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理論社會文化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探索理論社會文化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多維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倫婚姻、家庭、女性、性倫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梁景和的《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和《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變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倫等問題為切入點，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對五四時期“個性主義文化觀”予以重點考察，指出“個性主義”“就是主張和強調個人具有自由、平等、獨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強、自尊、自我、奉獻、義務、奮斗、享受的權利”。作者不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國演變的源流，而且辯證地明確了“個性主義”在人類精神進化中的核心意義。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構歷史現場的方法，引用胡適、梁啟超、蔣夢麟等人的言論，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個性主義=個人命運和家國盛衰相互依存這個等式。這樣就有力地駁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見，從而還原了歷史真實。”后者通過對人人平等、個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價值的關懷和探究，進一步認識和理解這段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和生活狀態，以期讓讀者從理性上感悟那個時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變研究》一書從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互動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北京市不同職業群體擇偶模式、婚姻確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變主要體現為:“民眾從服從家庭權威向服從國家權威過渡;家庭內部權力從家長向個體成員過渡;男女兩性的社會權益和婚姻權益從不平等逐漸趨向平等;人們婚姻文化觀念的變遷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過程。”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相關成果，充分運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資料，試圖用“民眾的聲音”表述民眾的歷史記憶和感受，努力將婚姻制度與婚姻文化聯系起來，解釋社會結構變遷中婚姻文化的傳承和演變。

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問題。羅檢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倫禮俗》研究中，運用多元豐富的史學資料，多角度、多層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與大眾文化的交替和互動，條分縷析地揭示了人倫觀念轉化為社會禮俗的過程。作者認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內容同異互見，兩者既有差異性，有些內容又不能決然兩分，精英文化蘊含了大眾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某一時期畛域分明，但經過漫—53長的歷史演變，其屬性可能發生轉換;兩種文化與正統、異端的關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文化一旦與政治發生關系，其地位便有正統與異端之分。”導論娛樂生活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女性走進演藝界，直接參與大眾娛樂，影響大眾文化的發展是20世紀的新現象。姜進等著的《娛悅大眾—民國上海女性文化解讀》聚焦“女性與演藝”這兩個20世紀上海城市文化空間中最為活躍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義史學、大眾文化史和文化的社會史這三種視角和方法交叉構成的總體框架，通過對20世紀上海都市文化和現代城市公眾空間的性別和階層問題的探討，對上海都市大眾文化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作者發現:“上海大眾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顯。從民國初的女子文明戲，到旦角和女演員先后在越、滬、淮等劇種中成為臺柱，再到全女班越劇的興盛，這些都是中國女子社會地位和角色變化的一個突出體現。”

3.國家、社會與文化文化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中介。韓曉莉的《被改造的民間戲曲—以20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以山西鄉村社會影響廣泛的秧歌小戲為研究對象，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百年來民間戲曲的變遷過程進行考察。20世紀以來，以秧歌小戲為代表的民間戲曲經歷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認為:“戲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權力量以文化為中介開展的社會改造。通過對小戲改造，國家權力進一步滲透到鄉村社會，實現了對鄉村社會話語權的掌握，進而加強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和領導。”在梳理時代變革下秧歌小戲變遷軌跡的同時，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種“關系”的調整，這樣的研究思路恰恰體現了社會文化史所強調的從社會的層面考察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社會的學術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動性，重視文化與社會的互動，不僅會為社會事象賦予文化意義和內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為社會史所關注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茶館是下層民眾活動的一個公共空間。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把茶館視為城市社會的一個“細胞”，并在“顯微鏡”下對這個細胞進行分析，使讀者對城市社會的認識更加具體深入。正如作者所言“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會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所以《茶館》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茶館的關注和研究，它更關注的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注國家是怎樣逐步深入和干涉人們日常生活的。另外，黃東的《塑造順民—華北日偽的“國家認同”建構》一書對抗戰時期漢奸及其政權所致力的統治“正當性”建構、對治下民眾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探索，從建構的旨趣、內容、方法等方面對華北偽政權的“國家認同”建構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促使人們謹慎地重新審視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敵人的價值”。

4.書院、教育與社會書院研究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書院是一種文化的符號。肖永明在《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一書中，廣泛吸收社會學、文化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對千年書院進行全面地透視，將書院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組織，放入社會大系統之中進行研究，以進一步認識書院，了解書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進而對千年以來書院的歷史進行了立體、宏觀的研究。可以說“該書是近年來書院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創獲之一，也是人們認識書院文化最佳讀物之一”。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民國社會教育研究》的作者楊才林認為，社會教育是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相對應的教育形式，對個體實現社會化，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本書探究了民國時期新式學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襲;教育不脫科舉精神;學問不求實用，畢業即失業;新式教育都市化，對鄉村無所增益。”16那么，為了培養“新民”，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會團體推進社會教育三十多年，其間開創了哪些事業?經歷了怎樣的曲折?成效如何?本書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與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從癘風到麻風:一種疾病的社會文化史》是一部值得關注的疾病醫療史和社會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將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給一直以來為歐洲經驗所左右的現代化敘事提供有益的替代，從而實現中西學術的對話。梁著出版后，凱博文(ArthurKleeinman)、艾爾曼(BenjaminA．Elman)、班凱樂(CarolBenedict)等著名學者紛紛為其撰寫書評，刊登在不同領域的權威雜志上。楊璐瑋和余新忠結合已有評論“將該書置于中國的學術背景下，對其中一些內容予以重點介紹和評論，藉此彰顯該書的價值、意義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并進而就如何書寫中國的疾病史問題作一探討”。除專著外，五年來出版了一些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編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編的系列社會文化史學術輯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別研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社會生活探索》《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和劉永華主編的《社會文化史讀本》等。《婚姻·家庭·性別研究》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錄用研究性學術論文的篇幅長短不限，比如第二輯收錄的《十七年“家務勞動”話語研究》一文約有15萬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在已經出版的4輯當中，共收集了20篇學術論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后的社會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紀最初12年的婚姻問題。本書旨在推進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為今天和未來的生活提供借鑒和啟發，鼓勵人們去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和《社會生活探索》均屬于交叉學科學術輯刊。為博采眾長，進行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組織了系列學術講座和沙龍活動，邀請歷史學、倫理學、文學、社會學、法學、教育學等多位學界精英進行講座，并將講座內容整理為《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想交匯》進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對社會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時，作者認為社會生活就是一個應該從多學科視角，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綜合探討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具體領域，基于這樣的理念，編寫了《社會生活探索》系列輯刊。《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的內容主要是共和國成立后中國普通百姓與基層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該書以“訪談錄”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為編者認為:“訪談錄和口述史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這四輯訪談錄主要包括:有關農業合作化運動，醫療衛生制度，“”時期家庭政治化，個體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區婚姻文化變革，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婚姻、家庭、娛樂等文化變革的采訪。隨著時間的推移，訪談錄的史料價值會越發的突顯。劉永華認為，“社會文化史不同于社會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這種方法強調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應結合社會史分析和文化史詮釋。”基于這樣的認識，編寫了《社會文化史讀本》，該書按主題分成五編，即認同、神明信仰、宗教儀式、歷史記憶、感知和空間及其他，基本涵蓋了社會文化史的重要論題。為便于讀者全面地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領域與研究進展，編者特地編輯了“延伸閱讀”論著目錄，并作了簡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學者入門的必備讀本。

二、新層面的理論探索

1.注重理論的本土化探索針對目前學界將西方“新文化史”與中國社會文化史相混淆，或者偏重于借鑒西方“新文化史”而忽視中國本土社會文化史發展脈絡的現象，李長莉撰文對中國社會文化史的興起與發展、中國社會文化史與西方“社會文化史”的異同等幾個方面進行了提煉和概括，并大膽預測了社會文化史未來發展的大致趨勢。而羅檢秋的研究除了對中國社會文化史進行回顧外，對歐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現狀和問題也進行了進一步剖析，并從本土史學的發展角度出發，提出20世紀初年中國“新史學”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對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鑒意義。禮俗互動是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的特色。劉志琴指出，社會文化本身融通物質生活、社會習俗和精神氣象，從上層和下層、觀念與生活的互動中，揭示社會和文化的特質。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從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國人思維的特征。傳統中國為禮俗社會，禮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禮中有俗，俗中有禮，禮和俗相互依存，雙向地增強了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滲透。從這一視角出發，劉文揭示了要從本土資源中來建構社會文化史理論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注重研究方法的反思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文化史理論探索的關鍵。社會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這些社會生活變化的情況描繪出來，研究社會文化史一定要從“生活”層面上升到“文化”層面，而不能僅僅局限描述社會“生活”現象的低淺層面。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點，是關注于這些生活現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義，既要研究社會生活，還要研究其背后隱藏的社會觀念，特別關注社會生活與觀念之間的互動。社會文化史以生活為中心，要發掘另一個中國形形色色的民眾生活，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學科的前沿。梁景和通過對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幾對重要概念的辨析，論述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在這樣的一些問題意識下對社會文化史的發展進行了理論思考，指出社會文化史研究要有一個辯證的眼光，如對常態與動態、碎片與整合的辯證理解;要了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對真實與建構的研究;要抓住當今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側面，如對常態與動態的研究等等，通過對概念的辨析力圖厘清一些模糊認識，以對社會文化史研究產生一些共識。由于社會文化史關注下層，注重大眾文化的研究，致使“碎片化”問題嚴重。李長莉在《“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中，對微觀研究、“碎片化”與新興史學的伴生關系進行了論述，闡述了“碎片化”癥結與新興史學方法論困境的問題。重點論述了矯正“碎片化”的方法論路徑“實證”與“建構”這一主題，并從四個方面闡述了實踐這一主旨的學術路徑，指出“我們需要不斷探索適于新興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推進社會史與社會文化史的深入發展”。

3.注重拓展新的研究領域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可以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另辟蹊徑。梁景和和常建華在這方面做了新的努力，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打開了新局面。梁景和在《生活質量: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新維度》一文中，提出把生活質量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新維度，并對生活質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質量的價值、內容和問題等作了全面的論述，詳細介紹了宏觀微觀、綜合解析、感受想象等六種研究生活質量的具體方法，并指出這些“研究方法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辯證聯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在運用上可能是多維交叉同步進行的。我們對生活質量的理解和認識要具有這樣的辯證分析態度”。日常生活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常建華撰文闡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指出日常生活應當成為文化史、社會史、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基礎。雖然中國社會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觀照下反思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也應把日常生活史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礎。

三、結語

以上從近五年來的學術活動、學術著作和理論探索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反映了五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現狀，透視出這幾年社會文化史熾盛與深入的發展態勢。可以看到，這一階段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注重國際交流，在研究內容上，婚姻家庭、女性性倫、教育醫療、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國家與社會等等，依然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在研究方法上，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顯;在研究時間上，研究時段的后移現象突出，部分大膽的研究者已經將研究時段推演到2012年;在史料運用上，呈現多元豐富的特點。同時，有關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索仍是重中之重，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在深入發展的情狀下，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顯而易見的學術局限:其一，理論研究和實踐的對接不夠。在實際的社會文化史研究中，怎樣把理論探索與專題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還要做進一步艱辛的努力。其二，學術研究的重鎮寥寥無幾。在國內應當有更多的學術團隊來從事社會文化史的學術研究，現在看來，這樣的學術團隊數量還比較少，這與社會文化史研究蓬勃快速的發展不成正比。其三，以往談及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以及典范的研究專著等問題還未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需要進一步下功夫而有所建樹。總之，五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成績與問題并存，希望在未來的若干時間內，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能夠出現更為令人興奮和欣慰的新氣象。

作者：梁景和武嬋單位：首都師范大學