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昆侖奴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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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昆侖奴之形象自唐以來多見諸于史籍,以及佛教文書和其他文學作品之中,可見昆侖奴之形象深入唐人之心。唐之昆侖主要來源為南海黑人,間或雜以一定數量的非洲黑人,分官私兩種,在宮廷和各地富人家庭中服役,分布廣泛,較普遍地為唐人所役使,其從事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出賣勞力和技藝兩種類型上,雖社會地位底下,但亦為唐代社會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關鍵詞:唐代;昆侖奴;黑人
昆侖奴在《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太平御覽》等史籍中皆有記載,再者如唐代僧人義靜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書中亦有昆侖之蹤影。中國史學界最早對昆侖奴的研究,根據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的觀點,是以清末文廷式的《純常子枝語》為開端,《枝語》一書從唐代佛書入手,對昆侖的所在地及民族特性進行了概括性的考證。此后,日本學者桑原騭藏1911年至1918年在《日本史學》上發表《提舉市舶西域入蒲壽庚之事跡》,以及1919年法國學者費瑯著《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這兩部著作應當是近代東西方學界對南海昆侖文明和昆侖奴最早的研究。
在1930年,我國史學家吳晗在《現代學生》第一期發表《昆侖奴考》,此后在1932年,陳寅恪先生在研讀《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后,亦提出了“骨侖即昆侖”的觀點。很長一段時間,學界對昆侖奴來源各有爭議,但比較廣泛地認為昆侖奴應是來自非洲的黑人,通過貿易、進貢等形式來到中國,充當官私奴婢,這個觀點也較為大眾所知。這一時期對昆侖奴的研究主要依靠文字記載,直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西安出土大量唐代黑人俑,昆侖奴再次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后來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壁畫中的文殊菩薩的騎獅馭者亦是黑人的形象,這進一步證明了昆侖奴在我國存在的事實。2001年,西北大學葛承雍教授經過多番考查及交流后,在《中華文史論叢》發表《唐長安黑人來源尋蹤》,提出唐代昆侖奴來自東南亞和南亞而不是非洲的觀點,葛教授從出土的黑人俑的體貌和服侍進行對比,與義靜《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所談到的昆侖人“赤腳敢曼”的形象符合,亦帶有南海黑人特點,而少非洲黑人特點,因此認為唐代昆侖奴的主要來源應當是居住在馬來半島以南的海島上的南海黑人,即尼格里托人,又叫矮黑人,而非居住在非洲的尼格羅人。廈門大學韓振華教授在《從中外古藉記或上所見到老撾歷史發展概況》一文中進一步補充認為,昆侖奴來源包括老撾的卡族在內的中南半島上的小黑人。
目前針對昆侖奴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對小說傳奇筆記類的文學作品中的昆侖奴,如暨南大學程國賦的《唐代小說中昆侖奴現象考述》;二是對唐宋佛書中的“禪談”等涉及昆侖奴的內容,如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的《唐宋佛書中的昆侖奴》、中山大學蔡香玉的《試論禪談中的昆侖奴形象》;三是對古代藝術作品的實物考究,如故宮博物院學者步連生的《試論我國古代雕塑的昆侖人及其有關問題》、南京大學秦浩教授的《唐墓昆侖奴俑考釋》;四是依據史籍及其他文獻的綜合性考證,如曲阜師范大學李季平教授的《唐代昆侖奴考》,其他關于昆侖奴的研究著作還有渤海大學肖忠純的《中國古代黑人奴隸的分布和生活狀況》等等。
踏著前人所鋪就的道路,本文嘗試從史籍及文學作品中所記載的關于昆侖奴的內容出發,對唐代昆侖奴所從事的主要工作進行探究。
一、從昆侖奴之來源試析
古代文獻提及“昆侖”的有許多,最早的應是《夏書•禹貢》中的“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一句,再如《山海經》提到“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又如《水經注》中也提到“昆侖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由此可見對“昆侖”所在的地理位置有種種說法,根據蘇學林的《昆侖之謎》一文考證,“中國西部山之可以名為昆侖者,共十余處”,并在最后考證出“真正昆侖應為西亞阿美尼亞高原的阿拉拉特山”,陜西省乾陵博物館秦建明先生的《昆侖山為新巴比侖城考》亦考證出類似的觀點,可供參考。但是本文并不著重于探討“昆侖”一詞的起源和所在地,而在于通過探討昆侖奴之來源,從側面來推測唐代昆侖奴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關于唐代昆侖奴之來源的觀點,在近代學者中各有說法,主要是“非洲說”和“東南亞說”兩種。在筆者比較之下,更為贊同葛承雍教授的“東南亞說”。唐張籍就有詩《昆侖兒》云:“昆侖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游”[1],其中的“海中洲”應當就是唐人對東南亞的群島以及中南半島的一種泛稱。
從昆侖奴之來源看來,其原居地之地理環境往往對其民族特性起著重要的影響,居住在海島的民族素來善水,東南亞群島的居民亦不例外,其土著歷來熟悉水性,擅長于水上交通,因此唐玄惲法師《法苑珠林》中就有“善水昆侖”之說,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亦提到“入水六十尺,驅使運載千余人……運動此船多骨論為水匠”,《萍洲可談》卷二亦提到“海中不畏風濤,惟懼靠擱。……船忽發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補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2],《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二亦提到“邯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侖白水之屬也”[3](第三冊p.557),由此可見昆侖奴應是十分熟悉水性的,并且對船運方面的工作比較熟悉,因此昆侖奴在唐代時常擔任水手、修船等船運方面的工作。《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七“佛殿階前石獅子,大洋海底鐵昆侖”一句更是將昆侖奴之善水比擬到極致,但是縱使昆侖善水,從《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四所提到“故李太尉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召船上昆侖取之,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之窟宅也”[3](第五冊p.153),及《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二十所記陶峴命昆侖奴摩訶下水取物身亡一事[3](第五冊p.370),也可看到從事航運的昆侖奴身份低微,職業高危,并遭遇著種種不人道的待遇。
昆侖奴除因善水多從事水手航運外,觀其來源地,南海及西南諸國多珍寶異獸,黑人亦多健兒,可初步猜測唐代昆侖奴亦應有從事馴獸者及勞役等方面的工作,這將會在下面闡明。
二、根據文獻記載內容進一步推測
馴獸師。山東大學崔大庸教授《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唐代黑人形象初探》一文對敦煌壁畫中的昆侖奴作了詳細剖析。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專家發現了有馭獅昆侖奴、馴獅昆侖奴、馴象昆侖奴等形象,尤以文殊菩薩坐騎馭者為最大的特色。《五燈全書》卷第六十三便提及:“昆侖騎象。入諸人鼻孔里去”。唐顧況《杜秀才畫立定水牛歌》中亦提及:“昆侖兒,騎白象,時時鎖著獅子項,買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1],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九亦有云:“安南有人子藤﹐……昆侖燒之集象”[8](p.309),唐宋佛書中提及昆侖奴善馴獸的禪談內容有許多,雖禪談內容多為虛構,但亦可略加猜測,唐時昆侖奴必有從事馴獸師之原型,并為人熟知,才被人所稱道,并出現在諸多作品內容中。
樂師舞者。唐元稹有《琵琶歌》云:“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玄宗偏許賀懷智,段師此藝還相匹。自后流傳指撥衰,昆侖善才徒爾為”[1],其中“昆侖善才徒爾為”一句可看出昆侖奴中有擅長于音樂者,技藝非同一般,1985年在陜西省長武縣棗園鄉郭村出土一個唐代黑人陶俑,該俑全身袒露,身披紅色敢曼,繞雙肩至下肢,手舞足蹈,呈舞者之狀,這也進一步體現了唐人印象中昆侖奴善舞的特點。此外,《宋史》卷第四百八十九亦有提到“樂有小琴小鼓,昆侖奴踏曲為樂”[9](p.14088),雖然這句并非直接描寫唐代昆侖奴,但可推測昆侖奴是能歌善舞的,因此筆者推測,應當早在唐代就有昆侖奴專門從事樂師舞者方面的工作。耕工。《太平廣記》卷第十六中記載:“到天壇山南,適遇一昆侖奴,駕黃牛耕田”[3](第一冊p.243),故事雖可能為虛構之事,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能推測昆侖奴有從事農耕,給人留下印象,并被寫入故事之中,且唐之昆侖奴除官奴之外,大部分為富戶所擁有,大戶之家役使昆侖奴充當耕工也是合情合理的。
雜役家奴。唐代的男性家奴一般從事看門、守夜、挑水、送飯、打更和充當隨從等雜役,宋人趙汝適之《諸蕃志》中提到:“托以(昆侖)管鑰,謂其無親屬之戀也”,因昆侖的奴隸身份,無親屬掛念,因此可毫無疑心地托以看管鑰匙。雖不能確定其為描寫唐代昆侖奴,但仍可見確有昆侖奴充當雜役的工作。據說在開元中王昌齡從吳地至長安,舟行至馬當山,船夫稱須備物禱神,王昌齡讓船夫代為上岸獻祭,并作詩云:“青驄一匹昆侖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又《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十九之閻敬立《引博異志》亦提及以昆侖奴形象為紙偶冥器的內容[3](第四冊p.593),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安唐墓中亦出土大量的陪葬黑人俑。古人認為人死后仍活在陰間,為了保證死者的生活安泰,一般都會燒紙錢紙人(奴仆),供以在陰間使用,有的則以現實家奴為原型的泥偶代替。從唐時燒昆侖形象紙偶祭祀和出土的隨葬黑人俑來看,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唐人有以昆侖奴為家奴的風氣。
商人。根據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的觀點,唐時在中國的昆侖奴并不僅僅為奴,準確應當稱作昆侖人,其認為有從商之昆侖人,中山大學蔡香玉據此觀點引文考證了這點,其中所引的《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八:“金烏出海耀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云。昆侖渡海夸珍寶。波斯門下騁須多”,《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缽里飯。桶里水。別寶昆侖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兩句十分值得注意。“渡海夸珍寶”“別寶昆侖”都體現了“昆侖奴”對珍寶特有的敏感和喜愛,也因為南海盛產黃金、象牙、異藥、異香、珍禽等珍寶,又據高楠順次郎在1902年河內之遠東研究國際公會報告[10](p.11),鑒真到日本時,“隨行人有昆侖一人,名軍法力”,這名昆侖的身份就可能是一名商人,但亦不排除為鑒真之仆人,又據《蠻書》之卷第六:“婆羅門、波斯、阇婆、勃尼、昆侖諸國人,皆來此貿易”,因此推斷唐時有自由身之昆侖從事商業活動的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海盜。費瑯之《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書[10](p.29)引《唐會要》卷第七十五中所談到的侵寇交趾之“昆侖海寇”,以及《大越史記》、《欽定越史記通鑒綱目》中所談到的公元767年之海寇事所曰:“海寇來自昆侖、阇婆”,日本僧人迦葉波所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亦云:“(昆侖)人不知禮義,惟事盜寇”,可見有昆侖從事海盜行業,常年在海上打家劫舍。
此處有一點不得不提及,即從事商人或海盜之昆侖,是否能被稱為昆侖奴?所謂奴,即指奴婢,一般而言是不具人身自由權的,據李季平教授《唐代昆侖奴考》一文,唐之昆侖奴亦分官、私奴婢兩種,分別為不同的主人效力,但都不具有自由身,而從文獻記載來看,凡所商貿、海盜提及昆侖之事,不曾有“奴”字,可見這些昆侖應當是有人身自由的,但筆者仍將其納入文中來討論,一方面是作為一種比較,另一方面則是基于一種假設,即不排除從事商貿、海盜之昆侖亦有曾為奴婢,而后逃徙或贖身得到自由的情況,如《太平廣記》中的昆侖奴磨勒在幫助主人崔生與紅綃相合后,為官府通緝,因此逃徙[3](第二冊p.1537),又如《資治通鑒》卷第二百零三中《唐紀十九》曾記載:“(則天皇后光宅元年),廣州都督路元睿為昆侖所殺……有昆侖袖劍直登聽事,殺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4](p.2437)。因此筆者認為這一假設是值得參考的。
三、從其他時期昆侖奴之記載再次猜測
固然,從其他時期文獻記載的內容來猜測昆侖奴所從事的主要工作難免有偏頗之處,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唐代因得益于其文化之繁盛,昆侖奴之記載多見于此時,從承上啟下的關系來看,其他時期的記載也有重要參考作用。
效力行伍。《宋書》卷第七十六提及:“(孝武)又寵一昆侖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5](p.1975),此昆侖雖非從事于行伍,但亦擔任著衙役內衛特色的工作;《南史》卷第七十七中又提及:“(陳)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昆侖諸夷并受督”[6](p.1942),由此可見南朝陳有昆侖之雇傭從軍者;《隋書》卷第八十一中亦有記載:“初棱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昆侖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棱擊走之”[7](p.1825),可見隋時也有昆侖人在行伍之中從事工作,可見確有昆侖從事于行伍。那么唐時是否也存在呢?從唐數次的對外征服來看,其中也包括了對西南地區的戰爭,筆者認為唐代應當存在一定數量的昆侖奴在行伍之中。
搬運工。宋代朱彧之《萍洲可談》中云:“廣中富人多蓄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昆侖奴”[2]。其語一方面證明了昆侖奴善水,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兩廣素來是對外貿易之重地,多港口,“廣中富人”之所以“多蓄鬼奴”,昆侖奴或可能被用于在港口商行搬運貨品,而廣州在唐時已然是重要的港口貿易城市,且昆侖奴多經由此從南海進入中國,所以在唐時應當早已有昆侖奴在港口從事搬運工之工作。
其他時期關于昆侖奴之記載仍有許多,因資料的欠缺且內容多有與上文重復之嫌,在此便不再贅述。
四、結語
以上對文獻中提及昆侖奴從事之主要工作的內容作了一個綜述和梳理,雖不敢談細心求證,但就大膽假設來說,通過上邊的討論,似乎可以發現唐代昆侖奴多從事兩類工作:一則為以體力為主的,如水手、耕工、家奴、搬運、行伍乃至海盜等,二則為以技能為主的,如馴獸師、樂師、舞者、商人等。唐代對昆侖奴的廣泛役使給唐人乃至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所以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昆侖奴之傳奇形象出現,現實方面,他們作為唐代的主要外來勞力,在各個方面為唐代社會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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