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證還是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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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緣起

這地方，悖情背理、令人莫名驚詫的荒唐事頻繁上演，國人的神經早已久經考驗，練就了見怪不驚的本事。然而，當位于哈爾濱的“731遺址”將由國家耗上億元巨資清理出來，以“永久保存二戰中這一極為特殊的標志性遺址，并將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①的消息見諸報端后，人們還是驚愕了。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發生的那場由納粹德國及其亞洲搭檔軍國主義日本制造的人類空前劫難中，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遭受了最深重的苦難。如果說要對二戰期間猶太民族的苦難負全部罪責的是納粹德國，那么，使中華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是日軍的入侵。“731遺址”作為那場戰爭的遺留物，是當年日軍在我們國土上的一個駐軍地，而且是一個拿我們的同胞作人體活體解剖和鼠疫病毒實驗的秘密基地。這樣一個實施野蠻罪行之所在怎么會跟文化攀上了親，成了要拿去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寶貝，而且提出申報動議的竟是我們這個曾深受其害的國家？

二．“文化”范圍無邊？

要夠得上“文化遺產”，至少得在文化范疇之內。犯罪現場在這范疇內嗎？誠然，“文化”概念一向有些似是而非。即使權威性的界說，定性解釋也多種多樣，充滿歧義，范圍則有大有小、有廣有狹。盡管如此，歧見中仍然有著基本的共識。共識至少存在于文化的內核、性質和功能幾方面。一般說來，文化指人類創造的具有可傳播性的、并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區域內人們共享的成果。可歸入文化的成果無論范圍是大是小、是廣是狹，精神財富是得到公認的文化的主要內容。其中，核心的要素是對一定時期和區域的人們有內聚力和約束力的價值理念和相應準則。作為文化內核的價值理念及其準則可以包含在語言、文字等符號化成果中；也可以作為一種精神凝結在物化的成果中，比如各種實用性或紀念性建筑、城市布局、民居風格等；還可以體現在風俗、習慣、儀式、生活方式等無形的但卻強有力地發生著影響的事物上。正因為文化內含著價值和準則，所以性質上與野蠻相對。這一點，從人們公認的下述文化功能可以得到有說服力的印證。

首先，文化是使人類脫離祖先的動物狀態，并有助于人類不斷完善的事物。其次，對于個人，文化借助于教育活動來實現它與個人之間的生動循環：一方面，文化是塑造個人心智的重要力量，個人經過文化的熏染而完成社會化過程，并獲得開啟自身潛能和拓寬生活選擇空間的可能；另一方面，通過分享文化而心智得到開啟的個人同時也是文化傳播、文化積累甚至文化更新的積極力量。其三，對于社會，文化既是把千差萬別的個人行為規范在社會可接受范圍內的因素，又是把社會生活各個環節連接、整合起來使之免于混沌無序的力量。對此，法國大百科全書“文化”辭條如是說，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文化領域就是正常秩序的領域”。由于文化對人類群體和個體的提升作用、對社會的整合功能，最早將文化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重要人物、十七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普芬道夫把文化與人的尊嚴聯系在了一起。這個得到后來的文化研究學者贊同的觀點為文化所具有的正面評價意義定下了基調。誠然，文化處于變易之中，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的變動，文化的某些內容失去了原有意義，有的內容甚至可能成為人類精神發展的桎梏和社會前進的阻力。但其正面評價意義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區域中曾經是毋庸置疑的。

就此，從歷史角度可以說，文化是歷史的可理解的方面。反過來說也就是，歷史中發生過的一切，并非都具有文化的意蘊。當人類走出原始昏暗的蠻荒狀態后，人類歷史上因權力欲、征服欲和破壞欲而導致的無論是影響力有限的個人行惡，還是禍及無數人的戰爭、屠殺，不管發生于何時何地，都屬于脫軌的反常狀態，這種狀態對文化是背離的，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具有值得共享和傳播的價值。相反，對于人類來說，重要的倒是如何避免和遏制這類罪惡——尤其是侵略戰爭這種大規模罪惡的發生。“731遺址”所負載的不僅是軍國主義日本的侵略罪行，而且是即使戰爭狀態下也不能容許的特殊罪行。任隨當年侵華日軍再怎么狂妄，也不敢存這樣的野心：有朝一日這個人體活體解剖和細菌實驗基地可以成為“文化”，而且進入“世界文化遺產”殿堂。所以基地從建立到銷毀，始終在鬼祟狀態下進行，日軍哪怕在最不可一世之際，對基地上進行的一切也嚴加保密，而戰敗之時又為了避免罪行泄露，急急忙忙炸毀了基地大部分設施，試圖抹掉作惡痕跡。

至于我國，不管近些年怎么鬧騰“文化”熱，不論“文化”熱中怎么無限擴大文化外延和無節制地濫用文化概念，以至在人們普遍心性浮躁、很少文化味的當下突然冒出了許多“文化”新品種，把吃喝拉撒都“文化”上了，就差沒聽說把作奸犯科也擴展進“文化”。但即便如此，要把侵略戰爭遺留物納入“文化”，并且拿去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也實在太離譜了。何況，這侵略戰爭遺留物還是侵略者無論勝敗都要加以掩飾的罪證！一位驚悉“申報”消息的憤怒作者說：“這么一個由日本人建造在中國土地上的魔窟，卻要由受害方主動代勞向聯合國要一個‘文化遺產’的標簽”。②這句話極為準確地揭示了此舉的荒誕和不可理喻。

如果考慮到下述事實，“申報”就更荒誕更不可理喻。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縱使幾千余年專制制度和支撐它的意識形態極大地鉗制了我們民族的創造力，也輪不到要拿侵略者留下的罪證去討個“世界文化遺產”。而且事實上我們的祖先在當時體制下也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留下了無數令世界各國羨慕的寶貴文化遺產。然而，我們對自己擁有的文化遺產態度輕慢無禮之極。在晚近這半個世紀中，以各種理由對文化遺產輪番進行了大規模破壞。先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理由下的數次大破壞，近十來年又因經濟利益的驅動和長官意志的一意孤行而在更大規模上持續破壞。推土機以“摧枯拉朽”的氣勢到處搗毀文化遺跡。在“刀下留館”的呼吁聲中，作為見證的粵東新館被迅速拆除；隨著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大片大片地夷為平地，積淀其間那浩大深厚而且真實生動的文化也隨之消失。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破壞就更觸目驚心：定海古城消失了，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忻州舊城老街將在頃刻間化為廢墟......。這些古建筑和古城歷史積淀最為深厚，文化意蘊最為豐富。它們因代表著一種不可再生的文明或因仍然活躍著生動的民族精神而彌足珍貴。保留住它們也就保留住我們民族的歷史和魂魄。然而這一切意義在短期經濟利益面前連招架之力也沒有。無論國內外專家的呼吁還是普通民眾的抗拒，都無法阻止已然失控的破壞進程。拿侵略者留下的“731遺址”去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就發生在我們毫不心痛地大量拆毀古城古建筑，人為切斷自己的歷史文脈而把許多城市變得魂不附體之時。有意思的是，在“申報”消息爆出的同時，有“專家”提出要保衛國家文化安全。但很奇怪，他們提出“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并非擔心我們的文化被“731遺址”之類罪惡所褻瀆，而是針對著別國的“民主制度、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③是對國與國之間正常文化交流的恐懼。由于這種種情況，“申報”就不僅僅是個對“文化”或“文化遺產”的理解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行動或念頭背后的心態。

三．通過比較認識自己

要剖析申報“731遺址”為“世界文化遺產”背后的心態，最好的辦法也許是把“731基地”與同它在任何方面都極為相似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戰后不同際遇作個比照，把戰后這兩個魔窟的受害者對民族苦難和對制造苦難的國家的不同態度作個比照。

“731基地”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發動反人類戰爭的兩個禍首分別建在受害國國土上的秘密犯罪場所。一個用戰俘和中國平民做活體解剖和鼠疫病毒實驗，一個以大規模的綜合滅絕設施屠殺反法西斯人士和對猶太民族實施種族滅絕計劃。這是兩個在犯罪等級上難分高下的場所，但戰后截然不同的命運耐人尋味。戰爭剛結束，波蘭就于次年在奧斯威辛建立奧斯威辛博物館，以紀念二戰死難者和揭露納粹罪行。另一方面，隨著紐倫堡審判的進行和納粹秘密檔案的公布，尤其是幸存的猶太人不屈不撓的努力，集中營大規模秘密殺人的黑幕被一步步揭開，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人類有史以來經歷過的最駭人聽聞的野蠻罪行的代名詞而臭名遠揚。

作為大屠殺主要受害者的猶太民族，不論是在以色列國還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戰后五十年間從未放棄過對納粹罪行的追究。他們在世界范圍內到處搜尋納粹分子，哪怕罪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捕歸案；在對待德國那段歷史罪行的問題上，猶太民族也決不含糊，要求進行徹底清算，即使德國已經公開道歉并進行賠償，以色列仍然長期拒絕與德國建立外交關系。這個民族更借助于文學、博物館等各種方式，讓大屠殺的慘痛經歷保持在自己的民族記憶之中。而戰后的德國則不僅因為當初公開的戰爭罪行，更因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秘密犯罪而背負沉重的歷史罪責，處于受害民族的譴責和本國戰后出生的一代要求清算歷史罪行的雙重催逼之中。為了求得受害國家和民族的諒解，為了能夠翻過充滿罪孽的一頁，取得與各國在共同道義基礎上平等交往的資格，德國至今也還在為那段歷史贖罪。戰后聯邦德國歷屆政府都對當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懺悔。前總理勃蘭特冒著零下17

度凜冽寒風拜竭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在碑前雙手合十下跪。歷屆政府都堅決禁止新納粹活動，并針對一些反猶主義者為納粹暴行開脫，專門修改刑法，宣布否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屠殺事實是犯罪，將處以徒刑。所有這些都表明了德國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正視。贖罪也表現在戰后德國為促進歐洲的統一與和平而努力，但在作這種努力時決不突出自己，而是盡量的默默無聞以避免刺激別國。在賠償方面，不僅是政府對受害國的巨額賠款，還有教會和許多民間組織對大屠殺幸存者及親屬的賠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聯邦德國政府還每年在圣誕節前給世界各地仍然活著的集中營幸存者寄慰問信和供圣誕節用的圣誕禮物。至于普通德國人對那段歷史的態度，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一位德國人表達的感受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說，他們至今為那段歷史感到羞愧，走出國門，“盡量站在不顯眼的地方”。

反觀日本，日軍早在二戰爆發前就入侵我國，到二戰結束，在我們國土上橫行作惡達八年之久。但戰后五十余年，日本從未有過象樣的反省和悔罪表現。他們始終拒絕對受害者個人進行賠償，且不斷篡改歷史，就在幾年前由自民黨議員組成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書中甚至說，“日本是為了自衛而出兵亞洲”、“滿洲不是中國領土”、“南京事件是虛構”。在日本，篡改歷史既是政府行為，又有民間輿論的支持。不僅如此，日本政界要人年年參拜供奉有14個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在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五十周年這一天，同時也是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身著當年軍裝的日本憲兵隊和數十名海軍隊員在靖國神社吹著軍號招搖過市，向中國和全世界示威；在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的第二年，執政的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和外交部作出了要求外國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荒謬決議。除這些之外還有一點尤其應該看到。這就是，在德國否認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事實的人要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在日本受到追究的不是否認日軍作惡的人，而是說出作惡真相的人。以公開發表日記來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東史郎受到起訴并且一再敗訴就是最好的說明。1998年12月，東京高等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不存在日記中所描述的那種殘虐行為”。在德國，新納粹分子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在日本提出“新亞洲攘夷論”，繼續做著“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的石原慎太郎卻可以在選舉中勝出，于去年當選了東京都知事。

也許，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可以從他們缺乏反省的傳統和民族性來尋求解釋。但更接近事實的答案恐怕要從我們自身來尋找。我們的民族情緒很容易亢奮，奇怪得很，對曾經為害我國達八年之久，事后又不斷以上述言行刺激我們的日本卻異乎尋常地沉得住氣，異乎尋常地“豁達大度”。我們在日本沒有任何悔罪表示的情況下主動放棄了戰爭賠款；在七、八十年代，又沒來由的作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姿態，調動起報刊廣電、小說、影視等各種手段，制造出中日之間的“蜜月”氣氛，在國民中形成一股影響不小的“日本熱”；我們也出于某種政治考慮而委屈道義，比如，把在任首相前剛剛以公職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的橋本龍太郎說成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這位橋本還參加了編輯出版為日本歷史罪責開脫辯護的書的那個“歷史研究委員會”。在我國，受害者向日本索賠和抗議的民間行動也阻力巨大......。這種種做法淡化了民族苦難，模糊了道義界限和歷史真相，加深了原本就普遍存在于國民身上的歷史健忘癥和道德冷漠癥。所以，在我們這個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地方怪事連連，令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國人無地自容。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據某大報作的“中國青年看世界”大型調查，有相當高比例的青年把日本評為“中國最友好的國家”。這一結果就夠可悲了，更可悲的是該報事后妙筆生花的評論把高比例的青年選日本為“對中國最友好國家”說成中國青年能夠“現實、冷靜地對待今天的日本和中國的關系”。接下來，96年元旦，鄭州又發生把二戰時期日軍得力殺人武器“大和”號、“武藏”號戰艦模型擺上百貨大樓玩具柜臺的事件。最令我們難堪的是，這價格不菲、銷售熱火的侵略者戰艦玩具是由我國廠家生產的，而且廠家還就戰艦歷史附有如下深情款款的文字介紹：“艦上官兵全部遇難”，“盡管戰艦不存在了，但它的雄姿和風采將永遠不會消失”。緊接著，又是一本充滿媚日情結、叫做《中國可以說不》的書的出現。這本書憋足勁吹捧那個繼續做著“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的石原慎太郎，憋足勁為日本的所謂“滌清戰敗意識”喝彩、叫好，公開取悅于日本那些拒不悔罪的軍國主義分子。十幾億人的國家，有個把人如此，不足為怪。奇怪的是，這樣一本書竟被權威媒體說成是代表了廣泛的民意、尤其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當代若干重大問題的見解、立場、情感和價值取向，不僅炒得大紅大紫，而且一時間還享有了不受批判的豁免權。當年曾活躍著無數抗日英雄的冀中平原，如今，“七七”“九一八”這兩個國恥日對當地青年農民來說，一個只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另一個干脆只剩下“就要發”的財迷圖騰意義。除了這種令人心寒的歷史失憶，還有把鬼子兵作為仿效對象，并以鬼子形象自居、自炫的下作表演：在白洋淀這一當年鬼子無惡不作之地和中國軍民打擊日寇之處，出租日寇軍裝和戰刀供游人扮作鬼子兵攝影“留念”的生意曾十分興隆；在蘭州，有舞廳讓服務生扮作鬼子兵模樣招徠顧客；廈門一度流行日寇帽；在首都，某公寓專投日本人所好，精心營造出一個不講國語只講日語，令日本人賓至如歸，令中國人如流落異鄉的國中之國.......。歷史健忘癥和道德冷漠癥即使在具有高知識水平的大學生中也相當普遍。

在這樣一種相當多的人健忘、冷漠，相當多的人服膺于強力甚至崇拜強力，相當多的人為幾個小錢不惜自踐尊嚴的不良心態下，有人要拿“731遺址”去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細想想，其實國人不該驚訝。真正會大吃一驚的是全世界，會大吃一驚的恐怕還有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這可是他們連作夢也不敢想的好事。令全世界大吃一驚的則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子孫對文化的無知，是我們模糊文化遺產和罪證之間界限的愚蠢，是對自己幾千年文化遺產的敗家子作風和以“申報”的荒誕之舉拿自己的民族苦難開涮的態度。說“拿民族苦難開涮”，話不好聽，但并不過分。這里又有一個比較。德國曾經有過輝煌的文化成就。但二戰后回顧納粹統治下那段專制、野蠻，人性法則遭到極度踐踏的時期，人們普遍認為，那個時候，在德國人民的生活中沒有發現文化，德國文化已經和“被迫逃離祖國的藝術家以及托馬斯.曼等作家一起流亡到國外”了。德國文化因納粹的倒行逆施而流亡了，我們卻把侵略者遺留在我們國土上的作惡現場當“文化遺產”，無異于是說侵略者的鐵蹄——其實，“731遺址”所負載的罪孽還遠不是“侵略者鐵蹄”的稱謂所能表達的——給我們送來了文化！

四．“731遺址”該去何處？

文化遺產，特別是其中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來善加保護的，都是人類已有創造力的體現和激發人們進行新的創造的知識和靈感源泉，是供人們了解過往文明形態的線索以及人類繼往開來的歷史活動中一個不應消逝的環節。保護世界文化遺產，是為了使已有的具代表性的成就免于被遺忘，是為了使全人類得以普遍分享。而罪證提供給人類的是犯罪真相，是警示，是人類要力避重演的。“731遺址”作為侵華日軍反人類罪行的證據，它的合適去處是“罪證陳列館”。“罪證陳列館”與“世界文化遺產”可以共存，但它是作為后者的對立面而存在。通過諸如“731遺址”和“奧斯威辛博物館”的罪證陳列，可以看到由于這些罪惡的發生，人被侮辱被踐踏到了何等地步，文化被嘲弄被扼殺到了何等地步！

寫到這里，想起智利新總統談到將創造條件審判皮諾切特時說的一番話。他說：“全世界都以某種懷疑的眼光注視著我們，懷疑我們是一個民主和嚴肅的國家”。我不清楚，“731遺址”的申報目前是念頭還是在付諸實施。但我希望它“胎死腹中”。要不然，“全世界會以某種懷疑的眼光注視著我們，懷疑我們究竟還有沒有自尊”。果真如此的話，這將是不論提高了多少經濟增長百分點，在世界的各種賽事中拿了多少獎牌也抵消不了的奇恥大辱。

注：①參見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和10月12日有關文章。

②南方周末9月28日林德建文。

③參見發展導報2000年10月20日《思想理論熱點50題》第16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