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紅色官窯瓷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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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中國紅色官窯”就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投資并管理的、所產產品除供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家機關、單位及工作人員使用外，同時也為廣大人民群眾生產日常生活用瓷及出口創匯的公有制制瓷企業的總稱。

中國紅色官窯的來源大致有三類：一是沒收官僚資本改造建成；二是對民族資本采取合資、贖買方法建成；三是由人民政府直接撥款投資建成。由于中國紅色官窯多不勝數，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有出口權的大型國有瓷廠就達150余家，僅湖南省就有13家，出口創匯占全國的半壁江山。本文僅通過自己對幾個有特殊影響和地位的、曾專門為中央領導生產生活用瓷及禮品瓷的紅色官窯進行粗淺的探索。對它們的產生、發展和主要有影響的產品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以饗對紅色官窯情有獨鐘及熱心收藏紅色官窯瓷的收藏愛好者。

新華陶瓷廠：中國第一個紅色官窯

延安新華陶瓷廠又名邊區紅色瓷廠。它是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投資創建和管理的第一個公營瓷廠。據《延安市志·工業志》記載，1942年由中共中央機關投資，在東十里鋪創辦了延安新華陶瓷廠。有職工20余人，生產中央機關和邊區群眾所需的日用陶瓷器。第一任廠長劉亞秋，四川人，長征中受過傷，因瓷窯塌方被砸殉職，犧牲時年僅30來歲。二任廠長杜百杰，四川廣元玉川縣人，1905年生，1933年7月參加紅軍，隨黨中央長征到達陜北，曾任紅31軍機槍連排長、陜甘寧邊區政府總務科長，其妻子為的女兒李納當過保姆，由于新華陶瓷廠是邊區政府新辦的最大瓷廠，它在當時邊區政府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作為大生產運動的產物，延安新華陶瓷廠，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在日寇和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長期進行的軍事圍困、經濟封鎖，邊區財政經濟和人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它不僅按配給制供給駐延安的中央機關、邊區政府、軍隊、干部學校的黨政軍干部的生活用瓷，還生產群眾所需的缸、盆、碗、罐等日用瓷供給邊區群眾。1945年中央“七大”勝利召開，延安新華陶瓷廠為大會燒造了全套餐具、茶具。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工廠被破壞，1948年延安光復后恢復生產，較著名的傳世產品有中央抗日軍政大學專門訂燒的印有“抗大”底款的抗大青花碗，現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陳列于王家坪延安革命紀念館。和中央機關曾長期使用新華陶瓷廠的產品，直到1948年3月28日，主席率領中央機關從吳堡縣川口上船東渡黃河離開陜北，結束了在延安和陜北的13年戰斗歷程，新華陶瓷廠才停止為中央機關燒造供給瓷器的工作。

景德鎮建國瓷廠：新中國第一個紅色官窯

建國瓷廠的前身為明、清皇家御窯廠，即光緒28年成立、34年正式生產的江西瓷業公司（孔祥熙是其大股東）。1949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人民政府沒收江西瓷業公司成立國有制建國瓷業公司，1950年改為建國瓷廠。建國前該廠由于有四大家族背景和靠山，曾承攬了國民黨政府的生活用瓷和禮品用瓷。生活用瓷使用較多的有直筒型水杯（有蓋和無蓋均有）俗稱“中山筒”國民政府黨政府專用瓷，解放之初該廠曾為中央和國家機關生產了生活用瓷。最著名的要數該廠為生產了、并以江西省委名義贈給斯大林的110個水滸故事瓷盤。

1951年春天開始，朝鮮戰場呈現出異常困難的膠著狀態。此時洞若觀火的以他那特有的睿智、超人的謀略決定給老大哥斯大林送上一份中國特色的厚禮。中共中央辦公廳立即根據的旨意，指示江西省委燒制“水滸故事瓷盤”作為國家級禮品瓷贈送斯大林。要求“高級、特制、美觀”充分反映中國的“民族特色”，江西省委旋即派員趕赴景德鎮，決定以建國瓷廠為主，邀請國內瓷業精英，共同策劃、設計、燒制這套“水滸故事瓷盤”。為了充分表達主席給斯大林贈送“水滸事故瓷盤”的深刻用意，決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詩盤和墉生書“替天行道”楷書跋尾盤（見圖三—圖五），共110只為一套，每個盤子都寫有“中共江西省委贈”。建國瓷廠竭盡全力，精練瓷泥和釉料，彩繪高手們精心設計畫面，一絲不茍。終于燒制成功三套“水滸故事瓷盤”。出窯后精選一套派專人送往北京，這套有中國特色的水滸故事瓷盤以故事優美、色彩艷麗豐富、畫面精美絕倫，使主席十分滿意，將其作為國家禮品瓷。并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義贈送斯大林，斯大林深諧這份國禮的弦外之音，有力地支援了志愿軍入朝初期作戰。斯大林對這套水滸故事瓷盤十分珍愛，他病逝后，這套110個“水滸故事瓷盤”被當作中蘇友好的象征，珍藏于蘇聯國家博物館（即現在的俄羅斯國家博物館）。建國瓷廠以率先為生產國禮用瓷而當之無愧地成為建國后的第一個紅色官窯。以后，景德鎮藝術瓷廠、人民瓷廠、紅旗瓷廠、雕塑瓷廠、輕工業部陶瓷研究所等單位，先后為中央國家機關生產過一定數量的生活用瓷、陳設瓷及禮品瓷，這些單位也堪稱當代的紅色官窯。據編輯于2000年的《景德鎮陶瓷全集》第二卷記載，景德鎮國家用瓷辦公室提供的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景德鎮市有關瓷廠，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提供的禮品瓷多達222支（套）之多。景德鎮瓷廠專為同志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吉祥如意”餐具。

醴陵窯：紅色官窯中最輝煌的“御窯”

醴陵正式生產瓷器始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光緒30年以后（1904年），在熊希齡的倡導下，成立了湖南官立瓷業學堂及湖南瓷業公司，生產的瓷器曾一度（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過金牌獎。這件釉下五彩扁豆雙禽瓷瓶生產于宣統三年，瓶高46.8厘米、撇口直徑20厘米、瓶身潔白如玉、釉面晶瑩潤澤、色澤沉穩典雅、構圖生動自然、瓶體線條流暢，工藝精湛令人嘆為觀止。被評委譽為“東方陶瓷藝術的高峰”。

筆者之所以稱解放后醴陵窯為20世紀紅色官窯中最輝煌的“御窯”，除了其本身歷史悠久外，還具有以下幾點其他紅色官窯無法企及的優勢。一是醴陵窯乃親自批準、中央財政直接投資建造的“根正苗紅”的紅色官窯；二是醴陵窯從1958年首次為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生產“勝利杯”的領袖用瓷開始，中央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使用醴陵窯生產的瓷器至今；三是醴陵窯7次為生產并經他使用的生活用瓷總數達1555件，這是國內任何一家瓷廠夢寐以求的榮譽。

1956年5月21日，在和的親自指示下，湖南成立了瓷業公司統一管理醴陵瓷業生產，并由中央財政拔款800萬元，在原“湖南瓷業公司”，舊址上建造全國唯一能大規模生產釉下五彩的瓷廠——群力瓷廠（原名藝術瓷廠）與專門研究釉下彩瓷的醴陵陶瓷研究所一道，直屬醴陵瓷業公司管轄，使藝術瓷廠成為全國唯一家能生產釉下彩瓷的大型國有瓷廠。1965年1月1日醴陵藝術瓷廠正式改名為醴陵群力瓷廠。從1958年開始，以群力瓷廠和醴陵陶瓷研究所為代表的紅色官窯，開始承擔等中央領導、中央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等單位的用瓷任務。

1958年初，醴陵陶瓷研究所來了一個神秘人物，來人帶了一個無蓋茶杯（俗稱中山筒）說是延安時期使用的，要求陶研所成型研究室負責人梁六奎按樣本改進試制幾個造型送上級審定，并再三交待這是個重大的政治任務，梁六奎知是為等中央領導制瓷，他以高超的技術，手工拉坯，很快在樣本基礎上改造做出了六個樣品，經長沙送北京審定，由總理選型、主席命名并使用至今的“勝利杯”誕生了。對“勝利杯”樣式很滿意，第一批制白杯20件，花杯20件送中央，這批勝利杯全帶托。中央辦公廳要求這批和中央政治局首長用的杯子下面分別編號，從1號到100號，1號就是用的。這次任務由已調入群力瓷廠任技術股長的梁六奎為主掛帥制作。這是醴陵窯第一次為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制作生活用瓷。1959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承制300套釉下彩蝴蝶花面勝利杯（帶托圖八）供新建成的人民大會堂主席臺國慶十周年慶典使用，陶瓷研究所如期完成。8月，陶瓷研究所和群力瓷廠又如期完成了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工人體育場三大建筑訂購的5萬余件釉下五彩瓷器。同年9月，陶瓷研究所和群力瓷廠生產的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用瓷送京，品種有釉下彩茶具、煙具、花瓶、瓷雕龍舟，直徑100厘米的盆景掛盤等。受到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的稱贊，“好，真光滑，好極了。”年底，陶研所為人民大會堂主席臺增補釉下彩勝利杯300套，還為總理生產接待外賓的專用茶杯50套送京。從多種圖案的勝利杯中指定釉下松樹紋勝利杯為他本人選用圖飾（見圖九），這種釉下松樹紋手繪4750筆劃，潔白的胎體與釉下墨彩形成鮮明對比，既美觀大方又暗喻剛正不阿、寧折不彎、堅韌不拔的高尚品質深受總理的青睞。從此釉下松樹紋勝利杯便伴隨著總理戰斗的一生。釉下松樹紋勝利杯也從此成為人民大會堂主席臺專用瓷之一并一直延用至今。同志也選擇釉下蘭花勝利杯為自己用瓷杯。

最令醴陵窯驕傲的，自然是為主席生產生活用瓷。據有關資料統計，從58年開始到1974年10月止醴陵窯先后七次為生產生活用瓷1555件。

第一次是1958年，醴陵陶瓷研究所、群力瓷廠生產了由梁六奎制瓷大師設計、選型定型、主席親自命名“勝利杯”40件（其中白杯20件，花杯20件），送中南海和中央其他領導使用，主席選用的是一號白瓷勝利杯。

第二次是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總理親自指示湖南醴陵窯為人民大會堂生產300套（帶托）釉下彩蝴蝶花（又作蝴蝶蘭）面勝利杯，作為人民大會堂主席臺專用瓷杯。

第三次是1966年6月，秘密回湖南，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韶山滴水洞1號樓住了11天。其間，每日使用的就是醴陵特制的梅花碗和群力瓷廠出產的藍牡丹紋菜盤、方肩型煙灰缸、加上繪有梅竹圖案的瓷質插筆筒等等。

第四次是1966年9月2日，醴陵陶瓷研究所為試制釉下彩餐具和煙灰缸。由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鄧文科和高級工藝美術師熊聲貴領銜擔任設計任務。大師們從的詠梅詩“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涯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中提練出主席用瓷永恒的主題——梅花。

第五次是1967年7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到醴陵群力瓷廠為主席專門訂制了1210件大小碗和各種杯盤全套餐具，要求全部釉下彩繪梅花，并一律帶蓋。

第六次是1974年5月，醴陵陶瓷研究所為設計制造了帶蓋魚盤計42厘米、40厘米的各30件，15.5厘米淺型三大碗80件。

第七次是最后一次為主席制造生活用瓷，醴陵群力瓷廠為制作“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內外飾釉下四季彩花薄胎碗40件，茶盅40件，蓋杯40件。1974年10月13日，主席最后一次，也是他一身中第50次回到家鄉湖南，這一次與歷次不同的是，主席在九所6號樓住下后一直沒有離去的跡象。11月4日，省委書記張平化為慶賀82歲生日，特地指示省委接待處、省工交辦為訂做一套生日用瓷，并將任務下達給群力瓷廠。群力瓷廠在洪江瓷廠的支援下，加班加點在半個月時間內，闖過了36道工藝難關，將這批空前絕后的4件套雙面釉下彩高級薄胎碗燒制成功。四種花色一為紅月季花碗，取名“月月紅”。意為“全國山河一片紅”。二為紅芙蓉碗，暗蘊“芙蓉國里盡朝暉”的詩意。三為紅菊花碗，取意《采桑子·重陽》中的名句：“戰地黃花分外香……”。四為紅臘梅碗，取意于《卜算子·詠梅》的詞意。由于這批碗原料工藝世界上獨一無二，成為二十世紀的絕代珍瓷。達到了“白如雪、薄如紙、潤如玉、明如鏡、堅如鐵、聲如馨”的瓷藝最高境界，加之每款均含有主席詩意，使得畫中有詩，詩中有畫，詩、畫、瓷合一的最完美境界同時生產的還有內外飾茶盅、蓋杯各40件，作為家鄉人民為82歲生日的特殊賀禮。故宮博物院院長呂濟民在評價這套生活用瓷時說：“做工精彩、巧奪天工……”。著名陶瓷學家李知宴評價這批主席生活用瓷說：“代表了中國制瓷的最高水平……”，的生活管家吳連登說：“在人身的最后幾年里，使用的是梅花碗，到他吃最后一口飯，也是用的湖南醴陵瓷”。

主席逝世后，群力瓷廠和陶瓷研究所最后一次為他老人家燒造釉下彩芙蓉花缸、茶具等1091件運往北京紀念堂，以表達家鄉人民對偉大領袖的深情懷念。這批紀念堂專用瓷中有12個大花缸，口徑為60厘米，紋飾為喜愛的釉下藍色牡丹花。它們環繞在漢白玉座像周圍，永遠伴隨著這位來自芙蓉國的世界偉人。四屆人大召開前，群力瓷廠還專為主席團燒制了一批釉下藍牡丹紋餐具。

紅色官窯的初建、發展和壯大

紅色官窯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資，它的發展是國家根據國民經濟計劃的需要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由于國家公有制為企業的根本制度，企業生產完全按國家下達的計劃進行，企業的職工無需為產品的銷路、生產和擴建資金的來源操心，一門心思用于生產和技術革新，廠與廠之間，不同技術之間開展了廣泛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是50年代末，國家為了提高國有企業整體制瓷水平，舉辦了大型、多批次的技術培訓。一些在50年代新辦起來的國有瓷廠，紛紛派員去瓷都景德鎮和瓷城醴陵學習先進制瓷技術，這批人學成歸廠后發揮了巨大的骨干作用，他們在掌握學過的技術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不斷改革工藝流程，不斷充實改進工藝配方。如醴陵釉下五彩后發展到百多種色彩，由三燒制改進為兩燒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筆者居地湖南省懷化市洪江瓷廠是1954年公私合營建廠的，產品質量一直徘徊在解放初的水平。1958年在國家統一安排下，該廠派出了一大批技術工人赴景德鎮、醴陵學習制瓷技術。這批人中有后來成為洪瓷頂梁柱的高級工藝美術大師劉國義（已故）、唐福元、文國鸞、高級成型工程師易礦環、黃遠倫、楊兆紅，高級工藝美術師李新輝、曾統雄、阮玉慶、姚文中、唐福元等人。筆者有幸收藏到劉國義、唐福元兩位洪瓷前輩1958年在景德鎮學習傳統粉彩技術時留下的“作業本”——七塊規格為長19.5厘米寬為13厘米的粉彩瓷片。

紅色官窯的發展和壯大，經過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以及以后的改革開放的不同歷史時期，在各種特定的歷史時期，紅色官窯產品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特別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中，“政治第一”、“一切服從、服務于政治”成為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指導思想和方針。盡管“”對祖國的傳統文化帶來了極大的毀滅性的災難。但客觀來講，中作為不計成本、只求精品的紅色官窯，在制作了大量印有語錄、最高指示、專用宣傳口號的生活用瓷外，也生產了一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精美藝術瓷——政治藝術瓷。景德鎮雕塑瓷廠生產的“收租院組雕”、“樣板戲組雕”；景德鎮藝術瓷廠創作了大量畫工優美、緊跟形勢的瓷板畫和瓷瓶，均為政治藝術瓷精品。湖南省作為家鄉更是把政治藝術瓷的創作推向頂峰。1976年上半年開始，為了慶祝文化革命十周年，湖南省有關部門組織全省各家瓷廠收集、創作了大批題材廣泛、工藝一流、制作精美的政治藝術瓷。從中精選出2500件精品于1976年12月15日至1977年元月15日，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慶祝十周年豐碩成果展”。展出了一批工藝一流、具有極高藝術水準的政治藝術瓷。這批政治藝術瓷以其世界領先的雙面釉釉下五彩大型瓷板工藝技術、國內一流的畫家和繪瓷大師的精心繪制、特殊的歷史題材和鮮明的時代特征而成為紅色官窯發展中一段輝煌的歷史性絕唱，成為當今藏家竟相追捧的極品和升值潛力巨大的原始股。

紅色官窯的款識特征

紅色官窯的款識特征極為復雜多樣，它除受地域、文化因素影響外，也受政治氣候的影響，變化無窮，多不勝數。

紅色官窯由于廠多面廣且分布全國各地，不可能有統一的全國紅色官窯款。據筆者考察，僅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如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出口貿易由國家統一進行。故僅在那段時期凡有出口任務的國有大型瓷廠在生產出口用瓷時，使用的款識為“中國制造”統一官款。其他的非出口瓷由各生產廠家自主決定使用款識。以至我國紅色官窯款識千差萬別無以記數，而且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僅湖南醴陵一地的紅色官窯使用的款識就達217個，并且還在增加。但總體來看，紅色官窯款識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大類：

一類：國家名款。計劃經濟特殊時期，對外貿易由國家統一實施時，有出口任務的國有瓷廠在出口產品上標注中英文“中國制造”的統一官款；

二類：地名廠名款。此類款識所占比率最大。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地名單獨使用類款識。如“中國景德鎮”、“中國醴陵”、“中國唐山”等等；二是地名與廠名同時使用類款識。如“福建連城瓷廠”、“景德鎮珠山瓷社”、“醴陵四聯加工廠出品”、“湖南群力”、“醴陵永勝”等等；三是地名、廠名、生產時間合一類款識。如“醴陵力生67”等等，這種款識大多出現在時期生活用瓷上，且多配上火炬、五星、麥穗、幼苗、向日葵、練鋼爐鉤等，富有宣傳意義，極富時代特征；

三類：廠名款。此類款識一般都是紅色官窯早期使用。如“醴陵藝術瓷廠”、“洪江瓷廠”等；

四類：監制款。此類款識較少見，多見于解放初期由國家統購統銷個體私營瓷廠、合資瓷廠產品上使用。如“湖南瓷器工業公司醴陵瓷器公司監制”、“湖南供銷社洪江采購供應站監制”等；

五類：專用款。此類款識有明確的使用范圍，一般不亂使用。如生產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國家機關禮品瓷的款識，“中國醴陵特制”、“省陶瓷研究所精制”、“界牌瓷廠精制”、“蝴蝶款”，出口瓷中用于某一國家的英文款等等；

六類：特殊款。此類款識極少，僅局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用途。有印章款和手寫款。如王震同志禮品瓷注漿豆青釉刻花天球瓶、菠蘿瓶在“省陶瓷研究所精制”章上加蓋“王震贈”私章，屬古今罕見。手寫款較多，如釉下五彩山水花瓶“山河換新裝”手寫款為“1972年壬子秋月佳仁寫與醴陵力生瓷廠試制組”、釉上彩執壺“要鋼有鋼要糧有糧”的手寫款為“一九五九年劉國義寫于洪瓷”等等。

紅色官窯的款識對鑒別瓷器年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根據款識的顏色（不同時期所用顏料有差別）、字體、圖案、畫工、結合胎質、畫面內容及時代特征綜合考慮。特別對近年來市場上出現的與真用瓷、國家用瓷同時代的普通生活瓷冒充用瓷、國家用瓷的現象不斷增多，由于兩者生產年代、使用顏料、原材料、工藝技術均相差無幾，極易以假亂真，喜歡收藏紅色官窯瓷的藏家不可不防。

“紅色官窯”瓷的收藏、鑒賞與投資

“紅色官窯”瓷雅俗共賞，收藏、鑒賞相對容易。當今收藏界，高古陶瓷數量極少，明、清、民國無論官窯還是民窯精品大多已早進入藏家囊中，輕易難窺其容，市面上常見的多是些被行內人稱為“新加坡”瓷（即新的、假的、破的）或一般的仿古工藝瓷。而“紅色官窯”由于點多面寬，產量巨大且離現在時間最短，有的產品是我們曾經見過或使用過的，即使高端產品由于當時設計、制作的大師們大都健在，贗品相對較少，鑒賞辨偽當不困難，完全能夠滿足不同層次不同經濟條件收藏愛好者的需要。經濟實力雄厚的可以選擇“紅色官窯”的精品、極品瓷進行收藏，如領袖用瓷、國家禮品瓷、國家機關用瓷、及高檔藝術瓷、名人名家制瓷。經濟條件一般的可以選擇“紅色官窯”各個時期大量生產的極富時代特征的生活用瓷、宣傳用瓷、家庭擺設瓷等。通過以藏養藏或經濟條件允許的還可以進行系列專題收藏，國內在這方面的成功人士還辦起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私人博物館或者家庭博物館，既增長了知識又在經濟允許的條件下飽嘗了收藏“紅色官窯”瓷的樂趣。

“紅色官窯”瓷投資潛力大，回報率高。“紅色官窯”瓷的投資與其它藝術品如古今名人字畫、古代精品官、民窯瓷器一樣，只要不“走眼”買贗品，就會有較好的投資回報。比如湖南醴陵群力瓷廠74年為82歲生日特制的雙面釉下四季花高級薄胎碗，80年代尚無人知其經濟價值，90年代中被收藏家發現并收藏后，價格一路飚升，在2003年秋天央視“鑒寶”節目中一只這樣的碗被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定價為4.8萬元。

如果說“紅色官窯”極品瓷難以尋覓而無廣泛性的話，“紅色官窯”生產的其它瓷器也同樣具有較快的增值幅度。如2004年翰海一場秋拍，一批從海外回流的“樣板戲”雕瓷塑像，拍出的價格每件4400—19000元。大批期間由“紅色官窯”生產的政治藝術瓷（瓷板、瓷瓶、瓷像、瓷章等）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瓷廠對生產這批瓷器都當作頭等政治任務，集中人力、物力、不惜功本，追求完美，使這批產品達到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和升值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