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范文精選

［摘要］從1977年恢復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來，我國高考已經歷了28個年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77年至1980年的恢復階段、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階段以及1998年以來的高考內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階段。本文提出，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作為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一個指標，推動和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文章還提出了我國新形勢下的發展需要及其高考制度的變革要求。

［關鍵詞］高考、人才、社會、改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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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7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至今有28個年頭了。28年來，隨著時代和形勢的變遷，我國的高等教育也與時俱進，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回顧我國高考制度改革的進程，總結我國在高等人才的培養工作經驗，反思存在的問題和教訓，對于改進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養社會所需人才、實施科教興國及人才強國戰略、提高我國的社會競爭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我國高考改革的基本歷程回顧

1977年至今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摘要］從1977年恢復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來，我國高考已經歷了28個年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77年至1980年的恢復階段、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階段以及1998年以來的高考內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階段。本文提出，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作為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一個指標，推動和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文章還提出了我國新形勢下的發展需要及其高考制度的變革要求。

［關鍵詞］高考、人才、社會、改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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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7年9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至今有28個年頭了。28年來，隨著時代和形勢的變遷，我國的高等教育也與時俱進，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回顧我國高考制度改革的進程，總結我國在高等人才的培養工作經驗，反思存在的問題和教訓，對于改進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養社會所需人才、實施科教興國及人才強國戰略、提高我國的社會競爭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我國高考改革的基本歷程回顧

1977年至今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本文作者：杜克丁單位：解放軍理工大學理學院

發展是變化。對于一個社會,發展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和人們地位的改變,多數人獲益比以前更多,少數人得益可能減少,部分人雖然所得未減但比較利益減少。由此,關于社會發展的思想、路線和方針政策會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沒有哪一個社會,也沒有哪一個社會的哪個發展階段不被人評說。一個發展變化較大的社會比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更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更容易遭受來自各方的評說。發展是前進的變化,是進步。進步還是倒退應該從總體上和根本上看。任何事物在發展中并不排除它在一定時期,在某些非主流方面會出現問題,甚至出現暫時的倒退。社會發展是社會在總體上,在根本上的進步,表現為社會財富總量有較大增長,社會的物質、政治和文化環境有明顯改善,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質量比以前有明顯提高。

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態的滿意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比較獲得的。人們并不只是和自己的過去比,還同其他人比。在比較中,人們特別關注的是他人得到的好處。在選擇比較對象時,人們更關注那些生活條件優越和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人。可見,人們對生活的感受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社會的加速發展,打亂了人們內心的穩定,而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更是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欲望和對未來的期望,同時也引發了有些人的不滿,在社會加速發展時期,人們的期望常常超出實際生活水平的改善。美國著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總是有報怨的。不論人得到什么滿足,都不能設想他們會完全滿意。因為那樣本身就是對人性會發展到頂的一種肯定,人總是能把不論什么滿足、幸福、幸運塞進自己的懷里。一旦他們習慣了以后,他們就會忘掉它們,并開始走向未來尋求更高的幸福,這是一種不斷地進入未來的永恒過程。不應期待怨言的中止,只能期望它變得越來越高級,期望它從低級到高級再發展到超級水平。高水平的抱怨是一種標志,說明已有哪些先決條件得到滿足才使這一抱怨高度在理論上成為可能。[1]這就告訴我們,要重視群眾的抱怨,要以坦然的心態面對它,要從怨言中發現問題,尋找差距,認清方向。把群眾的報怨看成是對過去工作的肯定,是對未來工作的新要求,讓報怨成為前進的動力。

發展是一個過程。是事物按照過去、現在、將來的順序依次向前推進的。今天是過去發展的結果,又是未來發展的基礎。社會上的任何東西都是有生有滅的。發展作為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作為前進上升的運動,必然要經歷一個過程。新事物的孕育、成長需要時間,舊事物的衰落、滅亡需要時間,人的進步需要時間,自然環境的改善需要時間,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也需要時間,等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要只爭朝夕,但也要有耐心,有韌勁。

發展是矛盾不斷運動及其不斷解決的結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解放前,我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位一體,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反動的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基本矛盾嚴重對抗,這就要求徹底改變舊的上層建筑和舊的生產關系。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舊的生產關系,解放了生產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基本適合的,但也存在著某些不適應的方面。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從經濟體制入手,對生產關系進行了調整和改革。對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進行了改革,不斷完善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體制。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革命和改革是解決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手段,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動力。

發展在曲折中實現。前進是事物運動變化的大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回顧人類幾十萬年的發展史,特別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幾千年歷史,沒有哪一個舊社會的滅亡和新社會的產生沒有經歷曲折,沒有哪一種新生事物的出現沒有遭受過打壓。出現曲折反復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新事物出現時總是比較弱小的,比如新的生產關系、政治關系、新的觀念和思想還處在萌芽中,還處在生長的初期,還比較幼稚。二是舊事物還比較強大,在新舊社會形態的更替和轉變中,代表舊生產關系的統治階級,以及維護舊的生產關系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必然要阻遏與之相對立的新生事物。而社會的傳統從總體上來說是一種保守力量,這就使得新生事物的成長異常困難,要經歷各種挫折。

一是社會發展的退化論。這在中國以道家的歷史觀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將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描述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義、禮這五者之間，社會表現為一種人類文明遞相墮落的過程。他肯定道治、德治歷史階段，而對以仁、義、禮為標志的社會形態則持一種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第十八章）認為正是人類社會純樸敦厚狀態的失落，才出現了智巧狡詐、六親不和、國家昏亂等文明社會中的一切病態。這種退化論，在人們的日常觀念中，則表現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中。這種退化的歷史觀不僅在中國的道家思想史占據主導地位，在古希臘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那里，也同樣得到了描繪。盧梭把自然狀態理想化為人類的黃金時代，而把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歷史，說成是“人類的疾病史”，人類發展的過程正是人性墮落的過程。并對這種墮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繪，他認為，安樂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著人們的力量和勇氣；社會文明狀態使人變成奴隸，成為虛偽、膽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財富則使人類變得貪婪，并陷入無休無盡的爭斗之中；他甚至認為，第一個為自己縫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實際上不過是給自己創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并給自己增加了累贅。正是人類文明成果導致了自然狀態的解體和人的墮落。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進步的同時，就是退步。總之，人越是社會化就離開自己的本性越遠。這也是退化史觀所包涵的基本內容。

二是歷史循環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按照一定規律而表現為循環往復的過程。在中國古代，主要以五德終始說為代表。它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創立的關于社會歷史變化的學說，他認為天地剖判以來，人類社會表現為五德轉移的過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德性相克的循環變化，決定著歷史上王朝的興替和制度的改變。如夏、商、周三個朝代的遞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結果。秦始皇以及西漢的統治者都用此說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理性的根據。

三是堅信社會發展具有某種目的的進步史觀。從啟蒙運動以來，相信人類發展是一個漸趨完善的進步史觀便深入人心。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與自然規律相一致的過程，歷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機生物發展的目的論概念引入了對社會歷史的研究，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人類朝完全實現自己的稟賦的目標前進。在個別活動和事件表面的雜亂和無目的性中，會呈現出整個過程的共同目標，似乎有一個理性目標引導著所有的活動。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個人活動呈現出共同性，從而表現出整個歷史過程的合乎法則性。合乎法則性即是合乎自然的發展規律及其目的。康德認為：“人們可以將人類的歷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種隱秘詭計的實施，這種計劃的實施為的是產生出一種內在的——而且，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獨一無二的社會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人的所有稟賦得以充分地發揮。”①

可見，在康德的觀念中，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歸屬于自然的規律，人類無論怎樣表現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開始就追求著某種人所不知的意圖或計劃，并通過人類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此相似的觀念，有維科的“天意”和后來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的觀念。如果說，黑格爾把絕對理念視作支配人類歷史的“看不見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計，那么，康德的觀念則可稱為“自然的狡計”，在他們的觀念里，都承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具有自身的規律性和目的。這種進化史觀，在中國思想史中，亦有表現，如康有為以進化論為武器對公羊三世說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種歷史發展的方向感，決定了不同的人們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基調。持循環論的人以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一切不過是過去的重復，按照這種循環的軌道發展的歷史，具有合理性，否則則無合理性。而退化論的史觀，則以為一切發展是多余的，有時甚至是得不償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羅馬俱樂部的一份報告就指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以高熱量的消耗為前提的，人類在獲取一千卡熱量的過程中，所浪費的熱量是所得的幾十倍，因而，在他們的眼中，現代社會發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是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問題

由北京大學與韓國慶尚大學于1995年8月10一13日聯合舉辦的“中韓經濟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在研討會上，雙方學者對中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并獲得了一些共識，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雙方學者認為，中韓經濟近幾年來得到迅速發展是由于有利的國內外因素。兩國都處在和平與發展、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較快的國際環魔。韓國從80年代以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1993年實行“振興經濟百日計劃”和“新經濟五年計劃”，使韓國成為亞洲經濟發展較快的“四小龍”之一。中國從70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吸收外資，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使生產力得到解放和發展，再加上國內政局穩定，從而使經濟保持著穩定的發展勢頭。1992年至1994年連續3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居世界首位。

第二，雙方學者分析了近幾年來中韓經濟合作的大好形勢。在貿易方面，1979年雙方貿易額僅為19。。萬美元，而1994年就達到140.65億美元。目前，中國成為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韓國也成為中國的第六大貿易伙伴。在投資方面，到1994年底，韓國對中國投資共1989項，金額16.8億美元，中國成為韓國對外投資的最大投資對象國。兩國經濟之所以能迅速發展，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學者認為，東西方冷戰結束后，傳統的國際政治架構已經瓦解，世界經濟發展出現了兩種新的潮流:一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加強，合作日趨緊密;二是區域經濟集團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營環境更加趨緊。在這種形勢下，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大量從西方引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受到了強烈的沖擊，經濟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正是在這種國際背景下，促使中韓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同時，雙方經濟關系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是這種關系得以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力。中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農產品豐富、市場廣大;韓國有先進的生產技術、經營管理經驗和雄厚的資金實力，但人口密度大，農產品不足，市場相對狹小。這樣，雙方可以取長補短，發展經濟。除此之外，兩國具有一衣帶水的地緣優勢，兩國的歷史文化也有相通性，這些都有利于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

第三，雙方學者認為，中韓經濟關系今后應進一步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不僅要成為貿易和投資的伙伴，而且要在其他經濟領域成為合作的伙伴。有的學者指出中韓在金融和科技等方面有加強合作的前景。兩國簽訂了“關于金融合作協議書”，為中韓金融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1992年3月，雙方就兩國科學家共同開發韓國的“G7計劃”和中國的“863高技術開發計劃”及“火炬計劃”達成協議。同年9月，兩國政府還簽訂了“中韓科學技術協定”，這為雙方科技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第四，雙方學者都以積極的態度探討如何加快發展中韓經濟和文化的關系。有的學者指出，中韓雙方應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磋商，協調政策。雙方應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強經濟貿易合作和交流的整體規劃與宏觀調控;應及早成立中韓雙方相對應的投資和經貿的促進機構;應本著平等互利、互讓互諒、務實、合作和公正的態度切實解決經貿中存在的問題。除了研討中韓兩國經濟文化關系之外，為了加強雙方之間的了解，以便加強今后更廣泛的合作和交流，雙方學者還各自介紹本國和社會發展的情況。中方學者介紹了這方面情況的具體內容是: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戰略調恤，中國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市場取向改革相適應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協調與漸進的改革戰略，農業革命與中國的工業化，等等。韓方學者介紹韓國悄況的具體內容是:韓國企業組織的改編和階級構成的變化，韓國的產業化和勞動市場的變化，韓國的主導經濟成長與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