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理論的未來走向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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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有企業改革；產權論；競爭論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進行國有經濟改革，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產權論、競爭論、結構調整論等理論，本文對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演進與發展進行系統的梳理。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改革開放以后，舊有的國有經濟模式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為了使我國經濟能夠更快更好的發展，1979年，我國開始進行國有經濟的改革。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探索，我國的國有經濟改革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國有經濟改革的“產權論”

從中國國有經濟改革開始以來，有關“什么是國有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的爭議就一直存在。在主流經濟學家中，一般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即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中國經濟學界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論理論源于科斯開創的產權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根據這一理論結論，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就是改變國有制。因此，諸多經濟學都針對國有制的弊病提出產權改革，認為對國有制進行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和整個經濟體制的核心。持這一觀點和改革思路的包括了蔣一葦、董輔軔、厲以寧、劉偉、張維迎、樊綱等經濟學家。

老一輩經濟學家蔣一葦（1979）指出，采取國有制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存在諸多弱點，既沒有解決勞動者直接支配生產資料的問題，也不適應商品經濟資金運動的客觀規律。因此，深化企業改革必定涉及所有制的改革，除了少數特殊部門可以繼續實行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外，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勢必發展為混合所有。

對產權經濟學理論進行充分論述并將之用于中國國有經濟改革的主要學者是張維迎。張維迎(1995)認為，在中國，國企的經營人員是由政府官員來選拔的，因此，政府官員就擁有企業的控制權，但是政府官員卻不享有剩余的索取權。政府官員手中的控制權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廉價投票權”。經過長期的理論論爭和實踐的總結，“產權改革論”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主流已經確立，人們都已基本承認國有制所固有的體制弊端。但是，“產權改革論”并非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部理論依據，其所主張的政策也面臨著一系列的現實操作障礙。實行民營化、私有化，對國有企業產權實行放開，還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國有經濟改革的“競爭論”

產權私有化曾被認為是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困境的有效措施。但是，俄羅斯的全盤私有化沒有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我國國有經濟也并沒有完全走出困境，在20世紀90年代，競爭理論逐漸發展起來。競爭論強調市場競爭對于企業業績的決定作用、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應該以完善競爭性市場和確立企業的競爭主體地位為核心的觀點，代表觀點有劉芍佳、李驥等人的“超產權論”與林毅夫的“政策性負擔說”。

劉芍佳、李驥（1998）在批判產權論的基礎上引入了“超產權論”。“超產權論”認為，產權的作用在于塑造企業的激勵和約束制度，而激勵的程度不僅取決于激勵制度，更取決于企業的外部壓力，即市場競爭的程度。超產權論在否定產權學派關于產權結構決定企業業績的基礎上，強調的是市場競爭的作用，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將重點放在塑造競爭環境上，企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增加激勵，提高效益。而產權改革，并不是提高國有企業效益的充分條件。

林毅夫以“超產權論”思想為理論基礎，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林毅夫(1997)認為，中國國有企業自改革以來的各種問題，從根本上來講是由于國家和生產者、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國家無法監督和控制經營者的行為。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則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承擔著沉重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認為，西方企業通過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從而解決了企業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但前提是存在一個充分競爭和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只有有了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的利潤才成為反映經營者努力程度、經營能力的充分信息指標，而所有者也就可能根據這個指標來考核、監督和評價經營者。提高國有企業效益的改革應從解除企業目前面臨的各種政策性負擔入手，形成充分競爭市場，以克服國家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林毅夫所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塑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觀點，其理論影響僅次于以張維迎為代表的“產權論”改革思路。

“競爭論”強調的給國有企業解除政策性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于解決國有企業低效率問題、提高國有企業的績效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競爭論”也存在重大理論缺陷，就是把抹殺了國家和自然人作為產權主體的差別，可能會導致對產權改造的忽視。

三、結構調整論

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對國有經濟進行結構調整、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的思想，是中國政府在總結以往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的重大方向性決策。結構調整論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重大突破。

競爭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行的核心機制和基本邏輯，而市場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是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是整個經濟中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只要抓住了這些“關鍵的少數”，就抓住了國有經濟這個整體。按照“結構調整、整體搞活”的思路，政府應該重點支持和發展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的重點企業，而對那些一般性的國家沒有必要去經營管理的中小企業，尤其是那些長期虧損的企業，進行大膽地進行破產、出售、兼并，從而優化中國國有資產的結構。超級秘書網

“結構調整論”并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所有問題。放開小的國有企業后，大的國有企業并不是就能自然而然的好了起來。戰略結構調整后，我們仍然面臨如何搞好剩下的國有企業的問題。這時國有企業的管理問題具有了新的前提，調整后的國有經濟主要分布在非競爭性行業，而壟斷行業的企業管理與政府軌制都具有與非壟斷行業不同的一些特點。

總結上述國有經濟改革的主要理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通過產權改革對國有經濟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調整和重組。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重視和強調市場競爭的作用。至于戰略布局調整以后剩余的(非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的治理，我們還需要尋找“現代企業制度”以外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蔣一葦，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問題，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

[2]張維迎，尋找國有企業出路，中外管理導報，1995，(3)

[3]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4]劉芍佳，李驥.超產權論與經濟績效，經濟研究，1998，(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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