治迅速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軍閥混戰的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勢力鞭長莫及，而地方實力派則趁機竊取權力，割據一方。特別是回族馬家軍閥的崛起改變了甘寧青地方政治格局，當時甘肅八鎮中有四鎮長官姓馬，他們分別是寧夏鎮守使馬鴻賓，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麒，涼州鎮守使馬廷勷，甘州鎮守使馬麟，加上馬福祥，時人稱為“西北五馬”。1929年甘寧青三省分治后，青海和寧夏兩省更是作為私人地盤長期落入了回族軍閥馬麟、馬步芳、馬鴻賓、馬鴻逵手中，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解放前。這些回族軍閥的存在使得甘寧青地區回漢力量發生了逆轉，他們同漢族統治者之間的爭斗越來越激烈，回漢關系成為當時斗爭矛盾的焦點。在國民軍統治時期，由于馮玉祥及劉郁芬采取錯誤的民族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終于引發了歷時三年之久的河湟事變，這是民國時期甘寧青地區最大的一次戰亂，致使甘寧青地區社會遭到嚴重摧殘，大量民眾被殺，房屋被毀，社會秩序嚴重失控。當時河州人王發在其所寫《殷鑒錄》中有如下記述:“戊辰之亂，變起導河，蔓延甘青寧新諸省，時逾三年，而臨夏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尤巨。大兵之后，繼以荒年，殺戮凍餓，流離逃散，軍人互爭，其苦不可言。1928年導河圍城七月，難民五萬余，寧河堡困居者四萬余，死者萬人，寧定城破，死者更眾，逃亡四散約十余萬……”在事變中，馬仲英部曾在永昌、民勤等地縱容部下大規模屠城，給當地各族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使民族關系蒙上陰影。馬仲英敗退后，國民軍及漢族民團借清鄉為名對當地回民實施報復，這使得回漢矛盾變得更加嚴重，民族仇殺的慘劇不斷發生，其造成的負面影響長期不能消除，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和民族原因是導致民國時期甘寧青地區社會治安混亂的三大根本原因。這三大根本原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致使整個社會陷入惡性循環，各種社會矛盾愈加突出，并不斷激化，社會陷入嚴重混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