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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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農”問題已不單純是一個涉及農村經濟、農民收入的局部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性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難點。如何破解這一難點，縱觀中國百年歷史，制度主義、文化主義、工業主義、技術主義為我們提供了四種破解戰略難點的視角。

[關鍵詞]經濟發展戰略；難點；思考

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難點：“三農"問題

中國傳統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農村、農業和農民并沒有構成社會和政治問題，有三農而無“三農”問題。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農業和農民便成了社會和政治問題，并日益凸顯。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產量不斷增長，農民收入逐年提高，農村面貌有所變化，但是，“三農”問題仍然相當突出。一個來自農村基層干部所反映的“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三農”問題已不單純是一個涉及農村經濟、農民收入的局部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性問題。

1農業問題：缺乏專業化分工，生產效率低下。

一是對于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而言，聯產承包制并沒有給他們帶來更深入的制度變革，傳統的以分家分戶經營以及自給性生產為主、出售剩余產品為輔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由于生產方式落后，生產效率低下，農業與其他產業相比，缺乏競爭力，發展緩慢。二是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流通體系，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缺乏有效的聯結手段，造成農產品結構與市場結構不相適應。農業產品結構不合理、質量水平不高、不適應市場對農產品需求多樣化、優質化和精細化的需求，致使農業發展長期缺乏有效的市場拉動力。

2農村問題：經濟落后、文化落后。

由于龐大的鄉村管理組織與薄弱的鄉村經濟不相適應，導致鄉村負債問題十分突出，資金嚴重缺乏；又由于長期缺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足夠投入，農民素質普遍偏低生活單調。因此，在農村無論物質還是文化方面的消費都很低下，再加上資金缺乏，經濟難以拉動。據統計，2001年城市人均收入為6860元，農村人均收入為2366元，二者之比為3：1；城市和農村人均可以用于消費的貨幣收人之比為5：1；在城鄉居民存款中，70％的農民只占19％的份額；在商品消費中，70％的農民只購買了占商品總量39％的份額。加上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工農業“剪刀差”，以及財政重城市輕農村等問題，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城市是三年一個樣，五年大變樣，而不少農村則是十年八年“江山”依舊，面貌未改。

3農民問題：農民收入少，生活貧困。

一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據統計，1979—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增長15.1％，1989—1990年下降到只有1.7％；1999～200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7％，而同期農產品成本卻增加了24％，增產不增收。農民收入長期處于低速增長狀態，與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長形成越來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1／5。二是農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缺乏風險分散機制，長期以來農民是農產品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農業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主要由農民來承擔。由于農村勞動力剩余，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務工，但因自身素質不高、缺少技能培訓、城市制度障礙多等原因，他們面臨著工資低、子女讀書難、無社會保障、無社會福利救助等很大的壓力。三是農民負擔過重。農村鄉(鎮)村兩級機構越來越大，干部隊伍迅速膨脹。一個鄉(鎮)的干部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甚至有的多達二三百人。至于村一級組織，也是少則十多人，多則幾十人。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開支，只能以多種名義向農民收取，無疑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有的地方反映的“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也從一個層面反映了農民的沉重負擔。

二、破解戰略難點的四種視角

隨著“三農”問題日益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國內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產生原因及對策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綜觀中國百年歷史，制度主義、文化主義、工業主義、技術主義為我們提供了破解這一戰略難點的四種視角。

1制度主義——以制度重建鄉村

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是一種利益關系的確定和結構化。制定制度的出發點是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一旦一種經濟制度造成社會分化，并由此形成對立階級，造成剝削關系，政府就必須要改變這種制度，通過制度更替達到社會的理想目標。在20世紀，制度主義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主流思路。除了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的基本主張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的土地革命運動。通過改變舊的統治秩序和土地制度使農民取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又通過建立的集體化的方式來解決農民分散難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農民社會分化難以鞏固制度革命成果的問題。土地問題和生產效率問題在短時間內似乎得到了解決，但事實上的后果則是農民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并由此造成制度績效日益遞減。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了聯產承包制，但農村的土地制度又面臨著新的問題：一是土地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仍然是“政策田”而不是“法權田”；二是附加給土地的負擔愈益沉重，出現“土地拋荒”；三是土地承包的政策效益日益遞減，改革被視為“搞活了農民”、“搞死了土地”。由此看來，僅僅圍繞生產關系的變革，局限于土地資源在農村內部的配置，是無法最終走出農村困境的。現在，新農村建設主要不是變革現有的家庭經營土地制度，而是附加于土地的戶籍、稅收等不利農村發展的制度。新農村建設將立足于農戶經營體制長期不變的基本國情，建立旨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現代農業制度。

2文化主義——以文化重建鄉村

文化主義認為，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正是文化而不是經濟決定文明形態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中國的本源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根在鄉村，應該以鄉村為出發點建構理想的農民生活。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和國情，農村和農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終擺脫其依附地位。文化主義的典型代表是梁漱溟先生。他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本在于近代西方文明沖擊造成的文化失調，其出路是文化改良而不是制度革命。現代化、城市化造成鄉村被遺棄，而鄉村恰恰是中國文化根基之所在。農民苦難的事實說明，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化不是中國的出路，只有轉向鄉村，才能找到中國的未來。他主張回歸農本，通過文化復興重建鄉村，通過鄉村重建改良中國。為此，他提出了“鄉村建設運動”。但是鄉村建設運動工作了九年，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農民還是農民。因為鄉村建設運動無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無法克服城鄉差別。當今社會已經普遍進入工業社會，而且經濟、文化都日益全球化，在開放的工業社會里，讓農民自我封閉，建構農民自己的幸福生活及價值觀是難以推行和實現的3工業主義——以工業重建鄉村

工業主義認為中國的問題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為土地束縛。只能通過發展工業，逐步走向工業化、城鎮化，減輕農業人口壓力，為農民的生活尋求新的出路，才能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代表人物是費孝通。費孝通認為，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農民的饑餓問題，僅僅實行，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因為，一是中國人多地少，城市和工業不發達，難以容納大量農村人口轉移；二是大量農業勞動力外流，勢必造成鄉村衰敗或者被遺棄，最好的辦法是將工業分散到鄉村。因此，最終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是走農村工業化道路，以工促農，將傳統的以農業為基礎的農村改造為工農結合的現代農村，從而縮小城鄉差距。改革開放初期，費孝通提出了“離土不離鄉”的理念，直接引導和推動了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并取得相當成就。但以工業重建鄉村同樣也面臨困境：一是工業企業發展既需要有內部基礎，又需要有外部市場，沒有這兩個條件，發展鄉鎮企業就是一場“災難”。二是鄉鎮企業缺乏統一廉價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生產成本較高，導致孤立分散的鄉村企業缺乏效率、競爭性和可持續性。伴隨城市化，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可避免，農民進城以后，誰來養活中國，誰來養活農民，也是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4技術主義——以技術重建鄉村

技術主義認為農業落后在于技術落后。必須將先進的技術用于農業，實行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集約化經營，才能改變農業的落后狀況，由此改變農民的境遇。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卜凱。卜凱認為，因為中國傳統農業的生產要素只是土地和勞動，由此必然增加人口。又由于人口過剩，人口過密，導致農場面積的零細，生產力的薄弱，農村貧困。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一是實行人口節制，同時要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將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引入農業，大力發展以資本和先進技術為基礎的農場經濟，實行集約化經營。卜凱認為，生產關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應該是生產方式，即技術的改進。與集體化相比，他更傾向于集約化。中國現階段要發展現代農業，就必須引入資本，資本下鄉。為此要極大地解放土地，促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

三、展望戰略發展難點：新世紀，新“三農”

通過對20世紀關于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四種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國“三農”問題十分復雜，單獨依靠某一個方面的變革難以成功，以上四個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建設新農村，是制度創新、產業創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四位一體的系統工程。

制度創新著重于消除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制度性障礙，特別是消除長期制約和影響農村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不僅真正享有國民待遇，而且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在經濟發展戰略中，要不斷深化農村體制改革，對農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政策。實行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積極推動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農村的教育投資，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積極發展農村合作醫療衛生事業，建立城鄉公平統一的醫療、養老和勞動保護制度；改革現行城鄉不統一的戶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打破各行業存在的壟斷特權，對農民的各種創業活動進行保護和扶持。

產業創新通過發展第二、三產業帶動農業和農村發展，并促進勞動力轉移，在相當程度轉移了政治和社會風險，使中國得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保持基本穩定。在經濟發展戰略中，必須狠抓農村經濟發展，實現農業的產業化，農村的城鎮化和農民的市民化。一是站在市場化、全球化的高度逐步轉變農業經營方式，走農業產業化道路。二是加速發展小城鎮。使農村城鎮化，讓幾千萬乃至幾億農民進入城鎮，進入第二、第三產業。這樣，不僅鄉鎮企業、第三產業能得到發展，農業也能比較普遍地實行規模經營，逐步實現現代化。只有農業發展了，農村繁榮了，農民的生活提高了，“三農”問題才能得以解決。

技術創新在家庭經營長期不變的格局下，通過引入先進生產要素，促進集約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綜合能力。在經濟發展戰略中，要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一是轉變政府和村集體的思想觀念，將政府和村集體職能定位切實地轉到服務上來，政府在技術、資金和信息為農村的發展提供強力的支持。二是大力發展農村社會服務中介，政府采取種種有效的措施，鼓勵專業性、技術的團體到農村扎根，為農業發展服務。三是發展農民自治組織機構，比如，組建農民協會、蔬菜銷售協會、糧食銷售協會等等，為農業產品生產和銷售服務，并有效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文化創新在繼承傳統農業文明基礎上振興鄉風、民風，通過建設新農村，凝聚人心，重構農村生活家園，將農村建設成為一個人們愿意在那里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地方，這是新農村建設的終極目標。在經濟發展戰略中，要重視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和精神支撐。一是要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繼續實行村民自治，加快鄉鎮機構改革；二是要著力發展農村教育，認真落實教育振興計劃，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科技水平，增強就業本領和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能力；三是要深入開展鄉村文明家園創建活動，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讓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占領農村文化陣地，阻止落后的、愚昧的、反動的文化思潮在農村蔓延，從而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和農村文明程度；四是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教育與實施，大力推進農村生態家園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