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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孫政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社區社會資本的文化影響
后大街社區利用豐富的社區社會資本,激活社區公共文化建設活力,對社區公共文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為:
1、強化社區互惠信任關系,構建社區與居民的文化合作網絡
后大街社區開展的各種文化活動,運用有限的社區資源實現社區公共文化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共同的公共文化利益和社區文化認同之上的共贏合作,也是社區居委會、社區文化團隊和居民在持續的互動過程中建立的互惠信任關系。“社區居民和我們的關系挺親切的。街道要求我們要一口親,包括家庭一口親、特殊人群一口親、社區文化能人一口親以及社區居民一口親。……一開始肯定也不是很好,需要我們社區部門上門去做工作。到后來,慢慢地,因為我們社區打造出了特色文化品牌,通過排練、演出和溝通等,他們逐漸認可了我們的活動,就自己來參與了”。②后大街社區居委會的方主任如是介紹。通過主動接觸和了解居民需求,形成并強化了居民對社區居委會的信任、認同、寬容和理解,在這種互惠信任的關系基礎上,社區與居民的文化合作網絡形成并能得到充分運用。
2、利用豐富的社會關系網絡,積累社區文化資源
對后大街社區來說,社區居委會和社區文化隊伍、社區紀委、社區商會和社區居民的社會關系,充分帶動了社區內部的資源挖掘,并將外部資源引入社區,為整個社區開展文化活動積累資本。居委會利用日常“一口親”的社區工作,和社區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運用社區鄰里之間的人情互惠網絡培育了非正式的社區文化積極份子隊伍。專門成立社區文化工作委員會,配備了文化員,形成由社區“主要領導總體抓,分管領導負責抓,文化員具體抓,社區黨團組織一起抓”的運行機制,保證了社區文化工作有效運行。文化積極份子隊伍由社區離退休黨員、門棟樓長、文藝骨干等組成,通過調動豐富的社會關系,開展社區文化活動。此外,社區已初步形成由政府機構(街道辦事處)、居民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社區非營利組織(文化團隊)、社區居民等多種主體構成的網狀治理結構。這些主體或依據原有的獨特資源,或通過調動社會資源,共同解決社區公共文化事務。在后大街社區,1000多人的志愿者隊伍、350多人的治安義務巡邏隊伍、500多人的社區黨員服務隊伍,使許多文化活動形成了“一人帶一家,一家帶一樓,一樓帶一片”的可喜態勢,使得各項文化活動聲勢大、氛圍濃、效果好。
3、鞏固并完善社區共識性規范,強化居民的文化參與意識
社區立足于傳統民間民俗文化特色開展豐富多樣的社區文化活動。目前擁有以追求吉祥美好的民間文化隊伍和反映婚慶習俗的民俗文化隊伍20余支,并先后兩次問鼎全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依托這些文化隊伍,使社區文化活動常態化和制度化,從常規的歌詠比賽、文藝演出,到家庭珍品展、插花比賽、羽毛球顛球比賽,到全社區廣泛參與的臘八粥、千人餃子宴,豐富了人們的業余精神生活,促進了社區居民間的交流,增進了社區成員的歸屬感。同時也鞏固了傳統民間的共識性倫理,培育社區居民的公共精神,強化了社區居民的文化參與意識。在后大街社區,樓道的居民自發地建立了合作機制,通過戶代表會議來推選樓道小組長(樓長),來管理本樓道的公共事務。樓道居民能夠通過各種制度化的措施共同進行樓道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公共產品的生產,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在于在長期的互動中形成了互惠、信任的規范和緊密參與的網絡。
總結與評述
作為一個典型的城市社區,后大街社區的公共文化服務經歷了單一供給向多元供給的轉型,并在此過程中,實現了社區社會資本對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促進,建立了社區專業的文化隊伍,形成了互惠、信任的規范和緊密參與的網絡。上述個案為本文討論社區社會資本促進社區公共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示意義的經驗樣本。后大街社區文化建設的順利推進,關鍵在于利用社區社會資本,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公共文化建設,建立有效的社區動員機制和社區文化參與機制。社區居委會、社區文化團隊和社區居民的關系因為社區文化參與的制度化而日益緊密,“進而為社區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和社區公共輿論的架構提供伸展的空間”①。換言之,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以社區地域為基礎,政府、社區組織、居民共同參與社區公共文化活動,各個主體依托自己的資源網絡構建社區層面的文化建設平臺,它的主要著力點在于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公共文化建設。而對社區民間文化團隊及社區居民進行動員的關鍵則是圍繞其需求而建構動員機制,借助居委會正式的組織結構和社區居民間的非正式關系,利用現實和虛擬網絡平臺,“建構社區層面的正式制度和文化氛圍”②。第一,結合居民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對其進行榮譽、物質資源等酬賞的動員機制。第二,“社區組織結構是動員信息得以傳達的內部管道”③。要實現有效的動員,需要建立高效的組織結構,形成良好的社區居民關系網絡。后大街社區就是利用較豐厚的社區社會資本,使社區居委會與居民之間形成了較為親密的情感聯系。第三,溝通平臺為社區動員提供了物質條件。后大街社區形式多樣、順應潮流、深入民眾的溝通平臺,包括文化長廊、LED多功能顯示屏或其他網絡互動空間和普及至民眾的露天舞場、門球場、籃球場,或者是群眾文化活動的一間辦公室以及文化組織網絡中的聯絡平臺。居民利用社區這一平臺來表達自己的公共文化需求,發表自己對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的看法與意見,并積極參與社區公共文化建設。當然,在社區社會資本促進社區公共文化建設的同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也培育了社區居民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自覺參與公共文化建設的積極性,激活了社會資本的內生動力。然而,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識并非能簡單移植,也不能短期內迅速形成,因而需要為它提供適宜的生長空間。政府需要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提供更多合作、溝通平臺,使居民在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中體會到公共精神的價值,激發社區公民參與文化的熱情和創造精神。
由此可見,在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不僅要強調運用社區社會資本,更需要一種能夠培育這些社區社會資本的制度建設。只有當社區居民的文化參與和文化表達建立在制度保障基礎上,“參與的居民可以得到來自超越血緣、地緣的宏觀層面的制度支持時,這種社區公共文化參與和社會資本的良性構建內涵才是真正一致的”④。因此,嘗試運用社會資本促進社區公共文化建設,還需要多方面制度的改革與配套,這也是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社區社會資本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