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創新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創新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當前，村級黨組織普遍面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實證研究發現，案例村的黨支部通過村莊外部關系網絡的鏈接、“黨員承諾制”的推行、社團組織網絡的構筑及“五星級評比”活動的開展，突破了領導困境，實現了領導創新。其借鑒意義是：村級黨組織的領導創新要注重觀念創新、把握時代趨勢、借鑒鄉土傳統。

[關鍵詞]村級黨組織；領導創新；陜北農村

領導創新是領導主體主動順應時勢和環境變化的要求，創造性地解決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以不斷圖強、圖優的領導變革與發展過程。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直接領導者，農村基層黨組織(本文主要指村級黨組織)唯有進行領導創新，才能增強領導能力。筆者基于陜北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活動的實證分析，就我國農村基層黨組織如何實現領導創新問題展開探討。

一、資源短缺：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困境

根據我們的實地調查，當前我國農村基層黨組織面臨的主要困境是領導資源的短缺。

1．經濟資源的匱乏。經濟資源是村級黨組織開展領導活動的重要物質支撐。目前，大多數村級黨組織的經濟資源極為有限。從理論上來講，改革開放以來村級黨組織的經濟來源渠道大體有三個方面，即村集體經濟、村提留以及黨費。然而，從實地調查看，第一，大多數村莊都是“土地到了戶，集體空了肚”的“空殼村”，集體收入相當匱乏；第二，村提留也因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而幾近為零；第三，至于黨費更是微不足道。有人認為，隨著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實施，國家每年將加大對農村建設的投入，而新增投入主要是由村級組織來組織、實施，因而村級黨組織的經濟窘境將大有改善。但是，也有人認為，對于全國近70萬個村莊而言，新增投入僅相當于每村每人每月僅幾塊錢[1](P10)，況且新增投入并非均時、均等、均地。從目前調查來看，多數村級黨組織的經濟困境并未明顯改善。陜北農村黨支部的經濟困境可從“一低、一高”兩個方面來說明。“一低”是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低。陜北農村經濟以發展農業為主，無論是集體農業還是家庭農業都因惡劣的自然條件而發展滯緩。2005年，延安農業總產值約519858萬元，榆林約488403萬元，二者在陜西省11個市(區)中分別位居倒數第四、第三位[2](P230)。不僅如此，即使集體非農產業的發展也相當滯后。以鄉鎮企業為例，2005年，延安和榆林的鄉鎮企業總數在全省分別位居倒數第三、第四位；營業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延安僅3個，榆林11個，二者合占全省(176個)的8％[2](P253)。“一高”是村莊負債率較高。盡管村集體收入匱乏，但有些村莊公共事務還不得不辦，結果許多村級組織為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據統計，2007年榆林市農村負債總額達13351．06萬元，其中負債村2887個，占全市村總數的52．3％。一些村干部甚至為躲債而東躲西藏，根本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更不要說創造性地工作了。因此，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往往“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他們往往連自身運作的經費都時常捉襟見肘，更遑論為群眾謀福利了。

2．政治資源的流失。根據吉登斯的觀點，政治資源主要包括控制、組織、制裁等治理手段。目前，村級黨組織政治資源的流失集中表現為“兩個流失”。一是政治權力的流失。當前，盡管根據制度規定，村級黨組織仍然掌握著村域治理中的領導權，是領導核心，但事實上，其領導權力日漸式微。一方面是因為農村改革以后，村級黨組織的領導權力能否得以保持，除制度規定的作用外，越來越取決于其治理能力的大小，換言之，取決于村民的信任和認同。但是，不少村級黨組織治理無方，甚至部分黨員干部謀取私利，因而基本上失去了村民的信任和擁護，毫無權威可言。另一方面是因為自村民自治實施以來，村莊日常事務的管理權力，特別是村集體經濟的管理權力也確實被明確賦予了村民自治組織，因而村級黨組織的“領導權”事實上大為“縮水”。在延安的某村，村委會選舉后，村主任按照《村組法》的規定，接管了村集體的財權，一直由村支書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移交。那位被上級封為“領導核心”的村支書，手中只剩下把“斧頭鐮刀”。二是組織資源的流失。組織資源是政黨開展活動所依賴的組織隊伍或組織體系，它包括政黨自身的組織隊伍和政黨的外圍組織。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農村建立了公社黨委、生產大隊黨支部和生產小隊黨小組的組織網絡體系，而且還在每個村建立了直接隸屬于村黨支部的共青團、婦女會、民兵連等外圍組織。借助于這樣的組織資源，過去的村級黨組織能夠順利貫徹黨和國家的意志。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在農村的組織資源持續流失。一是村級黨組織的自身建設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方面，由于農民特別是年青人的入黨積極性不高，因而農村黨員隊伍的數量增長趨勢有所停滯，如榆林某村的黨員發展嚴重斷檔，村黨支部可謂是“七個黨員八顆牙”，幾近成為“白發支部”；另一方面，由于農村黨員的素質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三低一高”的現象，即文化程度低、科技素質低、致富能力低，而年齡卻偏高的現象，因而農村黨員隊伍的質量提升令人堪憂。據統計，榆林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3．8％[3]。二是村級黨組織的外圍組織或者“助手”幾乎名存實亡。在我們所調查的村莊里大多數團支部、婦女會、民兵連處于“有成員無活動，有組織無經費，掛牌子無凳子”的尷尬境遇。

3．文化資源的消解。本文中的文化指的是心態文化。從執政資源的角度來看，文化資源包括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公眾的社會心理。意識形態是引導、支配社會成員思想的力量，社會心理則是執政黨的心理支持力量。在建國后較長一段時期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是農村社會的主流意識。“那時候，共產黨在貧苦農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黨無論采取怎樣的步驟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往往都是一呼百應。”[3](P3)但改革開放以來，黨在農村的文化資源不斷被消解。其集中體現為積極社會心理為消極社會心理所侵蝕。換言之，當前農村社會存在著如下三種消極社會心理：一是異向社會心理。有些人表面上似乎并不反對黨的方針政策，但事實上其心理與我國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方向相異或相悖。其直接表征是：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打牌賭博日趨猖獗、民間宗教甚至反動邪教也大有活躍之勢。二是逆向社會心理。有些人因利害沖突或道德評價而抵觸黨的政策，甚至采取抵制行動。其主要表征有：聚眾上訪、沖擊黨政機關以及黑白合流等。三是中性社會心理。有些人對黨的政策持既不接受，也不抵制，或雖然表面上擁護，但實際上應付搪塞的心態。這種社會心理看似無大礙，但實際上會導致新農村建設中農民主體性的缺位。

上述消極社會心理在陜北農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在靖邊縣某村，許多村民往往是“三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三個月耍錢，三個月游閑”。最為嚴重的是，陜北農村的“信教熱”正呈現出快速擴張和“復興”之勢。榆林農村幾乎達到一村一廟的程度。有些村100％的家庭都信教。信教村民不信政府信上帝，不搞生產等“升天”。甚至很多村民對各種民間宗教、秘密會社、迷信活動，如“呼喊派”、“們徒會”、“東方閃電”等也甚為迷戀與信仰。凡此種種，不僅改寫著農民的價值觀，導致其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信仰的流失，而且往往使村黨支部的決策與號召無人理會，而拉幫結派、入會入伙、建廟供仙卻一呼百應。

二、資源開發：陜北農村基層先進黨支部的領導創新

當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村級黨組織都因此而癱瘓無為。事實上，我們在實地調研中發現，有些陜北農村先進黨支部非常善于進行領導創新，而創新的著力點就是資源掣肘的突破。

1．村落外部網絡的鏈接：經濟資源的攝取。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動員人際關系網絡能為資源匱乏者帶來資源收益。陜北的爾德井村黨支部就是通過開發、利用村莊外部關系網絡攝取到了經濟資源。

爾德井村地處毛烏素沙漠南緣，是個“天生”的窮村。但從2003年始，僅用短短的幾年時間，該村人均收入就由2003年不足900元迅速增至2006年的3500元。其攝取經濟資源的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盡最大可能爭取上級政府部門的資助與支持。2003年，當陜西省水保局擬在靖邊縣選取若干村作為治沙示范點之際，他們努力爭取，最終使該村被確定為治沙示范基地的首批輻射帶動村，由此搶占了發展的先機。到目前為止，有關政府部門已為該村先后提供項目捆綁扶持資金100多萬元和專項資金60萬元。二是盡力爭取非政府部門的援助。如該村建第一座股份合作制磚廠時，村黨支部成員四處籌集資金，獲得由某企業無償捐助20萬元啟動資金。磚廠在2004年就實現純利潤20萬元，2005年達40多萬元，這對一個“天生”的窮村來說是個了不起的成就。爾德井村黨支部后來被省、市、縣分別授予“農村先進黨支部”。

2．“黨員承諾制”與社團組織的創建：政治資源的重構。一個政黨若沒有權力資源和組織資源，是斷然無法影響、組織、動員民眾的。安塞縣侯溝門村黨支部的“黨員承諾制”和旬邑縣(廣義上的陜北地區也包括此縣)車村黨支部社團組織的創建，為村級黨組織政治資源的重構提供了經驗借鑒。

侯溝門村“黨員承諾制”的具體做法是：第一步，設崗定責。根據按需設崗、責任到人的原則，設置生產發展、生活服務、扶貧幫困、村莊建設等黨員責任崗位。第二步，公開承諾。每一位黨員自主選擇崗位，并在“公開承諾書”上填寫符合自身實際的一件或若干件實事、好事，承諾書通過黑板報向全體村民公布。第三步，監督履行。村黨支部不定期對黨員承諾事項的履行情況進行檢查，以保證承諾事項有進度、有著落、有結果。據調查，村黨支部及成員曾經承諾過的事項主要有：修整年久失修的大棚灌溉渠、修好村里的一段“爛路”、幫助村民掌握大棚種植技術、服務村民做好蔬菜銷售、幫助貧困戶脫貧等。如今，所承諾的事項已全部兌現。富有創新意識的“黨員承諾制”，在帶領村民致富、促進村莊建設方面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該村黨支部深得村民的認同和信賴，換言之，其重構了自身的領導權威。2006年2月，黨中央先進性教育活動辦公室第837期簡報明確要求，全國各地要認真學習借鑒該村“黨員承諾制”的先進經驗。

車村黨支部對組織資源的補充與更新也非常富有特色。一是創新了組織載體。村黨支部積極引導、推動村民組建了蘋果協會、紅白理事會、婦女禁賭會、青年新風促進會等多元化的社區組織網絡，以此作為新形勢下村黨支部的外圍組織。二是創新了組織機制。黨支部內成立了專門的社團組織指導小組，負責對社團組織的管理和引導；各社團組織內又建立了以黨員、婦女主任、治保主任、團員或“積極分子”為骨干的聯絡員制度，以保障上策下達和下情上達，并積極發揮引導、帶動作用。三是創新了組織功能。村黨支部的功能由過去以直接組織村莊生產和配置村莊資源為軸心轉變為以間接引導和積極服務社團組織為軸心；而社團組織則以服務村民、建設社區、維護利益、化解矛盾為主要功能。如“紅白理事會”以“婚事新辦，喪事簡辦、神事不辦”的原則，負責主持、操辦全村的“紅白事”。婦女禁賭會則采取“母勸子、妻勸夫、姐妹幫兄弟”的措施，在全村開展了“推倒麻將桌”的活動。車村黨支部運用多元化的社區組織把本已“原子化”的村民再度納入到組織化網絡中來，不僅實現了黨的組織覆蓋，且達到了黨的工作覆蓋，因此創新了組織資源。3．“五星級評比”：文化資源的整合。眾所周知，多年來，村級黨組織文化資源不斷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村民的方法、手段已不適應新形勢下農民素質發展的需要。陜北爾德井村黨支部通過領導村民開展“五星級評比”活動，使村民的心態明顯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五星級評比”的具體作法是，用“遵紀守法、關心村務、團結互助、熱愛科學、明理誠信”五項指標對農戶家庭進行評比，農戶家庭若符合一項指標就記一顆星，然后將每個家庭的總星數貼于農戶家門上。如果農戶家庭全部符合指標就被授予“五好家庭”的榮譽稱號，村黨支部還邀請鄉領導發證書和獎品，而村里的秧歌隊則敲鑼打鼓地給“五好家庭”掛牌。“五星級評比”的主旨在于，通過引導村民遵守國法村規、關心公益、相信科學、反對迷信、健康娛樂、抵制賭博、鄰里互助等，使其重塑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信仰和正確的價值觀。其實踐效果是，因無形中給村民以競爭的氣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村民自覺地調整了自己的行為，并使村民的思想心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爭星、看星、比星、追星已成為該村的新風尚。

“五星級評比”活動創新了村莊文化資源重構的途徑。因此，爾德井村黨支部被授予榆林市“思想宣傳工作先進單位”榮譽稱號，該村也被表彰為“文明村”、“村民自治示范村”。

三、陜北農村基層先進黨支部領導創新的啟示

典型調查雖不等于全部，但可以見微知著。陜北農村基層先進黨支部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領導創新，既重構了領導資源，也彰顯了領導能力。總結其經驗，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領導創新首先要注重觀念創新。觀念創新就是觀念開發，就是思想革命，它是一切領導創新的前提和先導。爾德井村黨支部之所以能在“天生”的貧困境遇中“涅磐重生”，首先在于發展思路的革新，即通過村莊外部關系網絡的鏈接獲取社會資源。這對具有同樣境遇的農村黨支部而言富有啟迪意義。因為：其一，盡管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中，我國政府已開始實施“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新戰略，加大了對農村的公共財政投入，但是，國家的投入對近70萬個村莊而言并非均時、均等、均地、均事，因此任何一個村級黨組織要在新農村建設中率先建功立業，是斷然不能“坐等”上面撥款撥物的。其二，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盡管社會力量也積極支持并廣泛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來，但是，他們的援助往往是以人際關系網絡(如老鄉關系、血緣關系和學緣關系等)為通道的。因此，貧困村的黨員干部要突破困境必須具有“社會資源”意識。事實上，目前凡是新農村建設先進村的黨支部大多善于動員關系資源，用村民的話來說即“很有本事”；相反，那些落后村的黨支部則不主動爭取，結果至今村容村貌依舊。

2．領導創新要把握時代趨勢。領導創新的實質是對領導情境的時代性變化的主動應對。在21世紀，所有領導者的領導情景已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領導者的資源或“奶酪”越來越少，因而對被領導者的剛性控制能力越來越小；二是被領導者的能力和參與權越來越多，因而對領導者的依賴越來越小。在此情境下，領導就由過去借助于領導者的權力和“奶酪”對被領導者施以剛性的約束與控制轉變為現時代主要依靠非權力的威望和影響力，對被領導者施以柔性化的引導與教導。這種引導就是，一方面領導者可以在成員的前面領先行動，帶頭示范，作出榜樣，以激勵、號召成員相繼追隨；另一方面領導者也可以在成員的旁邊或后邊，更多的時候則在成員的中間施加積極影響，以引導、推動成員一道前行。毫無疑問，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情境也發生了如此的時代性變遷，因此其領導創新也就必須符合時代要求。侯溝門村的“黨員承諾制”使黨員在新農村建設中“學在前列”、“干在前列”、“走在前列”，以信譽、威望軟權力影響、帶動、激勵了村民；車村黨支部則通過融于社團組織中的黨員或積極分子，對社團組織施以引導和影響，從而保證了社團組織的發展方向、組織功能既符合黨的政策，又符合村民利益。

3．領導創新要借鑒鄉土傳統。領導創新的力量在于創，領導創新的魅力在于新。但是創與新不是憑空產生，而是對舊事物的辯證揚棄。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4](P585)因此，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創新也必須繼承、借鑒鄉土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爾德井村黨支部的“五星級評比”活動就是對農村治理的歷史資源的辯證揚棄。在傳統的鄉土社會，家庭是農村社會的基本單元，也是農村社會秩序的本位和核心。同時，傳統的鄉土社會又是“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朝夕相處，非常注重面子和與別人相比的榮譽。“五星級評比”就是在家庭重新成為農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單元的情況下，通過家庭評比，授予農戶“五好家庭”的榮譽來激勵村民自我約束。這是傳統家族觀念、面子觀念與現代意識形態范導的有機結合。這在當前農村的經濟和社會格局尚未發生根本性的現代化變遷中，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當然，領導創新還要因地制宜，符合每個村莊自身的實際。中國農村幅員廣大，各個村落社區的自然稟賦、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以及歷史文化傳統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性，因此任何一個農村基層黨組織都必須根據自身的實際找準創新的突破點和路徑。

[參考文獻]

[1]潘維，賀雪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2]陜西省統計局．陜西統計年鑒2006[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

[3]高化民．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