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農村變遷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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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國農村研究的云南經驗；民族研究與云南農村研究；云南農村發展與云南農村研究；總結，對云南農村變遷發展研究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最早關于云南農村的系統研究起始于上世紀30年代、抗戰爆發后,國內形勢急劇變化,各大學研究機構紛紛內遷,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匯聚了當時國內許多優秀的研究學者、總結起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這一時期,云南農村的研究基本從屬在民族研究的范疇下,而這時期關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經典理論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歷史被納入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交替演進的5種生產方式的模式中、事實上,云南農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農村如何發展的問題,而前兩個階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處的特殊的歷史時期、在學科建設與合作上、明確了云南農村研究的主體性,我們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理論、方法經驗的梳理就會清晰得多。云南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應該重視以往云南農村研究中豐富有益的經驗、就云南省內部來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差距的擴大更為突出。作為一個邊遠落后省份發展最薄弱的地區,云南農村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的挑戰，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現代云南農村研究的歷史大致分為3個階段:中國農村研究的云南經驗時期;民族研究與云南農村研究時期;云南農村發展研究時期。云南農村發展與中國農村發展相比,具有共通性與特殊性,應在主體思考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地尋求建立系統、有效、適應的理論方法,來解答云南農村發展中的種種問題。

關鍵詞:云南農村;變遷發展;主體性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研究的重點主要是華北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地區歷史上就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核心區,經濟文化發達,因而在這些地區開展農村研究有相當便利的條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獲取非常豐富的各類文獻資料,另外由于這些地區農村社會發育相當成熟,這也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關于這些地區的農村研究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從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分析研究到具體的農村政權、農村市場、農村組織、婚姻家庭、農村教育的調查研究等等,較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這些地區農村社會經濟變遷和發展的狀況。然而,對于一個邊遠民族省份來說,在云南開展農村研究我們要面臨與上述地區,甚至廣大內地農村極不相同的情況。由于云南農村的自然生態、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狀況,以及農村組織發育程度與內地農村存在極大差異,在云南開展農村研究要面臨更多的困難,傳統中國農村研究只能為云南農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經驗,因此總結和反思云南農村研究的經驗對于加深云南農村變遷和發展的認識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云南的農村研究作一個系統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著重對涉及云南鄉村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問題展開討論。

云南自然生態復雜,地理位置偏遠,民族眾多,歷史上長期與中國內陸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相比較其他內陸省份,社會經濟發展長期處于邊緣化的狀態。鴉片戰爭后,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西方勢力開始滲入中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勢力也逐漸滲入云南,比較中國沿海省份,雖然這些外部影響仍十分有限,云南也開始緩慢融入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的進程中。事實上,云南的農村研究歷史和中國現代史密切相關。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歷史,我們可以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上世紀3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前;第二階段從上世紀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階段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

一、中國農村研究的云南經驗

最早關于云南農村的系統研究起始于上世紀30年代。20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矛盾叢生,農村與農民問題日益嚴重,這引起了當時的知識界和政府的廣泛關注,試圖尋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這一時期關于中國農村研究的主要有兩大學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和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院派[1]。除了學者、民間開展的農村研究活動外,這一時期國民政府也開展了一系列的農村調查。1933年,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它附屬于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務是為行政院制定農村政策提供參考依據,復興委員會先后對浙江、江蘇、陜西、河南、廣西、云南等地進行了專題調查。1934年編輯成書的《云南省農村調查》就是這一時期的調查研究成果,調查選取了滇中、滇東和滇南的昆明、祿豐、玉溪、馬龍、開遠6個市縣的26個村子、642戶村民進行了挨戶調查。調查內容主要包括這些農村地區的土地分配、農村副業、農村借貸、田賦、農村捐稅、農村教育及政治情況。雖然調查只是限于當時云南局部地區的農村,調查內容也過多偏重于農村經濟情況,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機關的名義定期對農村經濟情況進行記載,而且是第一次關于云南農村的系統調查研究,現代方法首次運用于對云南農村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

抗戰爆發后,國內形勢急劇變化,各大學研究機構紛紛內遷,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匯聚了當時國內許多優秀的研究學者。1938年費孝通回國,在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并組織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學者成立了“魁閣”工作站,他們在周邊地區開展大量實地調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洱村小農經濟》《、昆廠勞工》《、祖蔭之下》《、芒市邊民的擺》《、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等一批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基本文獻,其中《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匯集成《云南三村》一書。在書中,費孝通選擇了3種不同類型的農村社區進行比較研究。祿村代表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農村社區,易村代表了手工業發達的農村社區,玉村代表了深受鄰近商業中心鎮影響的農村社區。費孝通和他的學生通過細致的實地調查,展現和概括出不同社區的類型特征,并基于不同類型社區的比較研究,加深對農村經濟制度等普遍性問題的理論認識[2](P19)。這一時期費孝通關于云南農村的研究可以說是他早期農村研究的延續。1936年,費孝通在家鄉江蘇吳江開弦弓村調查完成研究論文《江村經濟》,描述了中國江南一個農村村落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以及這個村落在面對現代工業和世界市場的沖擊下所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

在《云南三村》中,費孝通正是通過選擇3種不同類型的農村社區來和江村加以比較,他最終的研究目的在于認識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問題。事實上,由于特殊的社會形勢及費孝通等學者、機構特定的研究目的,這一時期關于云南農村的研究對于我們認識當時云南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農村調查》中,調查者所選取的幾個農村地區都是屬于當時在云南經濟較為發達且漢族人口集中的地區。而在《云南三村》中,費孝通所選的3種類型的農村社區看起來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國內地農村,并不能代表生態社會文化極為多樣的云南農村。然而,應該看到這一時期云南農村研究的價值在于其中所運用的日漸成熟的理論方法,特別是費孝通本人的社區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這些方法至今仍適用于我們開展云南農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農村的發展也是一直緩慢融入于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進程中,這一時期所做的云南農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農村發展與中國農村發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與云南農村研究

如果說第一階段云南農村研究的特征在于顯示云南農村社會經濟與中國農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階段的云南農村研究則顯示出云南農村社會的獨特性。新中國成立后,新的社會政治形勢再次影響了云南農村研究的路徑。一時期,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伴隨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土地革命的開展,關于農村生產關系的研究成為農村研究的主要內容。20世紀50年代初社會學被取消,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在30年代開創的中國農村研究經驗也讓位于關于農村生產關系的討論。在云南,1956～1964年間,為了開展民族識別工作,配合民主改革,進行了深入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民族語言大調查。調查的廣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當部分的研究內容也包括了云南農村研究。針對云南民族社會性質研究,形成關于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這些調查資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習俗,還包括了對各民族村寨社會經濟情況的調查。云南民族眾多,少數民族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3,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生活居住在偏遠的村寨,因此認識和研究云南農村現實絕不能忽略對廣大的少數民族村落地區的關注。歷史上,由于統治階層的民族壓迫政策,漢族知識精英的民族歧視,很少有關于云南廣大民族村落地區的文獻資料記載。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黨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實,這些詳實的資料首次為我們全面認識云南廣大的農村民族地區提供了可能。

總結起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這一時期,云南農村的研究基本從屬在民族研究的范疇下,而這時期關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經典理論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歷史被納入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交替演進的5種生產方式的模式中。相應地,少數民族聚居的云南農村大多被視作處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階段,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更多體現為原始的、從屬的性質,云南農村發展的多元性趨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單一的線性發展模式取代了,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發展與其歷史傳統被隔離開來。然而,應當看到這一時期關于云南民族社會性質的討論加深了我們對云南農村社會復雜性、特殊性的認識,而若干的關于云南民族村寨社會經濟的詳盡的調查資料也成為下一階段開展云南農村研究的重要基礎。

三、云南農村發展與云南農村研究

事實上,云南農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農村如何發展的問題,而前兩個階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處的特殊的歷史時期。第一階段的云南農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服務于中國農村發展背景下的云南農村考察,而第二階段可以被稱為服務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農村民族地區調查。從另一個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兩個階段的研究更多地是為未來云南農村研究提供經驗資料、方法,及作相應的理論準備。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強調,國內學術研究重點也從“生產關系”轉向“生產力”的發展,相應的農村經濟發展及區域性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

這一時期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大背景下,隨著高等院校和相關科研機構學科的恢復與重建,越來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對地方經濟發展的研究中,云南農村的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早期的研究主要圍繞農村家庭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改革來展開。進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開始關注農村發展的具體問題,如:農村產業發展、農村市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這系列經濟問題,相關的影響農村發展的貧困問題、環境生態、基層政權、民族文化、農村教育、婦女兒童發展、健康等等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不同的學科從各自的角度來關注研究農村問題,農村研究的范圍日益擴大。

但是,應該注意到,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當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論方法上。相當一部分研究屬于政策性研究,流于過多空泛的討論,缺乏相應的理論及經驗支持。還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對經驗資料的簡單整理、加工,缺乏系統深入的分析。事實上,在前面討論到的兩個研究階段中,已經展現出相當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礎理論,特別是以費孝通為主要代表的相關學者的社區研究思想方法已經相當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開展的民族調查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相關的調查研究也非常嚴謹、嚴密。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打斷了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正常路徑,這些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寶貴方法經驗也被遺忘了。改革開放后,社會科學事業開始重建發展,但在經過10多年的停滯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識方法的延續上出現了斷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面對日益增多的新問題,在傳統經驗中斷、缺乏相關知識積累的情況下,相當多的研究只能成為滿足短期形勢需要的產物。因此,對于云南農村研究來說急需加強對理論方法的重視,加強相應的學科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單要關注國外、國內其他地區的相關研究經驗,也十分需要借鑒以往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相關經驗。

其次,在學科建設與合作上。作為特定的研究領域,農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問題。改革初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學術研究過多地偏重于關注經濟因素。關于農村經濟發展的研究占據農村研究的大半,經濟學在農村研究中基本占據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關學科如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學、環境地理學等,過于恪守其傳統的研究領域,沒有積極地加入到云南農村發展的討論中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經濟發展的加速,政府和相關學者越來越認識到在發展中只側重強調經濟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別是在像云南農村這樣有特殊文化生態的地區,相關的發展問題如貧困問題不只受到經濟因素影響,其他相關的非經濟因素如文化、環境因素也應該受到重視。新的發展觀的確立,使人們更加全面、系統地認識云南農村發展,不同的學科也開始更多加入到對于云南農村發展的討論中來:如人類學、民族學關于民族文化與農村發展的討論;社會學關于農村組織與農村發展的討論;環境學關于自然生態與農村發展的討論;等等。新的發展觀也使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云南農村發展的路徑。云南農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態的多元性。因此,云南農村發展的路徑選擇也應該是多元的,單一的某一學科理論無法解答云南農村如何發展的問題,云南的農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學科的相互交流與合作,這將有助于擴展和提升我們對云南農村的認知水平和能力。

四、總結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對云南農村的認識是伴隨著對中國農村的認識展開的,這個時期,云南的農村發展似乎是整個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關于云南農村民族地區的調查工作是新中國民族政策、基層政權建設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對于云南農村的主體性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作為特定的研究領域,有必要明確云南農村研究關注的是區域性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云南農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農村如何發展的問題。因此,關于云南農村的歷史經驗回顧應該在這樣的主體框架內展開。事實上,云南農村研究目的的主體性是在其歷史發展中一步步被確立強化的,因此,這也可以說是云南農村研究的歷史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明確了云南農村研究的主體性,我們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理論、方法經驗的梳理就會清晰得多。云南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應該重視以往云南農村研究中豐富有益的經驗。早期關于農村土地制度、農村工業的研究,中期對民族村落地區生產關系的討論,以及近年來對農村經濟結構、人口、民族文化的關注,形成了關于云南農村研究的豐富經驗,有助于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側面來認識云南農村的發展問題,其中發展成形、成熟的理論、科學研究方法也為我們系統、整體認識云南農村發展提供了可能。事實上,從云南農村研究的總體歷史來看,云南農村與中國農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與差異性總是并存的,一方面,我們不能無視云南農村或者緩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進程。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略云南農村發展獨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復雜多樣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和經濟形態。就云南農村研究來說,強調主體性的另一層意義在于應該認識到云南農村發展所面臨的特殊、復雜的背景、形勢,單一的理論模式和方法經驗無力解答云南農村發展的問題。因此,云南農村研究者應該認識到云南農村發展與中國發展的共通與特殊性,在主體思考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地尋求、建立系統、有效、適應的理論方法,來解答云南農村發展中的種種問題。

反思云南農村研究經驗的另一重要意義在于,啟示新時期云南農村研究者的學術理念與志向。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討論越來越熱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邊發展的國家戰略可以說是這一理論實踐的發端。然而,沿邊開放的收益遠遠無法同沿海開放相比較,邊疆仍是意味著偏遠與落后,事實上,這也大體反映了云南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就宏觀背景來看,應該說改革開放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20年極大地推動了云南經濟的發展,以云南省兩大產業為例:煙草和旅游都同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但另一方面,云南經濟仍然在被中國東部乃至鄰近發達地區進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內部來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差距的擴大更為突出。作為一個邊遠落后省份發展最薄弱的地區,云南農村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的挑戰?同樣,半個多世紀以來,生活在云南農村的少數民族同胞經歷了巨大的歷史社會變遷,舊時代與國家、地方政府若即若離的關系被打破了,他們生活越來越直接地受到國家、地方政治經濟力量的沖擊、影響,如何應對或適應這一系列的外來影響,是在邊緣化中封閉自己,還是積極適應變化,這也是云南農村特別是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所要面臨的巨大挑戰。

上世紀30年代,在國家民族命運瀕臨危亡的時代,一批優秀學者懷著自信與熱情積極尋找中國農村發展的道路。以費孝通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學者為我們樹立了表率,費孝通本人1938年從英國來到昆明,不到半個月時間就深入到云南邊遠農村長期蹲點調查。在研究中所體現的對國家命運、農村百姓生計的關切,不計回報的無私投入讓人感動。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學者懷著對新中國建設的一片熱忱,不辭辛勞地深入到云南最偏遠的民族村寨地區開展調查工作,他們的奉獻精神同樣讓人動容。作為今天研究云南農村發展的云南學者,在強調云南農村研究主體性的同時,也需要前輩的自信與熱情。因此,回顧和反思云南農村研究的意義不單在于強調傳統研究所提供的理論方法經驗,也同樣在于強調傳統研究中可貴的學術理念與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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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關鍵詞：云南農村變遷發展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