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美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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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明文人生活美學的“閑趣”

（一）任情而發之“趣”晚明關于“趣”的論說很多

袁宏道關于“趣”的論述在晚明極具代表性：“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然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袁宏道認為，世上能得“趣”者不過三種人，一是“童子”，二是“山林之人”，三是“愚不肖”。前二者由于無拘無束，完全任情而發，故“趣”自然萌發；而“愚不肖”由于無視世俗的規矩禮節，所以任性而為，大肆放縱于聲色享樂，無所忌憚，故離“趣”也近。“趣”與“理”是相互排斥的，“趣”來自人的自然本性，是感性生命的自然流露，得“理”越多，則去“趣”越遠，因為“理”束縛了自由心靈的活潑與靈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袁宏道所說的“趣”其實就是人的心靈的自然流露與靈性顯現，“趣”無關功利，只要發自主體內心之“真”，不受經驗、教條、偏見的影響，即使是聲色犬馬的世俗喜好，也是“趣”之一種。袁宏道在這里強調的是“趣”的“自然”與“真”。真者，乃絕假存真之童心，其“最初一念之本心”。對于這種任情而發之“趣”的追求不僅反映在晚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藝呼聲上，而且反映在對本真愜意生活的追求上。這種“真趣”表現為俗世生活中的放情極意，率性而行，又在平淡的俗世生活中添加靈動的藝術元素，卻不失自然，意態天真。首先，任情而發之“趣”，有輕松、自然、靈動之意。如張潮“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朗朗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群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罵聲，惡男人咿嘎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喜惡分明，好雅惡俗，享受游戲般的快感。晚明文人的世俗趣好極其廣泛：“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從不諱言及時行樂的世俗喜好，僅僅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人性的自然表露，趣好越多，快樂也就越多。并且，世人眼里平常的物事，在文人看來就有了趣味，原因在于他們以審美的眼光看待生活，張維昭認為，晚明文人心中“無物，故河山大川，以至蟲魚花鳥之萬象皆能怡情；無人，故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以至歷代詩書字畫古玩皆能適性。”故此“天趣”、“別趣”也即“清境”也。可見，晚明文人之“趣”的產生并非心中無物、無人，而是胸中無道理聞見的羈絆，故能以“真”之目光去審視萬物。其次，任情而發之“趣”突出表現在率性而為，狂放不羈。張岱《陶庵夢憶》記載了一出別有生趣的“金山夜戲”：“崇禎二年中秋后一日，余道鎮江往兗。……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余呼小仆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戲諸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采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張岱突發奇想，率性而為，在金山寺大唱夜戲，鑼鼓喧天，將眾僧侶從睡夢中驚醒，其中老僧既驚愕又驚喜、半睡半醒的動作神態引人發笑。劇終，眾僧尚未明白怎么回事，張岱等人已“解纜過江”了。張岱別出心裁的將戲搬演到莊嚴肅穆的寺廟，輕松的夜戲令道貌岸然的僧人也忍不住捧腹，這種人性本真流露之“趣”正是晚明文人所要表達和追求的，文人在對正統秩序的瓦解中體驗到一種身心俱樂的快感。袁宏道謂：“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其不然，放情極意，抑其次也。”袁宏道認同此兩類人，是因為這兩類人均遵從內心之“真”來生活，都有真情與真趣。率性而為，是完全的放下世俗的一切顧慮，全身心投入于心所想往之事，在這種無功利活動的過程中體驗游戲的快感。晚明傳奇多喜劇，戲曲理論集大成者李漁強調劇作就是要使觀眾發笑，雅俗共賞。“傳奇原為消愁設”、“一夫不笑是吾憂”，戲曲傳奇在晚明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求新、求奇、求樂就是為了還原生活之本色，求取人生之真趣。再次，晚明文人愛以度己之心度物，視物為友，善于發現物事之“天趣”。袁宏道《瓶史》和屠隆《考槃余事》均強調插花須“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兩蟠臺接，偃亞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鋪蓋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態，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可見，所謂“天趣”就是妙肖自然，又不受規矩的束縛，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均怡然自得的一種自然本真趣味。這一“天趣”實與晚明文人尊崇的“尊生”、“養生”密切關聯，只有順任事物的天性本然，才是美的、有趣味的；倘若泯滅天性，即使形式上整齊劃一，也不美，缺乏“天趣”。并且，“趣”要發自活潑靈動的主體心靈，立足于審美主體和對象生命的生氣與靈性。史震林說：“趣者，生氣與靈機也”，袁中道的認識更為深刻：“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為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灑然而成趣，其可寶為何如者。”晚明文人喜愛參與器物的設計制作，其創作往往富于“天趣”。高濂制作的“宜床”頗得“天趣”。他設計的“床”既重實用，夏月通風，令蚊蟲不得入，冬月御寒，透氣；又錦上添花的添加進審美元素：“帳中懸一鉆空葫蘆，口上用木車頂蓋，鉆眼插香入葫蘆中，俾香氣四出。床內后柱上釘銅鉤二，用掛壁瓶。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臥之神爽意快。冬夏兩可，名曰二宜。較彼雕鑾蜔嵌，金碧輝映者，覺此可久。”連睡覺都要有花相伴，體舒神怡，此物我交融之“天趣”真令人有世外之想。并且，高濂認為這種富于天趣的“床”比起裝飾奢華的“床”更讓人心曠神怡，其給人的愉悅是長久的。高濂這種看法在晚明極具代表性。

（二）超塵絕俗之“趣”任情而發之“趣”的另一面

是對超塵絕俗世界的營建。由于強調“真”，生命本初之“真”，故晚明文人拒絕“假”，排斥“俗”。雅與俗相對，晚明文人所認為的“俗”并非諸如“飲食、男女”的自然需求和世俗趣好，“俗”指的是受經驗、偏見、教條的左右，而失卻自然本真之心；而“雅”則是求真，深入物事之神髓，以求其“真”，并在“求真”的過程中尋回自我生命的本初真實。袁中道《硯水樓記》這樣記載袁宏道的志向：“聚萬卷于此樓，作老蠹魚，游戲題躞，興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瀹性靈。”謝肇淛《五雜俎》有言：“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極矣。”吳從先《小窗自紀》則說：“志要豪華，趣要澹泊。”“石上藤蘿，墻頭薜荔，小窗幽致，絕勝深山。加以明月相映，秋色相侵，物外之情，盡堪閑適。”華淑向往的生活是：“晨推窗：紅雨亂飛，閑花笑也；綠樹有聲，閑鳥啼也；煙嵐滅沒，閑云度也；藻行可數，閑池靜也；風細簾清，林空月印，閑庭悄也。……構閑屋一椽，顏曰‘十閑堂’，度此閑身。”晚明文人所向往的生活是雅致的、澹泊的，他們與自然為伴，與同心友交談，隨意適性，無欲無求。這類言說在晚明清賞、清言小品里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深刻反映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在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名目繁多的世俗趣好，又有孤高趣味的追求，這兩種趣好看似矛盾，但正好說明了文人內心深處的兩種不同情感需求，既求熱鬧，又喜清靜，在追逐世俗享樂的同時不忘時時返歸內心，以此對抗世俗，回歸本真。李流芳《游虎丘小記》記載了虎丘中秋夜之盛況，然而，他對“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沸林，終夜不絕”是持鄙薄態度的，認為這“遂使后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他所追求的虎丘中秋之“趣”是絕俗的、本真的：“予初十日到郡，連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而最有意境的莫過于：“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認為如此才得虎丘之本色。無獨有偶，張岱《虎丘中秋夜》也描寫了虎丘中秋之夜人頭涌涌的熱鬧場景，“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然而張岱在文章里也流露出對這種喧鬧場景的鄙夷，而獨欣賞“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云，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世俗之人中秋賞景只是隨波逐流，看人看熱鬧，滿足感官快樂，而不能深入物事之神髓，得到物事之真趣。雖說他們也“笙歌笑語”，“絲管雜興”，但那只是“慕趣之名，求趣之似”，“皆趣之皮毛”。晚明文人認為，在絢麗的民間風俗畫卷中，僅有一小部分人才真正懂得虎丘中秋夜之“趣”。“俗”往往與“熱鬧”不可分，正如傅山所言：“幽獨始有美人，澹泊乃見豪杰。熱鬧人畢竟俗氣。”他們會選擇在夜深人靜之時，與同心良友石臺靜坐，感發幽思，享受虎丘中秋夜的靜謐與安然，情景交融，物我而一。或者如張岱所描繪的，喧囂過后，山空人靜之時，“一夫登場”，沒有任何的伴奏，而“聲出如絲”，抑揚頓挫，一字一句，如“尋入針芥”，在場者皆會心點頭。孤寂的月色與深情的演繹相得益彰，張岱認為，這才是虎丘中秋夜的本色，深得虎丘中秋夜之神髓。

在物我交融的情境中，超塵絕俗之“趣”自然萌生，“我”不僅發現了虎丘中秋夜的本來面貌，同時也思索著“我”之生命存在。此“真趣”與“俗趣”水火不相容，這種趣味能將人引向生命的本真，在對物事神髓的追尋中思考并領悟自我存在的真意；而“俗趣”雖也發自內心，卻缺乏深度，正所謂“田園有真樂，不瀟灑終為忙人；誦讀有真趣，不玩味終為鄙夫；山水有真賞，不領會終為漫游；吟詠有真得，不解脫終為套語。”晚明文人的這種趣味深刻體現了他們在面對物欲橫流、日益浮華奢靡的世俗世界時的反思。這種對雅致本真之趣的向往與追求，發自文人內心的最深處，它們與對世俗閑適趣好的追求交相輝映，形成晚明特有的雅俗共賞趣味。晚明文人對雅致絕俗之“趣”的追求，還表現在尚古，尊崇古雅之趣。晚明是個“復古”與“開新”思潮并存的時代，雖有公安派、竟陵派等文藝家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但復古思想始終根深蒂固。表現在日常生活領域，晚明文人尚古趣，不僅愛好收藏古玩，仿古之風濃郁，并且向往古雅生活，家具、服飾、舟車、文玩等多以古雅為式。以古為雅、以古為趣其實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種習慣心理傾向，寄寓著文人對傳統審美趣味與風格的眷戀。而在晚明文化趨新的情勢下，文人的這份“述古”、“慕古”情懷顯得更為可貴，以古為雅成為一種時尚。但晚明的尚古又具有與前代不同的風格，晚明文人的“述古”情懷是建構在某種世俗情調基礎之上的，具有獨特的況味。晚明文人愛閑賞，對古董書畫的閑賞是重要內容之一。高濂說：“余嗜閑，雅好古，稽古之學，唐虞之訓；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舄，歧陽之鼓，藏劍侖鼎，兌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義存焉者也，豈直剔異搜奇，為耳目玩好寄哉？”文人尚古，晚明收藏古玩成風，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去換取心儀之物，這種對古物的癡癖，除了附庸風雅之徒外，文人崇尚的是“見古人所制與古人所用者，如對古人之足樂也”，修心養性，營建一個雅致絕俗的世界。“時乎坐陳鐘鼎，幾列琴書，帖拓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簾櫳香靄，欄檻花研，雖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饑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于此？”高濂認為，徜徉于古董書畫中可“一洗人間氛垢”，“清心樂志”。陳繼儒的理想是“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文人在對古董書畫的愛好中幾乎傾注了全部的情感，珍愛之甚于一己之生命。晚明文人還尊崇古雅生活，這一點在文震亨《長物志》表現得最為突出。通貫全書的，是“自然古雅”、“無脂粉氣”等審美標準，對不古不雅之物，文氏幾乎一概摒棄。“古”就是自然、本色、樸實，與之相反的則是俗、冗、巧、繁。室廬要“蕭疏雅潔”，“寧古無時，寧樸無巧，寧儉無俗”；臥室要“精潔雅素，一涉絢麗，便如閨閣中，非幽人眠云夢月所宜矣”。工則不雅，“古人制幾榻……必古雅可愛，又坐臥依憑，無不便適……今人制作徒取調繪文飾，以悅俗眼，而古制蕩然，令人慨嘆實深。”精工雕琢，鉛華粉黛，新麗浮艷，都是有礙古雅的。文震亨醉心于經營這樣一個古雅天然的生活環境，實際上就是對絕俗雅趣的追尋。這種“趣”與世俗喧囂趣味迥異，反映出晚明文人對奢靡風氣的反思。比文震亨略早的董其昌認為，文人對古董書畫的趣好乃是厭倦了世俗的浮華艷麗，進而又將心靈寄托于古董書畫等“長物”之中，故“好骨董，乃好聲色之余也”。董其昌是這樣描述明代中期以來的奢靡之風的：“故人情到富貴之地，必求珠玉錦繡、粉白黛綠、絲管羽毛、嬌歌艷舞、嘉饈珍饌、異香奇臭，焚膏繼晷，窮日夜之精神，耽樂無節，不復知有他好”，而當人們逐漸厭倦了聲色之后，“濃艷之極，必趨平淡；熱鬧當場，忽思清虛。”古雅之”趣”乃一股清流，不僅可以借以追思懷古，還可以賞心悅目，修身養性。可見，晚明文人追慕古雅之趣，并不指向傳統的道德崇高之義，而是在舊的秩序已然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際的一種文化歸屬心理，是在享受晚明絢爛的物質文化之余對本真、平淡趣味的回歸。對于縱情聲色之世俗趣好，文人實已有所反思，反思的結果便是重新投入古雅之趣中，在對古雅本真趣味的追尋中，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與自我的價值。蘇狀的觀點很有見地：“這種‘古雅’已不是傳統的純然超越的雅逸崇高，而是世俗生存趨勢下的一種濃重的挽歌似的‘述古’情懷，這種情懷和世俗之心一并轉化為明清普遍流行的高雅情調。”并且，這種高雅之“趣”是立足于現實感性生命的，和傳統文人骨子里那種形超神越的崇高審美有了根本的區別。

二、結語

晚明文人的“閑趣”立足于感性生命，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體的個體趣味，這在中國古代美學史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晚明文人追求身心俱閑的生命張揚，肉身要享盡世間繁華，精神卻要超脫于塵世之外。喧囂與閑靜，這兩種情感需求共存于文人心靈深處，一方面，晚明文人的“閑趣”是任情而發，自然天真；另一方面，卻是對超塵絕俗之境的營構，極力突出與世俗不同，以求心靈的寧靜，由此可見文人在日漸浮華的物質享樂中的沉迷與反思，晚明文人的“閑趣”因而也具有雅俗交融、喧鬧與閑靜并存的特點。然而，這兩種趣味的本質都指向“真”，忠實于肉身與精神的真實感受，并以此探求生命存在的價值，開出了現代審美之路向。但是，晚明文人追求的“閑趣”畢竟局限于一己，形式極其精致，氣象卻愈加內向與狹隘，缺乏宏闊大氣之美，終致在有清一代遭到非議與抵制。

作者：曾婷婷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