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錢幣社會現實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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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斷代，二是研究當時社會現實，三是研究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國際間的交流歷史。
錢幣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見之物，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筆者不揣淺陋，試對此作一粗淺的探討，望方家正之。
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斷代，二是研究當時社會現實，三是研究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國際間的交流歷史。下面分別討論。
一、斷代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
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
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因此，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幣的所屬時間。如梁四柱五銖，錢面上下各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鑄重達八銖之五銖錢，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
“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國農民政權也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十種，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往往每次改年號，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廣西賀州博物館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的情況，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管維良先生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33％，最高為100％，絕大多數時候為90％以上。兩晉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漢五銖，所占比例最少為33％，最高為100％，有7批。絕大多數為90％以上。南朝5例，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6例，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90％以上，可見，當時流通的主要貨幣應該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二、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筆者曾研究過的三峽地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這11座墓平均每座約47枚。西漢武昭時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錢幣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總數約2200枚，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約50枚。
從上述數據看，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1枚錢幣也沒有，最多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出土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由于保存狀況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漢代是一個崇尚厚葬的時代。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盵9](p2s3)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蛑量探痃U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
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口賦下的生活狀況。《漢書·貢禹傳》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辟x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頓的情況下，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三、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超級秘書網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端鍟肪?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例如，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本文粗略討論了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三個方面的作用，權作引玉之磚。
參考文獻：
[1]洛陽區考古隊．洛陽燒溝漢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2]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吳榮曾．五銖錢與墓葬斷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齊東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慶生．賀州市博物館利用錢幣進行考古斷代的兩例報告[J]．廣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6]蔣曉春．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D]．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7]管維良．“五銖錢與“五銖時代”淺論[A]．重慶市錢幣學會．重慶錢幣研究文集[C]．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