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氣污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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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倫敦：維多利亞后期的倫敦以霧都著稱于世，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使得蒸汽機被廣泛使用，煤炭是主要燃料。由于技術限制，沒有充分燃燒和過濾的煤及煙霧使得倫敦變成霧都。隨著工業技術的發展，效率更高的內燃機的使用，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同時，大范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抵消了技術升級所帶來的效率的提高，污染的范圍呈擴大趨勢，污染程度更深了。除了工業用煤，家庭煤爐也是倫敦空氣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在最初的反污染的法案中，并未觸及家用煤爐。1952年的倫敦大霧導致4000人死亡，也迫使公眾和政府開始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空氣污染問題，于是有了1956年的空氣法，不但規定了工業用煤和排煙標準，同時也限制了家用煤爐的排煙。這部法律直接推動了倫敦的能源換代，開始逐漸放棄煤炭而采用天然氣和電力。由此倫敦煙霧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洛杉磯：人們最早意識到光化學反應形成煙霾是在20世紀40年代的洛杉磯。廉價的能源為重工業的繁榮發展創造了條件，而重工業的繁榮造就了城市的不斷壯大。
洛杉磯發展極為迅速，1900年只有10萬人，到1960年已經發展到600萬人口，汽車的數量隨著城市的擴展急速增長，汽車成為美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政府將煙霾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工業用煤，但煙霾并沒有隨著工業用煤的治理而得到解決，在經受煙霾困擾數年之后，終于有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對于煙霾成分進行了徹底的分析，最終發現煙霾的罪魁正是洛杉磯人視為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汽車。隨后才出現了針對汽車的治理法案和立法，洛杉磯煙霾問題經歷了近半個世紀才得到根本的緩解。
明治維新時期，采礦與冶煉工業造成了地域性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但日本當時正全力實現工業化、軍事化，環境污染問題并未受到重視。大阪與神戶地區的人口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62萬人，煉鋼、水泥與化工工業使大阪與神戶地區成為當時日本重工業集中的地區。工廠排放的煤煙與二氧化硫對居民健康造成了嚴重傷害。日本工業的奇跡伴隨的是環境污染的沉重代價。四日市位于日本伊勢灣西岸，1955—1963年間，相繼興建了三座石油化工聯合企業，每年排出大量的硫氧化物、碳氫化物、氮氧化物和飄塵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直到20世紀中后期日本的空氣污染和廣泛的環境污染才受到重視并得到控制。影響其環境治理進程的力量十分復雜，有學者認為，幾股力量的合力使日本在改變環境進程時沒有使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偏轉。其中最重要的有：“負責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體制；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體系；廣泛的繁榮使國民有勇氣質詢污染的必然性以及超高的資本積累率，這使產業部門有可能花錢控制污染。”
二、城市空氣污染的規律和特點
“哪里的重工業聲名赫赫、政治風光，哪里的地價一文不值，哪里的黑煤最便宜，哪里出現了大規模的冶煉廠，哪里的地域性污染就日益嚴重。”雖然這一觀點過于武斷，但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有著顯著的規律。從以往的城市空氣污染案例以及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來看，筆者認為城市污染的形成存在三點規律：
第一，從生產領域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推力。麥克尼爾談到工業化對環境的影響時提出兩點結論，一是工業化改變了能源和材料流動的結構和速度，每個地方和每個時代的工業化都會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二是能源效率雖然不斷提高，但這一趨勢被工業總體規模的迅猛擴張所阻礙。公司企業在利潤的驅動下從事采礦、冶煉行業，國家部門和政客則是在政治利益的驅動下推動工業化與現代化，普通居民也向往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提高在現代化過程中突出表現為高耗能、高消費。在工業化過程中，空氣污染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早的污染源是化石燃料，之后隨著技術革新，還有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加入。每一項新技術的加入在短期內改變了能源結構，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但長期來看，也必然產生新的污染。倫敦從煤煙污染到光化學污染就是極好的例證。
第二，從生活領域看，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客觀上加速了空氣污染的過程。倫敦居民曾堅持認為使用家用煤爐是他們生而有的權利，洛杉磯居民也難以想象有85%的霧霾來自他們的汽車尾氣。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帶來了豐富的消費品和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這兩個因素能夠迅速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社會應運而生。當汽車的價格對大眾不再那么遙不可及，購買汽車變成了體現身份的象征，開車所帶來的便利也成為大眾追求的現代化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商品也有著類似的邏輯，人們使用空調調解溫度，使用冰箱儲存食物，人們在享受商品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方式，而商品所帶來的負效應———如釋放溫室氣體———往往被忽視，恰恰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加劇了空氣污染及其他環境污染。
第三，從公共領域看，政府與公眾對空氣污染的反映程度直接關系空氣污染的走向。1943年洛杉磯第一次經歷霧霾時，當地居民以為只是暫時的天氣現象，沒想到霧霾居然持續了50年。政府與公眾對空氣污染的認識程度、對待空氣污染態度和治理的決心直接影響了洛杉磯空氣污染治理的走向。治理空氣污染將涉及眾多部門和層面的利益，汽車產業、石油公司、私家車主等等都有可能成為治理空氣污染的阻力。如何處理各個群體間的利益關系是關系空氣污染治理成敗的關鍵。由環境污染所引發的集體行動就是各個利益群體在環境污染問題中所產生的博弈突出表現。比如2007年廈門PX事件，2009廣州市民抗議垃圾焚燒廠項目等等，如果處理不好環境污染中各方利益關系，不但環境問題會愈演愈烈，而且還會影響社會安定，因此，處理好、協調好各個利益群體的關系是治理環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三、治理城市空氣污染的路徑選擇
治理空氣污染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工程，推動空氣污染治理的絕不應當也不可能僅僅是政府機構，民間組織和公眾參與也是這一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以往的城市空氣污染治理經驗，其路徑選擇也是全方位的。
第一，立法是對空氣污染最有力的治理手段。根據國家環保部歷年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6年、2006年的兩份《中國環境保護白皮書》所公布的資料，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環保法律9部，自然資源保護法15部，目前，已經基本建立起國家和地方環境保護體系。但有學者指出，由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環境存在巨大差異，強調基本原則的環保法律在實施過程中容易被地方政府、工業企業等利益群體發現漏洞，出現“文本與實踐相分離”的問題。因此，環保法律所面臨的任務是：1）科學取證，使環保法律具有普適性和可操作性。各地區的主要污染物不同，甚至同一地區在采暖期與非采暖期的主要污染物也不相同，立法要限制哪些部門，工業企業與居民應當承擔責任的比重如何，這些問題都需要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做出判斷，然后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2）堅決執行，使環保法律成為環境保護的有力保障。實踐證明，在法律的制定、頒布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會觸碰到企業、公眾的利益，切實地維護法律的權威，才能使環保法律發揮應有的作用。為空氣立法既考驗了立法者的智慧，又強化了行政部門的管理責任，同時也是對公民環境意識的檢驗，只有三者同時努力才能促進目標的實現。
第二，防控結合治理空氣污染。防控結合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在治理空氣污染中，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理應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既要為公眾提供最切實可靠的服務，又要引領治理工作。所謂防，就是要建立規則、提供資源，配套設施要跟上治理政策的腳步，發展公共交通滿足居民的出行需要，減少使用私家車；為戶外工作人員提供防護措施；鼓勵使用清潔能源，對采用清潔能源的工業企業及個人提供補貼。所謂控，就是要遏制源頭、控制過程、防止擴散。一是對重工業與供暖設施定期檢查，確保排污標準達標；二是提高煉油標準，提升油品質量，減少汽車尾氣污染程度；三是從技術手段繼續尋找控制煙塵擴散的方法。
第三，建立綠色生活方式，追求環境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環境社會學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研究正在從生產領域轉向生活領域；從控制型治理轉向預防型治理。改革需要可替代的清潔能源，而清潔能源需要付出特別的經濟和政治代價。長期來看，要改變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改變能源結構，降低對煤炭的依賴，開發并推廣新能源；另一方面，建立綠色生活方式，“站在生活者的角度”，從家庭生活方式、消費方式、閑暇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及價值觀等方面倡導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良性互動，才能最終實現社會和環境的循環發展。正如英國人為之抗爭卻最終放棄的家用煤爐，我們也必須放棄某些事物和觀念，才能贏得清潔的空氣和純凈的天空。
作者：張斐男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