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資源環境和當前經濟的關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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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1年開始，黨中央每年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都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參加的計劃生育座談會，近幾年來黨中央陸續將環境與資源兩個方面也列入了座談會的主要議題。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1]。

新千年伊始，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于2000年3月召開，同志在重要講話中指出：“切實做好計劃生育、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的工作，對于實現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義。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統籌安排，協調推進。[2]”中共中央、國務院還頒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將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緊密結合起來是近年來實踐給理論工作提出的重大課題。在經過修訂的教育部專業目錄中，理論經濟學下設專業中撤銷了原有的人口經濟學專業，增設了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及時體現出這一理論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盡管研究文獻中已經擁有很多人口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方面的論文、著作和教科書，也已經有很多人口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作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這樣一個具有重大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使人感到現有研究的理論框架仍然帶有其產生學科理論結構的局限。比如，在人口資源環境綜合研究中雖然對于各個對象之間的聯系有所理論表述，但顯得比較牽強。又如，對人口、資源、環境某一對象的經濟理論框架中雖然已經將這一對象與經濟聯系起來，但顯得自成體系，互相割裂。顯然，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作為一個新興的理論學科尚處于其孕育形成的階段，如何在理論上將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納入整體發展模型，如何在宣傳和實踐角度正確把握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擺在政府、社會團體和公眾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一、人口、資源、環境的概念化

理論需要抽象。抽象是從對象的多種屬性選取一種屬性，以便歸“類”。而對象的其他屬性在這一“類”中被視而不見。當然，抽象的屬性是依據主體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層次的認識。但是，“由于在現實中屬性與實體是不可分的。其他屬性可以在如此這般的歸類被視而不見，但卻無法取消。因而只要關注點有所轉移，同一個對象物就可被歸入另一類。這正是思維中的規定性與現實的多樣性的矛盾產生的原因”[3]。但我們在做理論工作時，總是必須經過抽象，否則不可能將認識推入事物的本質。

在我們將人口、資源、環境作為研究對象時，因為人口、資源、環境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對象，所以首先要進行抽象。通常所說的狹義人口主要包括人口的數量和性別年齡結構，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影響仍可以通過一套換算權數折算為人口數量，因此人口在理論框架中成為其統計學定義的人類數量總體。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問題，實際上在縮小具體研究的地域口徑時便可以得到反映。資源也包含多種，環境也存在不同方面，在進行理論研究時，它們也可以通過各自的換算方法折算為一個量或指數。在這三個對象具有單純形式后，一方面便相對于各自的理論概念，便于理論研究；另一方面也得到了量化的表述，形成了量化分析的基礎。

這種研究對象概念化是理論研究的必要。否則，我們便不能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難展開理論上的演繹。比如，人口作為理論的研究對象，成為有關人口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疇。所以，它的定義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國許多有關人口理論的著作中，都普遍地存在著將人口與人、人類、社會等概念混淆的現象，這無疑阻礙了有關理論的發展[4]。

當然，在實際應用理論做具體問題研究時，我們仍需要還原三個對象原本比較復雜的具體形態來加以分析。因此，我們應當承認，理論研究和實際研究在定義的抽象層次上不同。此外，實際中的具體問題研究在地域范圍的口徑上也有特定的限制。

二、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通過經濟過程得以建立

如何將人口資源環境作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對象聯系在一個理論框架中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人口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存在一種傾向，即直接將三者聯系起來。這種傾向顯然忽略了經濟過程處于三者之間的作用。其缺陷在于：第一，如果將經濟過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我們將很難解釋這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其理論分析也很難深入下去。第二，如果將經濟過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這一研究也不再隸屬于經濟學科。

我認為，人類是通過其物質生活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的，而其物質生活最主要的部分在于經濟生活。經濟生活又主要反映在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

因此，人類主要是經過生產和消費兩大方面的物質生活而與資源、環境發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說，人口（作為人類群體的數量抽象）與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不能脫離經濟過程來抽象地談。如果將此作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的基本理論框架，可以將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過程之間的關系簡略表示為圖1所示。

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作為勞動力參加經濟過程，其他物質資源為經濟過程提供勞動對象。這是經濟過程所需的兩種投入。經濟過程的產出中既包括最終消費品，也包括其他物質形態的廢棄物。前者被人類消費，后者排放后會影響環境。人類在生活過程中通過對最終消費品的消費，得以生存和繁衍。同時，又產生出生活廢棄物，影響環境。環境又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生活，并導致人口數量的變化（包括人口的自然變化和機械變化）。

圖1通過經濟過程將人口、資源、環境聯系在一起。經濟過程處于三者之間，起到聯系樞紐的作用。由此說明，如果不將經濟過程納入研究框架之內：

第一，我們就看不到資源是如何轉變為可以供人類直接消費的生活消費品的。

第二，也看不到資源如何轉變成破壞環境的廢棄物（起碼由生產過程直接產生的部分看不到了）。

另外需要加以說明的兩點是：

首先，盡管現在人類賴以生存的許多物質消耗仍然處于經濟生產過程之外，直接來源于自然形態的資源，然而這部分資源在人類物質消耗中正變得越來越小。此外，地球上的資源已經展示出枯竭的前景，同時許多自然形態的資源正在由于污染受到極大的破壞，處于極需節約和保護的狀態。它們的價值尚不能正確反映在現有市場經濟運行中，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珍惜，因而呼喚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的產生。圖1并沒有明確設置這種類型的資源，而是將其直接作為環境狀況來對待，并標志出它們通過對人類生存的影響而作用于人口。

其次，實際上環境狀況也會影響到經濟過程，比如在較惡劣的環境下會導致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物化投入可能會加大，另一方面勞動者及其家屬的生活費用也會提高。

由于資源是經濟生產過程的基本投入，并且本身所帶的稀缺性特點，它在早期經濟理論中就已經成為研究對象，資源的稀缺性也成為價格理論的基礎之一。然而，這并不妨礙單個廠商在其實踐中珍惜自己所能利用的資源，而浪費和破壞自己不需要但別人需要的資源。環境基本處于早期經濟理論研究框架之外。雖然今天良好的環境也日益變得稀缺，然而由于它主要處于經濟生產過程的產出一端，廠商并沒有將其作為資源加以考慮。另外，即使環境破壞要使廠商付出更大的生產成本時，只要其對于自己而言其在追加生產成本大大低于生產利潤，他仍然不會更多關心被破壞了的環境。

其實，資源和環境問題上都存在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外部性指有些成本和收益對于決策單位是外在的事實[5]。外部性的存在意味著社會真實成本與個別成本的背離，意味著社會收益不等于個別收益。自發形成的市場并不能自動優化調節外部性問題，往往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加以干預。資源、環境問題的共同性之一便是外部性特征很強，因此在這些問題上政府的政策調節和管理是極為重要的，必須通過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使得微觀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在其運行當中內部化，即外部性收益和損失得到必要的補償。所以，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宏觀經濟學，應該將資源主要作為宏觀經濟過程的輸入，而將最終產品和環境兩者作為經濟過程的輸出，來研究經濟如何運行才能取得最大效益。人口的再生產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也存在外部性。人口在這個經濟模型中的位置比較復雜，一方面其中的勞動力部分直接投入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又要作為最終產品的分母，參與評價生活質量的提高。

如上所述，將經濟過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人口、資源、環境之間便難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聯系，也更不可能開展經濟學的研究。同時，將經濟過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還十分容易夸大人類生活消費對環境的影響，而忽視了經濟過程中生產性消費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三、在處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經濟過程中，生產方式是主要矛盾方面

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矛盾的解決并不能簡單歸結為禁欲、節欲和縱欲的問題，也不能以呼吁某種全新的節欲文化作為主要手段。因為這種討論只是以經濟消費作為視角，而沒有考慮經濟生產這一更為重要的環節。

第一，人們要想消費必須先進行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就需要消耗資源，并且不僅生產出產品，而且排放出其他對環境起破壞作用的廢棄物。也就是說，在人們的生活消費開始之前，就已經開始影響環境了。所以，在保護環境問題上只考慮生活性消費、不考慮生產性消費是片面的。

第二，隨著工業化，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相比，生產性消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一般而言，生活性消費所產生的污染量不僅大大小于生產性消費所產生的污染量，而且生活性消費所產生的污染量是受生活消費品形式、內容和數量所制約的。也就是說，生產過程決定消費過程。

第三，滿足人民不斷提高的物質文化需要是我們的生產目的，也是發展生產力的動力之一。號召節欲實際上是從降低需求的角度來調節社會基本矛盾，這從長期發展考慮是不足取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一直有節儉的美德，但這種美德與固步自封、安于現狀、不思創新并存，因此節儉并沒有解救中國近代以來處于落伍和受欺凌的境地。

第四，節欲與節約之間有本質區別。因為，節約不僅包含反對生活消費中的浪費，而且包含反對生產過程中的浪費，這樣便容納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減少單位生產產品的物耗和廢棄物產出量等內容。并且，節約并不與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文化需要相違。

上述命題對于研究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很有意義。7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理論研究已經澄清了人口不斷增長并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本質特征，因為人口增長不等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中國人口高速增長反而使資源更為緊張、環境更為惡化，并且人口增長所形成的勞動年齡人口撫養系數很高，成為經濟起飛的巨大負擔。所以，無論從長期發展還是近期發展的角度出發，我國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極為必要的。

但是，在理論上對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闡述得并不是很明確，特別是8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理論被我國政府和理論界所采納以后，這些方面之間的關系的理論闡述更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一個比較突出的傾向是在強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時，卻忽視或貶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6]。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應該說是與其理論視野中沒有將經濟生產過程中的中間產品的生產與最終產品生產區別開來相聯系的。其實，我們的生產目的是最終產品的日益豐富，而中間產品只是為了實現最終產品的手段。這關系到最終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節制最終產品的增長，而在于相對或絕對地減少中間產品數量。這無論是對實現可持續發展還是對實現持續經濟增長都同樣是重要的，并且它使得持續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不再矛盾，也能夠協調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和緩解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四、在解決人口資源環境問題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極為重要

常有一種誤解，增加一部分人口，社會生產好像只需要追加生產出他們所需要的消費產品便可以保證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降低。這是不對的。實際上，在一定生產條件下，為了保證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降低，不僅需要追加增長人口的個人直接生活消費產品，還要追加相應的生產資料產品。也就是說，需要追加的社會產品量大于追加的消費產品量，兩者之間差著一個乘數的影響。并且，這個乘數在工業化階段始終處于迅速膨脹之中。也就是說，在最終消費品生產擴大時，存在著中間產品生產成倍的擴大，甚至出現最終消費品沒有擴大而中間產品生產的迅速擴大（比如常說的“有增長無發展”）。而無論是最終產品還是中間產品都要在其生產中耗費自然資源、排出廢棄物并影響環境。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假定生產方式不變的條件下，人口增加與資源、環境的聯系。

工業化以來，社會生產的迂回生產性質顯得更為突出。所謂迂回生產指的是先生產生產資料，然后再生產出更多的生活資料[7]。經濟學家早就發現，“生產過程越是延長，技術效果就越大”[8]。于是，對于社會而言，伴隨最終產品增加的是中間產品更多的增加。這形成了工業化的典型經濟增長方式。

然而，這種機械的經濟增長方式并不是不可改變的。從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來說，一頭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新能源、新工藝、新產品層出不窮，并且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還節約了資源，減少了生產環節和中間產品，減少了環境污染，甚至變廢為寶。另一頭是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但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那么，作為勞動力來源的人口再生產沒有必要不斷擴大規模。

總之，人（而不是人口）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主要是通過生產和消費與資源環境發生聯系，其數量（即人口，包括總量及結構和分布）當然對最終產品需求有重要影響，因此對資源、環境起重要作用，但就可持續發展而言更重要的是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并且，本文作者并不同意一般地說，“人口的”生產、消費方式影響資源、環境，來強調人口的重要作用。因為，首先，生產、消費方式并不是“人口”的，而是社會的。第二，生產方式主要不是由人口決定，而人口再生產卻主要是由生產方式決定。

當前，人口無論是對經濟發展還是資源環境都已構成巨大壓力，緩解這一矛盾的確需要嚴格控制人口。而且，從社會發展的目的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來看，也需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因為人口周期長、慣性大，切不能為了搞短期適應犧牲長期發展的利益。所以，就中國具體國情而言，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好人口問題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但是需要指出，從理論而言，或者從長期發展角度而言，人口恰恰并不是可持續發展中的最主要、最活躍的因素（在這個問題上經常發生將人與人口兩個不同概念混淆）。因為，人口的控制或調節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作為無限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動力。當前中國的人口目標是達到并穩定在零增長上，也許將來還希望中國人口能減少一些，但這種調節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可持續發展真的要求人口規模不斷下降，下降到最后便是人類的消亡，那么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消亡。這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本身相悖。所以，我認為可持續發展中更有作為的因素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和全民的素質。這些方面的能動性更強，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并且，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中更帶有普遍意義，也可以說是可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超級秘書網

轉變經濟生產方式在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條件下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因此，它能夠成為持續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支點。轉變經濟生產方式對于解決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意義在于，通過限制低水平層次的重復建設，擴大生產批量和應用新技術減少能耗和材料，提高產品質量，提高最終產品量與中間產品量之比，提高最終產品量與生產廢棄物量之比。同時達到了節約資源和減少環境污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并不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矛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通過調整經濟結構來取得，發展高效益、低物耗、低污染的重點產業。發展環境產業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它可以通過對生產、生活廢棄物加以處理，變成對環境無害的物質，甚至變為再生資源。

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并不是直接研究新技術、新材料的技術科學，而是要研究處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經濟過程，如何通過制度變化和經濟關系的改變來解決人口、資源、環境方面的經濟外部性問題，克服當前“市場失效”的現實情況。通過全新意義上的社會資源最優配置，達到全社會的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目標在內的長期的、整體的效益最大化。按照這一設想，其研究框架又可以用圖2進行示意。

【參考文獻】

[1]．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人民日報，1997-09-22．

[2]．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摘錄）（2000年3月12日）．人口與計劃生育，2000(2)．

[3]郭湛，吳漢民．只要人類在思考，就會遇到哲學．新視野，1997(6)．

[4]郭志剛．人口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中有關問題的思考——關于“人口”定義的反思．南方人口，1998(3)．

[5]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0．

[6]翟振武．關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若干思考．中國人口科學，1998(5)．

[7]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16,217．

[8]寵巴維克．資本實證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889/1994（中譯本）．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