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范文精選

一、兵團人口在維護新疆社會穩定中存在的問題

（一）人口總量相對不足

縱觀世界發展的歷史，無論是文明的傳承、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穩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數量作為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新疆社會穩定形勢日益復雜的今天，兵團需要一定的人口規模來實現其維護新疆穩定的職責。2010年，兵團人口總量僅占到自治區人口總量的11．80％，與改革開放時的17．19％相比，下降了5．39個百分點。兵團人口增長慢于自治區人口增長，在自治區人口中的份額逐漸減少。在新疆人口日益增加的過程中，兵團人口出現了相對的“萎縮”，這與當今形勢下實現維護新疆穩定所需一個強大兵團的目標出現了背離。

（二）人口素質相對較低

據兵團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兵團6周歲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的僅占5．6％，高中（含中專）教育的占27．0％，初中教育的占40．2％，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03年，低于全國的9．05年。兵團人口無論是與60年代兵團人員的“高素質”相比，還是與當今全國的人口素質相比，高素質優勢已經遠去。人口素質的不高難以成就一個強大的兵團。首先，人口素質不高對新知識、新技能的接受、應用能力不強，難以成就一個經濟上的強大兵團。新知識、新技能一旦被用于生產、生活，往往是最能促進生產力、創造經濟價值的手段。而新知識、新技能往往是被那些素質較高的人員所率先掌握、應用。所以，兵團人員在接受和應用新知識、新技能的能力要弱于高于其素質的人員，這就使的兵團在經濟發展上會錯失先機而導致經濟上難以做強。其次，人口素質不高對維護新疆穩定的職責認識不強，難以成就一個思想上的強大兵團。當前，兵團老一輩人員已經退居二線，二代、三代和新職工是現在兵團的主力。據調查，新職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命意識淡薄，他們更多的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兵團三代的年輕人較老一輩的兵團人而言，使命意識不強，他們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向往外面的五彩世界，這從三代普遍不愿種地、寧愿外出打工的情況中可窺一斑。人員素質的不高，使得他們很難從國家的高度來認識自身所承擔的職責，也就更談不上責任感、使命意識，因此，思想上強大兵團的形成也就無從談起。

（三）兵團人口結構不甚合理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同志們：

今天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是貫徹落實省、市人口計生工作會議精神，分析當前形勢，總結推廣經驗，安排部署任務，動員全市上下進一步統一思想、真抓實干、開拓創新，扎實推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努力實現人口現代化，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更加良好的人口環境。剛才，我們參觀了壽光市圣城街道有關工作現場，聽取了濰坊科技學院、公安局、洛城街道經驗介紹，以及壽光、坊子、昌邑三個市區的典型發言，都很有啟發性，值得認真學習借鑒。下面，我就深入推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講三點意見。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增強持續推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去年以來，全市上下緊緊圍繞新時期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總體思路，積極探索創新，大力開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示范創建活動，初步建立起統籌協調、綜合施治、協同配合、優質服務、政策銜接、群眾自治、人財保障的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新機制，各項工作保持了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2012年，全市出生人口92381人，合法生育率97.6%，人口自然增長率3.69‰，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7.7，我市在全省人口責任目標考核中繼續名列前茅。今年1—7月，全市共出生44363人，合法生育率97.9%，出生人口性別比107.7，各項主要指標繼續穩居全省前列。工作中，各地各部門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從實際出發積極探索發展新路子、新模式，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名片”。像昌樂縣樹立大人口理念，推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坊子區完善五個機制、強化統籌協調，全力推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昌邑推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努力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等等，都對做好新時期人口計生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昌樂縣和8個市直部門成功創建為首批示范單位，在全市樹立了標桿、作出了表率。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示范創建工作中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一是思想認識不夠到位。個別地方和部門對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概念、范圍、作用、目標把握不清，對創建活動的必要性、重要性、長期性準備不足，甚至有些同志片面地認為只要抓好計劃生育，少生幾個孩子就可以了，現在提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為時尚早、不合時宜。特別是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人口計生與衛生合并組建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后，一些地方和干部對現行生育政策的穩定性、各項工作推進的連續性產生了疑問，出現了等待觀望、不推不動、不求進取的想法。二是系統研究不夠深入。面對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這個全新課題，很多地方和部門缺乏系統性、前瞻性的研究，一方面對人口數量、質量、結構、分布的關系難以把握；另一方面對新形勢、新規律缺乏準確的判斷，沒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解決問題，更談不上主動地探索創新、攻堅破難。三是工作發展不夠平衡。一些基礎相對較好的縣市區和部門普遍行動快、工作實、成效大，而基礎相對落后的縣市區和部門則缺乏創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工作被動應付，推進遲緩。

對當前面臨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形勢，我們必須冷靜地、客觀地、辯證地分析研判。隨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和社會結構深刻變動，人口發展過程中的新老問題疊加出現，人口計生工作面臨的局面更加復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面臨諸多挑戰。一是控制人口增長的壓力依然巨大。近幾年來，我市違法生育現象雖得到有效遏制，但群眾生育意愿與現行生育政策的差距仍然較大，目前我市和全省一樣正處于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在8萬左右，特別是省條例修改后，取消生育間隔，我市每年增加出生人口3萬人，也就是說每年新增一個大鄉鎮的人口規模；同時，全市近5年沒有違法生育的村一共2804個，比例不到全市的30%。人口多、增長快的市情沒有變，人口慣性增長依然強勁，鞏固和保持低生育水平壓力很大。二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依然突出。我市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盡管在可控范圍之內，但一直在110左右的高位徘徊，2010年開展的萬人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育齡群眾希望生育男孩的比例高達95%，今年更是有個別的縣市區因為性別比偏高被省里重點監控，給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帶來多重壓力。三是社會輿論影響造成群眾誤解政策。隨著低生育水平相對穩定，老齡化、用工荒等問題的出現，一些專家學者對現行生育政策提出質疑，一些新聞媒體跟風炒作，使得社會上出現了所謂的“放開二胎”傳聞。這些傳聞引發了群眾的誤解疑惑，使得計生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四是人口整體素質依然不高。全市人口整體素質依然不高，萬人大學生占比依然較低，專業技術人才匱乏，這與建設人力資源強市、推動轉調創的要求不相適應。五是流動人口管理難度加大。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逆轉，流動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社會管理和人口管理的難度不斷加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持續性；對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過多解決方案，對城市貧困人口問題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文森特·帕里羅在解釋“對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這一要素時指出：“所有社會都包括若干個階層或等級，它們有不同程度的權力和聲望？？然而更為通常的情況是以經濟為基礎劃分的等級，統治階層的劃分主要是由人們的職業威望及財富累積所決定的、在我國，雖然貧困問題早已存在，但城市貧困人口問題是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凸顯出來的，主要是制度性貧困、在我國轉型期的這一社會背景下，城市貧困人口不僅給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也給社會的良性運行帶來不利影響，同時，城市貧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間接地觸犯到社會中其他一些階層的利益和準則，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對一個問題是不是社會問題的界定，不僅要把它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個公認的準則來分析它。文章基于當前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這一背景，并結合公認的分析社會問題的四要素，即問題對個人或社會的損害、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持續性和過多的解決方案，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轉型期；城市貧困人口；社會問題

貧困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貧困人口自身必須面對的個人問題？盡管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對于貧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會系統背景中進行，而不是僅僅關注貧困人口這一亞文化群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貧困是一個經濟匱乏的現實，但貧困的持續以及在其持續的過程中引發并連帶的其他相關問題（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貧困人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不足以減少所有與貧困相關的問題。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這一宏觀背景中，對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理解離不開這一背景。何謂“轉型期”？在我國社會學學者的論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指社會結構變動，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包含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

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當前我國社會轉型具備以上涉及的所有情況。何謂“城市貧困人口”？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定義認為，城市貧困人口產生于特定的社會背景中，主要表現為：部分社會成員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正常獲得生活資料和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權利，并使他們的生活持續性地低于社會的常規生活標準[1]。

文森特·帕里羅在《當代社會問題》一書中指出，公認的社會問題一般具備四個要素：第一，它們對個人或社會造成物質或精神損害；第二，它們觸犯了社會里一些權力集團的價值觀或準則；第三，它們持續很長時間；第四，由于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會作出不同評判，對它們的解決方案也往往多種多樣，因而在如何解決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2]（P6-13）。這四個要素可以簡單歸納為四點：即對個人或社會的損害；對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持續性；過多的解決方案。本文將基于上述對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會問題的四個要素來論述當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

摘要: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在享受著人口紅利的同時，也隱藏著城市化水平過高，農村適齡勞動力減少等危機。結合中國城鄉人口實際數據，通過分析現實原因，提出合理的管理建議，以期解決城鄉人口問題。

關鍵詞:城鄉人口；數據分析；人口問題；對策研究

目前，我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農村勞動力無法保證農村生產的需要，中國城鄉人口管理問題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通過對城鄉人口總量分析，探討中國城市與農村人口差異的原因，以期對中國日后城鄉人口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和解決方案。

1中國城鄉人口數據分析

我國城鄉人口總體存在基數大的特點，因經濟發展、政策演變等因素的影響，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等均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1-3］。圖1為中國城鄉人口總量圖，由圖1可知，中國城鄉人口總量整體呈現逐年遞增態勢，且農村人口數量遠大于城鎮人口數量，從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城鄉人口數量增長速率有所放緩，農村人口開始減少。1995年為中國人口城鎮化的一個分界點，此時，農村人口達到峰值85947萬人，隨后，農村人口開始減少，直到2019年，為55162萬人，2019年城鎮人口為84843萬人，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穩步提升。中國城鄉人口總量雖然一直在持續增長，但根據近年來人口增長率預計未來中國人口將出現停止增長甚至負增長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城鄉適齡勞動力減少，老齡化加劇以及城市化水平過高。因此，有必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相關對策措施［4-6］。

2中國城鄉人口問題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