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標準與社會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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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說來,東西方最初的翻譯明顯地傾向于直譯,然后意譯占主導,接下來形成新的翻譯原則。到二十世紀中期,翻譯標準經過了“等值理論”的科學描述和解構主義的沖擊。翻譯標準的演變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
(一)直譯西方的翻譯活動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5圣經.舊約6翻譯嚴格地采用直譯,認為5圣經6中的詞序是一種玄義,5圣經6翻譯仿佛存在著“上帝的感召力”,5圣經6原文的句法結構不能有絲毫改動,否則就會損害其深刻含義。我國最早的大規模翻譯活動開始于東漢末的5佛經6翻譯,也強調直譯,如安清“貴本不飾”、支讖“棄文存質”。除了對神世界的向往、敬畏和盲目崇拜以外,譯者語言知識缺乏,翻譯經驗不夠也是原因之一。不完全懂得語言間的差異,以為一種語言可以機械地復制到另一種語言。因此,詞語常常譯錯,譯文語言句法混亂,語言不規范,嚴重有損于整個意思和譯入語。
(二)意譯西方古典時期最著名的翻譯理論家是西塞羅、賀拉斯、哲羅姆和馬丁.路德。他們基本上主張意譯,認為忠實原作的譯者不適合逐字死譯。否認5圣經6翻譯存在“上帝的感號力”,認為對5圣經6的理解應該依靠廣博的知識和語言能力,顯然意識到了語言的差異,原文單位經常需要尋找形式不同的表達手段。西塞羅的演說家式的翻譯,就是指的意譯和活譯。譚載喜認為,羅馬人隨意地對待希臘文明,目的在于顯示“知識方面的成就”。謝天振則認為,最初人們對文學翻譯遠未形成比較全面、嚴謹的認識,將文學翻譯與文學創作攪在一起,導致了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中世紀末期,歐洲民族國家先后出現。一個民族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語言,民族自我意識空前高漲。為了鞏固國家和民族語言的地位,各國人民要求閱讀本民族語作品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要求譯者采用地道的民族語進行翻譯,使譯本易懂,便于推廣。17)18世紀意譯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翻譯經常有改作現象,古典主義時代特有的這種翻譯方法在許多歐洲國家得到了推廣,直至l8世紀末l9世紀初。這種翻譯法磨滅了原文的地方性、民族歷史性和個性特點,但是在一定歷史階段一定社會情境下發揮過重要作用。l9世紀末我國開始大規模的文學翻譯,引進思想,開啟“民智”。清末林紓的文學翻譯享譽一時,他的翻譯不符合“信”的標準,他本人不懂任何外語,卻成為了與嚴復并列的大譯家。這與當時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接受基礎有關,適應當時社會改革、振興危國、富國強民的需要,加之中國舊知識分子喜歡古文風格。林紓的翻譯伴隨著引進新思想,促進了社會進步,他的成功也依賴于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譯文的藝術成就。意譯之風的盛行源于與譯人語大眾的接受心理有關的民族優越感,社會的接受基礎和精神需求,譯者的靈感和自由。
(三)對翻譯任務的新理解直譯、意譯法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這兩種傾向都是極端,都有缺陷。l9世紀對翻譯藝術有了新的認識,開始要求譯者更加“忠實”,少取悅于讀者,希望看到本來面目的、穿著自己民族服的但丁、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對翻譯任務的新見解萌芽于18世紀,形成于l9世紀初。這種傾向與當時歐洲整個政治形勢有關,與許多國家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有關,激發了作家對本國民族的過去、民間文學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和民族特性的興趣。在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上,魯迅從漢語改革的角度力主“直譯”和“硬譯”,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有異國情調,二是為了輸入新的表現法,以改進中文的文法。”他的主張體現了對翻譯的新理解。他力主直譯,甚至硬譯,為了更準確地再現原文的面貌及民族特色,以改進和豐富漢語。翻譯必須兼顧兩面,力求易解,并保存原作的豐姿。正因為如此,與“寧順勿信”的說法針鋒相對,他偏激地堅持“寧信不順”。
(四)等值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翻譯理論研究有了質的飛躍,更加系統化。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語言學對翻譯研究有很大影響。受現代語言學的影響,發展起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承認翻譯中存在技巧和藝術因素,認為翻譯首先是科學,可以進行客觀、理性的描述,從而發現其中的規律。內容“等值”成為評判譯文質量的主要標準,A.費奧多羅夫的修辭一功能等值觀,奈達的“動態等值”等在譯界頗有影響。他們堅持認為,因語言和文化差異,必要和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傳達原文的交際目的(語用意圖)。“保留交際目的是翻譯等值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五)解構主義翻譯觀到了2”世紀6o年代,隨著解構主義批評的興起,翻譯解構主義派主張用辯證、動態、發展的哲學觀來看待翻譯。認為原文意義不確定,意義是在與具體社會歷史情境相結合下產生的。原文存在多義性,任何理解及翻譯都不能窮盡其可能的意思。譯文與原文是一種共生關系,而不是模仿與被模仿的關系,這是對翻譯等值觀的反駁。解構主義肯定了譯者創新的重要性,闡明了譯者主觀能動的必要性,將譯者從屈從原文中解放出來,又為自由翻譯準備了條件。翻譯理論研究的任務之一是不斷認識翻譯的本質。后來出現了從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及其他角度研究翻譯的方向。翻譯標準隨時代,因社會文化發展而演變,在哲學、語言學和翻譯理論本身發展的影響下,翻譯標準不斷發展和補充新的內涵。目前,人們對翻譯標準的認識更加客觀、辨證。翻譯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因此,應肯定等值理論的科學描述,翻譯中藝術的存在也可以說是對忠實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藝術作品,忠實的譯文必須是藝術作品,有時只有付諸于再創造。這種創造是譯者在使譯文接近原文方面付出的智力勞動。但譯者的創造性活動不能脫離原著限定的范圍,譯者不可回避的任務是,反映原文的民族、地方特色,并讓讀者理解。
二、不同國家民族其翻譯標準存在差異
翻譯標準是一個社會范疇,不同國家民族因文化傳統和文化地位不同,翻譯標準不同。十八世紀法國翻譯家使外國文學服從自己的趣味,服務自己對藝術理想的理解。盛行修正式翻譯。用普希金的話說:“法國人長期藐視鄰邦的文學,自以為比其他民族優越,外國名作家也被視為遠離法國習俗和規范”,這與法國當時稱雄歐洲的國勢和文學地位分不開。羅馬人戰勝希臘后出現過類似情形,由于不愿意落后于希臘人,有一種超越希臘文明的潛意識,在翻譯希臘作品時,將希臘文學視為“戰利品”,遵循“與原作媲美”、“超越原作”的翻譯原則。但是當羅馬勢力剛剛興起時,希臘文明顯然勝羅馬一籌,希臘作品被羅馬人奉為至寶。翻譯中亦步亦趨,緊跟原文,“唯一目的在于傳遞原文內容和照搬原文風格”。這些事實證明,翻譯策略和翻譯標準與文化、政治因素有關。美國翻譯標準獨具個性,具有明顯的“創譯”性質。這與美國國力強大,科學和經濟高度發達與進步不無關系。強調陳述事物過程中語言的表現力,不注重被陳述的事物。重視語言的表達而不重視文章的意義,最關心的不是符號的意義。而是特定社會中符號發生作用的方式。強調的不是形式等同,不是字面意義而是動態對等,而是功能等同;不是語言的內容,而是語言傳達信息的方式。只要譯文能以原文同樣的方式起作用,譯者就“有權對原文中的話語、字詞及隱喻進行修改”。值得一提以色列特拉維夫學派的多元系統理論,將翻譯與民族文化的國際地位聯系起來,將翻譯與本民族的文學內部系統聯系起來,從中見出譯者在選擇翻譯策略上的必然。比如說,像以色列這樣)個沒有深厚文學傳統的國家。其文學地位要低于歐美文化。因此,在翻譯歐美文學時,譯者自然會采用異化翻譯策略,希望學習異國文化。我國的翻譯標準長期堅守“信達雅“,雖然不完全贊成,但是“信”過去、現在都不曾引起異議。“神似說”、“化境說”和“和諧說”是從風格從理想意義上談翻譯標準,并不妨礙將標準“信”提高到更高水平。可見,我國最注重忠實于原文,譯文在意義、風格和精神上與原文一致。相對于歐美強國,中國目前仍屬弱勢文化群體,外譯漢時特別強調“忠實”原文。總之,強勢文化國家民族傾向于意譯和歸化翻譯,主要考慮本國人理解;弱勢文化國家和民族則傾向于異化翻譯,希望學習異族文化。
三、結語
翻譯社會標準有利于反映原語的社會現實,使譯者對特有事物、語言、言語社會變體的翻譯給予重視。有利于再現原文反映的民族歷史和個性特色。讓讀者更好地了解異國文化特色和異族人的生活。可以弄清某些難以解釋的翻譯現象。翻譯標準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隨時代因社會文化不同,國家民族不同而存在差異。
作者：任迎春王曉軍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石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