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塵體系研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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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駿作者單位：表生地球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環境變化的風塵沉積物替代性指標
黃土的風成成因已經得到證實［1］，而黃土地層以下的紅粘土的成因也隨著研究的深入獲得比較一致的認識，即紅粘土為風成成因［24～27］。在黃土環境研究的常用指標中，有的在運用到紅粘土中得到較好的效果，如游離鐵／總鐵比值［28］、粘土礦物等，但也有指示意義不明確的指標，最典型的就是紅粘土中的磁化率。因此，在以后紅粘土的研究中，還需進一步提取環境意義明確的指標，這部分的工作目前正在進行。在此，我們把在黃土和紅粘土研究中的一些較新的代用指標作一評述。主要包括物理參數指標、礦物指標、元素地球化學指標、有機地球化學指標和同位素地球化學指標。
1物理指標
1)粒度
粒度較早運用到黃土環境研究中，平均粒徑的變化指示了冬季風強弱。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都指出了粒度指標應用于環境研究中的不足，但這也促使了對粒度指標進一步的研究。較早的研究中，發現了不同粒級組分有不同的古氣候意義，洛川剖面S2上的粒度分析顯示，8μm，30μm和74μm是重要的分界線，大于30μm顆粒含量是東亞冬季風變化的較好的代用指標［29］。通過對黃土高原西北－東南斷面上3個黃土剖面的粒度測量［30］，結果表明不同粒級組分的古氣候意義不同，各粒級組分界限隨研究地區不同而發生變化，從黃土粒度組成中可以分離出具有全球和區域古氣候意義的顆粒組分，較粗顆粒含量與東亞冬季風強度變化呈正相關，具有全球意義。對黃土粒度分布研究［31］表明，黃土粒度分布由分布峰度較高、分選較好的粗粒組分和分布峰度較低、分選較差的細粒組分疊加組成；粗粒組分代表了冬季風近距離低空搬運的粉塵，其粒度指示了東亞冬季風近地面氣流的強度，在全樣中的含量反映了冬季風粉塵的沉積通量；細粒組分為常態存在的、由高空氣流搬運的遠源粉塵，代表黃土高原原始粉塵的本底，粒度特征與北太平洋粉塵一致，指示由西風帶控制的高空氣流的強度。而對黃土－古土壤中的超細顆粒（平均0．4μm）研究［32］表明，超細粒組分的形成與成壤作用有關。由于石英不受后期成壤作用影響，對黃土中石英粒度的研究表明［33］，其反映了原始風塵的粒度組成，因而石英的粒度組成反映冬季風的強度。而丁仲禮等［34］對沙漠邊緣黃土剖面的研究，發現沙漠進退是控制黃土沉積中砂粒含量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提出用沙漠－黃土過渡帶風塵沉積中砂粒百分含量變化作為指示沙漠進退的一個指標。運用此指標，發現了3．6Ma以來毛烏素沙地在2．6、1．1和0．6Ma前后三次擴張［35］。還有研究定義了風化指數Gw［36］，即不同成壤強度樣品的全巖－石英粒度中值粒徑差值，此值越大，風化強度愈強。
2)顏色
不同氣候帶的土壤具有不同的顏色，基于此，有研究嘗試用黃土的顏色變化來反映溫度的變化。研究發現，紅光亮度與反射光亮度比值的變化與磁化率和粒度的變化有很好的對應關系：值越高，樣品的顏色越紅，說明紅光／反射光比值是一個反映溫度變化的代用指標［37］。之后，有研究建立了紅土亮度指標［38］，亮度值的計算公式為：Y＝0．1770R＋0．8124G＋0．0106B。式中R、G和B分別為紅色、綠色和藍色激發值。應用此指標反映了西峰趙家川剖面氣候條件和地下水作用的狀況。白度參數也較好反映了黃土的古氣候變化，其機制是風化成壤作用導致細粒級鐵氧化物含量的增高，使得白度值降低［39］。
2礦物組成指標
1)粘土礦物
作為黃土中重要的礦物之一，粘土礦物的研究并未停滯。伊利石的結晶度反映出黃土的物質來源，并揭示了古環境的演變［40，41］；后續對三趾馬紅土的粘土礦物研究結果［42］，支持了伊利石結晶度作為風化成壤強度指標的結論。云母／綠泥石比值在黃土和古土壤中隨粒級的減小而增大，成為判斷夏季風強度的代用指標［40］。而w（綠泥石＋高嶺石）／w（伊利石）比值也是夏季風變化的代用指標，與磁化率變化十分相近，其原因在于綠泥石受到化學風化，鐵釋放出來，形成納米級的鐵氧化物，導致磁化率值升高，透射電鏡（TEM）分析提供了綠泥石風化和強磁性礦物形成之間的成因證據［43］。還有對少見的粘土礦物坡縷石的研究［44］，在3．6Ma以前靈臺紅粘土中存有的大量自生坡縷石指示了強蒸發的干旱環境。
2)鐵氧化物礦物
在元素地球化學指標中，游離鐵／總鐵是一個反映風化成壤作用強度的指標，但隨著成壤強度的變化，其中鐵氧化物礦物的相變如何進行，即具體得到不同鐵氧化物礦物的含量較為困難。通過漫反射光譜法（DRS）來研究黃土中的赤鐵礦和針鐵礦，建立反映赤鐵礦和針鐵礦含量的校準方程，可以得到赤鐵礦和針鐵礦的含量［45］。赤鐵礦／針鐵礦比值可作為東亞季風干／濕變化的敏感指標，高值反映了干燥環境，低值指示濕潤環境。采用此比值對南京下蜀黃土的研究［46］，結合其它多指標很好地反映了50萬年來長江下游地區環境的演化。最近對熱帶地區溫度相對恒定、降水變化明顯的連續剖面的測試表明［47］，隨著降水量的增加，赤鐵礦含量和磁化率的值均降低，而針鐵礦含量增加，其機理在于降水量增加促使赤鐵礦和磁赤鐵礦轉變為針鐵礦。這些結果為應用鐵氧化物礦物研究風塵環境變化提供了依據。除以上礦物指標外，還有應用鹽類礦物對風塵沉積物的研究［48］。因此，不論是礦物含量的變化，還是礦物的相變，都能較好反映風塵物質堆積區的環境演化。
3元素地球化學指標
事實上，黃土中的元素地球化學指標非常多，但引起元素變化的因素復雜，應用時需謹慎。對黃土樣品的連續提取實驗［49］為應用元素地球化學指標重建環境變化提供了新的技術方法，連續提取將元素分為水可溶態、可交換態、碳酸鹽結合態、鐵錳氧化結合態、有機物結合態和殘留態，不同元素存在的相態明顯不同，如：K和Rb等元素，主要賦存于殘留態中，而Ca、Sr等元素主要賦存于碳酸鹽結合態和殘留態中，Rb／Sr值指示了黃土和古土壤遭受的淋溶程度，是夏季風強度變化的替代性指標。早期的研究［50］表明Rb／Sr比值為揭示夏季風變遷的替代指標。黃土中Rb、Sr含量在不同粒級和不同相態中分布的進一步研究，表明Rb／Sr值變化在軌道時間尺度上反映了互為消長的冬季風和夏季風變化，洛川剖面2．6Ma以來Sr含量演化趨勢證實了高緯度冰蓋生長與東亞季風強度之間的耦合關系，而Rb含量反映成壤作用對磁化率升高有貢獻［51］。酸溶實驗［52］證明1mol／L的醋酸溶液能夠很好溶解黃土－古土壤中的碳酸鹽，而對硅酸鹽礦物基本不溶解。淋溶液中的Ca、Mg、Sr、Mn含量能和磁化率曲線很好對應，表明它們是良好的代用指標。在尋找一個不受風力分選作用影響的化學風化指標時，發現黃土中酸不溶物的Fe／Mg比值直接可以指示風化成壤強度，風力分選作用使Fe、Mg含量趨向于在細粒級中富集，而在夏季風控制的風化成壤作用中，Fe和Mg發生分離，Fe在風化剖面中殘留，而Mg卻被淋失，因而Fe／Mg比值可以指示成壤強度［53］。專門針對黃土中酸不溶物的元素的研究［54］，表明（CaO＋MgO＋Na2O）／TiO2比值對氣候條件變化具有相對較高的敏感性，且受沉積速率的影響較小，在源區風化狀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CaO＋MgO＋Na2O）／TiO2比值能很好反映夏季風的變化。通過對分粒級的元素含量測試［55］，發現在小于50μm的各粒級樣品SiO2／Al2O3值與粒度呈明顯正相關，累積含量占全巖98％以上，全巖樣品SiO2／Al2O3值無論在黃土中還是在古土壤中基本上反映了原始風塵顆粒大小，因此，SiO2／Al2O3值為很好的冬季風強度替代指標。國內較早應用電子順磁共振（EPR）法對黃土進行研究［56］，發現黃土中Mn2＋的EPR信號可能是一種反映東亞夏季風變化的代用指標。Mn2＋主要賦存于碳酸鹽礦物中，黃土中有Mn2＋信號，而古土壤中沒有Mn2＋，表明黃土－古土壤是處于還原－氧化交替的環境中，EPR波譜信號可以用來反演古環境［57］。在蝸牛殼中應用EPR波譜信號［58］，發現黃土層中蝸牛殼的信號強度大于古土壤，即黃土中蝸牛殼所含的Mn2＋遠大于古土壤中的蝸牛殼的Mn2＋的含量，反映出前者在比較還原的條件，而后者處于氧化性較高的環境。蝸牛殼中Mn2＋的含量反映其生長環境中Mn2＋的含量和氧化還原條件，指示古氣候環境。
4有機地球化學指標
近十余年的黃土有機地球化學研究發展較快，除了對生物化石有機碳、氧同位素研究外，新開拓了有機分子地球化學、氮同位素以及有機元素地球化學方面的研究。
1)生物化石
植物硅酸體是黃土環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指標［59～61］。主要是基于植硅體的類型組合與植被的關系，進而反演氣候環境［62］。最近對不同科屬植硅體的形態特征研究將植硅體指標的應用推向深入［63，64］。蝸?；^早在黃土環境研究中得到運用。進入新世紀以來，對蝸?；难芯砍炕较虬l展，包括特征種屬的出現、分布、豐度及最佳生存條件等。在紅粘土中這些蝸?；癁樵锶郝?，反映了當時沉積的環境，蝸?；慕M成（生物群落）和蝸?；纳锪浚▊€體總數），都是古環境演化的代用指標［65，66］。而秦安中新世黃土－古土壤序列中的蝸?；煞譃槔涓珊蜏貪駜蓚€生態類群，其中Metodonitia類和athaica類的種類演化為環境變化的敏感指標［67］。此外，由于蝸牛化石氧同位素分餾的因素，使得蝸牛化石氧同位素可能應用于夏季風強度變化的研究中［68，69］。
2)有機分子化石
在國內，早期通過蘭州九洲臺黃土剖面的分子化石中烷烴指標的研究表明［70］原地源的正構烷烴分布反映出末次間冰期以來發育的是草原植被景觀，全新世最暖期可能有一定的木本植物，末次冰期可能出現了荒漠（草原）植被，這個結果與較早植物硅酸體證據相吻合［61］。研究還顯示，溫度變化在黃土高原的C4植物演化中起到重要作用［71］。由于植物葉蠟正構烷烴組分能在地質體中長久保存，并能記錄歷史時期植被變化特征，對古土壤中的正構烷烴進行了分析［72，73］，結果顯示黃土高原植被的植物葉蠟組分變化響應于氣候環境的變化，正構烷烴顯示3．3Ma木本植物減少，草本植物增加，可能指示了晚新生代3．5Ma左右的中國內陸的干旱化。對分子化石中的α－正構脂肪酮的研究顯示，α－正構脂肪酮雖遠不如其它脂肪族化合物普遍，但其廣泛分布于地質體中，是在成巖／成土過程中形成［74］。α－正構脂肪酮的碳優勢指數（CPI值）能夠反映出中國南方紅土層中的旋回性變化，亦即隨著成土作用的增強，CPI值呈現降低。因此，古土壤脂肪酮CPI值可揭示受氣候驅動的微生物作用，進而反映古氣候的變化。通過對洛川剖面S4古土壤及相鄰L5，L4部分黃土樣品的分子化石的檢測，發現了正構烷烴平均碳鏈長度（ACL）與磁化率和粒度之間存在良好的正相關性，土壤形成期間ACL值較大，在黃土堆積階段，ACL值較小，因此通過ACL可反映古環境的變化［75］。
3)有機氮同位素
黃土高原中西部不同環境下現代植物和相應土壤氮同位素的研究表明，土壤與植物有相近的變化趨勢，但土壤的氮同位素組成較植物根的氮同位素要偏正，即植物分解過程中氮同位素存在分餾；氮同位素對降水和溫度變化有明顯的響應，在沿西北到東南方向，年平均降水每增加100mm可能導致土壤氮同位素組成偏負約1．31‰，隨溫度的增加，土壤氮同位素也趨向偏負；在降水和溫度共同增加的影響下，植物根系、植物殘體和土壤的氮同位素偏負，認為降水是該地區植物－土壤氮同位素變化的主要控制因素［76］。
4)有機元素地球化學
將TOC、TN、C／N指標應用到黃土研究中，結果表明黃土中TOC、TN和C／N比值與磁化率良好對應，古土壤層的TOC和TN含量及C／N比值相對黃土層偏高，而TN含量值波動很小，認為C／N比值在黃土高原地區主要反映上覆植被TOC的輸入，即指示上覆植物生物量的大?。?7］。除了以上有機地球化學方面的研究外，黃土中植物碳屑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通過23種現代植物碳屑的觀察、測量［78］，發現根據現代植物碳屑形態的長寬比（L／W）和形態特征可分為3個類型，草本型碳屑，L／W最大，平均10．2±1．3；木本型碳屑（灌木＋喬木），L／W較小，平均3．1±0．2；闊葉類植物葉片碳屑，L／W最小，平均1．7±0．1。通過黃土高原渭南剖面S1以來12個地層樣品的碳屑形態的分析，表明碳屑形態是古生態類型的良好指標。此外，關于C4植物的擴長和收縮的原因一直是爭論的焦點，通過對黃土高原最后兩次冰期－間冰期轉換期間正構烷烴碳同位素的測試研究表明δ13C偏負［72］（C4植物豐度的降低）。盡管當時黃土高原pCO2較低和干旱度增加，但溫度降低是主要因素。當然，濕度在黃土高原北部的C4植物豐度變化中有時也起到重要作用［79］。
5同位素地球化學指標
相比地球化學元素，同位素有更好的示蹤效果，其氣候環境意義也較為明確。
1)碳氧同位素
碳酸鹽作為黃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為研究者孜孜不倦的研究對象，碳酸鹽中碳、氧穩定同位素，也一直為研究者感興趣。早期建立了次生碳酸鹽δ18O值與古土壤形成時的古溫度的線性關系，利用土壤碳酸鹽碳同位素值估算了土壤C3和C4植物相對生物量，土壤碳酸鹽δ13C值與土壤形成時干燥度具有數量關系［15，80］。對現代植物和表層土壤中植物硅酸體碳同位素的研究發現C3、C4植物硅酸體的碳同位素值與C3，C4植物的碳同位素值具很好的對應關系，植物硅酸體的碳同位素可以明確區分出植物的光合作用途徑，這表明植物硅酸體的碳同位素同樣具有指示氣候環境的意義［81］。最近通過對中國典型干旱區表土分粒級樣品的碳氧同位素測試［82］，發現隨著粒級的減小，氧同位素逐漸偏正，碳同位素逐漸偏負，認為細粒組分中次生碳酸鹽相對比例大，粗粒組分中原生碳酸鹽相對占優勢，次生碳酸鹽氧同位素可能受蒸發的控制，碳同位素更多受植被的影響，因此，干旱區表土細粒組分碳酸鹽能更好反映成壤過程中次生碳酸鹽形成時期的氣候環境信息。
2)鍶同位素
對黃土中的Sr同位素有較深入研究，通過酸溶的對比實驗［83］，提取出了黃土中碳酸鹽組分，得到黃土中碳酸鹽組分Sr同位素的變化，在黃土碳酸鹽－弱成壤碳酸鹽－古土壤碳酸鹽－純次生碳酸鹽中87Sr／86Sr依次升高。而對黃土酸不溶物中的87Sr／86Sr比值的測試發現在洛川剖面中古土壤中酸不溶物的87Sr／86Sr值高于黃土層［84］。酸溶的碳酸鹽及酸不溶物中的87Sr／86Sr比值變化的機理為：黃土層碳酸鹽大多為原生碎屑成因，為海相碳酸鹽，其87Sr／86Sr值較低，弱成壤至古土壤層碳酸鹽逐步轉為次生，經過淋溶作用硅酸鹽組分高87Sr／86Sr值轉移到次生碳酸鹽中，導致形成的次生碳酸鹽87Sr／86Sr值升高；而酸不溶物中隨著成壤作用的加強，碳酸鹽組分的淋失，其87Sr／86Sr值也逐步升高。所以無論是碳酸鹽組分，還是酸不溶物中的87Sr／86Sr值變化，都反映了風化成壤作用強度的變化，可成為風塵沉積的環境替代性指標。
風塵沉積物源的示蹤
對風塵沉積物源示蹤可以揭示風成沉積物產生和搬運的機制，預測風塵的環境效應，指導當今的沙塵治理。在目前的風塵物源研究中，黃土高原黃土的物源確認、長距離亞洲風塵的傳輸搬運過程、物源區物質的變化與氣候長期變化、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現代風塵物質來源的準確判斷，都是熱點問題。比如：黃土高原的黃土很可能來自于祁連山和戈壁阿爾泰山之間的干旱區［85～87］；北太平洋沉積物和格陵蘭冰芯中有亞洲風塵物質的輸入［88，89］；北京現代風塵物源與地質時期有較大的差別［90］等。目前，風塵物源示蹤中，運用到的地球化學指標包括礦物特征、元素、同位素和單礦物地球化學等。
1礦物特征
基于黃土中粘土礦物伊利石類型和結晶度的研究［40］，得到黃土高原黃土伊利石來源于青藏高原北緣低變質巖體系的認識。不同研究者對碳酸鹽礦物的研究發現，潛在源區沉積物和現代沙塵中的碳酸鹽含量變化很大，可以作為潛在物源示蹤的指標［91～93］。雖然碳酸鹽礦物在分粒級過程中易粉碎細化，但基于全粒級的含量分析可以根據粒度效應進行估算。研究人員利用XRD得到的礦物相對含量，建立了最強衍射峰方解石／石英、白云石／石英比值來示蹤物源［85］，源區方解石／石英最強峰比值大于0．05，白云石／石英最強峰比值大于0．02，滿足黃土高原黃土碳酸鹽礦物含量特征，基于此得到塔里木、祁連山山麓和阿拉善干旱區的物質是黃土高原黃土潛在物源的認識。此外，還有研究采用伊利石／高嶺石和高嶺石／綠泥石比值研究中國北方大氣懸浮物的物源，取得了較好的結果［94］。
2元素地球化學
地表物質被剝蝕后，通過搬運、傳輸，最終在適合的區域沉積下來，之后經過表生的地球化學作用。在這一系列過程中，不同元素表現各自的地球化學行為，盡管如此，研究者還是尋找到能示蹤物源的元素特征。通過對佳縣紅粘土的主量、微量和稀土元素的分析表明其與晚更新世的黃土物質組成一致，指出紅粘土為風成成因，紅粘土和黃土在沉積之前都經過了多次的混合，而紅粘土與黃土在L1－S1地層元素組成的相似性，表明在5．0Ma以前的物源區的環境基本穩定［25］?；诘V物、同位素和元素比值（Eu／Yb，Eu／Eu＊）等的研究，認為西北三大盆地（準噶爾、塔里木和柴達木盆地）不是黃土高原黃土的物源區，蒙古國南部和緊鄰的戈壁、沙漠，包括巴丹吉林、騰格里、烏蘭布和、庫布齊和毛烏素沙漠是黃土的主要物源區，且這些戈壁和沙漠只是粉塵和粉砂的中轉地，并非物源產生地，戈壁阿爾泰山和祁連山的高山過程產生的物質才是黃土的物源［87］。通過對黃土和沙漠樣品元素特征的深入研究［95］，選定一些能反映源區特征的元素對比值，包括Ti／Al，Ti／Nb，Zr／Hf，Ti／Zr，Al／Na，Ba／Sr，K／Na，Rb／Sr，Th／Pb，Nb／Zr，Th／Co和Mg／Ca，認為在末次冰期旋回中，來自黃土高原不同剖面與黃土高原西北巴丹吉林沙漠剖面的樣品的特征元素比值存在明顯的不同，基于現代沙塵暴研究的結果，認為黃土高原的黃土物質來源于祁連山南麓富集粉砂質的山前沖積扇。采自2004年7月至2006年4月帕米爾高原慕士塔格山上的氣溶膠樣品的主量元素的比值Ca／Al（～0．7）和Fe／Al（～0．7）與其它地方樣品的不同，因而可能作為源區示蹤指標［96］。La／Th（平均2．30～2．36）和Th／U（平均2．75～3．11）為典型的風塵沉積物，具有富輕稀土，貧重稀土，負銪異常。采集的樣品元素比值高度的均一性表明區域粉塵得到了充分混合，而與同屬西風影響的中天山采集的樣品元素比值差別明顯，表明二者物源不同。此結果揭示在亞洲內陸干旱區粉塵的物源存在不同地點至區域的差別，為基于亞洲風塵的觀察建立氣候模型提供了限制條件。
3同位素
在物源示蹤研究中，同位素由于其穩定性，一般不易在表生地球化學作用過程中發生改變，因而成為良好的示蹤指標。應用到風塵系統中的同位素包括Nd、Sr、Pb、Hf和Os等同位素，目前應用最廣的是Nd－Sr同位素，Pb、Hf、Os等正在嘗試中。
1)Nd－Sr同位素
Liu等［97，98］較早在國內運用Nd－Sr同位素探討黃土的物源，其結果認為塔克拉瑪干沙漠是黃土的重要源區。之后，運用Nd－Sr同位素研究8Ma以來紅粘土－黃土的Nd、Sr同位素的變化，發現在2．58Ma前Nd和Sr同位素均發生明顯的降低，指示當時氣候變冷，晚新生代的構造抬升及冰川對年輕造山帶的磨蝕，導致物源的變化［99］。對靈臺剖面～7Ma以來的Nd－Sr同位素研究表明，εNd（0）在7Ma以來保持穩定，指示紅粘土和黃土的物源一致，酸不溶物Sr同位素揭示冬季風在百萬年時間尺度上的變化［100］。對更多的Sr－Nd同位素數據分析后認為，塔里木盆地、內蒙古中西部沙漠、青藏高原是黃土的主要源區［101］。研究者系統采集了中國10個主要沙漠或沙地樣品［102］，以及在黃土高原西峰、環縣和洛川剖面采集了馬蘭黃土樣品，通過選擇合適的粒級和樣品處理方法，對樣品酸不溶物進行了Nd和Sr同位素組成的測定，結果表明，中國沙漠的Nd同位素組成εNd（0）可分為A1：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呼倫貝爾沙地（－1．2～－4．0）；A2：渾善達克沙地、科爾沁沙地（－4．4～－7．0）；B：塔克拉瑪干沙漠、柴達木沙漠、阿拉善高原（巴丹吉林沙漠和騰格里沙漠）；（－7．4～－11．7）；以及C：鄂爾多斯高原（毛烏素沙漠和庫布齊沙漠）（－11．8～－17．2）；基于此，認為黃土高原黃土物質可能最終來源于青藏高原東北緣。有研究把潛在源區樣品分為小于75μm和小于5μm兩個粒級［85］，粒度效應主要體現在小于2μm粒級，其87Sr／86Sr比值比全粒級高出一般不超過0．006，其余粒級Sr同位素組成與全巖相當．黃土小于2μm組分含量小于15％，Sr含量是其它粒級的2／3左右。在極端情況下，小于2μm含量變化范圍為0～15％，粒度變化對黃土硅酸鹽組分87Sr／86Sr比值的影響小于0．001，遠小于潛在源區物質Sr同位素的變化范圍，因而對Sr同位素物源示蹤影響不大。通過對黃土高原中西部和東部的Sr－Nd同位素的測定［103］，認為黃土高原內部兩個區域的物質來源存在差異。最近對黃土高原黃土、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北部黃土、河床沙和湖泥樣的Nd－Sr同位素測試［104］，表明青藏高原東北部、巴丹吉林沙漠和騰格里沙漠可能是黃土高原黃土的源區，而黃土高原黃土、巴丹吉林沙漠和騰格里沙漠里沙漠物質可能最終都來源于青藏高原東北部。進一步對中國各地黃土進行的測試，發現中國北方從西到東9個剖面黃土的Nd－Sr同位素組成在冰期－間冰期尺度上相對穩定，中國北方黃土Nd－Sr同位素組成區域特征明顯［86，105］，這一點也與已有的結果一致［102］。黃土與潛在源區Nd－Sr同位素對比［85，86］指示中國黃土均來自其上風向臨近干旱區，具有近源性，與黃土含大量粉砂粒級相一致，所揭示的風塵搬運路線與地面盛行風向一致。伊犁黃土與天山剝蝕物類似；塔里木盆地和準格爾盆地南緣黃土分別來自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青藏高原三江源黃土來自本地沙區；祁連東南緣黃土來自柴達木和祁連山南麓；河西走廊黃土與祁連山北麓沖積物一致；陜甘黃土高原黃土來自其西北上風向祁連山與戈壁阿爾泰山之間的廣袤干旱區；山西黃土物源與陜甘黃土接近，并在搬運過程中疊加了鄰近上風向鄂爾多斯干旱區少量物質；東北黃土與渾善達克沙地和科爾沁沙地物質特征接近；北京黃土處于山西黃土和東北黃土之間，物源為此兩處黃土物源的混合。
2)其它同位素
除Nd－Sr同位素外，Pb同位素應用于物源研究中的報道較多，Hf同位素的應用在國外有報道［106，107］，而國內還沒有。Os同位素的應用情況和Hf一樣，在國外有應用。此外，也有應用碳酸鹽穩定碳氧同位素進行風塵物源示蹤的研究［92］。對中國北方沙塵源區風成沙的Pb同位素的研究表明，中國北方沙塵源區風成沙Pb同位素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108］，毛烏素沙地具有最低的206Pb／204Pb、207Pb／204Pb和208Pb／204Pb值，塔克拉瑪干沙漠具有最大的206Pb／204Pb、207Pb／204Pb和208Pb／204Pb值，其它地區介于兩者之間。Pb同位素在中國北方黃土、格陵蘭冰芯粉塵和北太平洋深海沉積物源區示蹤方面具有較好的應用。對黃土高原涇川剖面風塵物硅酸鹽組分Pb同位素的測試表明，新近紀紅粘土和第四紀風塵沉積物有差別［109］，再次證實了運用Nd－Sr同位素得到的結果，即2．6Ma前后的物源發生了變化。此外，對渾善達克沙地末次盛冰期以來的樣品進行測試時，應用了Hf同位素進行示蹤［110］（具體內容詳見后面的單礦物地球化學中）。
3)單礦物地球化學
近年來，單顆粒鋯石U－Pb定年技術發展迅速，應用到各類沉積物的物源示蹤。鋯石在表生循環中非常穩定，U－Pb同位素體系較為封閉，物源指示意義明確。單顆粒鋯石U－Pb定年示蹤技術主要通過測試和對比沉積物與潛在源區物質鋯石顆粒的年齡分布譜，從而圈定源區。研究發現中國北方數個沙漠之間鋯石年齡譜差異明顯，具有區分各潛在風塵源區的能力［110］。通過對渾善達克沙地末次冰盛期（LGM）以來沙樣的碎屑鋯石原位U－Pb年齡和Hf同位素組成的分析，并與周圍可能源區的巖石年齡和Hf同位素組成進行對比，發現渾善達克沙樣的U－Pb年齡主要可以分為3組（2．6～2．3Ga，2．2～1．6Ga和顯生宙100～500Ma）。其中較老的兩組和具有負εHf（t）值的顯生宙鋯石可能來源于華北克拉通北部的燕山褶皺帶，而具有正εHf（t）值的顯生宙鋯石可能來源于中亞造山帶東部。碳酸鹽礦物中的元素組成也具有示蹤物源的功能。通過電子探針測試［86］表明，黃土和潛在源區碎屑方解石中Mn含量很高，碎屑碳酸鹽風化溶解釋放出的Mn2＋在氧化條件下迅速沉淀，導致次生碳酸鹽中幾乎不含Mn，Mg與Mn的情況類似。黃土原生碳酸鹽Mg／Ca和Mn／Ca比值較高，次生碳酸鹽Mg／Ca和Mn／Ca比值趨近于零，Mg／Ca和Mn／Ca的高比值指向原始風塵成分，而只有祁連山麓和阿拉善高原干旱區的碳酸鹽Mg／Ca和Mn／Ca比值能達到黃土原生碳酸鹽中Mg／Ca和Mn／Ca比值。對中國北方沙漠中石英的δ18O值的研究表明，其值存在明顯差異，有變質成因，有巖漿成因［111］。石英的δ18O值的區域差異是由于不同沙源造成，因而具有示蹤功能。對中國北方和蒙古南部的9個戈壁、沙漠石英進行了電子自旋信號強度和結晶度的研究，發現兩個指標能有效區分不同戈壁、沙漠的石英樣品，是物源示蹤的良好指標［112］。兩個指標揭示出塔克拉瑪干、古爾班通古特、巴丹吉林、騰格里沙漠和蒙古南部戈壁的細粒碎屑物質來源于附近構造抬升風化和冰川磨蝕的高山過程；毛烏素沙漠細粒物質來源于下伏鄂爾多斯高原剝蝕的物質；庫布齊沙漠細粒物質則來源于黃河中游河床物質；渾善達克和科爾沁沙地的細粒物質來源于遠源沙漠和（或）臨近的大興安嶺剝蝕物質的混合。利用黃土中白云石的碳氧同位素組成也能很好示蹤物源［85］。前述已提及，通過碳酸鹽含量，特別是白云石含量可進行黃土高原的物源限定，而通過白云石碳氧同位素可進一步縮小黃土高原黃土的物源區，結果顯示，黃土高原黃土的物源區限定為塔里木、祁連山山麓和阿拉善干旱區。
展望
前述總結了新世紀以來亞洲風塵系統地球化學研究的進展。總體上，從風塵沉積揭示的古環境演化方面有很多新發現，對礦物在表生循環中的變化有新的認識，揭示了各種礦物中元素的地球化學行為；對特定的礦物研究，如鐵氧化物的研究，也有新的認識；有機地球化學展示出新的活力，無論是從有機碳、氮同位素的研究，還是從生物化石、分子化石的研究，顯示出很大的潛力。在風塵物源示蹤方面，新方法、成果不斷涌現，各種認識、觀點不斷碰撞，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展望未來，揭示風塵沉積的古環境變化研究需要地球化學強有力的支持。地球化學氣候指標的環境指示意義需要從礦物學、元素地球化學、生物活動影響等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找到各種影響因素，評價主導因素，并盡可能建立定量化的關系。在這方面，分子化石方向的研究值得期待。從目前發展來看，找到新的環境變化替代指標遠遠不能滿足當前研究的需要，建立各種指標與氣候參數，如降水、氣溫、干燥度、風力強度等的定量關系成為發展趨勢。紅粘土的研究是風塵研究中的重要內容，紅粘土雖然也為風塵沉積，但其性質與黃土有一定差別，目前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代用指標，但這仍顯不夠，因此，針對紅粘土的代用指標有待深入。此外，對紅粘土的物質來源，紅粘土沉積時大氣環流狀況，不同氣候系統的發育演變情況，都需要展開更廣泛的研究。事實上，亞洲風塵系統包括了中亞、蒙古、西亞乃至北亞區域分布的荒漠區域的地表物質，因此，對亞洲風塵的沉積必須從國內走向國外，這需要展開國際合作，完成對中亞風塵的深度研究。在風塵物源示蹤方面已使用了很多地球化學方法，但深入系統的工作還較少，在研究方法上還需從大氣環流、地貌證據，礦物特征等方面綜合分析。在風塵物質產生過程方面，需要調查風塵沉積、現代風塵和所有潛在源區物質的特征，仔細分辨選用的地球化學指標蘊含的地質意義及多解性，謹慎分析風力分選、沉積成壤作用，以及樣品處理過程中可能的不確定性因素。從研究的趨勢看，樣品前處理中已從全巖組分轉變到特定組分（如硅酸鹽組分）和特定的粒級組分，再到單礦物的地球化學階段。需要指出，碎屑單礦物，特別是石英等主要造巖礦物的地球化學組成的物源指示明確，基本不受風力分選和成壤作用的影響，是物源示蹤的良好指標，但單礦物示蹤指標的基本原理和研究程度還有待進一步的加強。在干旱區，由于不同荒漠物質粒度組成差異明顯，因此在潛在源區的研究中，應選用細粒級組分?，F代風塵研究表明，沙塵事件的起源區和傳播路徑具有復雜性，同一次沙塵過程影響不同地點，其Sr－Nd同位素值也有明顯差異，與源區的不均一性和風塵傳播過程中其它物質的混染有關。因此，現代沙塵的研究需要長期的觀測和分析，基于不同觀測臺站的數據分析，建立沙塵輸送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