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麻社會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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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瑩1,2王鶯鶯2作者單位：1.南京大學2.西北大學

余天休關于社會問題的分析

研究社會問題是現代社會學的重要傳統，也是余天休社會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留美歸國的社會學家，他傳播社會學和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運用社會學的原理，尋求中國實際問題的解決辦法。因此，余天休非常重視對社會問題的研究與分析。他認為“問題者，舉凡一切事物不易于明了或應付，而待以解決者之謂也。社會問題者，社會上關于多數民眾之一切困難事件而待以解決者之謂也。”［11］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所引發的后果都是社會性的，其解決也需要社會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余天休關注的社會問題涵蓋許多領域，“社會學之范圍包含人類社會一切現象，由政治現象，而至盜匪問題、娼妓問題、貧窮問題等，莫不在其研究范圍之中”［12］，本文僅就下列領域探析之。

(一)青年自殺問題研究

余天休非常關注青年人的社會心理。1930年，他根據一個省立鄉村師范學校101名學生入學所填寫志愿書的內容，描述統計了學生的家庭狀況(按照父親職業分為:農、商、政、法、教育及未詳劃分)及對社會狀況的滿意人數(見表1)。結果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對當時中國社會現狀感到不滿意。表2顯示了該校學生的年齡構成及其對社會現狀滿意與否的描述統計。此外，余天休還統計了學生中已婚者與未婚者對婚姻狀況的滿意與否，以及家庭狀況及年齡對婚姻滿意狀況的影響。他認為當時整個社會的狀況就是一個“亂”字，“中國今日的社會，已經亂到極點了，二十年來，社會最初的不安定只限于政治，其后漸推而廣之，就鬧到學校里頭、家庭里頭、和社會一切的一切的里頭了，到了現在，幾乎全國沒有那一個人或那一個地方不受這種亂事的影響，在這種傾擾狀況之下，稍有智識的人們，莫不灰心，因為這種緣故，社會上的事情就越鬧越兇了;處在這種環境底下的青年人，因心志沒定，加上社會上種種刺激，就發憤而積極以慎事，或傷心而消極以自殺。”這個統計數據反映了社會上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對社會不滿意的心理狀態。余天休認為青年人的自殺是一變態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歷來教育目的之錯誤［13］。他認為，中國傳統教育的目的是為造就士大夫階級，青年人求學，一般以升官發財為目的。“學而優則仕，為官作宦”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謀生方式。但人口的飛速增長，知識分子人數不斷擴大，能容納他們并給他們以報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能力卻十分有限。這樣，大量知識分子無法就業，其生存狀況受到嚴重威脅，自殺現象隨之增多。余天休認為，今后中國救亡圖存的道路，不在于高談主義、大喊口號，或廣貼標語，而在于改變中國人消極的人生觀。

(二)娼妓問題研究

娼妓，是民國時期對以為生婦女的通稱，有公娼與私娼的區別。在官府登記營業者為公娼，秘密者為私娼。民國期間，中央政府沒有制定統一的專門禁娼法規，基本沿襲了清末抽取“妓捐”的娼妓管理制度。娼妓現象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軀體內的痼疾與惡瘤，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余天休發現，世界各國都在不同時期存在娼妓現象，他詳列了倫敦、柏林、巴黎、芝加哥、東京等地娼妓的統計資料，以及當時中國北平、上海的最新數據，如根據北平市社會局最新的調查資料，統計北平市當時共有公娼2929人。余天休認為，當時中國的娼妓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但廢除娼妓不現實，“以現在中國的情形而論，娼妓制度可限制，可改良，受苦的妓女可解放，但要完全廢止這制度，恐怕不容易”，他常說，“中國是一個變態的社會，奔走天涯行蹤無定過剩人口格外多，這些過剩人口是無家可歸，而無約束的好漢。”余天休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定期為妓女檢查身體;限制準入的最低年齡;解放婦女，政府應負擔主要責任;應豐富文化娛樂事業，“多設文化機關，如書報室、圖書館、青年會等，和合理的公共娛樂場，如公園、游藝場、戲院等;并設置整潔的街道，使一般無聊的男子有相當的消遣處所”［14］。為提高婦女對國家及社會的服務能力，余天休主張普及婦女教育，提倡婦女職業教育。

(三)貧窮及匪患問題研究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農村的興衰直接影響中華民族的興衰。20世紀初，我國農村災禍頻仍，農民生活十分貧困。據余天休估計，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95%，貧困線定為每戶年收入250元。“中國人大概每百人中有九十五個是窮的，每天沒有飯夠食的，皆是由于生產不足的原故。此處所謂窮的標準是如何呢?比如一家五口人，一夫一妻，三個子女，每年至少需要二百五十元”，“全中國所有的財產，平均分配給所有的人，每人不到一百元，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個個都是窮的，亦不為太過。……一國之中，大多數的人既是窮的，那么，社會何以能夠安寧呢?”［15］余天休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貧窮問題，貧窮導致社會動蕩。民國以降，國家政局不穩，軍閥連年混戰不休，而大量貧困人口加劇了社會的衰敗，破產民眾鋌而走險，“拉桿”為匪，土匪蜂起是民國時期一個重要的社會特征，匪患也成為當時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各種抗匪自保、抗捐稅的底層社會組織蜂起，特別是北方的幫會組織，尤其是河南的“紅槍會”，山東的“大刀會”等二十多個幫會組織，余天休估計人數超過200萬。“紅槍會和大刀會為中國北方現在的大問題。倘若任其所為，不施抑制，不幾年內，他們就能代替軍隊了。……此種幫會若無法制止，將來必為華北的大患。今日之謀國者當思之矣。”［16］這些幫會組織的特點是“迷信”，他們以“神靈”為護符，自認為刀槍不入。余天休分析其原因，認為中國是一個“術制”的國家，中國文化的要點包涵權謀、術數、世故及禮教。要解決中國的貧困及匪患等社會問題，余天休認為不能靠自然秩序來維持，從而提出“群治的需要”。在《社會學大綱》中，余天休將西方社會學的概念socialcontrol翻譯為“社會的求治”或“群治”，而孫本文是用“社會的控制”，在《社會學名詞漢譯表》中，翻譯為“社會制裁”;吳澤霖是用“社會的約制”。最終，余天休將之翻譯為“社會調治”，認為其在字意上和學理上都較為適宜，與今天的“社會治理”較為相似，但更為溫和。既然社會秩序不能靠自然秩序維持，那么調治中國社會病態的失調現象，必須開具“適宜”的良方，使服用之者，能夠藥到病除。于是，他建議“徹底近代化中國”是唯一的良藥。然使中國實現近代化需要六個步驟，一為心理建設，二為社會建設，三為軍事建設，四為政治建設，五為經濟建設，六為國際建設。這六種建設的重心是對內完成民主憲政，對外實現萬邦協和，最終使世界聯邦得以建立。這是余天休社會學思想的最終歸結點。

余天休首倡“西部大開發”

(一)人口社會學思想

人口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20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界為了探求中國“積弱”的病因和救國良策，對人口問題極為關注。清代乾嘉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長以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持續不斷的動蕩，致使“限制人口發展”的觀點在當時得到不少人的贊同。有學者認為“世界上之可耕面積有限，而人口增加無已，再過一二百年后吾人將無立足之余地。”［17］甚至有人把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均歸結為“人口過剩”。余天休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嘗試用馬爾薩斯人口論思想作為理論指導表現中國人口規律。他認為“人口生殖之速率，遠過于物產增加之速率，故經若干年，物不加多，而人口日增，必不足以圖存”［18］。人類數千年來的歷史可謂一部“血史”，“歐洲近一千年間竟有五百年以上有戰事之發生”，中國“四五千年之歷史，一治一亂之局面”，“其為人口過剩之產物，人為淘汰之結果，則孰敢致疑”，“平均每三十年一小亂，百年一大亂，二百年一朝代之更始”，“人口無有過剩之可能”。他贊同馬爾薩斯的觀點，認為限制人口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自然限制，如戰爭、水旱災、貧窮、饑饉、瘟疫等可增加人口的死亡率;二是人為限制，如獨身、晚婚者，可以減少人口的生殖率。因此，余天休批評當時的“人口過剩恐慌”是一種神經過敏［19］，并且認為人口問題十分復雜，“應結社以研究之”，“根本救治之方，厥在于人口之適當分配”［20］。他試圖從人口問題入手，解決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從而提出“移民殖邊”思想。

(二)“移民殖邊”西北的思想

余天休將人口問題與“移民殖邊”結合起來加以研究。他認為，中國地域廣闊，且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東部人口稠密而西部地廣人稀。因此，欲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必須移民實邊，復興西北，一則可以鞏固邊防，二則可以厚利民生，故他提出“殖邊運動”。1922年，他創立殖邊協會，出版《殖邊》月刊，并創辦邊語學校，邀請蒙、藏語言專家教授蒙古語、藏語及其他邊疆語言，培養西部邊疆建設人才，組織相關人士到西北地區進行考察活動，進行開發西北的準備，時任西北邊防督辦兼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任該校董事長。后因感覺中國萬事待舉，需要培養各種人才，余天休遂將邊語學校改名為北平私立東方大學，自任校長。1923年9月16日，他在《晨報副刊》發表雜感———《請國人注意這個邊語學校》，并在各地發表演講，積極倡導“移民殖邊”，成為我國“倡導開發西北之先輩”。余天休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國家，移民殖邊是解決當時民生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國人的生殖力甚強，如果社會安定，則人口每三十至五十年即有倍數之增加，造成糧食短缺，風調雨順之年，尚可勉強維持;一旦雨水失調，或遇蝗蟲等災患，則糧食更感缺乏。于是，農村壯丁蜂擁而起，導致社會的動蕩。在論及殖邊的意義時，余天休說“吾人之所謂殖，即墾殖，或開辟之謂，邊者，即邊境之地，或空荒之地也。”［21］他認為，歐美民族向外發展，有政府為后盾，以武力作保護，而“我們中華民族往外發展，是無意志的，是受政府壓迫的，是必不得已而無武力保護的。大概中國歷代的移民是因為人口過剩，居民無以為生，所以不能不挺而走險，過江湖上的生活。江湖生活是很苦的，因此不能三五成群，合伙結幫，互相維護”。所以，“立國于二十世紀之間，非有充分的武力來保護他應得的權利，是無立足的余地。”［22］他滿懷激情地倡議“我希望熱血的同胞，放大眼光到邊疆去，用無畏的精神，努力的建設，為我們老弱的中國作最后的掙扎!”［23］。

(三)教育社會學思想

余天休提倡全民教育，非常關心民眾教育的普及問題。他“常跑到鄉間去觀察民眾的生活”，認為當時社會之民權不發達、民主政治未實行、民智未開及民生未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眾教育之未得普及”。中國的民眾不讀書不識字，謀政者就可以假造民意，擾亂民心，以達其私圖。中國民眾的人數，占全社會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九，而民眾之中不識字的人數，又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政治何以昌明，革命何以成功?今欲圖謀補救之方，惟有倡導全民教育，使全民識字。”［24］因此，他提出全民教育的宗旨在于“使全民識字以養成民主勢力”。具體的措施為編寫全民三百字課本，開展全民識字運動，“務使全市全省或全國人民無有不識字者”，在若干年內根絕文盲。全民三百字課本分通俗、農、工、商、兵、兒童、婦女、及公民常識等八種，有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級別。全國所有大小機關、學校、公署、警區、卡所等，每處應一律附設一所全民學校，由黨部、政府、民政廳或省政府通令辦理之。所有全民學校，除特別規定外，農、工、商等各界協會組織，每界每日應授課一小時。學生以一月為畢業期限，凡畢業者均授予證書。全民學校分為三級，初級采用通俗三百字課本授課，一個月即可畢業;由初級畢業后可升入中級，其所用之課本具有職業性質，分為農、工、商、兵、婦女、兒童等六種班級，一個月畢業后再可升入高級階段，課本亦為三百字，強調民眾政治常識等內容，也是一個月畢業。初級教育務須強迫，中級及高級可略為通融。余天休回國之初即提出“開發西北，關注教育”，而且身體力行。1929年，他應當時陜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邀請，赴陜西任西安中山大學校長，其《社會學大綱》就是在西安寫成并作為社會學課程的講義油印發行，“今春余出西安中大，于公余之暇，將社會學之要旨編成大綱，以便一般學子之參考”［25］，對西北地區的社會學學科建設做出了一定貢獻。在任校長期間，余天休努力實踐他回國之初提出的“開發西北，關注教育”的主張。當時陜西發生了嚴重旱災，許多學生因家庭生活困難而要求休學。為了幫助這些學生完成學業，余天休提出學生貸款八條辦法，請求省政府給學生發放貸款，并獲得批準。陜西省政府通令各縣執行，使那些經濟拮據的學生得以繼續接受教育。20世紀50年代，余天休返美國定居后，依然關心祖國的發展。為推動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溝通，他于1951年在舊金山創辦“中美學院”，為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69年，余天休因胃病逝于美國舊金山。毋庸置疑，余天休是中國社會學初創時期的一位重要學者，由于各種原因，其抗戰之后的活動無處可尋，今人訴諸筆端的也不多見。但是其“移民殖邊”、“社會建設”等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社會建設等社會事業仍能帶來很多啟示。同時，深入總結、探析余天休的社會學思想也是后學者應盡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