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機和鄉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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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指出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新教倫理強調功能主義與禁欲主義，功能主義將獲取經濟利益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將謀取利益看作是增添上帝的榮耀，信徒要以入世的精神去盡可能多的獲取物質利益，同時在生活上卻倡導禁欲主義，強調反對非理性的使用財產、限制消費欲求，鼓勵將財富轉化成投資并以正當的、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式去發展生產實現資本增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構成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和發展的精神條件與物質基礎，兩者相互作用促進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建立。

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認識有利于我們深化對當前中國基層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發展狀況的正確把握。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改革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實施為契機，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在生產生活資料嚴重短缺的年代開始啟動的。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的法治建設與制度建設都經歷了相應的轉變。由于中國的改革在缺乏經驗的指導下展開，傳統體制的漏洞給膽子大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投機機會，“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許多人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中找到了可能的發財機會，借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攫取財富。然而，在人們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瘋狂地奔向財富的背后卻缺乏制度的規范，缺乏正確的經濟倫理觀念的支撐。富裕起來的人們就象一個沒有骨頭的“胖子”，全身都是充滿著銅臭味道的肥肉，惟獨缺少正確的對待財富的倫理觀念。在農村也是如此。糧食增產、糧價上漲、鄉鎮企業興起、打工經濟蓬勃發展……在這一輪又一輪的政策調整與發展機遇面前，農民的腰包也鼓了起來，“溫飽有余、小康不足”成為當下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狀態。但是，富裕起來的農民不是將有限的財富轉化成不斷的投資，而更多的是進行炫耀性消費，搞面子競爭。于是，農民爭相攀比看誰家的房子蓋的高蓋的漂亮，誰家買得起彩電、冰箱、空調、摩托等能夠為自己帶來面子和地位的東西。這種異化了的面子競爭改變了農民的經濟倫理觀念。中國農民的傳統美德失去了已經延續千年的價值，在財富的機會面前很多人沒有了倫理觀念、沒有了祖宗家法、甚至也無視國家法規，挖空心思追求財富。在部分農村，我們看到了孝道的淪喪、笑貧不笑娼的村莊輿論、正義觀的混亂……異化的財富競爭與面子競爭使支撐農民行為的經濟倫理偏離了合理合法獲取財富的軌道，農民富了，但農民也“病”了。

農民“病”了，病根在哪里？我們覺得病根出在農民的精神層面，出在由不當的經濟倫理帶來了農民信仰危機。中國的改革是市場取向的，“理性人假設”是成立的，所以人們可以不顧一切的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不擇手段的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雖然我們沒有有意貶低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性與取得既成成果的想法，但是國人沒有正確對待“理性人”假設的存在前提與存在價值確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財富是我們要的，但是獲取財富的方法和途徑更不能忽視，或者說更加重要，我們怎么能夠指望一個“沒有骨頭的胖子”站立行走呢？

當前農民的信仰危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孝道的淪喪。目前很多地方，農村的老人都是與兒女分開居住。在多子女的家庭，一般是成家一個兒子就分一次家。陳柏峰認為這種分家制度是新成家子女對父母和大家庭的一個赤裸裸的變相掠奪的過程。父權的衰落使青年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他們結婚后組成的新的核心家庭最初的財產積累主要是通過分家從父母和大家庭那里分得的，在對財富的追求使之喪失基本的倫理觀念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都在成婚的同時采取分家的措施來盡可能多的占有父母創造的物質財富，不斷攀生的彩禮就像是在提前分割父母的遺產。掠奪結束了，青年農民的贍養義務呢？絕大多數的青年農民除了負擔父母基本的口糧外，其它的什么也沒有了，甚至有些地方的少數農民連讓父母活命的口糧都不愿意負擔。這就促使農村的老人只能過著孤獨悲苦的生活，無法承受生活壓力的老人惟有選擇自殺來尋求解脫。

其次是“笑貧不笑娼”，道德倫理觀念的混亂。娼妓，一個自古以來就帶有一定身份歧視的字眼，在新中國建立后就被徹底地掃除了。然而，現在它又開始復活了，更關鍵的是人們對它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在湖北某地的一個村子里，村民反映村中在外做性工作的青年女性有十多位，村中負責接收與分發匯款單的人則進一步說這些青年女性每個月向家中的匯款都在千元以上，多的一個月就有上萬元。以前，村民對這樣的女性與人家都會在背后指指點點的，這些女性與家里人也都會感覺到抬不起頭。但是現在不同了，社會輿論變了風向了，這些發了財的人家成了村里人羨慕的對象，竟然到了影響到村民生育觀念的地步，村民認為生育男孩還不如生育女孩，女孩能掙錢，男孩等父母年老了也不一定養活自己。在另外的一個村子，甚至有一個從村中走出來的，現在在上海某大學讀研究生的青年人竟然要娶村中一個做性工作的女性為妻，理由是上海的房價太高，而這個女性手中已經積累了100多萬，正好可以用來買房子。這種事情的發生對農民傳統觀念的顛覆是毀滅性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變成了為了錢可以不顧廉恥此外，在村民的經濟倫理與價值信仰出現偏差的同時，鄉村的基層干部也沒有閑著。譚同學在研究農村的鄉鎮站所改革的時候將鄉村干部的能力區分為國家能力和官僚能力，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基層是國家常規能力的弱化與官僚能力的強化并駕齊驅同步發展的一個過程。我們注意到圍繞農業稅的征繳、宅基地的審批、計劃生育的執行、土地問題上的糾紛等一直以來都是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矛盾的焦點，追究原因基本上都是村干部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存在著財務不公開，變相的謀取灰色收入等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行為，他們打著國家的旗號將官僚能力發揮的淋漓盡致。稅費改革以后，鄉村干部的官僚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灰色收入的路徑減少，工作缺乏動力，只有計劃生育控制與宅基地審批等村干部有尋租可能的工作例外，甚至一些地方的農村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還出現了村干部與村民基于各自理性的合謀行為，進一步損害了鄉村干部的群眾基礎，使鄉村工作陷入更大的困境。

鑒于當前農村的復雜局面，譚同學在對湖南省某地的農村調研后認為鄉村社會出現了基礎性危機，而申端鋒則認為鄉村社會正在經歷從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的轉變。學術觀點與研究視角尚需要繼續討論，但鄉村社會出現了空前的基礎性危機這確實是確定無疑的。

當下鄉村社會的危機是在農村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是市場主義與消費主義一條腿走路的惡果，是農民異化的面子競爭與儒家倫理淪落的直接反映，核心是農民價值觀念上的信仰危機。在缺乏信仰的農村社會，一方面是村干部行為的利益化、背離常規的異化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人假設狀態的村民的行為原子化、經濟利益最大化。兩方面的因素綜合發酵釀出的只能是一壇苦酒，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很多農村水利灌溉、道路交通、環境衛生等公共設施建設除非是國家全盤投資基本上都是一片空白。村莊喪失的絕不僅僅是這些公共事業，而且更重要的是喪失了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是村落共同體意識的衰落，是村莊價值生產能力的消失，進而是鄉村治理社會基礎的全面惡化。

農民“病”了，村莊也“病”了，我們熟悉的鄉村會變成什么樣子呢？在農村，我們看到了一些“苗頭”。我們看到拖著病體的鄉村社會喪失了基本的免疫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的蔓延。基督教傳入中國已經有些年頭，但直到最近十幾年才在農村扎下了根基并發展到不得不引起人們注意的地步。基督教的最初發展對象主要是老年人和婦女，是農村的弱勢群體，對于這兩個群體而言，基督教為之找到了世俗社會中精神的歸宿，找到了新的心理依托和信仰來源，減少了他們對生活壓力的不滿與抱怨，這促使了發展蔓延的速度。但是，我們要看到任何教派的發展都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現象，我們注意到農村的基督教傳播出現了組織化的傾向，出現了向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滲透的嘗試。透過2006年圣誕節湖北某地出現的數村基督教徒大張旗鼓的狂歡慶賀等現象，我們所擔心的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也是農民的信仰危機會給已經陷入鄉村治理困境的農村帶來什么樣后果的問題，更是社會各界對此仍然懷有的漠視態度。第二是鄉村灰色勢力及可能的黑色勢力興起。賀雪峰認為當前相當部分農村的鄉村治理表現出兩套邏輯，表面上是以那些公開的正式制度和關系作為基礎，實際上，這些公開的正式制度及關系背后，卻有一股強有力的灰色力量起著決定性作用。鄉村灰色勢力興起部分的與稅費改革前鄉村干部的工作方式有關，當時雙方的“結盟”是稅費征繳任務完成的重要因素，在稅費取消之后，結盟關系解體但這股勢力卻不會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當然也有一些地方沒有這些歷史因素，但是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鄉村的一些剩余勞動力不能有效轉化，沒有生活載體而又缺乏信仰基礎的年輕人就充當了鄉村混混的角色，他們或者以村子為中心在一定的范圍內活動，或者就在附近的城鎮尋找牟利的機會。在一些六合彩泛濫的地方，他們還有可能成為維護場子秩序的打手。以鄉村混混為代表的灰色勢力之所以能夠橫行鄉里，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力量有多強，而是因為村民缺乏對村莊共同體意識的認同，原子化的村民是沒有行動能力的，囚徒困境中的個人是無法單獨抵抗灰色勢力的打壓的。鄉村“病”了，國家“走”了，鄉村的治理工作該怎么辦？在當前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官退民進”而應該是國家調控能力的加強，是在國家力量主導下以農民為主體進行社會基礎秩序的建構，當下之急是重建農民的信仰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加需要加強對中國廣大農村鄉村治理現狀與社會基礎的調查研究，從而為可能的社會基礎秩序的建構提供實證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