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治安論文：省域治安控制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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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魏紅陳亦欣作者單位：貴州大學
貴州省現有治安防控的不足
針對流動人口犯罪與群體性事件頻發、財產性犯罪與拐賣案件激增的現狀，貴州省采取了一系列治安手段進行防控，但形勢依然嚴峻，治安防控措施上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一）基層警力配備不足
基層是緊密貼近群眾生活的陣地，是直接應對與處置違法犯罪行為的最前沿。目前，公安機關作為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暴力機關，仍是預防、控制與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最主要力量，因而基層警力的充足與否直接關系到社會治安的好壞、民眾生活安定與否。可據有關統計，中國人均擁有警察數是位于世界排名的末端，平均每萬人僅擁有12名警察，該比例僅為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警力不足成為治安防控難題之一。貴州省也同樣面臨基層警力不足的困難，以從江縣、畢節市貴畢直屬交警大隊和仁懷市合馬派出所為例：從江縣的民警總數僅占全縣人口的萬分之五[4]，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畢節交警貴畢直屬大隊共有警員27人，但管轄路段達140公里，差不多平均每人需要負責5.2公里，離公安部每名交警負責1.5公里的配備標準相距甚遠[5]；仁懷市的合馬派出所僅有4民警員，其中1名還腿有殘疾，在這樣的情況下，既要分配民警駐守派出所處理日常行政辦公與接待報案群眾，又要對轄區內的住宅小區、鬧市街道等進行巡邏，警察的人力與精力有限，致使公安機關難以對轄區情況進行全面掌握，未能有效實現對違法犯罪者的心理威懾，影響了對社會違法犯罪行為的提前預防和控制處理，造成了社會治安環境的不穩定。
（二）以人防為主，缺少科技投入
防控主要還是依靠警員的人力資源，主要采用人力巡邏和治安崗亭駐守等形式進行監控，缺乏有效科技力量的投入。目前，貴州省已在省、地、縣際交界處、高速公路出入口處、城市主要交通街道處等區域安裝報警監控探頭7270個[6]，可相比貴州省176167平方千米的面積，每平方千米僅0.04個監控探頭，對比西安市截止2008年市區的監控探頭就多達4萬余個的數量[7]，我省全省的監控探頭數量僅占西安市一個市的18%。現有的視頻監控探頭僅覆蓋于街面重點地區，對于偏僻巷道、居民社區等區域未能實現監控，這就導致視覺盲區變成了防控盲區，成了違法犯罪的高發場所。治安崗亭、排查卡點是直接面對群眾生活、發現和控制犯罪的前線陣地，可未配備相應的集可視、可調、移動、信息化終端運用等先進技術于一體的科技設備，僅靠警員自身記載的紙質信息去核實情況，難以大規模地查詢和比對全國人口、在逃人員、車輛信息，嚴重削弱了治安崗亭與卡點設置功能的實現。
貴州省社會治安防控的指導理論
治安防控不是漫無目的、隨心所欲進行的，是必須要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有針對性與側重性的科學開展的。在了解當前社會治安防控理論的三種觀點的基礎上，結合貴州省治安現狀與防控不足，確立我省治安防控的空間預防理論指導思想，指導治安防控工作的橫向與縱向聯合開展。
（一）當前社會治安防控指導理論現狀
世界范圍內各國社會穩定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違法犯罪行為的威脅，治安防控問題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普遍關注與重視。國內外學者對治安防控的側重點認識也各不相同，形成了許多治安防控的理論，如果從內容上進行劃分，這些理論基本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從法律手段角度著手，主張通過改進和加強治安行政立法與刑事立法，突出刑罰對社會違法犯罪行為的威懾作用。該類學者以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心理強制說（人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讓欲犯罪者認識到因犯罪受到懲罰所帶來的痛苦大于實施犯罪所帶來的快樂時，就會促使欲犯罪人放棄犯罪）為基礎，強調以刑罰為核心手段實現社會治安防控。第二類是從違法犯罪人出發，關注個人的心理狀態，通過生活指導、心理調節與社會幫教等手段弱化或消除個人與社會不相適宜的沖突與矛盾，以達到預防個人實施反社會行為的目的。該類學者較多主張心理治療論，該理論認為行為人的行為與其心理發育程度與狀態密切相關。第三類是主張通過改進與優化社會環境、完善社會體制，阻截與消除可能引起犯罪因素的方法以實現社會治安防控。該類治安防控理論主要有公眾參與論、行為防控論和技術防控論三種觀點。公眾參與論主張在犯罪侵入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嚴重危害著社會與個人的利益，消除犯罪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目標時，要充分發揮群眾的力量，通過群策群力、鄰里守望等方式實現社會治安防控。行為防控論通過分析犯罪產生的原因，以消除犯罪產生的原因來遏制犯罪行為的發生，主張通過城市政策、教育政策和就業政策等措施來消除犯罪心理，實現違法犯罪行為的防控。技術防控論從分析不同地區、不同場所、不同時段呈現的犯罪率不同的原因，得出犯罪機會的大小決定犯罪發生的概率，主張通過技術手段對特殊場所進行防控，如對住宅安裝防盜窗等特殊裝置以減少盜竊案的發生。
（二）貴州省社會治安防控的指導理論——空間預防理論
針對城鎮化進程中貴州治安案件的違法犯罪特點，結合我省治安防控存在的問題，以空間預防理論為指導，指引治安防控手段的完善。
1．城市空間防控盲區對違法犯罪的誘發
日本犯罪學家伊藤滋曾分析“城市犯罪受物理環境條件和空間特性的影響”[8]，城鎮化引起城鎮空間環境的變化，高樓大廈、獨立小區的建立，帶來了城市獨有的鄰里關系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互不過問取代了以往的守望相助，極大地削弱了熟人社會間“內遏制系統”對犯罪的遏制作用，吸引犯罪分子鋌而走險。高樓狹小的樓梯間、地下通道、偏僻巷道等瞭望不到的空間視覺死角，缺乏治安防范，極大地助長了犯罪心理。同時，由于城鎮的功能分區使住宅區和辦公區相互分離，城鎮財物的外露化使社會貧富分層更加明顯，導致不同犯罪的頻發點與高發區。如貴重物品集聚、行人匆匆的城鎮中心，由于財物的吸引，行人忙于選購而導致的非正式社會監督減弱，是盜竊案件的頻發地段。城鎮的邊緣或大城鎮的邊緣多為住宅區，當居民朝九晚五在辦公區上班時，導致出現住宅內的守護時間盲區，給入室盜竊等財產性犯罪以可乘之機。城市空間獨有的人情世故關系、高樓建筑設計、功能分區規劃和作息時間等造成社會治安防控心理盲區、空間盲區、時間盲區，導致了犯罪高發區與犯罪頻發時間點。
2．合理設計城市空間環境對違法犯罪進行防控
從治安防控角度出發，在城鎮犯罪主體、受體、載體三個基本要素中，除了加強對犯罪主體的信息掌控與動向監視，提高犯罪受體的風險意識；我們更要投入相當精力實現對城市空間環境這一犯罪載體的防控，這一載體是城鎮犯罪與其他犯罪的顯著區別，也成為治安防控的薄弱環節與重點環節。根據空間預防理論，對潛在違法犯罪的外在環境，采取橫向與縱向的控制手段，即從空間條件與時間條件兩方面進行立體防控，抑制或者消除潛在犯罪人的犯罪條件，影響潛在犯罪人的作案風險比較判斷，以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在城鎮化建設中，通過街區道路設計、小區分布等城市合理規劃與空間環境設計，加強鄰里社區間的聯系；對商場、停車場等公共場所通過安裝監控探頭等高科技手段消除空間防控盲區，加強空間死角防控，有效實現社會全面治安防控。五、信息化手段在社會治安防控中的地位與作用信息化是指在經濟、政治等多個領域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即先進科學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或采用先進技術成果，以逐步實現既定目標。信息技術已成為當今各國最先進的生產力，也必然成為組織治安防控有效開展的決定性力量。根據犯罪學家菲利的觀點，刑罰不是“簡單的犯罪萬應靈藥，它對犯罪的威懾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犯罪社會學家自然應當在對犯罪及其自然起因的實際研究中去尋找其他的社會防衛手段。”[9]他主張通過刑罰替代措施即各種經濟上、教育上、科技上的措施，抑制導致犯罪產生的因素，從而達到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發生的效果。菲利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會提供比刑罰鎮壓更為有效的預防犯罪的效果，如安裝警鈴、防盜門窗等可以有效預防盜竊。可以說信息化手段是治安防控的必然性的重要手段。隨著城鎮化的進程，人、財、物實現了全省、全國乃至全社會的廣泛流動，傳統的人力資源防控難以應對人財物流動的廣度與深度問題，加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交互吸收，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不斷智能化、科技化，傳統的人防和物防難以達到社會期望的效果。采用先進的技術防控手段，能夠有效擴大控制范圍、提高防控靈敏度、加強重點區域的防控，當保衛目標受到侵害時能夠加快報警速度與提高警察處置速度及能力，是在新形勢下有效實現社會防控、保障社會安定的既定選擇。
貴州省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對策建議
在明確我省現有治安防控手段不足的基礎上，針對城鎮化背景下貴州省治安出現的突出問題，結合城鎮化進程對治安防控提出的新要求，以空間預防理論為指導來實施信息化治安防控，應用信息化技術手段構建新的防控措施，以彌補我省現有防控手段的不足，滿足城鎮化對治安防控提出的新要求，提高治安防控水平。同時，政府作為社會最有力的管理者與服務者，只有注重其社會服務職能的發揮與強化，才能為社會治安防控的開展提供最基礎的保障。
（一）建立情報信息共享、研判、預警機制
通過全警采集、全警應用信息，提高信息靈敏度，建立上下互通、縱橫交錯、點面結合的信息共享平臺。信息的采集要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面，除警察按期對轄區居民進行摸、排、走訪外，大力建設出租車行業、賓館洗浴行業、出租房行業、典當行、手機收購業的信息員隊伍，對流動人口進行信息記錄，以充分實現對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信息與動向的掌控，提高信息的靈敏度。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信息平臺的“天網”預警功能，對收集的社會治安現狀與重點對象的信息進行分析研究，從中發現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并推斷可能的社會問題與隱患，事先進行預警預防，根據具體情況發出預警等級，制定防止其進一步發展的措施。通過信息的共享、研判、預警，有效實現防控的時效性，保證對轄區內可預見性與可防性案件發現提前、控制有力、打擊及時。
（二）打造全方位、全天候電子巡警監控平臺
城鎮化的推進將原有寬闊平坦平房由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所取代，街頭巷尾、樓間地下等視覺盲區越來越多，更多的道路縱深于居民區，社區半公共半私用地區逐漸改變為公用地區，個人監控與防衛不斷減弱。貴州省的監控探頭數量少、覆蓋率低，難以實現對社會的全方位監控。需要大力增加監控探頭等科技產品的投入，以現有交通樞紐、公共市場和娛樂場所等重點部位為基礎，加大視覺盲區以及社區半公共半私用地區的視頻監控，實現視頻監控的點、線、面聯合，剔除社會監控死角，實現全方位的視頻監控。社會全范圍的監控將住宅及商場等財物聚集場所、街頭巷尾等僻靜地點和人們的公共行為全部置于監控之下，消除犯罪分子盜竊、搶奪、搶劫的外在時間條件和地理條件，使其不敢作案和不能作案。將監控范圍由點到線及面有機聯系起來，犯罪分子一旦出現在一個監控探頭里就可以立即連鎖跟蹤他的行蹤，實現以先進技術手段為支撐的社會防控。24小時專人駐守監控終端，及時掌握街面信息，實現全天候電子巡警對社會的監控，將界面動態巡警與靜態視頻監控有效結合，威懾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
（三）構筑內、中、外三道科技化治安防控線
根據城鎮化的功能分區，沿“中心城區、次中心城區和郊區”梯次推進構建科技化防控線，在內控線、中控線、外控線布設治安崗亭、檢查卡點和視頻監控點，把城區主干道、高速公路和國、省道以及與外地直接聯通的公路，市中心商業區、次中心工作區、郊區居民區全部納入管控之中。將視頻監控技術、網絡技術、自動識別技術等公安信息化建設成果引入傳統治安崗亭與卡點工作中，將公安網絡中各種信息數據庫直接用于崗亭與卡點民警的日常巡邏與盤查，改變崗亭與卡點的工作模式和查控方式，實現道路信息實時監控、街面情況及時掌控、嫌疑人及物信息準確查詢核對，遠程比對、查詢等功能一體化運行，構筑治安防控的新格局。
（四）構建城市治安防控的整體聯動機制
構建以信息化技術為支撐，以信息共享平臺、通信與互聯網絡為依托的整體聯動機制。整合政府各個職能部門的內外網等網絡基礎設施，利用電信、移動、聯通等社會網絡信息資源，建立覆蓋全省的信息網絡系統，在此基礎上建立主體部門間、不同警種間的整體聯動機制。
1．主體部門間的聯動管理
加強主體部門間的聯動，即公安機關要加強與工商、城管、民政等執法部門的聯系與配合，落實各自職責，并在權限范圍內相互配合與支持。利用業務與資源交換網絡平臺將各個執法部門的指揮中心與執行機構組合在一起，建立專門聯動警號，面對重大警情或突發群體性事件時，根據規范的流程，聯合指揮、聯合行動，實現各機構行動的時間一致性、工作協調性，避免防控系統的空位。
2．不同警種間的聯動協作
不同警種間的聯動，實現民警、交警、特警等不同警種間的緊密協作，面對社會突發性事件，在利用自身警種優勢的基礎上有效配合，實現多警協作聯動開展工作，縮短增援時間、提高處置效率。遵循警情主導警務原則，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一警多能模糊警種界限，改變以往被動防控模式，根據轄區道路交通狀況、案發情況、發案量高低等，科學確定平臺管控區域和職能開展。
（五）完善權威信息及時機制
公眾知情權要求公開政府的相關行為，公開治安事件的相關信息。信息公開是發展服務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但信息公開也需要講究策略。若任由、放縱媒體的過分渲染和報道搶占第一新聞時間，將引起公眾的過度反應，形成恐慌的放大效應，產生超過事件本身的更大影響和損失。同時，高估事件風險會導致公眾恐慌，低估事件風險又會導致公眾疏于防范。建議：第一，及時公布事實真相。在信息化的社會，任何試圖封鎖消息的行為都是徒勞無益的，恰恰相反可能會引發更大的恐慌，因此在群體性事件等突發治安事件的整個過程中，都要及時、公開、透明地向公眾披露相關的信息，降低公眾獲取信息的成本，穩定公眾的情緒。第二，建立長期性、穩定性的信息機制。定期公眾感興趣的法律、政策、治安、生活、醫療、就業等權威信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的行為進行正確引導。
（六）加強社會管理，強化政府社會服務職能
在新的公共管理執政理念指導下，政府不應僅僅扮演過去的管理者的角色，更應該將自身定位于社會服務者的角色，以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為理念行使權力，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城鎮化進程中，政府在規劃經濟區、發展新區時，不僅要考慮經濟利益對經濟區和發展區進行地理選址和建筑設計，更要綜合居民的生活文化需求以及安全需求來進行科學的論證與規劃，以助于城市社區文化的形成，避免出現空間防控盲區。在注重城市中心經濟發展時，政府也要加強對城郊、城郊結合部的社會服務，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使之不至于成為政府遺忘的角落而成為犯罪集聚地。城鎮化使城市不斷向農村推進，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涌入城市，而農村勞動力往往具有受教育程度較低、技能水平較差的一般特點，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要運用信息技術手段掌握市場需求的動態信息，有針對性地免費為勞動者提供就業培訓與技能培訓，另一方面要建立與完善公共醫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給予勞動者基本的保障，以解決其就業與生活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