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文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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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當代少數民文學創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內進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樣性，意味著少數民族創作多樣化的審美意蘊，多元化的風格彰顯，少數民族知識話語在創作中得到審美的體現。文本試以烏江流域當代少數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創作的小說、詩歌、散文等為佐證，從學理上論析其審美意蘊，以期對當代少數民族地域文化規約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更好的解讀。

關鍵詞：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審美意蘊；風格多元化；民族文學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獨自的歷史和文化，有他獨自的生存語境、族群記憶、宗教信仰和民風民俗，因此在他們的創作中會不自覺的凸顯其創作的民族獨特性。本論文試以當少民族區域規約下的民族文學為出發點，并以烏江流域部分當代少數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為例，探詢其創作的審美意蘊。

從事烏江流域文學創作的主要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見于國內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還是該期刊的主編或副主編。他們在最通透的認識里，在現代性和地域文化雙重審美燭照下，讓世人將富有靈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風光的神奇烏江流域，讓它在寧靜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現代的香蕉”，由清新空靈的“雨季”游弋到老莊自然哲學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歲月”，由“行吟烏江”牽引到“天上種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紅楓林”絮語“花燈”的歷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審美探尋和開拓，企圖給予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生靈的生命一個實惠的繼續。今天，在全球化業已到來，在“物質”與“心靈”逐步形成強烈反差的前提下，人們在“夾縫”中“奔命”似的“跑著生活”。一種欲望感、焦慮感、迷茫感越來越沉浸在我們心底時，讓我們拋棄煩躁的都市感，利益感，來到靜謐秀麗的烏江邊上，追思作家飽蘸情感的心跡，去解讀一個個古老民族的生存狀態，品嘗其風景、風俗、風情畫，領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現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這些充滿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會感受力的宣泄與幸福，從而獲得一種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寧靜田園里解脫近乎地獄般的沉重和心酸時，更為重要的是傳承少數民族文學的一種有力媒介，讓少數民族文學在本民族地區審閱交流發展的同時也突破烏江流域地域的限制，進而推想全國，走向世界。幾乎同時，它還具有民俗學、語言學、人類學、文化學、生態學的開拓意義。

一、探尋與抒寫：少數民族知識話語在創作中審美體現

基于建構在漢語抒寫平臺上的少數民族中的神話、民間故事、歌謠、方言土語等民族性知識話語在當代烏江流域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中得到文學性的審美體現。認真閱讀這塊領域的少數民族創作，我們就會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數民族生活區域的古老歌謠、民間故事、諺語、神話傳說乃至一些方言土語，窺見其文學發展的源頭和古老的生活習俗。少數民族作家的誕生，離不開生育養育他的這塊凈土，從水質的滋潤浸染到成長過程民風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隨著作家的成長發展。少數民族作家的誕生，也肩負著傳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記錄著祖祖輩輩人民的生存命運的軌跡和心靈情感的變遷，他們是民風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風情忠實記錄者和傳播者，也是這塊土地上熱情的謳歌者和抒情者，同時，他們在漢語抒寫的平臺上，在執著堅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礎上，也堅守作家的藝術生命和良知。他們或許沒有運用自己民族文字進行創作，而是借助漢語言來抒發自己生命意識的感悟和對風土人情文化底蘊的獨到闡釋，這并不是說他們不熱愛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字，恰恰相反，這是對民族語言文字另一種賡續和繼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學的傳播和審閱，從而擴大了本民族文學在學術界、文化界的影響，也有利于對本民族創作存在的不足給予修正，從而鼓勵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如果說科學憑借時空、力、物質、運動、質量、慣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釋世界的話，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靈來感悟、審視、體驗世界。綜觀烏江流域少數民族作家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創作，他們在進行漢語抒寫的同時，也沒有扔掉本民族語言的思維模式。相反，少數民族中的神話、民間故事、歌謠、方言土語、諺語等民族性知識話語在漢語抒寫中得到文學的審美體現，給整個民族文學的創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這“不僅賦予了生存本身以極其濃郁的藝術化品性，而且在為更深刻的層面上激活了藝術本身所潛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達與藝術的自由表現在此形成了一種完美的對接”【2】這主要體現在仡老族作家趙劍平、王華，苗族作家趙朝龍，土家族作家吳加敏、蜀虎、趙朝龍小說創作上。趙劍平的《困豹》以烏江流域為創作背景，以疙疤老山與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榮和木青青與當地政府的不和諧為線索，展現人文生態與自然環境失衡現狀，揭示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發展重重困境，試圖指示現階段人類走出困境、走向和諧的理想之路。小說在文字的不厭其煩的敘事中，滲透著一股濃濃的宗教和哲學的思辨氣息。在目前烏江流域內，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烏江水地域文化生態小說，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語和歌謠情詩等少數民族知識性話語不自覺地進入小說寫作的視域。《困豹》小說的審美特色在筆者看來主要體現在于民族民間語言的爐火純青的運用上，作為在烏江鄉間成長起來的趙劍平，本身的語言就具有一種質樸的野性，行文中緩緩流淌的方言土語，突破了常有的習慣性語言審美愉悅，以一種民間姿態使小說流溢著強烈的鄉土氣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喚”、“陰悄悄”、“撻斗”、“裹跑”、“衩衩褲”、“牢實”、“松活”、“活路”、“滾水”、“跑不脫”、“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連天”、“活搖活甩”、“挨鄰則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問提壺人”、“煙搭橋，酒開路”、“倒大不細，兩頭受氣”等等諸多俗語、俚語、口語土語、諺語，這種民族語言只有在渝黔交匯的地方出現，如果用本民族語言表述出來是很難達到交流效果的，在具體文學作品中，更能傳達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民俗風情。這些方言詞匯，經過地方文化長期浸蝕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語句，是黔渝邊地人們在長期的勞動過程中生產語言的特殊表達，是烏江地域文化積淀與本土文化代碼體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們長期勞動過程中生存體驗的凝練和簡索，是其他民族無法替代的生存法碼。

在王華的《儺賜》中一些充滿巫性和民間文學色彩的兒歌民謠和山歌，機智幽默，和諧鏗鏘。在儺賜這個地方，哭喪有哭歌的，各人家的喪情不一樣，哭出來的調雖然沒有變化，但是詞差不多變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媽這樣傷心哭到：“叫聲哥喲我的君，我說你才沒良心。喲——沒良心／跟著你來已十年，你好生站著沒十天。喲——沒十天／吃好睡好還不算，還拋下我們上了天。喲——上了天嘞！……”。道士霧冬在四仔爸發喪出門時，高喊一聲“起”，管材被壯年抬起來，緊接著唱道：“走吧！大雞帶你走到冷水谷，大雞帶你走到冷水沖，那里有黒竹一對，你去摘根做杖柱，拄著它去過奈何橋……”這種悲壯氛圍更加濃烈起來，周邊的人也收到強烈感染，都流著傷痛的淚水。

在《困豹》中，也寫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開壇時，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來神不神，法事開壇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轉回仙山，屙一泡屎喲！／此水為非凡之水，乃天宮閃電之水，左邊洗過招財路，右邊洗過招財來，天瘟掃出天朝去，地瘟掃出地府門，人來有路，鬼來無門，主人清潔，四季平安。……”這在幽默中滲透著喜劇因素，把主人的悲傷情調通過端公的訴唱轉化為感激。

還有在《儺賜》中，對愛情的表達，也是通過山歌表露出來的，秋秋在拒絕巖影的愛意時，巖影一轉身就唱起山歌來：“自從那天見妹面，哥哥魂兒就被美妹牽。朵兒妹呀朵兒妹，哥哥的魂兒你要好好管。……”在巖影被“我”媽拖出后門進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給秋秋唱起來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開在哥哥心房處。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處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嬌，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摟在懷，刺就扎進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綿綿，歌聲寥寥，憂傷回蕩，但最終還是沒有挽回秋秋的心。儺賜莊，在敘述者看來，“桐花節”是儺賜人民重要的節日，當然也是幾個男人娶一個女的發端，秋秋的到來，無疑成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為儺賜人民過一個晴朗的桐花節。過“桐花節”就得一個女人和幾個男人對歌，藉以表達一種純真的愛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現了對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和對純真愛情的執著向往”【3】

趙劍平《困豹》口語土語的嫻熟運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個畫家畫個你，把你畫在杯子上，每天喝水親死你。”，在吳加敏長篇小說《花燈》中，作者從生活的武陵山區土家族山寨白粉墻村的真實故事出發，以四代花燈藝人的藝術人生為線索，飽蘸著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滄桑，著重對土家族原始的民間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滲透著大量的土家族民間花燈口語民間調子，涉及到愛情、農事等，僅僅關聯著土家人的生存命運和歷史沉浮。

田永紅小說《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動喧嘩的江濤，那一泓悠長坎坷的航道實際上承載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歷程的奮斗史、苦難史。那一聲聲山歌“半夜三更（哪個）睡不著，打開窗予（什也）望月落。打開窗子（哪個）月落了。月下無妻（什也）怎奈何？”嘆出對生命的無奈，仿佛又只有認命。

這些口語化的漢語抒寫，是少數民族作家不自覺的從民間提煉出來的出面語言文字，增強了文學性和表達力，美的質感也正出現在這里，通過漢語抒寫的傳達，盡情展示烏江流域少數民族原生態的本質和民俗風情的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和觸摸特定的人文語境，領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間藝術。正如有的學者認為“母語的寫作意味著創作者自覺地確立了他與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聯系。母語的言說能喚醒我們最親切的情感，在母語的神思過程中，人的整個心靈都充溢著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聲音構成了最親切的母語寫作情境”【4】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不僅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信息承傳下來，而且也方便了與漢民族進行傳播和交流，這也是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得以繼續的緣由。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思維邏輯在于真實地描述本民族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間文化，熱愛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圖把本民族納入一個多民國家體系的構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諧的審美動態敘述話語，從而使自己的表達情愫和思緒能夠被漢語讀者理解、認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視與反思：挖掘底層求生者的苦難歷程及生存命運

凝視底層，縱覽宏宇，響應當代底層求生者的心聲與道德良知，叩問底層人魂靈與生存命運。底層寫作者注重發掘底層求生者的生存狀況，對其心靈的苦痛和肉體的折磨作出獨到的挖掘和審視，遂成為新世紀底層文學創作的一幅獨特剪影。進入新世紀九年多來，底層文學創作的大量涌現，是當代文學發展必然的收獲，也是新世紀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到今日，底層文學雖然遭到了一些學人的批評和責難，但不可否認的是，底層文學給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氣的文壇帶來了一絲靈氣和生機，這幾年最能撞擊人的心靈震動的小說還是出自底層文學。在少數民族寫作者中，也并不是不關注現實，反思現實，整天沉浸在津津自樂的民風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們也更關注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境況，對其道德良知進行拷問。

王華的長篇小說《橋溪莊》《儺賜》《家園》，中篇小說《回家》《在天上種玉米》，冉正萬長篇小說《紙房》《洗骨記》，趙劍平的長篇小說《困豹》，田永紅小說集《走出峽谷的烏江》《燃燒的烏江》，趙朝龍小說集《藍色烏江》、《烏江上的太陽》，林照文小說集《過不去的河流》，羅漠小說集《鄉村與城市邊緣》等等。這些作品都滲透著底層寫作者更多地將目光由細碎的人性內部向廣闊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歷史與現實、民族與地域之間的重重阻隔，探索我們這個時空領域里底層求生者種種觸目驚心的苦難歷程和生存現實，深入揭示出我們這個時代底層求生者的歡樂與夢想，焦慮與孤獨，憤怒與抗爭，欲望與追尋內在的復雜性、斗爭性、荒謬性和尖銳性。

在王華《橋溪莊》中，開篇就定下了底層人生存苦難的情感基調，“黎明無風。茫茫雪野在朦朧中沉睡，但橋溪莊無雪”，這預演著人事的悲哀與無奈，臨近的廠房，打破了寧靜的山莊，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氣，橋溪莊人寄托于廠房的夢想恰恰是他們人生命運低谷的開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輩的孩子們是生長在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來也注定村莊人們惡果的到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仡佬族作家，王華對農民生存的歡悅與哀痛，追尋與失落是深有感觸的，心理凝固著一團火熱的“農民情結”。盡管她筆下的李作民、陳大懂、陳小路、蘭香和雪字輩們對生活執著追求，對愛情的熱烈渴望，他們表現出的剛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時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獄。《村小》、《天上沒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蘿卜》《家園》和《儺賜》都是用漢語抒寫底層的作品。《儺賜》作為描述一個儺神賞賜的村莊，帶著底層寫作者濃重仡佬族符號的記憶和追思，描繪一個村莊外鄉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懵懂嫁給了兄弟三人，他們拼命掙扎求生存甚至幾乎付出生命為代價，僅僅是追求一種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陽的美麗和憂傷”中開始，在“白太陽顯得很單薄，單薄得若有如無”中結束，像一首挽歌，奏響沉重低沉的哀樂。《回家》和《在天上種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別發表在《當代》《人民文學》上的兩個中篇小說，同樣是關注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命運，如果說以前的小說主要關注的是靜態的“家園”“村莊”苦難敘述的話，那么這兩篇主要傾訴的是底層求生者流動的生存本相。前者闡釋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鎮化進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機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艱難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廠上班，一夜之間倒閉，身無分文，他們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艱難。后者仍然抒寫一群熟悉的鄉村“進城求生者”在“天上”種玉米遭受阻礙的滑稽相。

冉正萬中短篇小說《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著生活》等在充滿一種鄉村氣味生活氣息的境況下更多關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運，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時更多體現的是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長篇小說《紙房》試圖在建構和諧家園意識時對現代金礦開采和冶煉工業的引進進而擾亂紙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態破壞、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的一幅人生悲哀圖，土地原生態的彰顯與現代商業的的浸淫產生強有力的張力，一種鄉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構。【5】

趙朝龍小說集《藍色烏江》、《烏江上的太陽》，忠誠于生養他的故土烏江作為他的創作源頭，因而他的小說創作的資源來源于烏江，寫烏江人，寫烏江兩岸的風物山川，寫那些絞灘人、信號工、走江漢子、農夫農婦……寫他們生活中的歡樂與痛苦，焦慮與孤獨，憂傷與喜悅，追求與無奈，力盡描摹一幅低層勞苦人民悲歡離合的畫面。龍潛《鐵荊棘》以一個少年的記憶和回味，抒寫記憶中的苦難。田永紅《走出狹谷的烏江》中的人物，大多為烏江邊的人，關注的都是底層人的命運。潮砥灘的石柱，洋荷灘的山妹子，宋江靈，葫蘆灘的秋嫂，市場上的牛貴，月門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巖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們生活的本真，實在，給人一種憂郁、闊達的調子。羅漠中篇小說《大雨瓢潑》，給人一種內心的涌動和震撼，小說寫的是底層文人生存狀態，為我們勾勒了一群當下社會底層文人的眾生相，體現了他對當下的文化關懷。

展示藝術的多姿多彩，承傳古代文人底蘊、文風、詩學價值，在生存境界中領悟人的生命真諦，述說真誠話語，闡釋生命哲思，堅持藝術風格的多元化，文體的多樣化，在創作中逐步摸索適合于自己的藝術開拓模式，這是烏江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們的自覺追求。烏江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實績是有目共睹的，體裁不僅局限于小說、詩歌、散文，而且這些作家在從事這一創作的同時，也把筆墨伸向了戲劇領域。各種體裁的作品不僅處處流露出少數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體驗，而且也鮮明打上了各個時代、烏江流域各個角落思想文化層層嬗變、層層演進的深深烙印。老莊佛禪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紅色文化、儺文化、“薩母”文化、獨特的生態資源多種在發生學上界限嚴格的文化形態，都可以在烏江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中找到相應的佐證。由于個性化的生命體驗和紛紜錯雜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個體獨特的審美愛好和審美傾向，想象意識浮現，按照審美符號和語言的圖式，共同造就了烏江流域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風格多元化的綜合表象。現就詩歌和散文作簡要的藝術剖析，主要體現在民族性，古典性，鄉土性和風俗風景風情交媾磨礪出的神性，通過再現和表現有規律地表征在其創作中。

就詩歌而言，冉冉詩集《空隙之地》、冉仲景《從朗誦到吹奏》《眾神的情婦》，周建軍《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筆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獨的太陽》，寧坤強《情滿烏江》，王新華《高原梵歌》，何小竹詩集《寫到1000首詩之后》，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學《走過界面》，楊見《五種聲音》，王曉旭《后現代的香蕉》，蔡勁松《人在邊緣》、白沙《玫瑰園》，林亞軍《愛在雨季》，趙朝龍《梵天凈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烏江》，魏榮釗《獨走烏江》、劉照進《陶或易碎的片斷》、王鵬翔《村莊的背影》，馬仲星《黑白樂府》、龍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論是詩歌還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現代性二重背逆下，詩文家們自在自樂的構筑地域文化世界，他們帶著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的血液，美麗的山水，獨特的民風民俗，原始生態資源，從梵凈山腳下到烏江之濱，從故鄉的江到中國的雪，從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風情，由對人生的詩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歲月，尋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綺麗瑰異的坦蕩胸襟中尋找元氣充溢的詩情的藝術旨趣，必然在其詩歌中交織和穿插著文化和精神層面的歷史考察。“真實的東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說自然風景——就其自身來說絕不是美的‘美是一種價值，它僅僅適用于想象，就其本質結構來說，包含著對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說美的東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觀察者通過他的沉思行為去構造審美對象”【6】這一群體上的作家正是通過他們的沉思行為去構造審美對象的。我們認為，少數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著血脈與歸宿形式，關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過他們的沉思行為所建構的審美對象——地域文化民族風情鑄造了我們的少數民族詩人。

在劉照進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斷》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鄉俗生活中追尋一種歷史沉淀的感傷情調和記憶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莊上的”是苦難、親情、溫情，一種懷戀，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現代、虛浮給予作者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灼痛，同時，也充斥一種現代性的張力。魏榮釗《獨走烏江》，體驗更多的是孤獨，作者的思緒緊隨烏江跳動的脈搏，用寫實的筆法記錄了兩岸的歷史、自然、風俗和人情，豐富了這片土地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蘊。在喻子涵的散文詩中，我們不難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學的影響，這在他的散文詩中可以找到證據，《野火》一詩意象“野火”，“石頭”，從石頭中產生又輪回到石頭中，這正是佛教因果輪回思想的表露。王新華《梵歌》組詩，《梵凈山》組詩直接把佛寫進詩歌中，成為一種景致，讓人流連忘返。彝族作家王鵬翔的散文集《村莊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農具、人畜、節氣、莊家、風俗風物將村莊的背影詩化，盡力挖掘對模糊村莊的記憶，在心靈的村莊尋求棲居之地和靈魂的歸屬。少數民族詩人以其身份的獨特性構筑詩性的樂章，他們在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多民族社會交結中也身受漢文化的影響，他們是用漢語來抒寫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謠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烏江風景等凝聚著詩歌、散文的夢想，在地域風情和文化記憶中熔鑄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與漢族并共同賦予其生命意象。“顯然，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7】在周建軍的詩中，對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較深，他的詩《采石藝人》、《擺渡江湖》、《打銅老人》彰顯著對本民族化傳統的憂患與禮贊，其主人也就自然成為民族文化傳承人的代表，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對于民族歷史文化的貢獻。“沒有任何一種藝術能像詩歌那樣頑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綠、杏黃、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陽的映照下，一只母羊與三只小羊在緩行，在這種詩情畫意中，最偉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喚起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靈與大自然的邂逅，執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進，企圖達到現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鄉情韻味、難以壓抑的鄉情和異常純凈的山澗景色、永恒的愛的價值和世俗生活主題之間達到一種內在的和諧。在何小竹詩集《六個動詞，或蘋果》中體現的更多的是一種巫術質素，《夢見蘋果和的安》體現了作為少數民族詩人對“烏江文化精神敏銳的觀察和表現”【9】

冉仲景的組詩《土家舞曲》“靈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畢茲卡！//霞光走來一群收割燕麥的女人/她們腰肢豐腴：乳房碩大/被鼓點激烈的腳步/剛好踩在了戀愛、婚姻、生育的節奏上/樸素和清白，不僅是他們的服飾/更是她們的肉體和節操”。傳達了土家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最為原始的情愫或語言的“密碼”，更深層次的體現了生存意志和蘊藏于社會的生命潛力的內在張力。從詞義里表達出的地域風情、文化和內在精神，散發出詩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民族個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強調小說的地方特色時指出“一處的風俗習慣不相同，就一處有一處底特色，一處有一處底性格，即個性。”【10】這一個性也正好體現了烏江流域詩歌創作獨特的審美意蘊

情來自于對物的感觸，詩文“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詩文的創作來源于生活，烏江流域民族地區的農家、山歌、嗩吶、芭茅、對牛哥、梵凈山、烏江等等都是來自于自然之象，是詩文家切身的體悟進到人生哲理的升華到達的一種生存境界。林亞軍的《烏江呀烏江》，寧坤強的《情滿烏江》，馬仲星的《烏江月》，趙朝龍《烏江吊腳樓》等詩作更是對“自然之象”的真情表達，而安元奎《行吟烏江》更是將烏江濃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靈魂作為自己追索的家園意識的精神燭照。

思鄉是中國古代文人常常產生的一種孤獨情緒的發，在少數民族詩歌中我們感受著“民謠淹沒月夜的蒼涼／不再孤獨”（《異鄉望月》林亞軍）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鮮艷的綻放／孤獨地／它使我深深地牽念”（《故鄉印象》馬仲星）“還有許多的語言之外的東西／關懷和鼓舞著我們”（《想念家鄉》王新華）的家鄉，然而，面對家鄉，特別是親人，“我”似乎有種內疚，因為“這些年，流浪在外／背著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鄉的風丟了》末未）。

四、困境與突圍：捕捉多領域題材，凸顯現代性

在以寬闊的胸懷挖掘民族民風民情，靜心描摹生態圖景，透視民族生存歷程時，以更加切身的感受，開闊的眼光審視世界，將創作主題延伸多領域，凸顯現代性，這是我們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在當今快速發展的社會里所警覺到的，因為“一味地沉湎于對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頂禮膜拜和詩意化的浪漫描寫，而忘卻了將現代文明，乃至帶著惡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態作為參照系，這就難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單一和內容的靜止”【12】。然而，我們審視一些烏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創作，會隱隱覺察到他們在陷入民族創作困境的危機感時，猛然意識到不能全面的復制民族地域風情，沉默在古典主義的美學追求中，題材不能單一化，在技藝上應該有所突破和創新。從目前出現的作品看，作家在創作題材上出現了新的跡象，而跡象也表明，這種創作趨勢、創作手法的運用，題材的選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在談到少數民族作家趙劍平《困豹》的創作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蒙古族烏爾沁認為“身為少數民族作家，趙劍平是從整個現世人類的高度，審讀和透視我們國土上面變革中的曠野鄉原，作者的筆力重重地擊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從現代性的立場重構人類生存永恒的家園。他筆下的木家寨不僅僅是烏江邊上的民族生存的鄉村，它是中國整個鄉村的縮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圖尋求“又純潔又寧靜”的一片棲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壞和霸占，于是尋找曾經的家園，可遭受到的正是現代性觀念和行為侵略處境。令狐榮作為民辦教師，抱著良知去尋找救助三個被拐賣的無辜少女，闖入城市，屏氣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國際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現代社會的高度文明和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以木家寨為代表的窮鄉僻壤的與世隔絕和孤陋寡聞，這在他純凈的心靈里投下了一絲陰影。這部小說盡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語、諺語、歌謠的表述，但絲毫沒有影響它的大氣和質地，相反，透視出一種濃烈的當代意識，“困豹”不僅困的是豹子，它還困著民辦教師令狐榮、木青青，也困著這個貧窮的山村。這是一部充滿內在張力的小說，穿透著詩性的力量，具有濃烈地域色彩與現代氣息的奇異偶合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文本風格。

從上世紀末，何小竹逐漸把筆力由詩歌轉向小說創作，企圖投向大都市的懷抱，創作了長篇小說《潘金蓮回憶錄》》、《彌》及中、短篇小說《圈》、《天堂旅館》等，詩人注意力的轉移，我們不妨猜測到視為都市的欲望和市場的誘惑使然。在冉正萬、王華和蔡勁松的創作上，他們不再固執地將筆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風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著重關注當下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命運，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態資源描摹轉移到生態平衡與人的和諧建構上來。冉正萬的長篇小說《紙房》，由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打破了傳統農村田園的美夢，通過傳統與現代的對比，“我九歲的時候，紙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綠的，雨滴是干凈的，下雪時，每一粒雪米都晶瑩剔透，晶體里仿佛有一根細小的秒針在滴答作響。現在呢，山變樣了，水干涸了，雨水渾濁。雪很少下，即使下一點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現和靈魂拷問，充溢著焦慮感，給即將破壞的生態家園一種人道關懷和警示。作家蔡勁松是目前侗族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創作風格多元化。其小說題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說中主要圍繞大學校園、研究所、遙遠的武陵邊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筆在大學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賣雞蛋的盲人、下崗職工各種人上。他筆下的“歷史”已有了新的內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體現。把目光轉向了自己更為熟悉的童年、少年時代的生活，寫出了《屋檐記》、《大橋上的新聞》等。王華的小說創作，驅魔了傳統的技藝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漸轉移了視角，她把注意力轉移到當前大家所關注的底層求生者的生存軌跡上來，特別警覺到“民工”在“家園”追尋上的拷問。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長篇小說《武陵的紅》以兩支紅軍曾經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跡和民間傳說為原型，以俠的形式構思文本，企圖對歷史的重構，而長篇新作《酒臉》在涉及歷史的敘述上更宏大，對土家山寨民風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達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蘊和生命詩學，因此“這部小說還有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價值”（陳曉明語）。

總之“優秀作家首要的品質是真誠，真誠面對和繼承自己民族的一切優秀傳統，也要勇敢地正視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勢，更敢于面對現實變動對自己民族的沖擊”，【14】烏江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應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開拓自己的藝術境界，始終把握民族脈搏的跳動，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不斷借鑒西方現寫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至于今后創作文本質量、影響廣度和深度怎樣？諸位讀者將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對之試目以待。

參考文獻：

本文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第十次年會暨研究會、貴州貞豐第十二屆“三岔河之秋”筆會論文提交稿；

完成日期為：2009年11月上旬。

本文為：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課題：“烏江流域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SK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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