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儒道釋思想的悲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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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的悲劇意識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其受儒道釋思想的影響而獨具特色:儒家既定的人生框架束縛下的倫理道德悲劇，道家虛無人生價值映照下的生命悲劇，佛家的無邊苦海包圍中的生存悲劇。儒道釋三家思想使得悲劇意識深深扎根在中國文人士大夫心中，并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悲劇色彩的作品。同時，儒道釋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國的悲劇精神，造成中國古代很多悲劇的“大團圓”結局。

關鍵詞:儒釋道思想;悲劇意識;悲劇精神

“悲劇”作為一個美學范疇，其最早來源于古希臘。在中國浩瀚的古典文獻里雖沒有明確記載“悲劇”這一詞，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卻蘊含著濃郁的悲劇意識。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出現了很多具有濃郁悲劇意識的作品，它們大放異彩，豐富著中國古代文學。像悲壯的古代神話《精衛填海》，悲慨的楚辭《離騷》，悲情的戲劇《竇娥冤》等作品深入人心，其藝術魅力更是經久不衰。所謂悲劇意識“是悲劇性現實的反映，也是對悲劇性現實的把握”。根據此種理解，可以說這種悲劇意識是無處不在的，它滲透在各類文學作品和歷代文人的心中，滲透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中國的悲劇意識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中國的悲劇意識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各種文學體裁之中均有體現，而并不是僅以“戲劇”的形式展現出來;其二，中國的悲劇意識深受儒道釋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思想的主流，它與老莊、佛教思想互相補充，對中華民族的悲劇觀念和悲劇精神產生重要影響。

一、儒道釋三家的悲劇意識悲劇意識

既是悲劇的創作者和悲劇的承受者對悲劇性現實的反映，也是對悲劇性現實的把握。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繁衍生息，始終要面對來自大自然的威脅;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又面臨著不同階級間的利益爭奪。當人們面對各種生存的挑戰和威脅，面對各類悲劇性的現實，以一種理性的精神去面對和解決時，就意味著悲劇意識的生成。

1．“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倫理道德悲劇

儒家的悲劇意識源于設定的理想道德秩序與現實存在的生活秩序之間的矛盾。儒家主張建立一種完美理想的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生活在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他把周禮作為理想的道德秩序，顯然在動亂的社會，禮注定是行不通的。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孔子內心充滿了憂患，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游走諸國，仍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憂患意識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他們的作品中流露出沉重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中國古代的詩人用詩歌表達了他們對社會對國家的關懷憂慮之心及社會責任感，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說:“杜甫、高適、岑參、王昌齡、李賀、李商隱、韓愈、賈島……所有這些唐代詩人，哪一個的詩歌中沒有悲劇的意識、憂患的感覺呢?”當一個人執著地追求理想，而這種理想也許不能實現，便有了求而不得的失落和矛盾的可能，也就暗示著他可能的悲劇性。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這種人生理想的社會土壤是農業社會，這是一種建立在農業社會血緣宗法制基礎上的以倫理為中心的人生理想，它要求實現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倫理秩序和家庭倫理秩序。“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沒有給人以違抗父母和君王的權利”，它要求人們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要遵循相應的政治倫理秩序和家庭倫理秩序，由此，當個人的理想與倫理道德秩序發生沖突時，當個人的意志、主觀意愿與父母、君王的意愿不統一時，因困于這種倫理道德秩序，也就必然要產生悲劇意識。

如屈原一心輔佐楚懷王清除時弊、為國經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但是他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現實徹底粉碎。屈原被放逐，一曲《離騷》唱出了中國文人心中無限的悲涼。又如《孔雀東南飛》，當焦仲卿面臨著聽從母命、遵守孝道與捍衛至死不渝的愛情這樣一個尖銳的沖突時，他糾結矛盾，最終選擇了屈從母命，休掉了發妻，以死殉情。長幼之道和男女情愛本是正常的倫理觀念，但如果二者不能統一而產生沖突，形成矛盾，其結果就必然形成悲劇。儒家思想實際上是一種以倫理為中心的思想，它把人的社會活動都框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定模式中，人們的一言一行，都要合于“禮”。這也就導致了當現實生活秩序與理想的“禮”發生沖突時，悲劇意識的生發。

2．“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生命悲劇

有學者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并存著兩種悲劇意識，一種是樂觀悲劇意識，一種是悲觀悲劇意識。儒思想所透露的對社會的積極關注、對社會的憂患意識、對國家的責任感等等是“樂觀悲劇意識的哲學底蘊”。那么道家對社會無情的鞭笞，便是悲觀悲劇意識的思想淵源。道家哲學產生于動亂的戰國時期，在面對宇宙與人間的種種殘酷無情的現實后，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絕圣棄智”等思想，表明了對社會現實的痛惜與失望。其后的莊子更是以“自然”“逍遙”思想發展了這種對社會無奈痛惜的悲劇意識。莊子說“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從“悲”到“哀”，可見莊子對人世間的道德價值逐漸感到失望。于是，他提出“自然之道”，以“自然之道”的價值尺度來否定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價值。人世間充滿苦難，天地萬物一切都是相對意義上的一切，價值化為虛無，人的生存也并無任何意義可言。但不管社會多么黑暗、精神多么痛苦，人依然要存在，要活著，要“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由此，便產生了濃厚的生命悲劇意識。所謂生命悲劇意識“主要表現為一種以非死亡為結局的生命存在意識。它源于社會的重壓而產生的對生命存在和生命價值的懷疑、失落與追尋、抗爭相激相蕩的復雜情緒。”

魏晉詩人阮籍生活在亂世，在司馬氏政權的淫威與個體人格的夾縫中艱難的生存，忍受心靈的煎熬。他在《詠懷詩》中說道:“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詩人感嘆人生有限，歲月無情，世事變化無常，須臾間難以自保:“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日惶恐不安，這又是何等的悲涼!陶淵明寄情于田園間，在他的詩中我們看到是他對生命無奈的感慨。他在《飲酒》詩中說:“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正因為有了對生命短促的悲嘆，所以才不愿困在“樊籠”間度此一生，于是尋求另一種生存之境———在“返自然”中尋求一份清閑自在。這也許是一種對于生命痛苦的無奈之舉吧。朱光潛先生曾說:“淵明厭惡劉宋是事實，不過他無力推翻已成定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極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懷荊軻、張良等‘遺烈’。”可見，陶淵明的飲酒、歸隱田園雖是一種消極、逃避，但這也是詩人面對無奈的人生所作的無奈之舉，在對生命價值的懷疑、失落與追尋、抗爭中，詩人借隱居世外來與這社會的“樊籠”相抗爭。

3．“因果循環”的生存悲劇

佛教在東漢年間傳入中國，與儒家、道家相互滲透，促使中國古代悲劇意識呈現出新的異彩。從佛教發展的漫長歷史來看，佛教是對生存苦難的揭示。釋家認為人世間苦才是真諦，人世間的人因為各種原因陷入無邊苦海，飽受輪回之苦，而這“無邊苦海”正是釋家所體悟的人世間的悲劇。佛家認為人生充滿痛苦，大千世間不過就是痛苦的匯集。它的一切皆苦、萬事無常、惟有輪回的觀念，它的“苦海無邊”意識，成為生存論意義上的悲劇。在對人生痛苦有了深刻認識之后，在感到“諸行無常”的幻滅感之后，憂從中來，無奈也從中而來。這是一種極端的憂患意識，面對這種與生俱來的痛苦憂患，只好“安受苦忍”。對于沉淪在“無邊苦海”中的世人來說，“受苦”是實，“忍”則未必，“安”正是不安，“安受苦忍”更反襯出了生存之悲。那么“苦”從何而來呢?釋家認為“苦自業生”，所謂“業”，是釋家在解釋悲劇的成因問題上所提出的概念。“業”泛指一切身心活動，一般包括“行動”“言語”和“思想活動”三類，并據此提出了“三業”是“因”，報應是“果”的觀念。

釋家認為因果是循環的，種其因得其果，今生所遭遇的苦難是前世決定的，而你今生的所作所為又會影響你下輩子的命運沉浮，人生便陷入無盡循環的苦海之中。生是悲，而死亦是悲，總也逃不了這業報輪回。這種“因果循環”生存悲劇意識深深縈繞在中國古代人的心頭。《桃花扇》的結尾用一曲道盡了世事的變化無常，似錦的繁花轉瞬間煙消云散，唱出了沉痛的興亡之感，兜兜轉轉最后都成空，皆逃不出這因果循環。《紅樓夢》曾被譽為“徹頭徹尾之悲劇”，卻也是一出因果循環的生存悲劇。寶玉本來是女媧補天漏用的石頭，而黛玉是瑤河之畔的絳珠仙草，二者本有著木石前盟，注定了在賈府的情深糾葛。石頭歷盡了紅塵，嘗盡了人生百態最后回歸，草還罷一生情淚，淚盡而還，也都是必定的結局。太虛幻境的冊子上早已記載了十二金釵所有的恩怨情愁，歲月流逝，紅顏老去，最終逃不過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結局。而承蒙皇恩、盛享殊榮的賈府也是處在這樣的因果循環之中，它的落寞也是早已注定的，散發出濃濃的生存之悲。

二、儒道釋思想對悲劇意識的淡化

中國文化中的悲劇意識受儒道釋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倫理道德悲劇、生命悲劇和生存悲劇。既然悲劇意識自人類繁衍生存就已經產生，是人與生俱來的對現實的正視和反省，那么悲劇意識便包含了兩個內容:“一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困境，即現實性的悲劇……二是人類對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困境的超越、應戰的態度，或人類對現實的悲劇性的超越、應戰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儒道釋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淡化了悲劇意識。

1．“中和”“哀而不傷”思想對道德沖突的調和

儒家主張“中庸之道”，他們強調“中和”，以和為美。反映在美學上，即提倡“哀而不傷”的美學原則，對于苦難遭遇的展現和悲傷之情的宣泄，都要“哀而不傷”，不能過度。他們排斥激烈的沖突，主張以和為美，這種審美觀念深深地滲透到中國古代的悲劇中，在悲劇情節的設定中往往就要反對激烈的矛盾沖突，在結局的設定中追求悲中有喜、哀而不傷的大團圓結局，從而緩和了由矛盾沖突引起的悲傷和絕望的情感。正如《趙氏孤兒》最后以奸臣屠岸賈的滅亡收場，正義最終戰勝邪惡，大快人心，彌補了趙氏一家被滅門的悲痛之情。另一方面，儒家講求“有序”的倫理觀念實則是強調服從，反對任何違逆甚至是抗爭的行為，這也恰恰調和了矛盾沖突，淡化了悲劇精神。同樣，在焦仲卿陷入情愛與孝道兩難的抉擇中時，傳統的倫理觀念讓他選擇了屈服。他選擇了孝道，聽從了母命，休掉了妻子，不敢去爭取自己的幸福，不敢去斗爭，最后只能通過雙雙殉情的悲慘結局來淡化這種矛盾沖突。

2．超然出世思想對生命悲劇的消解

道家雖然對黑暗的社會不滿，批判無情的現實生活，主張追求精神的自由、精神上的超脫，但是這種追求并不是以積極的心態去改變現實狀況，而是選擇避開與社會的沖突，轉向自我的內心，通過“心齋”“坐忘”等方式來逃離痛苦的現實世界，達到自由狀態，實現精神的超越。然而“道家的超越是一種純粹的內在反思和想象，是一種通過精神自由的追求對人生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悲劇意識的沉重的逃避，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這樣，道家的安時處順、超然出世的思想實際上回避了矛盾沖突和抗爭，而悲劇的核心恰恰是由矛盾和沖突構建起來的斗爭與反抗。同時，這種避世的心態、脫離實際的思想消解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難而進”“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向自然挑戰、同社會抗爭的悲劇精神。這也促使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眾多詩人在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情況下，借山間清泉、林間啼鳥、園中姹紫嫣紅來消解這種失意情懷，寄情山水，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園詩，將滿滿的失意化為濃濃的詩意。

3．“涅槃”思想對“苦海無邊”的生存悲劇的解脫

佛教認為生命的本質是苦，生命過程是苦的過程。命運是不可思議的，苦難也是難以抗拒的，當人們面對現實的苦難而無能為力時，便借助佛教的業報輪回觀念來企圖得到解脫。所謂業報輪回，也就是說人今生今世的地位遭遇并不是由環境和主觀意愿造成的，而是由自己前世的所作所為的善惡決定的。因果業報要求人們聽命于現實命運，安于現狀，因為人的命運是由前生所決定的。實際上，業報輪回的觀念就是強調宿命，把人所遭受的不幸、苦難都解釋為是必然的命運，因此，面對人生的悲劇，只應該認命、退避忍讓、取消抗爭。佛教認為只要看破紅塵，不介入世事紛爭就沒有欲望和苦惱。佛教所宣揚的“涅槃說”，其實是追求超現實的精神解脫。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注重斗爭、直面人生苦難的悲劇意識是相悖的。梁山伯、祝英臺死后化為蝴蝶團圓在一起，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在雙雙殉情之后化為鴛鴦比翼雙飛，這些都把悲劇人物的抗爭轉化為精神解脫。甚至于被王國維稱為人生、命運最大不幸的《紅樓夢》，聽到的只是“好就是了”這樣的人生嘆息;賈寶玉也只是皈依“佛”，并沒有對人生悲劇命運進行抗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悲劇精神的稀釋，對悲劇精神的否定。

儒道釋三家有著不同的悲劇意識，中國文化中的悲劇意識也被打上儒道釋三家的烙印，影響著中國文人、士大夫。但在對待悲劇沖突方面，儒道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調和了矛盾沖突，淡化了悲劇的抗爭精神，從而對悲劇意識也起到了淡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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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疊 單位：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