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傳統中庸之道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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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民族文化，對今天的文化建設十分重要。但是，在我們進行民族文化傳承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了一句經典的話：批判繼承！我們要傳承的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國學啟蒙的時候，我們要提倡“站著讀經典”。

最近，再讀的始末，參觀了劉光第先生的墓，有很多感慨，我將陸續貼出有關博文。

現轉摘博友月邊漁與花如箋的博文《淺論中庸之道》于下，對當前的國學啟蒙或許有些啟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倫理學和方法論。孔子在《倫語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即中庸是一種最高的德性，人們很久都不具備這種道德了。“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為“無事”與“不及”，即對立的兩端之間的調和與折衷。《中庸》指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這種所謂的“執兩用中”之說，亦即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頤解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后來又解釋為：“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對“中庸之道”，不少人以為是修身養性的根本，甚至某些所謂的權威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中庸之道”的種種好處。依筆者看，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社會的存在，中庸之道功莫大焉；中華民族兩千多年徘徊不前的事實，中庸之道禍莫甚焉。要想發展，要想進步，要想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地肅清仍流布于中華大地上的中庸之道思想。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庸之道是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禍根。

一、中庸之道培養了大批鄉愿之徒

鄉愿是什么？鄉愿就是和事佬，就是和稀泥，就是“不騎馬，不騎牛，騎著毛驢走中游”的所謂的中間路線，就是毫無個人觀點，唯主子之意旨行事的奴才思想。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學,是一種道德極其敗壞的行為。

中國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盡心下》中對鄉愿有過這樣一段鞭辟入里的描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又說：“閹然媚于世也者，鄉愿也”。意即那種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的便是鄉愿。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在一首《千年調》的詞中這樣描繪鄉愿：“然然可可，萬事稱好。”“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驅章炳麟（太炎）先生在1906年撰寫的《諸子學略說》中直指“中庸之道”的實質是叫人做“鄉愿”，即當兩面派的偽君子。

對于深諳“中庸之道”實質的鄉愿來說，自以為得了孔孟的精髓，無論做什么，都隨大流，絕不當出頭鳥，絕不做出頭椽子，哪怕火燒眉毛，哪怕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就是看得再清楚，也絕不先于人言，先于人去做利國利民的些微事情。這種人純粹是墻頭上的草，東風西之，西風東之，毫無個性，毫無主見。可就是這批毫無骨氣，毫無人格可言的鄉愿，卻偏偏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國吃得開，行得通，顯得很有人緣。而且因為他們的影響，中國人中的絕大部分都具有這種唯唯諾諾，不敢為天下先的鄉愿思想。若林則徐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大仁大德之輩，他們是百般詬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中庸之道讓一批昏君肆意虐民

因為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過“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的話。所以，這幫得了中庸精髓的人，便在昏君不理朝政，大肆虐民時，學會了一套“忍”的方法。什么萬事忍為高，什么忍字頭上一把刀，什么能忍則忍。什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明君盡忠可以，對昏君暴君也可以盡忠嗎？乃至清末權臣李鴻章也撰寫了一幅“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心中一段春”的對聯，來表明自己的忍。談到這里，筆者不得不說，孟老夫子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浩然正氣，才是中國人應該也必須具備的。他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股肱；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糞土”的錚錚鐵骨，令筆者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孟老夫子的影響遠不及孔子。

歷朝歷代的君王中，禍國殃民的昏君舉不勝舉。如此昏庸無道的君主為何沒人去推翻呢？為何讓他們如此肆無忌憚地禍亂國家呢？因為孔子認為昏君、暴君不該誅，殺了就是犯上作亂。昏君、暴君可以肆意危害百性，百性不可以有一點的想法去危害暴君。如孔子認為春秋時代是“禮壞樂崩”，“臣殺君，子殺父”，“邪說暴行”不斷發生的糟得很的大亂局面。可是同時代的師曠則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欲？”（《左傳襄公十四年》）意即天是非常愛護百姓的，豈能容忍暴君荒淫，作威作福？被驅逐出國是罪有應得。公元前510年，魯昭公被三桓（季孫、叔孫、孟孫三家）趕出國外后死亡，晉國的史墨評論道：“魯君世縱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憐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卅二年》）就是說，魯君一代代放縱，這樣的國君流亡死去，誰會憐憫？國君的位置本來就不是固定的。倘若歷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采用師曠、史墨這些富有民主思想的先驅的理論，或者奉行孟子“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思想的話，工業革命未必不首先在中國發生。自鴉片戰爭以來，屢受列強侵略，蹂躪的歷史未必不會改寫。可惜，一心為了劉家江山的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愚民建議，并把它作為國策固定下來，并為以后各朝代所效仿，嚴重束縛了人民的正常思維，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從這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孔子、董仲舒等一批主張愚民政策的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三、中庸之道為統治者培養了大批順民，也讓一批奸佞之賊穩居高位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歷朝歷代都出現大量穩居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奸佞之賊，如唐玄宗時的的李林甫、楊國忠；宋徽宗時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彥、童貫、梁師成等“六賊”；明朝的嚴蒿、魏忠賢；清朝的和坤等。他們之所以能呼風喚雨，肆意殘害忠良，一是得了昏君的寵愛，二是在中庸思想的影響下，沒有敢于揭發他們罪惡的忠貞之士。雖然士大夫看得都很清楚，知道他們在禍國殃民，可是誰也不愿當這個出頭的椽子，而是聽任他們胡作非為。至于百姓，因為孔子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的話，所以更不敢出頭，而是安于當順民。

最典型的當數南宋高宗趙構時的奸相秦檜。昏君趙構為了自己的帝位，不惜置江北大好河山于不顧，只圖偏安于江南一隅。秦檜則秉承趙構的意者，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飛。聽到岳飛被害的消息，“天下聞者，無不垂淚，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

為什么都埋怨秦檜而不去埋怨那個老混蛋趙構呢？還是因為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那個老混蛋是正統，是他媽的真龍天子，埋怨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亂，就該株連九族。那為什么只埋怨而不去揭發秦檜的罪行，以使全國人民共憤呢？又是那個中庸之道作怪，秦檜是皇帝跟前的紅人，操著生殺大權，誰會去冒這個大不韙呢？不能當出頭鳥，保住富貴，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終于在趙構和秦檜死去若干年后，因為后繼皇帝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才對岳飛平反昭雪，也才有了民眾阿Q式的精神勝利。

由此，我想到了從有關資料上看到的一件真實的事情，抗日戰爭初期，一個班的日本鬼子擄掠了200多強壯的中國北方男人，而后不用捆綁的押解著他們準備去處決。因為天熱，這一個班的日本鬼子又走了一多半去找水，只剩下三四個鬼子看著。我們愚鈍到極點的同胞竟沒有一個想領頭反抗，逃跑的，而是聽任其他的鬼子回來后，把他們押解到一個坑里活埋了。這是說的老百姓。同樣是抗日戰爭初期，近百個日本兵，押解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去燕子磯槍殺，可憐這五萬名軍人，不要說反抗，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我們在責罵日本鬼子毫無人性的同時，難道不對我們同胞的行為反思一下嗎？他們為什么沒有反抗精神？為什么安于當順民而任人宰割？抗日戰爭，如果沒有輩的昂起頭顱，挺直腰桿，以大無畏，不怕死的剛烈血性與日本鬼子拼殺，則未必只有八年。

四、中庸之道使人們不敢有創新意識，只能步人后塵甚至固步自守。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民族不竭的動力。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中華民族本來是一個最有創新意識的民族，在中庸之道的流毒傳播不廣時，中華民族的創新和進取精神是最強的。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創造了輝煌，成為領先當時世界潮流的優秀民族。比如商鞅變法、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王安石變法、乃至后來的康乾盛世等，都是因為受中庸之道的影響小才得以發展起來的。

凡是中庸之道影響廣、中毒深的時代和地區，其發展速度都是異常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再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南方和沿海地區為什么比北方和內陸地區發展快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地方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中庸之道思想對他們影響甚微。

孔子對統治者大加吹捧，時時處處替統治者著想，建立了一整套為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含有嚴重愚民政策的理論。就是這套理論，被歷代統治者奉為圭臬，成為愚弄人民的工具，成為茍延封建統治的利器，成為束縛人們正常思維的羈絆，成為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禍根。

以上僅是本人的一管之見，而且言論未免偏激，懇請有識之士匡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