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帶管理論文：國內海岸帶監管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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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曉光1，2楊金龍2作者單位：1．煙臺大學海洋經濟研究中心2．煙臺大學經濟管理

基于生態環境與路向優化的探討

長久以來，海岸帶資源的生態價值一直被忽略，事實上，海岸帶的生態價值絕不亞于經濟價值。有學者對海岸帶生態價值做了具體量化分析，楊金森等在《海岸帶和海洋生態經濟管理》一書中展示了這樣一組數據：“沿海地區每平方千米平均每年給人類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大約為405200美元。以中國沿海灘涂面積計算這種價值，灘涂面積20779．3km2，生態服務價值約為84．2億美元，約為697億元人民幣”［16］。正是基于這種價值取向上的認識轉換，近幾年來，生態系統理念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影響日益凸顯，因而基于生態角度所進行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在具體論述中，大致又從生態系統管理的應用、戰略環境評價機制的引入和海岸帶環境危機管理等幾個方面切題。

1生態系統管理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應用

生態系統管理“不是一般意義上對生態系統的管理活動，而是人類重新審視自己的管理行為，從生態系統結構及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角度出發來重新認識并管理人類的行為”［17］。目前，生態系統理念和方法成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研究的一個側重點。葉屬峰、溫泉等提出海岸帶綜合管理應以EBM為指導原則，且以此為分析框架。陳寶紅、周秋麟等則將海岸帶綜合管理與生態系統管理相契合作為論述的邏輯主線，“通過對生態系統管理與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比較分析，指出生態系統管理正是生態學中有助于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最佳工具，海岸帶綜合管理應以生態系統管理為基礎”［18］。秦艷英等認為EBM理念的融合對ICM的實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不少海岸帶管理，尤其是成功的ICM，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了EBM理念［19］。丘君等“結合EBM所提倡的原則、方法以及我國國情，提出為實施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應制定科學的管理目標，建立涉海機構和部門之間的有效合作機制以及擴展公眾參與管理的渠道”［20］。郭境等還認為“開展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海岸帶綜合管理是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方法”［21］。趙鳴、鄭偉等認為“針對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原因和面臨的威脅，應采取海岸帶現代管理模式，即面向海岸帶可持續發展和基于生態系統進行海岸帶綜合管理，構建海岸帶現代管理技術體系”［22］。可以說，此類研究均強調生態系統管理是海岸帶和諧發展的重要維系工具。

2海岸帶管理決策中戰略環境評價機制的引入

戰略環境評價是指對政策、規劃或計劃及其替代方案的環境影響進行規范、系統和綜合的評價過程，包括根據評價結果提交的書面報告和將評價結果應用于決策中［23］。持該論點的學者認為，運用戰略環境評價機制不僅能為海岸帶綜合管理決策提供基礎的數據支撐，而且能有效地評價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實踐效能。張珞平、洪華生等學者認為“決策的失誤遠比項目的失誤造成的后果要嚴重得多。如何保護好海岸帶的資源與環境，加強海洋管理，完善海岸帶綜合管理機制，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SEA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24］。有學者對這一機制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做了具體描述：“它能客觀、全面和科學地了解環境狀況及變化趨勢，同時也是從整體、綜合的視角考察環境狀況及變化趨勢的意義所在。目的是提高利益相關者對環境狀況和變化趨勢的了解，同時也為決策者提供根本的依據”［25］。可以說，海岸帶管理中戰略環境評價機制的引入為解決海岸帶資源開發利用與環境破壞之間的沖突指明了前進方向，也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和諧發展提供了一個可行性路徑。但這一視角的探討目前還未形成研究的自覺意識，相關文獻并不多見，尚需進一步提升理論的發展空間。

3海岸帶環境危機及海岸帶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管理

作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的重要研究范疇，海岸帶環境管理已成為一個重點話題，基于此視角進行研究的學者一致認為，目前中國海岸帶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胡晴暉基于生態環境的視角認為，中國海岸帶危機主要體現在3個層面：“①近岸海域污染問題仍然嚴重，近岸海域生態系統脆弱，大部分海灣、河口、濱海濕地等生態系統受到破壞；②陸源污染物入海總量仍然居高不下；③缺乏區域性污染防治協調機制與河海統籌的綜合治理措施”［26］。鹿守本認為，“正是在自然和人類雙重力量的有害影響作用下，海岸帶的環境與資源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異常變化，發生了許多有礙可持續利用的嚴重問題，如不采取有力的對策措施，海岸帶的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句空話”［27］。劉蘭等也認為，我國海岸帶環境“總體質量仍不容樂觀。沿海灘涂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若不采取更嚴格的管理措施，必將直接影響到沿海地區的健康發展”［28］。在海岸帶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管理上，學者們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觀點。葉功富等“根據海岸帶退化生態系統的特點，闡述了紅樹林海岸、沙質海岸和濕地海岸退化生態系統恢復重建的理論和實踐，并提出進行海岸帶綜合管理的途徑和具體措施：①制定海岸帶綜合管理規劃；②海岸帶開發與恢復相協調；③加強沿海防護林的經營管理”［29］。為避免海岸帶資源破壞和生態進一步惡化，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利用人工措施對已受到破壞和退化的海岸帶進行生態恢復管理［30］。還有研究者認為，劃分景觀生態功能區，建立若干典型的景觀生態保護區，適度開發生態農業、河海牧場、生態旅游資源，實現河海陸一體化規劃、開發和保護是恢復退化的海岸生態的重要途徑［31］。彭本榮基于經濟效益的維度提出了修復受損海岸帶生態系統的方式與手段。他認為除政府投資以外，通過經濟手段刺激海岸帶生態的保育（Conservation）或者受損海岸帶生態系統的修復，即通過海岸帶生態系統修復的受益者對正外部性的產生者進行付費，將正的外部性內部化［32］。左平等研究者也是基于經濟維度對海岸帶資源恢復管理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海岸帶資源受到破壞時，一般不易被察覺；一旦被破壞，恢復又極為緩慢，甚至具有不可恢復性。大多數的海岸帶資源屬于這種類型，所以我們在進行ICZM時，需要對其進行正確的定價，使整個管理體系建立在正確的經濟分析的基礎之上”［33］。應當說，這些理論探討為海岸帶生態問題的有效解決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們對海岸帶退化生態系統恢復管理的思維路徑。

空間區域特殊性的視閾

區域特殊性是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該視角的研究充分注意到地域分異在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影響地位。其核心的立論邏輯是：中國擁有32000km（含島嶼岸線14000km）的海岸線，約285000km的海岸帶，遼闊的“海岸帶沒有單一的基質，而是由兩種基質組成。作為其中的一個基質———海洋是同一的，而其他景觀基質則因地而異，表現為不同的形式”［34］，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征。目前，這類論述主要是基于3個地域空間而展開，采取的技術路線多是以地方海岸帶的不同資源類型及特征作為研究思路，著重探討區域特有的矛盾。

1河（江）口海岸帶區域

作為地質活躍和敏感地區，河口、江口海岸帶對于整個生態環境系統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因此，諸多研究者都以此為題展開理論探索。陳吉余等指出，“河口海岸是地球四大圈層交匯、能量流和物質流的重要聚散地帶。該區域經濟發達、人口集中、開發程度高，導致嚴重的環境變異、資源破壞，對區域持續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特別是我國流域高強度開發對河口和近海岸帶有直接和深遠的影響。為此，開展河口海岸環境變異的研究，為解決國家目標和海岸帶資源可持續利用，無疑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問題”［35］。周曉光對海河流域的河口海岸問題及其成因進行系統梳理和論究，強調“河口海岸帶成為眾多社會經濟問題的集中點，所以河口海岸帶綜合管理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36］。陳國強等認為，“萬泉河口是一個脆弱的快速變化的地域系統，大量的建設項目將不可避免地對港口沿岸的自然環境造成影響。因此，他們從萬泉河口沿岸的沉積物分布特征、口門演變和穩定性等方面探討了萬泉河口發育和演變規律，從而為萬泉河口海岸帶建設與綜合管理提供科學依據”［37］。基于長江口海岸的地質特征，有學者對這一區域海岸帶綜合管理進行了實證研究。葛向東等提出長江口海岸帶生態環境較之于一般沿岸更加脆弱，“長江口沿岸是受河流水沙變化影響的前沿地帶。自徐六涇以下陸島岸線共約550km，地勢低平，河灘沙地均是由現代泥沙淤積而成，結構松散、易受侵蝕，不少岸段灘窄坡陡，甚至無河灘，因河流供沙減少引起的侵蝕將對岸帶的穩定構成極大威脅”［38］。張琦等以崇明島的管理現狀及問題為例，對長江口海岸帶綜合管理對策進行了探討。“崇明島位于長江入海口，崇明島海岸帶資源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顯示實行海岸帶綜合管理是一種迫切的現實需要”［39］。

2灣口區域海岸帶

海灣是海水、水盆、鄰近陸域及其空間共同組成的綜合自然體，在海岸帶開發建設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張靈杰以樂清灣特有的海洋地質地貌以及動力沉積環境演變為分析背景，剖析了樂清灣海岸帶開發建設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完善海岸帶綜合管理的具體實踐路徑［40］。車斌則對環北部灣海岸帶的特殊資源環境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環北部灣地區是我國唯一的‘熱帶性’和‘海陸界面性’重合地區。該區域物質資源之豐富是我國其他同等規模海岸帶不能相匹比的”。他通過省察近些年海岸帶開發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矛盾，設計出環北部灣海岸帶綜合管理的策略選擇［41］。易亮等在對萊州灣海岸帶的特殊地質結構進行全面考察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認為“萊州灣是中國典型的粉砂淤泥質海岸，區域內的晚更新世海侵地層中殘留大量高濃度古鹵水，加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活動的不斷拓展，造成區域淡－咸水的平衡嚴重失調，萊州灣海岸帶也因此成了我國海水入侵災害最為嚴重的區域”［42］。李振等則運用地學知識構建決策樹對1989—2000年膠州灣海岸帶變遷的軌跡進行了系統分析，提出“膠州灣作為半封閉的淺海灣，人類對其影響明顯。膠州灣海岸帶土地利用變化特點主要為：耕地迅速減少，城鎮迅速擴增，養殖及鹽田用地迅速增加，其他用地迅速增加，海域呈萎縮態勢”［43］。也有學者以膠州灣海岸帶為研究對象，認為“膠州灣是山東省的重要海灣，由于近些年圍填海造地面積不斷擴大，使得納潮量減小，海灣自凈能力變差，灣內污染嚴重，2008年膠州灣周邊出現滸苔大量暴發的現象與灣內營養鹽含量高，水交換能力弱不無關系”［44］。

3沿海城市海岸帶

近年來，中國沿海城市高強度的開發活動打破了海岸帶自身的平衡機制，使得沿海地區的發展與海岸帶生態機制的脆弱性及資源有限性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沖突，然而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進程當中，各地區在建設中面臨的問題卻又迥然各異。楊圣云等認為，作為海島城市，廈門具有“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特點，其城市的發展與經濟建設基本是在有限的海岸帶空間中進行，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對于廈門市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探究尤為重要［45］。劉興坡等則是立基于上海市地理區位的特點，“上海市是我國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海岸帶開發活動密集，近海環境與生態承受著巨大壓力”［46］。所以，迫切需要對上海海岸帶綜合管理進行理論探討，從而實現經濟產業、社會公共空間和生態自然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張靈杰“以縣城空間尺度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浙江省玉環縣實施ICZM的基礎條件”認為“玉環縣在開發利用海岸帶過程中面臨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既有普遍的共性，又有地方的個性”［47］。同春芬等通過對轄區海岸帶陸源污染現狀及深層原因的剖析，認為“威海應借鑒廈門在海岸帶綜合管理方面創造的‘立法先行、集中協調、科學支撐、綜合執法、公眾參與’的先進經驗，建立一個以海洋與漁業局為行政管理主體，環保、規劃、科技等有關部門共同參與、分工負責的海岸帶綜合管理體制”［48］，高曉路等則借助政策選擇實驗的分析工具，對天津市海岸帶綜合管理進行了實證探究，定量考察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價值及其在不同地區呈現的空間差異，對不同類型經濟開發的空間影響強度及海岸帶開發、防災減災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分析［49］。羅章仁則對香港海岸帶建設與管理進行了詳細的解析，他指出“香港海岸為山地丘陵溺谷海岸，沿岸平地狹小，建設用地不足。香港自開埠以來，填海造地補沿岸用地之不足，但是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①維多利亞港運作環境受到嚴重威脅；②港九海峽束窄變成‘河’；③海港環境污染加重，人們的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這些影響已引起廣泛的關注。現在，應對香港海岸管理進行認真的反思與檢討”［50］。上述以地域特殊性為視角開展的理論探討，盡管選取的空間有所不同，但學者們認為，學術界應從區域海岸帶的獨特性出發，通過實踐性研究，探尋走出管理困境的可行性途徑，毫無疑問，在這一點上已取得了共識。

利益沖突與協調論的維度

在海岸帶管理和開發建設過程中，涉海管理部門與行業眾多，因其各有一套獨立的法律規則和體制機制，故此呈現出所謂的“孤島”現象，即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均持有不同的利益偏好，以至于利益紛爭是困擾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的主要矛盾，也是學術界亟待突圍的一個重大課題。對此許多專家、學者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并得出了大體相同的結論。黃康寧等通過對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現狀的深刻分析，提出“我國的海洋管理體制是分散型行業管理體制。在眾多的部門中，涉及海岸帶開發與管理的則多達20余個，各部門因職責和分工不同，都對海岸帶地區進行不同目標或對象的管理。……不同的部門因其職責不同，在管理中往往會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或重疊，使得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矛盾不斷”［51］。婁成武基于行政管理學的學科視角，認為“我國政府目前對于海岸帶資源的管理體制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央政府設置的行政部門負責相關資源的宏觀管理；二是各級地方政府設置的行政或業務部門，負責所轄區域海岸帶資源的具體管理。在這眾多的政府部門中，一方面很多部門的管理范圍出現重疊；另一方面不同部門擁有對不同資源的管轄權，經常造成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所以難免會存在著政府部門之間、中央職能部門的統一管理與地方政府利益之間的矛盾”［52］。趙明利等也認為，“隨著海岸帶開發利用的不斷深入，參與海岸帶開發管理的部門日漸增多，僅在海岸帶地區范圍內，我國涉海部門就有20個左右。不同的部門根據自己的職能，對同一地區往往從不同的目標進行管理，或對同一對象從不同的角度或方法進行控制等，再加上有些地區管理分工不明，由此則容易造成部門間的不協調”［53］。在如何協調利益沖突方面，有學者提出要建立跨政府部門的海岸帶管理機構，對既有的管制權進行整合，調整部門利益，以此達成部門的利益均衡發展［54］。也有學者主張，“盡快建立海岸帶統一管理體制，以改變分散型的海岸帶管理模式。包括行業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資源開發利用管理的協調機制、海岸帶執法3個方面的協調機制，并通過制定法律來加強海岸帶執法隊伍及各部門執法隊伍之間的協調和聯系，完善海岸帶綜合執法體系”［55］。還有研究者立足于山東省實際，提出要劃定轄區，設立海岸帶管理委員會，強調地理區域上的突出和明確，進而在集中的區域內對各種權力進行協調［56］。除了上述的幾種主要研究路向，還有學者對海岸帶管理中產權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如中國海洋大學王淼教授采用定性思辨的分析技術，強調形成海岸帶公地悲劇的根本原因在于產權界定不清。他指出，“由于國家所有權長期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致使海洋資源資產產權權能缺乏有效界定，使得我國海洋資源資產的現實產權不明晰，造成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缺乏協調，權益糾紛迭起”［57］。

未來研究展望

通過對海岸帶綜合管理研究向度的總結與考察，不難看出，海岸帶管理問題已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備受關注的“顯學”，同時也成為理論界的一個研究熱點。眾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我國海岸帶綜合管理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與探索，充分體現了學術活力和對海岸帶問題的現實關懷，也為我國的海岸帶管理活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藍本和可供參考的理論范式。但就研究現狀而言，目前，中國海岸帶綜合管理的研究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諸多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討。（1）對于國外理論實踐的本土化問題。鑒于中西方的文化管理習俗存在巨大的差異，社會基礎也有所不同，作為舶來品，西方國家的海岸帶綜合管理能否嫁接到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并成為對推動中國海岸帶管理發展有所裨益的本土化資源，的確尚需要進一步的論證。（2）理論探討與具體實踐的契合問題。海岸帶管理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因此，對海岸帶綜合管理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單純、抽象的理論研討，而需要切入到真實的實踐領域并契合具體的實際情況，在此基礎上才能構建符合中國特色、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與基本框架，進而推動中國海岸帶管理實踐的發展，實現理論與實踐對接。（3）海岸帶管理中的利益協調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雖然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思想，但并未對此展開深入的挖掘與論證，只是停留在淺顯的定性闡釋層面，對于如何界定涉海各管理部門、各行業的權力和責任；如何建立綜合管理的具體路徑和調控機制；如何構建相關的保障性政策法規等操作性問題尚缺乏系統的研究，因而也就很難達到實踐應用的目的。可以說，如何有效協調、處理好多元利益主體關系仍然是海岸帶綜合管理中的一道未解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