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底線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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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線倫理崩潰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人們內心深處恥感和罪感意識淡化以至消失：沒有了羞恥感、知恥感、恥辱感，什么不要臉的事都干得出來，對任何羞辱的事情也無所謂，所謂"毫無廉恥"是矣；沒有了負罪感、內疚感、懺悔意識，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所謂"天不怕，地不怕"是矣。罪感和恥感消失的結果是，人性和道德中最后的、最起碼的準則被踐踏。這不但表現為大量毫無廉恥的行為、令人瞠目結舌和令人發指的行為，更表現為行為者沒有任何負罪感和羞恥感，一幅不以為然和泰然處之的心態。
據媒體披露：在廣東的某些酒店，嬰兒（墮胎胎兒和棄嬰）居然被做成羹湯供人"享用"，生意還特別紅火！有的嬰兒被加工前還活著！從醫院到酒店有一套完整的商業渠道。
在陜西某市，一位17歲的少女在舞廳跳舞時，不小心碰了身邊的另一女孩。被碰者居然找來一幫人，不僅對該少女進行毆打折磨，還扒光她的衣服，強迫她光身子游街，最后又轉交給兩個小伙子輪奸。前后兩個多小時，周圍無數圍觀的人，卻沒有一人出面制止！
山西繁峙金礦發生爆炸事故，數十名礦工死難。礦主居然令人焚燒受害者的尸體，銷尸滅跡。事后還有許多人為其掩瞞真相，阻撓調查。
此類無恥的和罪惡的事情還有：逼親生女兒的，把自己的侄女強奸了然后逼其的，戀人合作（男拉客，女接客）的，強奸老母親的，群交的……
如此不可思議的事不僅表現為個人行為，也表現為公共行為。例如近些年來，中國官僚層利用公款的行為愈演愈烈，已是公開的秘密。原海南省紡織局副局長李慶普不但長期，而且專以未成年女孩為目標，還拍下現場錄像，收藏女的毛發、內褲欣賞，并記了95本日記，詳細記錄下他的經歷。甚至在法庭上他仍然大言不慚、振振有詞："人是自然人"。
官僚和公安系統的丑行惡行令人震驚。山西嵐縣青年農民李綠松為小學校舍問題上訪，竟被當地公安局抓起來打得奄奄一息，還被割去舌頭！黑龍江省綏棱縣農婦黃淑榮因土地承包問題和干部腐敗問題上訪，被縣信訪辦和公安局強行關進精神病醫院，折磨得死去活來。
當今中國，這樣的事件太多太多，僅見于報端的就還有：安徽一鄉干部令人剁掉一青年農民的手指頭，河南一鄉干部把一小學生踢死……
通過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我們不能不承認：中華民族的道德良心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許多人內心深處不只是沒有了社會文化理想和崇高價值，不只是失去了良知良能，而且沒有了"人之為人"的起碼品質，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價值規范和道德底線正在褻瀆和嘲解中失落。在這種情形下，理論工作者撇開了保衛最起碼、最基本的底線道德的任務，高談構筑21世紀現代價值和社會文化理想，是不現實的。
二
底線倫理是指維系人之為人的本性、樣態、特質的起碼的倫理道德，是一種與人的本性和本質同一的基本倫理，是任何人--只要他還有人性--都認可并遵循的普遍倫理。
底線倫理的意義之一在于，經由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和倫理，人乃保持"人"必須具有的特性、樣態和本質，使人免于沉淪和野蠻到非人的境地。違背了這樣的倫理，就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失德、缺德，而是喪失起碼的人性和人的本質特征。
底線倫理的意義之二是，它是人之為人的下限。就是說，它不是要求人做圣人、做有德行的人的道德，而是要求人不失去"人"的起碼準則的道德。形象地說，人在人獸之間、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劃了一條界線，越過這一界線，就不是"人"之所為，就"不是人"了。
底線倫理的意義之三是，所有人都承認的共同道德和價值，凡具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人們都認同和遵循的倫理。底線倫理由于關涉的不是高級層次的規范（如信仰、社會文化理想、終極關懷），而是最低層次的規范，是作為"人"的最后要求，所以這些規范是文明人都可以、都應該接受的。任何人，無論種族、文化、道德差異如何，都不能拒斥這些倫理規范。
人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人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有些事絕對不能做。人脫離動物界，創造和發展文化和價值的歷史活動，可以從兩極看：一極是創造和建設出理想和應然的狀態，解決"人應該是怎樣的、應該朝什么狀態發展"的問題；另一極是劃定文化的下限，解決"人起碼是什么樣態、絕對不能做什么"的問題。人給自己劃定下限，就是經由一些基本的倫理和文化，把自己與自然、與動物區分開來，把自己從蒙昧和野蠻狀態提升出來，成為"人"、"文明人"。這個區分，就是倫理道德的底線。線內的行為是作為"人"至少可以容允的，雖然不一定高尚；線外的行為本質上說不是"人"的行為。許多行為，如亂倫、性放縱、同類相食、濫殺無辜等，是人無論如何不可以做的，這是人之為人的起碼要求，是人與獸、文明與野蠻的基本區別之所在。否則我們就說他"沒有人性"、"畜生"，甚至"禽獸不如"，就不齒于人類。
人也不是任何事實都可以接受的。人必須享受"人"的禮遇，人至少應該被當作人看待、對待。就個體來說，當人遭遇到作為"人"所不應該接受也無法承受的事件時（如婦女被強暴、人被極端地羞辱和折磨），這對主體來說，是莫大的恥辱，是一種罪孽之事。人為了逃避和拒絕非人的遭遇，寧愿選擇死亡。對群體來說，當人們經歷了或身邊發生了"人"所不應該接受也無法承受的事件（如同類相食、自己的同胞被異族屠殺）時，對這些主體來說，也是莫大的恥辱，是一種罪孽。人無法面對這樣的行為，就是因為它越過了人之為人應有的底線。
在人的文化心理和價值意識中，倫理底線是一條基本的、絕對的道德律令，是人把自己與禽獸區分開來的一條最后分界線，因此，除非社會出現嚴重的病態和變態，每個人都不可能也不敢越過這一底線。因而倫理底線成了文化和文明中的一種嚴厲的禁忌。事實上，弗洛伊德就是這么認為的。在他看來，人類的宗教和道德起源于原始的禁忌。通過壓抑原始野蠻的獸行和情欲，人類就進到了文明階段。盡管這條底線在人類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形式中被弄得十分復雜、十分神秘，但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內化這樣一種文化意識：人有人生活的基本樣態、標準和價值。
三
作為一種禁忌，底線倫理是通過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喚起強烈的恥感和罪感來維系的。人以越過底線倫理為恥辱，為罪孽，因而自覺地不去作違背這一倫理的事。
恥感是人們自覺地求榮免辱的道德情感和價值意識，是因經歷和體驗到了人性和基本價值被褻瀆而在我們人格深處產生的一種自我譴責和自我貶低意識。主體做了逾越底線倫理和基本的文化禁忌的事，就覺得這樣的事情和行為可恥、羞恥；遭遇到了逾越底線倫理和基本文化禁忌的、作為"人"所無法接受的事實，就覺得是一種奇恥大辱。
許多偉大文明都通過強烈的恥感意識來維系基本的文化價值，其中猶以中華文明為典型。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一種恥感文化。我們一向以"禮儀廉恥"為"國之四維"，其中又以"恥"為最。中國傳統文化有兩種最基本的區分，并因此劃出"文明人"的道德底線：人禽之別和華夷之別。前者是人與動物的區別，后者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如果你的所作所為表明你與"禽"、與"夷"沒什么區別，那就是可恥的。
在中國偉大的先哲們看來，知恥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起碼，一個連起碼的羞恥都不知道人就不是人了。孟子云："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釋道："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有之則進于圣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故所系甚大。"陸九淵也云："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為人哉？"
因此，道德和文化價值的建構，就是要在人們內心深處喚起這樣的警戒意識：為人之舉而不為獸之舉，有知恥之心而不是無恥。只有這樣，人們才有自覺的價值意識。在儒家偉大先驅孔子看來，用懲罰的手段，人也許因為害怕而不越軌，但那只是被迫和無奈；只有當人知恥了，才會自覺地不去做那些可恥的事。所謂"有恥且格"、"行己有恥"是矣。
人有了知恥之心，無論做人、辦事、從政，就不會亂來了。如果人不知羞恥，什么事都做得出來，那社會就不可想象了。顧炎武云："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如果社會一旦失去廉恥，"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龔自珍云："士皆知恥，則國家用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康有為亦云："人之所以不為，皆賴有恥心。如無恥，則無事不可為矣。"
中華文明能維系幾千年，昌盛幾千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民族強烈的恥感意識延綿不絕。從恥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到無顏面對江東父老的項羽；從恥為亡國奴的文天祥，到拒絕美國救濟面粉的朱自清……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無數錚錚傲骨的人物，都源自中國文化的恥感意識。我們的文化中，表達這種恥感意識的語言比比皆是："難以啟齒"、"無地自容"、"令人汗顏"、"不恥于人類"；"報仇雪恨"、"臥薪嘗膽"；"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大丈夫頭可斷而志不可屈"……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恥感意識如何支撐著我們的文化價值。
但是，這種意識正在受到普遍嘲解，普遍的腐蝕！
罪感是因經歷和體驗到了違背基本價值的行為、事件而從我們的人格深處蒙生的一種敬畏意識與懺悔意識。主體的價值意識告誡人們，我們的人性和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禁忌和規約，它規定人至少應該作為（如有起碼的同情心，把人當人）或不作為（如不能亂倫，不能濫殺無辜）的下限、底線。違背了這一禁忌和規約，就是一種罪過、罪孽。
罪感也包含自我譴責的成份，但更主要的表現為因害怕懲罰而產生的一種負罪感、內疚感和懺悔心態。人類文化的底線倫理與禁忌、罪感和懺悔意識的確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意識又以宗教為甚。例如基督教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犯了原罪，這注定了他們的子孫后代永遠帶著罪的"基因"，懺悔和贖罪永遠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意識象緊箍咒一樣時時警醒人們趨善避惡。一旦人們做了有違道德和教規的事，人的罪感意識就達到了難以名狀的地步。是的，宗教的確起過人們"精神鴉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是通過激起人們普遍的罪感意識，來設置一道確保人類底線倫理的森嚴的"防火墻"。
具體到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似乎一開始就沒有很盛的罪感意識。殷人敬天崇帝，但主要為了祈求福祉。周人的宗教改革把"天"和"帝"虛化，代之以世俗的德行，罪感意識就更淡薄了。但是這不是說先民沒有罪感意識。孔子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墨子》有《天志》、《明鬼》諸篇，我們從中能領略到當時人們對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作了出格的事情后的負罪感和懺悔心。
在中國文化中，罪感意識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潛意識存在于民間的原始宗教、巫術和迷信中。佛教傳入中國后，這種意識便借佛教之軀還魂，這就是因果報應思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會遭報應。這種報應分幾類，現世報應：為非作歹者不得好死，會遭天打五雷劈；死后報應：作惡造孽，死后會下地獄，那里有牛頭馬面等著你，有無數陰森恐怖的懲罰等著你；來生報應：行善者來生做人、做貴人，作惡者來生為畜生。在這個巨大的因果鏈條中，一切善行和惡行都無所逃匿。冤孽這輩子饒過了你，下輩子、下下輩子也會找來。
中國文化中的另一罪感意識出于對"名"的維護。在古人看來，名是人的生命的延續，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生時可以仗勢欺人，無法無天，但誰能保你死后的遭遇？所以人怕留罵名于后世，怕遺臭萬年，怕死后人家刨他的墳；所以有"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
這種宗教和道德意識維系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底線：人因為背負不起心靈的十字架而不敢褻瀆基本的倫理價值。否則人們就恐懼，就內疚，就有負罪感，就要懺悔。罪感意識就這樣在我們的人格深處構筑了一道防線，從而保障一個民族基本上能按文化和價值標準而行。
但是現在，這種價值意識也處在明顯的消亡之中！
四
導致中國文化的道德底線行將崩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就開始關注中國的道德和價值危機。主流話語對這種危機的分析可以歸為四類：（1）""或""的破壞；（2）、"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3）、改革開放或"市場經濟"帶來的；（4）、社會的現代轉型導致價值的失范。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說法沒有一點道理，但是深究起來，問題恐怕就沒有那么簡單。
""，或者更深一點說，十年""把人心搞亂了，把文化搞亂了，這沒錯。但""難道是天外來客，""難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特務秘密燒起來的？""這類人物、""這類政治運動為什么只在并且總在中國當代這一特殊的時空存在？還有，為什么""結束二十多年，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我們難道不應該檢討產生這種現象的深層的社會基礎和民眾基礎嗎？
把價值危機的根源歸諸"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多半是一個望文生義式的想象。究竟西方資產階級的哪些文化在哪些方面怎樣影響了我們？那些被認為是"西方"的東西真的是西方的嗎？以常見的幾個說法為例：
（1）、"個人主義"。摧毀我們的道德基礎的究竟是任何文化中都有的（在中國，當然是中國本土的）私利行為，還是西方所謂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我們知道，私利行為具有普遍性，而Individualism則有特定的含意：它強調個人是社會的基礎，鼓吹個性解放、個人的權利和尊嚴得到保護與尊重等等，這顯然與我們所謂"個人主義"相去甚遠。因為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那些踐踏底線倫理的極端非道德行為，其特征是，根本不把他人當人，何談尊重他人的個性、權利與尊嚴？
（2）、"利己主義"。西方的利己主義（egoism）也有特定的含義：利己或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與權利，因此每個人都有權爭取和維護自己的物質利益。這里的關鍵是"每個人"，即人人權利平等，你在利己時不能妨礙他人利己，不得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中國的"利己主義"（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不同，它的典型形式是：誰有權誰為自己撈，誰在位，誰當權，誰就"牛"；不在位，沒有權的就是"孫子"，這是我們特有的強權政治式的利己主義而不是西方的egoism。
（3）、"金錢至上"。金錢至上的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特色。但所謂金錢至上，主要是指一切都商業化，一切都成了買賣關系，一切都遵循等價交換原則；而商業化的前提又是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維系市場規則的則是完整嚴明的法律體系。還有，商業舞弊不但要負法律責任，還會失去道德信譽，而無信譽者在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里是無法生存的。然而，我們社會中的"金錢至上"，恰恰是踐踏法制、無視公平交易原則、破壞市場機制，不講信用，恰恰是官僚特權以及與官僚特權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歪門邪道作崇。所以，西方的"金錢至上"觀念并不是導致我們價值危機的根本原因。
當我們把道德危機的根源歸諸"西方文化"時，我們實際上是在用"冷戰思維"思考問題，把一切不符合我們想象中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現象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頭上。也就是說，我們是在虛構一個沒有西方的"西方"。我這里決不是為西方文化辯護，而是反對不負責任的望文生義，忘了對我們自己的文化和社會作深層的檢討，忘了我們自己的權力和責任，誤了中國文化和價值建構的大事。
把問題的根源歸諸"改革開放"，也是一個籠統的、似是而非的說法。改革開放的哪些因素以及它們如何地造成了底線倫理和基本價值的崩潰？這些因素本質上是隸屬于"改革開放"的呢，還是舊體制中的惡在新條件下的再現？換句話說，無數丑行惡行是出自改革開放的本性，還是舊勢力中的惡鉆了改革開放不深入不完善的空子？澄清這一點是問題的關鍵。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改革開放是在舊體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它的每一步都有舊勢力的牽制和滲透。作為學理的分析，應該透過錯綜復雜的表面現象去把握它的深層本質。
"改革開放"是我國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運動，其主流和實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包括經濟實體經濟化（過去的經濟單位實際上是官僚權力在經濟領域里的延續和異在形式）、遵循價值規律、建立和健全市場運作機制等；（2）、實行民主與法制，包括確認公民獨立的人格和基本權利、實行政治民主化、建立和健全法制等；（3）、普及并應用科學、技術與知識，發展經濟特別是發展技術型、知識型經濟；（4）、打破封閉狀態，融進國際社會。從本質上說，我國當前的價值危機和底線倫理的的崩潰，并不是這些因素造成的。
筆者承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激發了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沖動，而經濟利益驅使很多人唯利是圖，為了錢財而不顧廉恥，不顧基本的道德準則。但是，第一，改革開放是以建立嚴明的法律和公平的市場機制為目標的，而當今大量丑惡無恥行為，恰恰在對抗這種目標，恰恰建立在踐踏法制和市場規則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是改革開放的對立面而不是改革本身導致了嚴重的道德失范。第二，社會上大量丑行惡行，表面看是經濟腐敗，深層看卻是權力腐敗；表面看是利益使得人們少廉寡恥，骨子里是舊體制舊勢力制造了無恥。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不深入不徹底才是當前丑行惡行泛濫的主要原因。
當然，這不是說丑行惡行與改革開放沒有任何關系。顯然，"計劃體制"自身有完整的行政和道德約束力，那時不可能有"洗黑錢"、等行為；改革開放在消解舊體制束縛的同時也消解了它的約束力和自洽機制，這就為無數丑惡行徑提供了"寬松"的環境。但是，如果追究改革開放的責任的話，只能說它沒有能盡快地、順利地建立起與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約束機制、自洽機制（之所以不能順利地建立起這種機制，根本原因仍是舊勢力太強大），而不是責備它消解了舊體制的束縛；出路只能是深化體制改革，而不是向舊體制回歸。
把道德和價值的危機視為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代價和必然結果，這一說法也不是沒有問題。的確，中國傳統道德和價值建立在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基礎上，當我們向現代工業文明過渡時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價值的斷檔。但是，第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的現代轉型同時也是一個現代價值建構的過程，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保障了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但是中國幾十年為什么建構不出像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我們難道不應該反省導致這種價值荒漠的社會原因嗎？第二，通常條件下，社會轉型并不必然導致價值斷裂，因為文化和價值具有內在的連貫性，會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世界上許多后發展國家，包括"亞洲四小龍"、東歐諸國、獨聯體、印度等，普遍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與中國類似的現代性社會變遷，有些國家變遷比中國社會更劇烈，這種變遷同樣沖擊他們的傳統文化和價值。但人家的道德和價值沒有出現如我們那么嚴重的危機（當然，有些國家出現了他們特殊的問題，這正好證明這些問題與他們的國情有關，而不是直接根源于社會轉型），那是為什么？
五
只要有勇氣正視現實，我們就不難發現，傳統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中有一種強大的對抗人性、蔑視人的價值和尊嚴、消解關于"人"的基本理念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對"人"的基本觀念長期、反復地冒犯、褻瀆與摧殘，使我們在"極左"的狂熱中淡化乃至遺忘了"人"。而"人"的遺忘是底線倫理崩潰的真正原因。
舊體制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權力斗爭和意識形態斗爭。不管是對黨內、革命隊伍內，還是對普通民眾--更不用說"階級敵人"了，都適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原則。黨性被某些人曲解為不允許私人感情；精心編造的欺騙性新聞和意識形態話語消解了人們的天然良知，結果，對任何人，只要扣上"反革命"、"××份子"之類的帽子，并往他頭上潑些臟水，這些人似乎就不再是人，成了妖魔鬼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人人可以對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殘忍和野蠻都可以施加到這些可憐的人們身上。在"計劃體制"時代，每個人都不可能游離于體制之外，你想置身于斗爭的漩渦之外也不可能。在這里，霍布斯的"人對人是狼"的名言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兒子批斗老子，丈夫揭發妻子，朋友落井下石，是司空見慣的事。從2、30年代的"王明路線"到6、70年代的"文化革命"，每一次斗爭對國民心中殘存的人道觀念都是一次強烈的沖擊。斗爭使國人的人性普遍喪失，傳統文化中所有的"仁愛"、"忠恕"、"慈悲"等觀念被"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觀念所取代。每個人人格深處都或多或少隱藏著某些可怕的東西。
更可怕的是，權勢者及其御用文人還精心編造許多大道理，一次次為殘忍和野蠻鼓吹、論證、喝彩，使得每個人都深信他批斗父母、出賣朋友、毆打無辜、屠殺婦孺是為了某種崇高、美好和正義的目的，所以做了再野蠻再無恥的事，人們也不會有負罪感、羞恥感、內疚感；相反，他們還會覺得這是勇敢、上進、積極的行為，是一種榮耀。
從傳統來看，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種世俗文化，人們沒有虔誠的信仰和敬畏意識。這種文化性格與極"左"時期鼓吹的機械唯物主義結合，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風氣便臻于無以復加的地步。人們大肆宣揚唯物主義，并不是出于對哲學智慧的偏愛，也不是真的要按唯物主義辦事，而是要培養一種"不怕"的意識--"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從"癩子打傘--無法無天"的性格，到70年代"不怕坐牢，不怕離婚"的"反潮流"口號，再到80年代末"三不怕"精神，意識形態一次次把中國文化中僅存的一點罪感意識摧毀。不怕老百姓罵娘，不怕缺德了死后下地獄，不怕死后人家刨我的墳，不怕留萬世罵名……只要控制了槍桿子和筆桿子，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沒有任何顧忌了。試想，一個人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什么羞恥心和負罪感？
"極左"時期的話語霸權實行徹底的和文化封閉政策，我們既與傳統文化完全斷裂，也與世界文化完全斷裂。不斷地根據權力大腕的需要編制的宣傳型話語成了我們民族唯一的"精神食糧"。學界追溯中國文化傳統斷裂現象時，往往追溯到"五四"時期，似乎"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造成了我們與傳統的斷裂，事實不然。新文化運動只是知識分子的呼喊，它不足以左右整個國民的行動，也不足以斷絕國民吸納傳統的路徑（例如當時就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新儒家），而這只有政府行為才能做到；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也不是要拒絕一切傳統文化，而是要"全盤西化"或"充分的現代化"。"計劃體制"不然，它的實質是必須接受且只能接受我的"文化"，古代的、外國的，一概封殺。長期以來，只有一種聲音，一個調子，一種導向。這種思想禁錮從根子上使一個民族的精神萎縮，價值荒漠化。
強權政治把全部歷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意擺弄，把一切價值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顛倒。在它面前沒有任何神圣的東西，沒有任何客觀的價值標準。歷史是可以任意揉搓的面條，黨的重大事情是可以任意戲說的童話。數十年來，上自孔子、老子這樣的文化圣賢，下至近現代史上的人物，經常地按照當權者的需要改寫、戲說、變臉。數十年風云變幻，誰上臺都可以"天使化"自己，"妖魔化"自己的政敵。結果，"魔鬼"變"天使"，"天使"變"魔鬼"，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任意褻瀆圣賢、嘲弄價值、曲解事實、杜撰歷史的行為，培養了國民的一種性格：什么善惡、美丑、真假、榮辱、罪與非罪，都是瞎扯淡！既然不在乎任何價值標準，也就不介意任何倫理禁忌和道德底線了。
""結束后，一些有睿智有民族責任感的思想家深感我們民族因"左"禍導致的人性扭曲和價值失范，試圖為民族文化的康復做一些工作，這就有了當時思想界的兩個舉動：一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二是呼吁反思""，全民懺悔。遺憾的是，這兩項工作都未能進行下去。舊勢力中一些反人性、無理性甚至無法無天的因素，意志形態中一些翻云覆雨、混淆視聽的習慣，國民人格中一些殘忍、野蠻的品質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從前消解我們民族底線倫理的因素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借助市場經濟打開的缺口，改頭換面，愈演愈烈。
"計劃體制"有一套自洽機制，即行政的和道德的約束。改革開放在沖擊舊體制束縛的同時，也解除了原有的約束和自洽機制，但它未能建立新的約束機制。于是隱含在舊體制中的那些惡，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有了充分展示的機會。它們搖身一變，在一種混亂的氛圍中更加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丟臉的事、寒傖的事，頻頻發生；丑行、惡行不斷刷新紀錄。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治丑聞會導致政府的信任危機，甚至導致政府垮臺；但是在我們這里卻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那些丑陋至極的人物，只要官場不失意就沒事。他們不但一幅道貌岸然的樣子，還以道德圣人的姿態教訓別人呢！這樣的事情多了，人們見怪不怪，羞恥感也就自然沒有了。
"后計劃體制"奉行"抓老鼠"的哲學--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抓不到的活該你倒霉。于是大家各顯神通，從貪污受賄到設卡收費，從"洗黑錢"到"亂攤派"，從兜售能置人于死地的假貨，到販賣婦女兒童。但是人們的權力和機會是不平等的，于是社會就分成了掠食者和被掠食者。過去在"階級斗爭"中培養起來的國民人性中那些殘忍、野蠻的一面，現在改頭換面地出現在市場競爭之中。黑工廠主、黑礦主為了賺錢，根本不把工人當人。那些打工仔、礦工，在沒有生命保障，更沒有人格和尊嚴的條件下給人當牛做馬；那些可憐的農村女孩，被欺騙被拐賣，供那些剝奪了她們基本生存條件的人享樂。在強者眼中，弱者根本不是人，而是"東西"--可以用來掙錢或可供享樂的工具。在這種"半市場"上，人性再一次喪失殆盡。
發展是硬道理，筆者完全贊成。但為什么發展，發展的目的和標準是什么，在這些關鍵問題上，我們卻沒有清醒的認識。發展本身成了目的，"人"卻消失了。發展不是為了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而是為了把幾個數字（GDP、GNP）擴大，而這種擴大又是為了某些人的政績。一個"目中無人"的膨脹欲望正在支配著無數急于想取得政績的人們，"人"卻在"發展"的口號下再一次被褻瀆。例如有一種盛行的觀點：娼妓業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經濟學上的荒謬且不說（色情服務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問題的關鍵是：妓女本是人，她們跟任何人一樣，有自己的人格、價值、尊嚴和基本權利。是那些罪惡的人們把她們變成了妓女！對許多女孩子來說，貞操和尊嚴甚至比生命還重要，如果讓她們選擇，她們寧愿選擇死亡。如果說逼她們有利于經濟發展，那殺人賣人肉也有利于經濟發展！一個不把人當人的社會哪會有基本的倫理道德？
中國社會需要穩定，筆者完全贊成。但如何消解不穩定的因素，怎樣達到穩定，在這些關鍵問題上，我們也沒有清醒的認識。通過封鎖消息、禁止說實話、禁止任何批評言論和抗議性行為來實現"穩定"，那只能產生"高壓鍋效應"。今天，許多丑行、惡行沒人過問，而公眾的批評卻絕對禁止。我們失去了通過輿論褒貶、借助民主和人民力量來揚善懲惡、維系基本價值的可能。結果，那些丑陋的行徑、無恥的行徑、罪惡的行徑，官方懲治不力，民眾不敢批評，它便一發勢無忌憚，這就出現了民謠所謂"貪官污吏滿街走，流氓惡霸顯身手"的局面。這種態度和取向不僅掩蓋了那些丑陋行徑和罪惡行徑，而且實際上慫恿了這些行徑。
六
底線倫理的危機是民族文化最深層的危機，因為底線倫理關涉到文明和文化最深層的價值，關涉人性、"人"的理念、文明標準等基本信念；底線倫理的缺失不是一個普通的道德問題，因為它沖擊了"人"的類本質，挑戰了"人是什么"這樣的基本問題，危及到"文化"、"文明"等基本理念。從個人角度說，如果一個人對底線倫理可以置若罔聞，如果一個人沒有了知恥之心、羞惡之心，沒有了負罪意識、懺悔意識，也就意味著他的人性泯滅。一個失去了恥感和罪感的民族，一個底線倫理崩潰了的民族，即使能在某些領域造成暫時的泡沫式強大，但它不可能創造真正的文明，相反，它的最終的衰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危機恰恰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警覺和憂慮的。
所以，21世紀中國價值建構的首要任務，是構筑與維系中華民族的底線倫理。底線倫理的構筑與維系，必須高揚人性和"人"的理念：我們是人，是文明人，人是一個特殊的類，一個把自己與自然、與禽獸區分開來的類，一個自己為自己設定規范、價值和理想并按照其生活的類。這個類恥于禽獸般的行徑，也恥于蒙昧和野蠻的生活，而按照文明人的標準做人、待人。人是自覺自由的生命存在，他用羞恥心、負罪感等觀念為自己劃了一條下限，從而把自己與動物永遠區分開來。
底線倫理的構筑與維系，必須高揚"文化"和"文明"的理念。文化實質上就是人使外部世界和人本身按"人"的標準和理想而化的活動及其成果，當世界和人本身"化"到"人"所認可的程度時，就是"文明"。從底線倫理的危機中我們應該警醒：中國文化的振興不只是經濟和技術力量的增長，更主要的是社會的"人化"和文明化。這就要求我們反省和重構我們的文化和文明理念，創造更適合人的理想和標準的生活，創造具有無限魅力的、深入民心的人文精神。
底線倫理的構筑與維系，必須要喚醒國民的人性意識，使人們普遍意識到：人是主體，是目的，人具有最高的價值；每個人都是"人"，是我們這個類中的一員，有他（她）的人格和尊嚴；社會必須尊重人，至少把人當"人"。我們要使人們形成一個普遍觀念：只有把別人當人，他自己才算進化到了"人"的水平。我們呼吁全社會尊重人的人格、價值、尊嚴與基本權利，呼吁至少把人當人看待。那些嚴重侵害人的價值、尊嚴和基本權利的人們，你們懺悔吧！
底線倫理的構筑與維系，還必須喚醒國民的恥感意識和罪感意識；對那些丑惡的行徑，我們要丑其丑，惡其惡，罪其罪。對那些踐踏底線倫理的人們，除了法律相應制裁外，道義上要口誅筆伐，使行為者自覺可恥、罪孽。當丑陋者有了羞愧難當之感、無地自容之感，當缺德者有了懺悔意識和負疚意識，當作惡者有了心驚肉跳之感，中華民族的道德和價值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