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中行動探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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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汪鑫鑫作者單位：北京工業大學

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

科爾曼作為理性選擇理論的集大成者，將理性選擇理論推到社會學理論為前沿，成為近代社會學的“熱門”理論之一。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原則是由新古典經濟學、效益論或功利主義和博弈理論發展而來。雖然它奠基于各種不同模式，但是還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理性選擇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行動者，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說，主要包括行動者的基本狀況及行動發生的必要因素。行動者、資源與利益是構成行動的三個基本要素，行動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爾曼及費雷洛特別批評將價值、偏好或目標作為個體選擇過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認為有目的行動模式必須考慮人們的價值來源及其對個體偏好和選擇的影響;資源的種類很多，具體可以分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專長;利益“在客體自我層面是指對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資源的滿意度，在行動自我層面表示獲取對控制事件所必須的資源數量，這是行動的驅力”。而權利是科爾曼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權利的分割和交換使行動成為可能，因此權利是行動的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權利采取某些行動，使用處置物品或者資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當擁有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時，可以對妨礙權力行使的人進行懲處”。而“信任”是另一個促使行動發生的主要條件，信任結構使行動者間產生相互信任的關系，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著資源讓渡關系。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的起點是行動者的目標或意圖，在選擇過程中，資源的稀少性與社會制度都是需要考慮的。行動者有不同的資源，對于其他資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對于那些擁有許多資源的人，達成目的相對簡單，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資源或只有極少資源的人而言，要達成目的就很困難或完全不可能。而社會制度在客觀方面規定著行動者行動過程與結果。這些制度的限制同時提供了鼓勵某些行動及抑止其他行動的正向認可和負向制裁。科爾曼對理性行動理論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認為這一觀點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實際的世界中，人們的行為并不是總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繼承了以行動者為主體的思想，開拓了行動研究的思路，將資源與社會制度納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現論的出現，打破了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大統思維，作為后現論家之一的布爾迪厄對行動的在對原有研究的繼承與批判上提出了屬于他的理論。

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

布爾迪厄作為法國社會學的代表，其社會實踐理論貫徹其一生。布爾迪厄將行動作為社會實踐來看待，布爾迪厄本人對他的實踐理論曾有過一段精彩的獨白，他說:“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時間理論，把實踐活動看作是一種實踐感的產物，實在社會中建構‘游戲感’的產物，就是要說明實踐的實實在在的邏輯———這是一種自我矛盾的逆喻表達法，因為所謂實踐的標志就是‘合乎邏輯’，它具有某種自身的邏輯卻不把一般意義上的邏輯當做自己的準則。”(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當然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不僅僅就是社會實踐理論，只是本研究主要關注其這一理論。布爾迪爾的社會實踐是圍繞著行動者在哪里實踐，如何實踐，用什么實踐等展開，也就是說行動者行動的場所，行動的策略，行動的工具是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所要研究的內容。相對于以前學者對行動關注的本身來說，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將行動作為分析的中心，將與行動有關的其他的因素納入到分析中。

1．社會實踐的空間:場域用布爾迪厄自己的話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場域是人的活動相互作用結成的關系網絡，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存在。場域有不同的類別和形式，如哲學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等，各種場域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場域一經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甚至制約著人的心理、行為及地位等。場域是一個爭奪權力與資本的場所，一個“爭奪的空間”，“任何場域，都是一個力量之場，一個為保存和改變這種力量的較量之場”。在布爾迪厄看來，有多少種場域，就有多少種利益(符號利益和物質利益)。利益既是場域運作的條件，也是場域運作方式的產物。利益推動人們參與到特定場域的游戲之中，相互爭奪。由此可以看出，布爾迪厄認為任何的行動的產生都必然發生在一個場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動的發生發展也必然需要將此行動回歸到場域中分析。所以場域成為布爾迪厄的行動理論的最基礎的一部分。

2．社會實踐的工具:資本布爾迪厄的將資本指做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這種工具是行動者積累起來的“勞動”，可以是物質化的，也可以是身體化的，也可以是符號化的。所以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資本不僅僅是包括物質化的經濟資本，還包括了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將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從經濟場域擴展到了符號和非物質的場域，進一步深化了資本的概念。如果將資本單獨分析，比如對行動資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資本將失去其工具的實踐性。資本是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動者的行動是發生在一定的場域中的，而場域的形成是處在一定位置的行動者的力量關系構成的。所以，資本和場域是相互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作為社會實踐工具的資本，必須要在其場域中才具有價值，資本的相對價值隨著場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給定的場域中才會有效，必須與其場域有關，不然它就不會存在或者不會起作用。場域的形成正是因為各種資本的相結合而產生，而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據資本的總量以及總資本中各個資本的相對比重分配的。所以，場域給各個資本的競爭，比較和轉化提供了場所，反之，場域的運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種資本的反復交換及競爭才能維持的。

3．社會實踐的策略:慣習實踐的場所和實踐的工具已經找到，那么實踐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是行動者實踐的策略。慣習是“由持久的、可以轉化的性情傾向構成的系統。它表示出了一種組織化行動的結果，帶有近似結構之類的意思;它還指明了一種方式，一種習慣性狀態，特別是一種傾向、脾性、資質或嗜好。”(謝立中，2007)或許用“游戲感”或者“實踐感”來理解慣習會更加的直接一點。布爾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戲”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的行動就是在做一場“游戲”，這種“游戲”在一個特定的“游戲場”內，通過“游戲者”的不斷嘗試從而習得“游戲規則”并將其內化到“游戲者”的行動體系中，從而形成“游戲感”。“游戲者”的游戲并不僅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戲。“游戲感”就成“游戲者”下次游戲的指導思路，再外顯出來。當然每次游戲的過程都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內化外化的過程。所以慣習可以理解為，一種通過后天努力習得的具有動態性的體系，它能夠根據特定環境進行有目的的調節，而且是這些慣習產生了與那些環境而非其他環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觀念以及所有行動。

場域是一種客觀的關系系統，而在場域里的行動者是有知覺、有意識、有精神屬性的人，因此每個場域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情傾向系統”即慣習。在這一點上，場域和慣習是不可分割的。每個場域是具有慣習的，每個慣習只能在場域中存在，并且每個慣習和產生它的場域是對應的關系。此場域的慣習和彼場域的慣習之間存在著“不吻合”現象。由于場域是分為不同類型或不同形式的，慣習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慣習，把此場域形成的慣習簡單地“移植”到彼場域中去必然會造成不合拍的現象。

用布爾迪厄的話說，“實踐理論要同時考慮外在性的內在化和內在性的外在化的雙重過程”。在慣習的實踐過程中，作為工具的資本不斷地被運用。場域、資本、慣習成為布爾迪厄的社會行動理論的主要線索，慣習回答的是行動者如何使用資本，而場域回答的是資本力量的作用范圍。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是建立在對以往行動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同時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對行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再回到開頭布爾迪厄對于自己實踐理論的那段話，個人行動不是個人理性的產物，而是在社會結構中實踐的產物，而這個過程是二重性的，不斷地往復發生。

對于“行動”的研究還有很多，筆者僅將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綜上所述，行動理論經歷了最初的簡單分類的時期，再到行動與社會結構相結合的初次嘗試，再到個人理性選擇的分離階段，最后經歷的行動結構二重性的時代。帕森斯的社會結構理論，希望在韋伯的行動分類的基礎上，將行動納入到社會結構中;科爾曼作為現代社會學理論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過從行動者的行動本身出發，將其他社會因素放在行動過程中考慮，這樣可以將帕森斯社會結構理論中的行動部分進一步細化深化;布爾迪厄筆下的行動者，表征出來的是對社會世界的一種信念態、一種實踐感、一種心神投入、一種對游戲賭注的傾注和向往。這是對理性選擇行為的批判，理性選擇理論下的行為者是理性的主體，他的自由決定成為實踐的唯一根據。

在社會學的發展中，“行動”成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并且成為諸多理論的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新鮮的事物不斷的出現，而社會學理論也在不斷地更新發展中，每一項理論的出現都不是憑空的，都是建立在對過往理論的繼承與批判基礎上。“行動”的社會學研究也隨著后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出現與發展，呈現出不同于以往大統理論的“碎片化”現象。不同的學派流派都可以對“行動”做出屬于本學派的解釋，筆者認為這是社會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對社會學理論的具有很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