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高校教學當代文學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族高校教學當代文學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從我在民族高校從教的經歷看，目前民族高校漢語言文學的現當代文學課程的教材和其它非民族高校沒什么區別，用的都是關于主流文學史的教材，比如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洪子誠的《中國的當代文學史》等，而這些文學史著作都沒有涉及少數民族文學，在進行作家介紹的時候，也很少把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他的寫作之間的關系進行較為深入的論述。而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雖然以“一體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學”對建國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體概況進行了描述，但較之對主流文學寫作的關注，更像是一種點綴。當然，客觀地說，這也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體從業人數較少、作品質量參差不齊有直接關系。而民族高校選擇這些現當代文學教材，也有更為切合實際的考慮，比如民族高校的大學生差不多有一半是漢族學生、而少數民族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大多接受的也是漢語教學(包括一些民族的雙語教學)，而且很多想考取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的同學更多選擇的也是非民族高校，因此，把整個漢語書寫中的優秀作家和作品介紹給他們，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最基本的責任。

針對民族高校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以上情況，我們該如何來處理這些問題呢?如何把少數民族創作提供的“族群經驗”和“中國經驗”融合到文學史的講述中?我們姑且采取傳統的現代、當代文學的區分來分別探討這一問題。眾所周知，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特征是經典作家、作品的講述，魯、郭、茅、巴、老、曹現代文學六大家始終是我們現代文學講述的重點，其中老舍是滿族作家，而現代文學史上另外還有一些著名的少數民族作家如苗族作家沈從文、蒙古族作家蕭乾、滿族作家端木蕻良等。對于這些在現代文學史上寥若晨星的少數民族作家，主流文學史或把他們放置在啟蒙文學、或是革命文學、或是現代性文學的總體視野下予以觀照，并不強調他們的族群身份，當然，這也符合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在民國文學的格局中，少數民族文學并未作為一個獨立、具有自足性的概念被提出來。但在民族高?，F代文學史講述中一個可行的實踐是，我們可以從族群的歷史文化淵源、族群身份認同等視角進入這些作家的寫作，也許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解讀。比如，近年來，對老舍的滿族身份記憶和沈從文的苗族血統的研究，從另外的視野上拓展了這些著名作家研究的新空間。在課堂教學中，如果能夠在老舍的文化批評、國民性批判、市民書寫等視野之外關注他的族群身份，我們則可以發現老舍作為滿族身份的童年記憶、少年成長和他作為作家對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型期社會文化批判所帶來的獨特性。同樣，強調沈從文的苗族身份，也并不是為了單純求證少數民族書寫一起參與了整個現代文學的民族想象與國家想象，而是從“苗族”這一身份所攜帶的族群記憶透視沈從文田園牧歌背后的“深有隱痛”和他對鄉土的審美書寫背后的文化憂傷。

在當代文學的講述中，這個問題可能會復雜的多。眾所周知，“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是建國后才出現的，在1950年代初期，報紙、雜志上開始出現“兄弟民族的民間文學”、“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的提法，在1956年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老舍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兄弟民族文學”的概念才正式被提出來。到195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座談會提出“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任務，“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有具體內涵的概念才被逐漸確立下來。因此，“少數民族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國家建構和國家想象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也決定了建國后“少數民族文學”被主流文學進行文化整合、作為民族國家宏大敘事一部分的宿命。66相對于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作品講述，當代文學更多是一種文學潮流講述，從“十七年”時期一系列的文藝批判運動、革命歷史敘事、農民寫作等到1980年代之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文學思潮的更迭是當代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在當代文學階段，如何可操作性地滲透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講述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在“十七年”文學中是作為一種建構性的因素出現的，也就是說，文學上的“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提出在總體上服務于多民族國家的合法化敘述。在建國后“一體化”的文學整合中，整個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也被納入了對革命的合法性、政權的合法性講述中。這就不難理解彝族作家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壯族作家陸地的《美麗的南方》、白族作家楊蘇的《沒有織完的筒裙》、蒙古族作家烏蘭巴干的《草原烽火》、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李凖的《不能走那條路》等小說并沒有多少屬于民族記憶與民族經驗的“越軌的筆致”，他們對火熱的戰斗生活的書寫、對民族解放的艱難歷程的講述、對社會主義階段民族建設的歌頌，都未曾超越主流的文學敘述。在這一歷史時段，少數民族的文學不僅參與了當代文學的建構，而且，在這一宏大敘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爱愖屣L情”在當時是一個被貶斥的概念，即使以上的小說中有有關民族風情、民族日常生活的講述，但是，這一切必須服從于整體的文學象征化敘述。因此，在“十七年”文學中，少數民族的文學敘述更像是對“一體化”的當代文學的“補充說明”。在這個意義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講述，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證明了當代文學“一體化”對主流的漢語書寫以及少數民族書寫的整合和規訓。而主流文學敘事與少數民族文學并不是割裂的兩個部分，而是互相滲透、互為他者，共同完成了建國后“多民族文學”的愿景。在八十年代的文學實踐中，在“回到文學自身”、對“文學性”追求的潮流中，少數民族文學也漸次獲得了自己的主體性，并有意識地構建族群書寫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新時期文學之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十七年”文學的一種慣性延續，雖然“”的結束開啟了政治上的“新時期”，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依然亦步亦趨，“傷痕”、“反思”其實是借文學想象共同參與了對十年“”、“極左”思潮的控訴以及對新的歷史時期的合法性講述，這也是被之后的文學史稱之為文學和政治不多見的“蜜月時期”。大約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始，文學書寫開始呈現出告別相對單一的政治化書寫的努力，從“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從“政治啟蒙”到“文化啟蒙”，“文化”進入了文學書寫的視野，少數族群的文學自覺也拉開了歷史帷幕。韓少功、李杭育、阿城等走入少數民族聚集的崇山峻嶺、密林幽谷中，尋求中國傳統文化再生的資源，韓少功激贊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嶺里找到了還活著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慣于‘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占，結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其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有明顯的差別?！崩詈加凇独硪焕砦覀兊摹案薄分?，則認為漢族“規范文化”之外的各少數民族文化才是未來文化和文學發展的方向，它們“純凈而又絢爛，直接地、渾然地反映出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種真實的文化，質樸的文化，生氣勃勃的文化?！币彩菑摹拔幕瘜じ遍_始，扎西達娃的西藏書寫、張承志的蒙古草原、烏熱爾圖的鄂溫克族群文化等開始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在地域文化的意義上共同繪制了1980年代的文學地圖。少數民族文學不再是作為“點綴”、而是作為不可缺少的、有機的、重要的一翼參與了1980年代的文學建構。因此，在課堂教學中，就不能把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寫作作為主流文學思潮更迭的一種“補充說明”，而是應該深入、細致的分析這一時期的少數族群寫作和主流文學之間縱橫交錯、互為借鑒的復雜關系。

當然，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還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面對同一族群、同一地域，漢族作家和少數民族作家可能有不同的敘事姿態與精神訴求，從他們文學寫作的耦合與分歧，可以考察少數民族的自我書寫與“他者”書寫之間構成的復雜的對話關系。比如，在“先鋒文學”思潮中，同為對西藏的文學想象，馬原和扎西達娃就呈現出不同的寫作面貌，當馬原以“我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的視角講述西藏時，“西藏”不過是他形式實驗的一個背景與資源，“拉薩河”和“麻風村”(《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虛構》等)的秘密，更多契合了他敘事的不可知，為那個被稱之為“馬原的敘事圈套”服務。而扎西達娃雖然也書寫西藏的“隱秘”(《西藏，隱秘歲月》、《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但在他的寫作中，始終有意識地在逃離那種把西藏想象為“神秘”的陷阱，他其實是把“神秘”視為西藏宗教文化與本土生存的一種“真實”經驗。因此，當我們把這樣的兩個寫作者放置在一起講述時，應該有意識的引導學生思考:作為“本土”書寫者和作為“他者”書寫者，在呈現某種族群經驗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所遮蔽，也就是學會讀懂那些已然說出的故事背后未曾說出的故事。對民族高校的現當代文學課程設置來說，一般是在一個年度、也就是兩個學期講述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因此，很難面面俱到，一個比較普遍的方式是在現代文學階段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講述，而在當代文學階段主要是文學思潮的講現當代文學這門學科的特點之一，是與當代生活、當代生命經驗的切近，所以，在授課中，一方面會站在“講述歷史的年代”對很多文學現象進行重新解釋，另一方面，對于當代文學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讓學生明白，在我們當前生活的世界，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就是常說的當下意識。對于民族高校的學生來說，如果能夠把更多的當代文壇上正在寫作的民族作家、作品介紹給他們，無疑可以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也讓他們了解自己族群的文學書寫在當下文壇的位置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講到新世紀文學的創作現狀時，我們會介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阿來，他不僅是藏民族的驕傲，同時也給當代漢語書寫帶來了新的寫作資源與中國經驗，從《塵埃落定》到《空山》，阿來講述部族傳奇與英雄故事，也試圖為一個藏族村落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變幻立傳。而不管是《塵埃落定》還是《空山》，他的寫作又和主流的漢語書寫構成了頗有意味的對話，從《塵埃落定》的“精神還鄉”到《空山》中還鄉“鄉”已不再、“空山”已“空”，阿來對自己族群的歷史書寫和1990年代的“新歷史寫作”、新世紀的“后鄉土”書寫有呼應也有反抗。通過把少數族群的文學書寫放置在當下的語境中，會使學生對少數民族文學在情感上的親近之外，也有一個理性的分析與判斷，既看到少數民族文學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也看到他們可能存在的問題。

實際上，在民族高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對那些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水準的少數民族作家的介紹，不僅是在給學生呈現現代以來的文學書寫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能夠增進民族團結與民族和諧。比如，從1980年代文學開啟的“日常生活敘事”講起，講到新世紀以來文學的民間敘事倫理，以回族作家石舒清為例，在《清水里的刀子》、《果院》、《黃昏》、《清潔的日子》、《苦土》等小說中，石舒清講述回民族的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正是在對回民族日常生活的堅韌、自尊、溫情的書寫中，人們對伊斯蘭的想當然的民族想象自然解體。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和文學語境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這種關注與講述，不僅是一種知識的傳遞，同時也是對不同族群文學、文化的尊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主流文學史的思潮更迭、文學現象的講述中如果能夠兼顧少數族群的文學書寫，就不僅具有文學史、文化史的意義，而且對當下中國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對多民族的和諧共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以上選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具有癥候性的少數民族文學書寫，是為了說明，在整個20世紀文學史中，少數民族作家以他們豐厚的創作實績豐富和拓展了主流文學書寫并提供了不同的民族經驗與中國經驗。少數民族文學與主流的漢語書寫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這就需要我們在民族高校的現當代文學教學中，不僅要有意識地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更應使學生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和主流文學并不是分裂的、不是單純的主流與邊緣的問題，而是互有借鑒、互相滲透，既要看到少數民族文學想象提供的新的“中國經驗”，也應看到他們在當下寫作中面臨的困境，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與發展、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做一些切實可行的努力。

作者：吳雪麗楊于卓單位：西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